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脏话说起：日常语言中的性别偏见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4月前

/对谈嘉宾：笑竹爸，清华全职爸爸/

“如果你想羞辱一个女性，就骂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个男性，就骂他是个女人。”

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下意识的称呼语和脏话占据相当的比例。语言学家们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从最简短的字词到最广泛的会话，语言的每个角落几乎都与性别有关。汉语也不例外。长期以来，这些性别偏见在语言使用中相当隐蔽，且不太被在意，甚至人们可能还会觉得，“语言的作用远不如更具体的自由实现形式和压迫手段”。直到近几十年间，它才日渐引起注意。

那么，为什么是“脏话”？作为正统语言使用的边缘，脏话时常被认为是某种挑战权威、乃至冲破常规的实践。它看似不受强制干预，但为何在这样的语言使用中，仍然出现了性别先行的迹象？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多数脏话都与性和女性有关？

《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美] 阿曼达·蒙特尔著，李辛译，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6月。

在近日出版的《语言恶女》中，美国语言学家阿曼达·蒙特尔（Amanda Montell）尝试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以英语为例，她通过考察语言的使用历史发现，如今使用的大多数“辱女词汇”在出现初期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

不只是英语，实际上语言本身并没有“天生”的偏见，只是语言的使用者集体同意以一种强化性别偏见的方式使用着它。

脏话之外，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日常生活中多数时候的语言支配并非借由脏话实现。它指向的是一种更广义的女性言说方式。说话中穿插“嗯”“啊”、经常说“不好意思”以及频繁在句尾用升调都会被指责“不够坚定自信”。当没有男性在场时，女性间的对话被认为是无意义的闲聊八卦。部分男性有时则会通过打断、或使用“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但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在蒙特尔看来，在女性获得发声的权利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语言支配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生。

蒙特尔认为，并非每个人都要成为语言学的学者，但了解这些“言语迫害”，并学会使用“不合适”的说话方式和词汇，正是女性主义的最小实践。下一次面对质疑，或有人对我们使用性别歧视语言时，就能清楚知道对方的动机。语言，可以成为讨论更大的性别平等议题的契机。

“他x的”：

为什么很多脏话都和女性有关？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在鲁迅于1927年撰写的杂文《论“他妈的”》中，这三个字提炼了汉语中几乎最常被使用的脏话。它省去了其中的动词和名词，并且转换为第三人称，其背后隐含的意思是“我与你母亲发生性关系”。短短三个字囊括了脏话中最为常见的几大主题：性、女性和长辈。无怪乎称得上是“国骂”。

这些特点并非只在汉语脏话中出现。语言学家们认为，父权制度下使用的任何语言都是如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曾进行过一项关于性别羞辱词汇的调研，发现有关女性的俚语中有90%是贬义，而有关男性的只有46%是贬义。其中大多也与所谓的“女性特质”相关。与汉语中的“娘”语义类似的是，“woman”（女）一词本身也自带嘲讽意味。该调研同时还注意到，即便是一系列形容女性的“褒义”词，大多也是基于“性”。

/纪录片《脏话史》剧照/

为什么女性和性会成为不同语言脏话中的核心内容？在阿曼达·蒙特尔看来，脏话中带有性暗示并不奇怪，“女人即性对象”是父权制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之一。在这套观念体系中，女性的个人欲望和性自由意志本身就是坏的。但这种观念并非从来就如此，它和人类历史的进程深度捆绑。在智人时期的游牧阶段，男人和女人都曾有多个性伴侣。随着人类停止迁徙，男性为了确认自己的孩子是谁以便传承土地，女性的性自由才遭到集体性的抨击。与之相对，用来形容女性的词语也在语言使用历史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词义转贬”。比如英语中的“cunt”最初只是指女性的外生殖器，如今却几乎成了最具侮辱性的表达。

如果只是性暗示，或许还不足以达到如此程度的侮辱意味。在暗示并反复强化“以男性为性主体”的语言文化中，性不再是纯粹的生理行为，而是映射权力不对等的场所。台湾学者林芳玫曾深入研究过“干”等词语在中文语境下的内涵。她注意到这类词描述的是男性主导下的纳入式性行为，是男性作为主动一方对女性所做的事。这既不同于中立的“性交”，更谈不上带有情感积极意味的“做爱”。本质上“干”是通过性比喻个体间的宰制关系，目的在于欺压和侵占。我们还能想象出，如果用“包裹”“容纳”等词语描述性行为，与之相关的世界会有多大的不同吗？

落到具体语境，影射女性和性的脏话看似并不是在攻击某个具体的女性，而是面向对话中的另一方。但为何不在场的女性却会被拉入交锋的中心？台湾学者蔡珮认为，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的贞操被视作父权重要的私有物，甚至关乎家族血统纯正与否的尊严，如果家中的母系长辈被他人侵占，则意味着父权的被夺权。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能与对方的母系长辈发生性关系，还意味着在辈分体系中算作对方的父辈，这种辈分变动也直指对个体身份的贬低。这套推演只有在父权制文化下，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侮辱意味。

尽管这些脏话带有明显的“厌女”倾向，但实际生活中，使用它们的女性其实不在少数。为什么女性也会使用这些脏话来攻讦？

阿曼达·蒙特尔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猜测。她认为这一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理论上讲，这原本是件好事。但问题在于，这通常给男性更多表达的空间，让他们将自认为合理的隐喻加入文化的集体表述中。“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

/纪录片《脏话史》剧照/

我们大概很难接受，女性是因为善于倾听而成了被压制的一方。一个更加合理的推测也许是，女性说这些脏话时的动机和男性是不同的。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者凯伦·斯特普莱顿（Karyn Stapleton）曾做过一项调查，研究男性和女性说脏话的习惯。研究发现，大约一半的男性受访者称他们说脏话是为了符合“社会期待”，因为在男性群体中，说脏话被默认为是“正常”的。而大部分女性则表示，说脏话是显示个性的方式，因为这在女性群体中被认为是“反常”的。也就是说，说脏话是她们自定义女性气质的一种方式。且囿于社会对女性的“淑女规训”，女性只有在关系亲近的群体中才敢“自由”地说脏话，这也成为女性群体间表示友爱的方式。而在男性之间并非如此。

在语言学家们看来，这往往意味着一个词语经历“收复再定义”的开端。正如鲁迅在文末描述乡间父子吃饭的画面：

儿子指一碗菜向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

那父亲回答说：“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

在这里，“妈的”似乎已经成为时兴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这并非是要重写所有脏话的用词规则，而是提请我们不断思考，当这些脏话脱口而出时，我们希望传达的信息究竟是什么。

“让她说话”：

语言如何成了控制的工具？

在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候的语言支配行为并非借由脏话发生。3月下旬，获得多个奖项的电影《坠落的审判》曾在北京大学举办中国首映礼，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专程来到现场。放映结束后，主持人陈铭因多次在会场长篇论述个人观点，遭到现场观众喊话“让导演多说”。放映礼上的相关细节也在社交媒体引发持续讨论。也许时至今日，依然还会有网友不解为何这样的行为会引发如此激烈的不满，觉得他不过是试图分享自己的看法而已。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坠落的审判》剧照/

阿曼达·蒙特尔在书中提到另一起与之相似的案例。早在2008年，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就在文章中回忆称，曾有一位男性在一次聚会上喋喋不休向她解释一本历史书中的内容，索尔尼特甚至没有机会插话告诉他，这本书其实是她写的。不久后，陆续有网友使用“mansplain”（男性说教）评论此事，该词也成为当年的年度热词。这个词在英语世界也是新造词，它描述了一个很多女性都曾经历过、但一度无法明言的场面。

但当该词条出现在由网民提供释义的页面时，投票最高的释义却是：“男人向女人解释某件事，却因此受到指责。” 多年之后，这条释义与今时今日放映礼引发的部分男性的困惑遥相呼应。正如阿曼达·蒙特尔所说，这些共同印证了一件事——“女性，以及所有受压迫群体，是有能力想出新词来表达曾经无法明言的经历的，但有时反对的声音往往大得盖过了进步的声音”。

不只如此，阿曼达·蒙特尔还注意到，近年来类似的语言支配行为只增不减。以男性常年占据绝对比例的庭审现场为例，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女性法官更多，女性发言就更容易被听到。但事实是，1990年，当奥康纳是法官席上的唯一女性时，女性发言被打断的次数占比是35.7%；2002年，当金斯伯格加入，庭审席拥有两位女性时，这一数字升至45.3%；2015年，当三位女性入座后，这一数字则达到65.9%。这再次印证，打断发言的背后很大程度出自性别动因，而与资历、经验等无关。

那么，“让她说话”就意味着改变吗？也不尽然。一名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无数次面对外界的质疑，认为她的说话方式不够“自信”。很长时间里，甚至不少语言学家也认为，相比于男性而言，女性在日常对话中会使用诸多模糊限制语，比如“然后”“我是说”“所以”“嗯”等，或在句尾使用升调，这会给听话者一种“犹豫”的感受。

/《坠落的审判》剧照/

这种评判标准取决于，我们的主流文化究竟是如何看待语言的功能的。阿曼达·蒙特尔认为，我们可能忽略了语言表达并不总是为了亮出观点或传达信息，它也是为了建立联系，不只是让自己被他人理解，还需要试着理解他人。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些所谓的“不自信”的表达，可能是出于缓和语气、像对方展示“积极的倾听”，而句尾升调或许是让对话更加开放，邀请听话者加入其中？

由此，女性间的对话往往有独特的轮转结构。话筒会自然地在几个人之间流转。阿曼达·蒙特尔称之为“即兴演奏会”。相较于此，一个全男的会话场景中，往往是长发言的交替独白，其间没有任何打断，这种氛围使得说话者自然觉得“成为专家”。这样的对话通常需要一名主持人、或某种默认的发言序列结构来约束，以防止有人违规抢夺话语权。

除了女性个体的表达方式可能面临质疑外，长久以来，私下里女性之间的交谈也被贴上“闲聊八卦”的标签。但事实的确如此吗？其实男性之间也存在所谓的“更衣室闲聊”（Locker-room banter），通过物化兄弟情谊之外的人，来建立某种内部的团结。阿曼达·蒙特尔还提示说，这种（男性）团结甚至并不需要通过真诚的坦白才能建立，有时只要语言粗俗、明确异己就能实现。但女性由于本就在社会结构中没有多少权力可以失去，于是她们建立联系的方式只能是对现状的反抗。而这种陈述必定是真实的，否则很难成为一个值得分享的秘密。即便抛开内容的真实与否暂且不谈，那同样都是琐碎的对话，“gossip”（八卦、说长道短）有何理由一直被误认为是女性专属？

当“爹”成为形容词：

“母语”还是“语言女性化”？

上述从性别角度重思语言使用，折射出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一种在地实践。如果说语言的确影响着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内在固有感知，那么假使语言中长久缺乏描述某些现象的词汇，我们是否也就无法想象、或至少无法确认并描述相应的现象。不少语言学家开始提出，女性是否需要发明一种全新的、以她们自己的世界观为中心的语言。

阿曼达·蒙特尔在书中介绍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振奋人心的尝试。1984年，语言学家苏奇特·黑登·埃尔金（Suzette Haden Elgin）出版过一部名为《母语》（Native Tongue）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书中塑造的一批女性语言学家尝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拉丹语。这套词汇囊括作者能想到的所有女性共有的、但未曾被讲述的经历。比如用不同细分词汇描述“月经提前”“痛经”“经期情绪波动”等现象。这套语言还包含了一些有趣的发明，如“radiidin”（非假日），指的是由女性负担的假日，她必须独自承担做饭、招待客人、维持家庭日常运转诸多事宜的工作。

Native Tongue，Suzette Haden Elgin

但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有反对声音认为，我们可能很难界定，这套所谓的“女性语言”究竟代表的是哪部分女性。“女性经历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光谱，而‘姐妹情谊’并不意味着同一种经历。”

这些失败背后还隐藏了更实际的问题。在阿曼达·蒙特尔看来，我们其实无需颠覆、也不可能颠覆现有的语言体系。“让一门语言女性化并不是从元音、辅音甚至词汇的女性化开始的，而是从改变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开始的。”

这些实践正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mansplain”的流行就是一次成功的探索。回顾汉语语境，近年来，“爹味”作为形容词几乎融入了人们日常的语言表达，它情感鲜明地讽刺那些“整天想当别人的父亲、自我感觉良好、以自我为中心的”言行方式。这无疑是一场始终处于进行时的实验。对此，阿曼达·蒙特尔态度乐观。在她看来，无论人们选择努力参与其中、还是置身事外，“语言都会沿着它自己的道路快乐前进”。性别包容的一代人终将乘车远去——

“我希望能在远方见到你，听说那里会有一场盛大的聚会。”

参考资料：

1. 林芳玫，《走出“干”与“被干”的僵局——女性主义对色情媒介的争议》．《女性主义经典》，顾燕翎、郑至慧（编），台北：女书文化1999年版。

2. 蔡珮. 《从污化女性脏话看父权在语言使用的权力展现》.《新闻学研究》82 (2005): 133-170.

3.《无法消失的她：为何脏话离不开女性？深度剖析脏话背后的父权意识》，缪斯夫人，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913A01IWA00?no-redirect=1&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本文系"新京报书评周刊"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申璐；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封面题图素材为电影《坠落的审判》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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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计划

从脏话说起：日常语言中的性别偏见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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