西川：一位大于经典作家的作家，一座“满是妖魔的城市”｜米沃什逝世20周年

西川 文

据波兰诗人皮奥托·索莫尔（Piotr Sommer）说，许多居住在波兰的波兰诗人认为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籍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算不得波兰诗人，他更是一位西方诗人，或美国诗人。这种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德国人对君特·格拉斯的看法，认为格拉斯的德语不能代表德语的最高水平，也让人回忆起高行健获奖时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反应，认为中国国内不乏更出色的作家。但是，对米沃什的赞誉，至少在中国和北美，如今似乎越来越一致（正像在对其它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一样）。1978年米沃什在美国获得由《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一般认为该奖是小诺贝尔奖）时，约瑟夫·布罗茨基称赞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1（米沃什反过来也是布罗茨基的崇拜者）。伟大不伟大，有时是一句空话，但布罗茨基做此赞美，乃是基于他对米沃什的认识、他对二十世纪诗歌的认识、他对“伟大”一词的理解，和他的历史意识。当然这其中也有他对米沃什的友谊。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与米沃什的关系赶不上布罗茨基与米沃什密切，2001年12月他在为《纽约时报书评》写的一篇文章中称米沃什是“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但令我们琢磨不透的巨人”，这或许能够代表一部分美国作家和诗人对米沃什的看法。米沃什在美国的成功确定无疑，但无论是波兰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若据此认为他就变成了美国诗人，恐怕不妥。他本人当然不会同意，至少他一生都在使用波兰语写作。

在《米沃什辞典》这部回忆录中，他承认他是西方文化的追慕者。在谈到二十世纪初东欧一些国家的诗歌写作时，他说：“我不好意思承认，我们这些国家主要是模仿西方。”2这听起来完全是文化势利眼的意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民族文化习惯，还有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但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原因？批评家伊瓦·伊瓦斯克（Ivar Ivask）曾经谈到过东部欧洲与西部欧洲的不同，他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时代‘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不能保持’，但是在东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中心，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也称不上，所以事物无需瓦解，而是一直围绕着一个空空的或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中心，以一种奇怪的、离心的方式旋转。”3这种情况大概我们这些没有到过东欧的人不太容易理解。但可以理解的是共产党波兰的意识形态气候。在米沃什的亲西方主义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951年他从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文化参赞任上出走，从而与波兰政府决裂，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应该是他亲西方的逻辑结果。而这正是为某些一直生活在波兰的波兰作家所反感的，认为他没能与波兰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因而他不能理解波兰人民的政治选择。不过，波兰作家们应该了解，米沃什心里始终装着波兰，装着他的家乡——立陶宛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为什么那个毫无防御的、纯洁得像一个被遗忘的 / 结婚项圈一样的城市不断呈现在我面前？”（《没有名字的城市》）4——这使他对西方生活经常做出波兰式的反应。在他的《一次演讲》这首诗中，米沃什回忆起法国诗人瓦雷里的一次演讲和他自己听演讲时的心态：瓦雷里讨论着“审美经验的持久特征，它确保了艺术的永恒的吸引力”。但是，坐在听众席上的米沃什却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的处境：

好像正是为了回应波兰国内对他的批评，他在回忆录中针锋相对地对波兰青年一代诗人提出了指责：“对于那些1989年之后开始为西方出版市场写作的波兰作家，我无法抱以好感。对于那些模仿美国诗歌的青年诗人我也是一样的态度。我和整个‘波兰派’（Polish School）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心里装着我们的历史经验。”6

二

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很大一部分得自他的家乡维尔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米沃什诗歌中的地理和意识形态因素。维尔诺是波兰语的叫法，立陶宛语称维尔纽斯，意第绪语称维尔内，俄国人过去称之为维尔纳。维尔诺曾经属于沙皇俄国，曾经属于波兰，属于立陶宛大公国，属于苏联，现为立陶宛首都。该城始建于十世纪，一直是波兰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混居的地方。米沃什虽然生于基日达尼，但他是在维尔诺长大和受的教育。他在小说《故土》中说，他了解城中的每一块石头。城里有几十座犹太教堂和四十座天主教教堂。城市的周围绵延着山岭。老城的中心是一座小山丘。城市上空凝聚的云朵犹如城中的巴洛克建筑。米沃什曾先后在巴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居住过，但是说到城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维尔诺。是维尔诺建构了他有关城市的观念。在他的诺贝尔奖受奖辞中，他谈到过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城市里“有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一种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7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长大成人，这为他后来的写作和政治态度埋下了伏笔。米沃什不仅熟悉他那个时代的维尔诺，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维尔诺：在密茨凯维支时期，维尔诺是波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在1939年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先后入侵波兰之前，它也是波兰的文化首都。此外，它还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米沃什认为，说波兰语的维尔诺社会其实是波兰庄园文化的延伸部分，因此，作为一个出身于乡绅家庭的庄园少爷（他个人的经济情况在维尔诺时期和巴黎时期都不好），在他对维尔诺的忠诚里，看来也包含着他对后来在共产党波兰消失了的旧时代的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的怀想。

但是维尔诺带给米沃什的不仅是美好，更重要的是，它赋予米沃什以强大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不是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就是死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这在他的回忆录里有集中的反映。可以说死亡对于米沃什如同家常便饭一般，他因此才会在诗里说：“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逃离》）死亡和发生在波兰、东欧、苏联的事，把米沃什塑造成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激情”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一般不会被看好。读者和批评家一般会追究一个诗人的情感表达是否动人，其诗歌的音乐性、意象、结构是否精彩，但米沃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使他成为诗人中的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自1951年开始，米沃什在法国流亡了十年（然后去了美国）。法国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瓦对苏联的赞颂和对苏联社会真实情况的掩盖，令米沃什愤愤不已。由于他在波兰和在法国的经历，这个早年政治上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右派，并且称左派为“乌合之众”。有意思的是，他认为自己恰恰是在踏上流亡之途之后，才开始了共产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写作。

可能有两个因素强化了米沃什与维尔诺的关系。一个是他的流亡：距离使得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自己的身份感；距离滤除了他与维尔诺的日常纠缠，使得维尔诺更容易进入书写。远景中的城市或许比近在眼前的事务更适于被观看。想想但丁与佛罗伦萨的关系，这个问题便很好理解。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米沃什心里装着维尔诺，并不等于国人所说的“怀乡病”，即使米沃什在流亡中思念家乡，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克制住了自己的乡愁，从而避免了对于家乡的美化。这样，他便赋予了维尔诺以更大的历史想象、道德想象和形而上想象的空间。维尔诺一方面担当起米沃什想象和思考的对象的角色，另一方面成为他面对西方社会生活时所不可或缺的他者。俄国批评家托玛斯·温克罗瓦（Tomas Venclova）曾经指出：“维尔纽斯和立陶宛诸省份以一种唤起的力量出现在（米沃什的）诗歌中，就像马丹维尔和贡布雷出现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8强化了米沃什与维尔诺的关系的第二个因素，大概是波兰人对历史的屈辱感。二战时期德国曾有人将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德国人杀起波兰人或斯拉夫人来就像处理次等人类。布罗茨基谈起这个问题仿佛感同身受：“人们或许会称米沃什所受到的教育为标准的东欧教育，其中包括人们所知道的大屠杀。”9这种历史的屈辱感不时涌入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他写道：

在帝国的阴影里，穿着古老斯拉夫人的长内裤，

你最好学会喜欢你的羞耻因为它会跟你在一起。

它不会走掉即使你改换了国家和姓名。

可悲地耻于失败。耻于供宰割的心。

耻于献媚的热忱。耻于机巧的伪装。

耻于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当柴烧的树木。

……

你时刻受到屈辱，憎恨外国人。

米沃什说：“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二十世纪的‘黑暗中心’。我不知道怎样一般地谈诗。我谈诗，必然会谈到它与特定时空环境的关系。”11或许基于这一点，在讨论米沃什或与之相似的诗人时，我们可以置新批评要求删除诗人历史经验的理论于不顾。细读式批评对于某些经典作家是有效的，但米沃什在当前，不完全是一位经典作家，或者说他是一位大于经典作家的作家，有待历史的遗忘将他缩小为一位经典作家。

三

从欧洲启蒙时代以来，梦想成为“世界主义者”便是许多文人的精神乐趣所在，世界主义似乎成了某种文明的标签，它与民族主义相对立。但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一个人既不是世界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在回忆录中，米沃什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12但就在同一本回忆录中，他也批评了波兰小说家和小品文作家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Stefan Kisielewski）的民族主义：“基谢尔总是以一身逗笑人、一身小丑的打扮出现，但说到底，他内心里却隐藏着一个充满波兰中心论的偏见的知识分子。”13米沃什了解基谢尔的爱国主义，但是他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坏词，它通常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将民族利益、民族价值观置于诸多利益、诸多价值观的首位，但有时它也与强烈的自我中心和排外情感搅浑在一起，从而不能与多元民族文化相兼容。有时它也可以用以掩饰民族自卑感。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或者说民族主义降落到文明基线以下时，便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纳粹德国是一个我们很容易想到的例子。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米沃什虽然始终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看不惯西蒙娜·德·波夫瓦所代表的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的习气，不能接受“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但他也不认同盛行于美国诗歌界的地方主义。美国的地方主义诗歌以罗伯特·弗罗斯特为代表。米沃什一方面承认弗罗斯特具有强大的才智、非凡的理解力，另一方面又认为后者的地方主义是装出来的，是基于“要做一位伟大诗人”的强烈愿望，是基于对美国诗歌听众和读者对诗歌的预期所做出的判断。说穿了，这样的诗歌具有欺骗性。14美国是一个大国，可历史不长，社会生活兼具开放性和封闭性，是流行文化的天堂，其公众的道德感往往遮蔽了他们智力上的浅薄，而其精英文学的自信心只是到二十世纪初才在爱默生、惠特曼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国家成了米沃什后半生的流亡之地。而米沃什则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国家不算大，国力不算强，有时自以为是，有时被人宰割，但其文化资源丰富。因此米沃什的历史经验、道德准则、审美倾向都要求他既反对世界主义，也反对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主义。

那么，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米沃什自己的文学主题是什么？此一问题看似一目了然，因为作为一名流亡者，他的作品肯定是向回看的，肯定少不了对专制制度的谴责。但如果以此为米沃什的写作主题，我们是否便简化了一位复杂而深刻的诗人。在《米沃什辞典》中，他提到一位名叫莱奥波德·泰尔曼（Leopold Tyrmand）的人。此人流亡在美国，以谴责专制为己任，但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端保守派。而米沃什在用几本书（如《被禁锢的头脑》、《对权力的攫取》等）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之后，便再未继续往前走。他深知自己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把一切噩梦化为自己的写作资源，并与噩梦本身保持距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米沃什就变成了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讲究“拯救”的天主教徒？或一位玛拉美式的象征主义者？或一个把“历史”理解为“时间”的人？一个形而上的人？不错，米沃什的确在维尔诺的上空发现或建造了一座斯威登堡式的天堂，他也的确称赞过波兰诗人伯莱斯瓦夫·莱什米安（Boleslaw Lesmian）的诗歌想象被其自身的美所救赎，但是，正如厄普代克所说，米沃什是一位“扎根于自己的存在状态的诗人”15。他的存在状态也就是他所理解的人类的生存状态。他说：“人类是用文明废墟中的残留物来建构诗歌的。”他特别称赞T.S.艾略特的作诗法：“他用不可能性、匮乏和废墟来建构诗歌。”他也写到过“时间”，但那不是玛拉美或博尔赫斯的“时间”；他要“探查那使时间屈服的法律”，他说：“时间在我们的头顶狂风似地怒号。”不过，无论是时间，还是废墟，还是拯救，还是谴责，恐怕都担当不起米沃什诗歌、散文统摄全局的主题，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和他对神学、哲学的兴趣都要求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关照历史和人生。人们对米沃什的文学主题有过种种概括，其中，美国教授路易斯·埃瑞巴恩（Louis Iribarne）指出：“米沃什的伟大主题是，用‘人性的东西’填满宇宙。”16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并且，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可能导致米沃什缩水。仅米沃什用英文出版的著作（包括诗集、小说、思想论文、文论、日记、翻译等）就有二十来部，其主题是多重的。那么，在米沃什的多重主题中是否存在一个核心？或许米沃什的老朋友布罗茨基对他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布罗茨基说米沃什多重主题的核心是：“一个人无能抓住他的经验，他和他的经验之间越是被时间所隔绝，他越是不能理解他的经验，认识到这一点令人无法忍受。”17或许惟其无法抓住，他才要努力抓住，在此过程中，他向我们呈现了我们的生存处境。这一处境我们越是不能理解，它的悲剧性越强。而在这一点上，米沃什超越了作为回忆者、谴责者的米沃什。

四

要满足这样的主题的表达，需要怎样的语言，怎样的风格？米沃什一生都是用波兰语来写作他的诗歌。对于他这样一个选择，我们会习惯性地将之理解为诗人的爱国主义。的确，这里面包含着米沃什对波兰的爱、对故乡维尔诺的忠诚，但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一个身在美国的外国诗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意味着选择了边缘，选择了默默无闻。但是他说：“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波兰语是一个小语种，中国以出版语言辞书著称的商务印书馆甚至从未出版过波兰语辞典。可以想见，波兰语在美国的处境即使好一些也好不到哪里去。米沃什曾经感叹不懂波兰语的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密茨凯维支在波兰被尊为伟大的诗人。尽管如此，米沃什还是选择了波兰语作为其诗歌的第一语言，这其中可能蕴含着一种观点，即一个诗人只能选择一种语言，他和该语言之间存在一种命定的关系。比较而言，小说家要自由得多，无论是康拉德（波兰人）还是纳博科夫（俄国人），都变成了伟大的英语作家。诗人当中能讲多种语言的也不乏其人：近的有布罗茨基，他用英语写出的散文相当精彩，但写诗，他还是用俄语；远的有但丁、彼特拉克，使他们永垂不朽的是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语。当然，一位诗人选择使用一种语言，并不妨碍他向这种语言引入异质因素，博尔赫斯便向西班牙语引入了英语。

中国诗人使用中文写作，不存在太多的道德和技术问题，因为一来，中国诗人几乎清一色为单语写作，二来，中文是一种如此丰富的语言，古汉语为现代汉语保存了诸多可能性（尽管在当代它不可避免地需要被调试，被刷新）。但是波兰语的情况与中文的情况非常不同。为了达到其写作的理想状态，米沃什无法停留在对波兰语的一味赞美上，甚至连道德上的赞美也是困难的。在《没有名字的城市》这组诗的终篇《我忠实的母语》中，米沃什感慨道：

现在，我承认我的疑虑。

有时我觉得我浪费了自己的一生。

因为你是低贱者的、无理智者的

语言，他们憎恨自己

甚至超过憎恨其他民族；

是一种告密者的语言，

是一种因自己天真

但这还是该语言的表面现象，如果我们稍微探究一下蕴含在这表面现象背后的意味，我们就能掂量出米沃什所面临的困难：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能表达日常生活却不能表达历史生活的可能性、对思想的无能、对悲剧的漠然，等等。此外波兰语就像其它斯拉夫语，特别是俄语一样，与邻近的西方相隔绝。米沃什在其哈佛大学系列讲座《诗的见证》中曾引述俄国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的观点，谈到俄罗斯的不幸。费多托夫“将所有俄罗斯不幸的根源归结为选择了斯拉夫语作为教会语言，而没有采用本来在东方可以成为与西方通用的拉丁文并驾齐驱的希腊文，于是俄罗斯长期处于孤立自守的状态，直到它突然发现了西方思想，但已为时太晚。”19这就引出一个致命的问题：波兰诗人使用同样属于斯拉夫语族的波兰语，能否成就伟大的诗篇？路易斯·埃瑞巴恩形容米沃什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既是东方人也是西方人，既是过去的人也是现在的人，既是孩子也是先知，既是雅各也是赞美诗的作者。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适合这样一个人来使用？

波兰语言的问题，据米沃什看来，最要命的，是它惊人地缺乏哲学表达方式，这种缺乏使得用波兰语进行智力谈话成为一种挑战，需要高超的杂技功夫。此外，波兰语不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它缺少准确性和规则。米沃什的朋友、为米兰·昆德拉所特别称赏的波兰小说家贡布罗维奇曾经感叹：“我们用法语说话就准确，一旦我们改用波兰语，我们就变得模糊起来。”缺少准确性和规则可能是斯拉夫语言的通病。不过米沃什倒也从这种不足中发现了新的可能性：其不确定性或许可以被用来增加语言的柔韧度。本文作者并不懂波兰语，这里只能罗列出米沃什和其他人对波兰语的看法。但如上麻烦不仅是米沃什的麻烦，这大概也是密茨凯维支的麻烦。而密茨凯维支对波兰诗歌史的重新书写和对波兰语言的改造，看来鼓舞了米沃什。他力图使波兰语适合自己对另一个欧洲的描述和思索，尽管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所能做的工作的有限性。他说：“既然我用语言工作，我明白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能被跨越的。我期望参与到世界文学中来，不过我却受制于我的前辈介绍给波兰语言的东西，尽管我自己对它做出了微薄的贡献。”20

米沃什深知波兰语言和其它西方语言的不对等性，这一点在翻译中尤能见出。他曾以差劲的波德莱尔波兰语译文为例，指出波兰语和法语这两种语言发展的不均衡。他也曾感叹亨利·米勒的作品无法被有效地翻译成波兰文，因为波兰文缺乏翻译米勒的相应词汇。米沃什一生注重文学翻译，他曾花很长时间翻译了波德莱尔的《阳台》和他的美术评论，二战中他翻译过法国理论家雅克·马利坦的著作，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他还把大量的美国当代诗歌翻译成波兰语，以期改变战后波兰文学界的灰暗气氛。这大概就是他自言对波兰语做出的“微薄贡献”的一部分。对任何一种语言来说，该语言的发展都离不开翻译的贡献。回到埃兹拉·庞德那句老话：“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就是一个的伟大的翻译时代。”即使那些追求“纯正”语言的人，也无法否认翻译对“纯正”语言的间接影响。在这方面，近在眼前的中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米沃什不仅从事法语译波兰语、英语译波兰语，自他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也将许多波兰诗歌翻译成了英语。在他用英语出版的著作中也包括《战后波兰诗选》、《日比格涅夫·赫伯特诗选》（与人合译）、《亚历山大·瓦特地中海诗选》等。从这里我们是否也能看出米沃什对波兰和波兰语言的忠诚？

五

维尔诺、大屠杀、波兰、波兰语，米沃什与这一切的关系之深决定了他诗歌中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封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这种封闭性并不完全属于米沃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与其他东欧诗人分享了这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同样见于波兰的维斯瓦娃·申博尔斯卡、日比格涅夫·赫伯特、捷克的雅罗斯拉夫·赫鲁伯、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塞尔维亚的伐斯科·波帕、原东德的萨拉·基尔施，以及一些俄国诗人，以及自塞尔维亚移民美国的查尔斯·西密克等人的诗歌。东欧诗歌的封闭性不同于受制于岛屿意识的英国当代诗歌的封闭性（尽管英国当代诗歌对东欧诗歌有所借鉴），作用于前者的主要是历史记忆、天主教和患上了幽闭症的东欧共产主义。这使得东欧诗歌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诗歌版图上呈现出与开放的法国、西班牙、拉丁美洲、美国等地诗歌截然不同的色彩。所谓东欧诗歌的封闭性，是指它的向回看、向内看、寓言化和沉思特征；它不可避免的沉重有时发展到沉闷。这样的诗歌注重道德问题、历史问题胜过注重形式问题。形式问题对于东欧诗人来说大概过于奢侈，尽管它并非不重要。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米沃什谈到：“对每一位当代诗人来说，波罗的海人的问题比风格、格律和隐喻重要得多。”21可能基于如此认识，他又在《诗的艺术？》中强调：“诗歌的本质有些粗鄙。”22米沃什虽是一位封闭的诗人，但他对“粗鄙”的理解使他得以欣赏惠特曼的“开放”。但是，非常有趣，在欣赏惠特曼的“开放”的同时，他又坚决地反对“开放”的现代主义诗歌。查尔斯·西密克指出：“米沃什警觉于二十世纪的各种社会风潮，这些风潮指示了诗人的否定倾向。他反对现代主义的许多化身，反对现代主义者在语言上的实验、对过去文学的反抗、对中产阶级和普通大众的嫌恶，还反对他们的信条，即人生来就要受苦受难，因为人生没有基本的意义。”23这是米沃什的“后现代主义”吗？我们知道，米沃什热爱美国诗人、T.S.艾略特的竞争对手之一罗宾逊·杰佛斯，认为后者在表达哲学思想上的直截了当和散漫的长句子有后现代主义色彩。这是他理解的“后现代主义”。从这里，我们又看出了米沃什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或许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因而令人望而生畏。于是便有胆大的人站出来指出他的毛病。台湾诗人杜国清在其《米洛舒诗选》短短的《译者后记》中说：“他的诗也有不少英美现代诗中为人诟病的晦涩，尤其是吊书袋以及表现过于个人的特殊经验，因此，典故、地名、人名等等，往往成为读者理解上的一大障碍。”24我们得感谢杜国清教授说出了诗歌小读者们的心声。巧的是米沃什好像了解这样的心声，在回忆录中，他曾提及人们不理解他何以获得诺贝尔奖。

瑞典皇家学院的拉尔斯·吉伦斯坦教授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说：“强烈的情感，还加上严格的训练和确切无误的洞察力，使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他还提到米沃什的宽容精神、人道主义、自我克制、禁欲主义、英雄气概，但这一切溢美之词虽然无不正确，却好像都没能抓住米沃什及其诗歌的要紧之处。也就是说，这一切溢美之词都没能解释清楚米沃什的诗歌何以与众不同。关于他的诗歌，厄普代克的看法是：“（它们）以一种被监视着的、沉默寡言的声音，触及到了那些战争年月。他的回忆是粗略的，他的暗示是隐约的。”25一般说来，米沃什语言平实，但如果只有平实，他便流于一般。而米沃什平衡平实语言的方法是求助于雄辩。雄辩需要观念、思想这类很难入诗，甚至难以卒读的东西。查尔斯·西密克注意到，米沃什为使自己的诗歌对称于自己的历史记忆，而使自己的诗歌一反常态地具有观念性。大多数诗人在写作中竭力寻求意象、象征和隐喻的魔法，但“米沃什却是个例外。他的诗中观念越多，读起来越趣味盎然。”26而且，他好像在“写诗发言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想要说什么。”这全是诗歌写作的大忌，是平庸的诗人们所不敢一试的违反写作金科玉律的冒险。如果米沃什是一位单纯的抒情诗人，那么大量运用观念的结果肯定是彻底失败。幸亏他称自己是一座“满是妖魔的城市”。这样一座“城市”需要哲学和宗教的读解，需要西蒙娜·薇依和列夫·舍斯托夫的启迪。对米沃什来讲，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实验的抒情诗，都无法满足他的智力需求和他对历史经验的表达的需要。他需要一种混合的风格，能够同时容纳思想、说教、叙事与抒情。美国批评家唐纳德·戴维据此专门著有一部名为《米沃什与抒情诗的不足》的著作，由田纳西大学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

米沃什的爱好者们大多知道他写有一首名为《礼物》的诗。这首诗写于1971年，这一年他60岁，距他在巴黎离职出走已经二十年，他在美国也已生活了十年。写这首诗时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还要再活上几十个年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写得早了点。诗是这样写的：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是同样的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一首平静，安祥，单纯，从容，自足，甚至快乐的诗，大师味十足。作者好像历尽沧桑，终于抵达了内心一方净土。这时他已可以暂时抛却记忆，专注于当下和眼前的事物；他已可以否认自己身上的痛苦。这意味着他已经将记忆和痛苦安排妥当，获得了一用平实、冲虚、清淡之风格的资格，而他惯用的雄辩的武器似已收仓入库。到这首诗的最后一行，诗人“直起腰来”，仿佛巨大的历史跨度业已被跨越。但他望见海与帆，把视野从眼前推向远方，仿佛有所暗示，意蕴多多——那是不是尤利西斯的漫长的旅程？因此，这不是一首孤立的诗，对它的阅读必须在米沃什的整个经验背景、精神背景下展开，否则无法达成有效的阅读。而在包围着这首诗的诸多声音中，有一个声音始终在说：“没有影子的东西没有力量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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