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看待产能问题
文 | 梁泳梅
近段时期，“产能过剩”突然成了中美舆论之间的一个热门词汇。这主要是源于部分美国政客抛出的针对中国的不实言论，以及为其服务的西方媒体的持续炒作。
今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前就在国内抛出了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调，来华访问期间又大谈所谓“产能过剩”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制造业中国际竞争力较强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等优势产业，指责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经济规模太大了，以至于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吸收这一巨大产能。之后，耶伦继续在各种场合炒作这个话题，包括在德国访问的时候，也试图拉拢欧盟共同应对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
耶伦是一名经济学家，因此由她炒作的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耶伦更是一名政客，人们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其言论在客观事实和经济理论逻辑下显得不堪一驳。
先来看客观事实。在耶伦抛出中国新能源领域所谓的“产能过剩”论调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对其本国的新能源产业进行了很高的补贴。而且这类补贴还具有非常突出的排外特点。例如，根据美国国会2022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美国新能源汽车购置的税收抵免（tax credit）高达7500美元，但只适用于那些满足特定标准的汽车，包括电池的关键矿物必须有40%来源于美国或其自由贸易伙伴（到2027年这一比例逐年提高至80%）、电池组件必须有50%在北美制造或组装（到2029年增加到100%）等。美国虽然已经出台了如此高强度的补贴措施，但仍然担心其本国产业无法应对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
于是，在耶伦抛出中国新能源领域所谓的“产能过剩”论调之后不久，美国又发布了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半导体以及钢铝、港口起重机、个人防护装备等产品的加征关税。
其中，将用于制造太阳能组件的光伏电池从25%提高到50%，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由27.5%升至102.5%。
美国用实际行动宣告了，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不过是为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所制造的舆论环境。
而更为双标的则是，耶伦一方面宣称中国的新能源产能可能会威胁到世界各地工厂的生存；另一方面又宣称美国的绿色产业补贴不仅能为美国创造机会，也有利于欧洲；宣称“随着我们在美国生产更多产品，我们将降低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的成本，造福世界各地的人民和经济”。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们再来看经济理论逻辑。这里涉及几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产能过剩？在学术界，关于产能过剩的内涵、测算、界定标准、成因等，一直都没有取得共识。产能过剩的研究最早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主要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如张伯霖（Chamberlin）认为，不完全竞争引起经济组织的无效率，使得企业的实际产出小于其最优规模（平均成本最低）时的产出水平，此时就带来产能过剩。
中国对产能过剩的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大体认为当某类产品的社会总供给能力超过了均衡状态下的总有效需求能力时会产生过剩产能。但在实践中，什么才是均衡状态下的总有效需求是很难被识别出来的，因而目前对产能过剩的内涵和界定标准的认识，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
但是具体到新能源领域，从实践来看，当前的供给还远远未能满足需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光伏产品以及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从整体来看都在不断快速增长。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15年至2023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从33.1万辆增长至949.5万辆；根据IEA（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数据，同期美国的纯电动汽车从7.1万辆增长至110.0万辆，德国的纯电动汽车从1.2万辆增长至52.0万辆，日本的纯电动汽车从1.0万辆增长至8.8万辆。大幅持续增长的销量，是需求不断增长的表现。
除了当前呈现出来的需求增长趋势之外，从长期来看，还有更大的需求。例如，根据IEA的《全球能源部门2050年净零排放路线图》，要想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支撑经济的能源系统全面转型势在必行。实现净零排放的路径很窄，要想不偏离这条路径，就需要立刻大量部署所有可用的清洁高效能源技术，包括在今后十年迅速扩大太阳能和风能：2030年之前，太阳能光伏每年需新增装机630吉瓦，增速达到2020年纪录水平的4倍。对于太阳能光伏发电而言，这相当于未来十年每天要安装一个目前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园。同时，随着电力部门变得更清洁，电气化成为整个经济领域减排至关重要的手段。
电动车在全球汽车销售中的占比要由目前的5%提高至2030年的60%以上。从这个角度的长期需求来看，为了推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新能源产能不仅没有过剩，还远远不够。
其次，工业化的趋势及实现路径。耶伦在抛出所谓的“产能过剩”言论时，也在指责中国新能源产品的“价格低廉”。先不说耶伦如何一方面指责中国新能源产品价格低，另一方面又宣扬美国的绿色产业补贴将降低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的成本，造福世界各地的人民和经济。我们仅仅从经济理论逻辑上看，价格的下降是否能成为所谓“产能过剩”的判断标准。
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生产的趋势或者说是长期的结果，就是能够推动工业品价格不断下降。一方面，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不断的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增加产量降低产品单价。
另一方面，工业品价格下降也是市场经济下的要求，因为只有产品价格不断下降，才能被更多的普通民众消费者接受，才能推动形成更大的市场需求，以促进这个产业的良性循环。
从工业化初期到现在，除了所谓的“高端奢侈品”和存在垄断的产品，几乎所有的工业品，无论是普通的服装、食品，还是高端的手机、汽车、芯片，都呈现出了价格不断下降的趋势与规律。这种工业品价格的不断下降，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利益要求的。因此，中国新能源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是符合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化发展规律的。虽然中国新能源产品的价格在下降，但是其产品质量和性能却在不断提升，而且相关企业仍然能够获得利润，更加说明了中国在这些领域不存在所谓的“产能过剩”。
怎样才能推动工业品变得越来越“物美价廉”呢？需要充分的全球市场竞争，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通过国际化的专业分工来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生产成本。中国一直积极地拥抱来自全球的竞争。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从开始发展新能源汽车一直到现在，都对外来竞争持积极的态度。
特斯拉在中国设立的工厂，产能远超其在全球其他任何国家的产能。正是在中外资企业的不断竞争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才越来越成熟。美国指责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来自于政府补贴，其实是一叶障目的表现。美国国内的相关补贴，无论是从强度来看还是从排外性来看，都远超中国，如果补贴能成为竞争力的真正有效来源，美国新能源汽车竞争力早已远超中国。中国早已完全退出了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在已经没有任何补贴的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仍然比2022年增长了260.9万辆，同期相比增长了38%。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全球依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实际上，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优势，更主要地来源于积极的技术创新、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以及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战略定力。
从技术创新来看，2016年至2022年间，中国授权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达36.8%，年均增长9.3%，而除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国家（地区）呈现负增长。
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快速发展的背后，就有很多专利技术做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重点企业，全球有效专利量已经超过10万件；近五年，中国固态电池全球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0.8%，增速全球第一；在太阳能电池方面，目前中国全球专利申请量为12.64万件，排名全球第一，充分展现了创新实力。从产业体系与产业链来看，中国拥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新能源领域也积极打造现代化的产业链，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上游的原材料供给如碳酸锂、锂电池隔膜，到中游的锂电池，再到下游的整车制造、充电桩等都有布局，且在许多环节都具有较强竞争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一直坚定地走全球化之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来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这种一体化、开放性的产业链布局，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中国制造的新能源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力。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来看，中国政府和企业都对绿色发展高度重视，通过建设大规模充电基础设施完善电动汽车的使用环境，通过丰富电动汽车的应用场景来增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极大地促进了电动汽车的普及。
因此即使在已经没有任何补贴的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仍然快速增长。2023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2041万辆。IEA的报告《2024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展望》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轻型车市场中将有60%是电动轻型车。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了足够的内循环动力，同时多样化的消费者需求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外部推力。
从坚持绿色发展的战略定力来看，中国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顶层设计，并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制定了一系列系统性的强有力政策措施。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对绿色发展承诺的严肃性和执行力，同时这种战略定义也有助于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形成良好稳定的预期，从而加快了国内新能源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如何理解短期内的供需不平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平衡是相对的，更是短暂的。供需不平衡是常态。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供需不平衡。
第一，企业自身的策略性行为本身就会决定供给略大于需求。最典型的就是企业对潜在进入者的威胁策略，在位厂商为了阻止后来厂商的进入，可能会把生产能力设置在较高水平，将商品价格设定在较低水平，以此来形成真实有效的威胁局面。生产要素窖藏行为也会导致企业保有相对较高的产能。
例如，为了保持生产的柔性，企业会保持一定规模的要素投入闲置，来应对未来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以减小雇佣和解雇劳动力所需花费的固定成本，以及根据经济波动情况随时调整要素水平所带来的调整成本。
第二，在技术进步较快的时期，产业链技术进步不同步也会导致短暂的供需不平衡。对于单个行业而言，其生产能力不仅取决于本行业的生产技术与投资规模，通常还会与其上下游配套产业的生产技术与投资规模有直接关系，对于以生产中间投入品为主要用途的行业更是如此。当某一行业率先实现了技术突破，但是上下游配套产业没有及时跟进时，技术进步行业就可能出现暂时性的供需不平衡。
同时，新旧技术同时并存也会带来一定的产能叠加。当新的技术路线出现时，生产具有相似功能的产品就会有新技术产能与旧技术产能同时并存。例如在汽车领域，当前就存在着传统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两种产能，都能满足相似的市场需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显然新能源汽车是先进产能，传统燃油汽车是落后产能。美国政客不提西方更有竞争力的传统燃油汽车产能，却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无疑是乱贴标签而已。可见，短期内的产业供需波动，是市场经济行为的必然现象，不应该被指责和干预，更不能被随意贴上所谓“产能过剩”的标签而行泛政治化的认知操弄之实。
对于美国强加的所谓“产能过剩”的指责，我们应基于全球的、发展的、科学理性的视角形成对自己正确的认知。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代表的是先进产能，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巨大贡献。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不过是美国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又一个借口和遮羞布而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责编 | 要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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