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4月前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602 篇文章

题图：张惠雯，作家，生于70年代末，祖籍河南。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2010年后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曾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以及“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中山文学奖”、”首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多个国内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美人》《两次相遇》《在南方》《在北方》《飞鸟和池鱼》《蓝色时代》，散文集《惘然少年时》。本文内容摘自一诺和张惠雯的访谈《选择成为一只飞鸟》。

两条大鲤鱼带来的感动

一诺：先请惠雯分享一下这些年的经历，让不熟悉的朋友对你有一个整体了解。

张惠雯：海明威说过，不幸的童年是成为一个作家的条件，他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童年对一个作家的影响非常大。我的童年非常幸福，我生活在一个很有爱的大家庭，有哥哥、姐姐，父母对我很好。

我的父母虽然都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僵化、死板或权威感带到家庭里。也可能跟他们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他们是特别开明的两个人，而且很有幽默感。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我家的小随笔《民主之家》，父母经常组织我们召集家庭会议，比如我们家要换沙发或者餐桌，都是大家先来讨论，然后投票，最后根据投票的结果去决定买什么东西。这让我从小就认识到，我作为一个小孩子也是有发言权的，而且我的发言权是会受到尊重的。

另外，我父母从来不盯着我的成绩，不会问我考试怎么样？读什么书？都是我主动去说，我总是报喜不报忧，只把好的成绩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也不会过度关注。

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他们会尊重我的感觉和感情。

举个例子，有一年冬天要过节了，我妈买了两条大鲤鱼，放在我们厨房的大水桶里养着，等到过节再吃。我每天放学回去，会用馒头渣喂鱼，喂了一个多星期，就养出感情了。我就和我哥商量把这两条鱼放了，不想让它们变成鱼块。于是，我俩就一起走到北边很远的一个池塘，把那两条鱼给放生了。然后，回到家准备等着父母的训斥。

结果却让我很意外，爸爸妈妈没有训我们，没有说买鱼花了多少钱，你们孩子怎么不懂事之类的话，只是后来他们再买鸡或鱼，就杀好了再拿回家。

这件事情让我至今都很感动，我觉得父母那个时候呵护了我的这一点善意、一点不忍之心，他们非常伟大。

一诺：我记得《民主之家》里面还写了你爸爸给你们写检讨书。

张惠雯：是的，我父母不会因为他们是家长，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他们犯错也会承认。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喜欢喝酒，有时候会喝醉，我们就会批评他怎么又喝醉了，爸爸就会写悔过书。我记得，我爸爸写的悔过书就跟我和我姐的奖状挂在一起。

爸爸做错事也要道歉，这对我的性格形成以及后来的写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从小就意识到人要有尊严、有发言权，我的感受应该被尊重，要有足够的自由空间。我觉得我的父母给了我最好的爱，他们给我充分信任的空间、充分的自由和权利。

我妈妈基本上不管我，我反而要管自己，我就比较早地认识到我应该做什么。

我的朋友说，她的孩子为什么没有自驱力，我说你把孩子周末的课全部都排满了，今天去上这个班，明天去上那个班，后天要考试，你天天在监督着孩子、驱使着孩子，孩子自己怎么会有自驱力和责任感？

一个社会也是一样，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你给大家充分的自由空间和平等的权利，那么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一诺：是的，这些东西说起来很朴素、很简单，但实际上要真能做到是很难的。在经济还比较拮据的时候，看到孩子把两条准备过节吃的大鲤鱼放了，父母能够有那样的反应，他们这种内心的善良，对孩子的尊重、接纳和包容，实际上是对每一个个体的看到、尊重和平等的意识。

张惠雯：写作也好，艺术也好，都是人本的，必须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没有尊重，没有爱，没有人道，再多的才华也没有意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学历很高的人，也没有这种意识，甚至没有对人的基本尊重，那这个学历或者教育就没能把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放到 Ta 的心里去。

从不肯剪头发到想当作家

一诺：给我们讲讲你大学军训时为了不剪头发要退学的故事吧。

张惠雯：我就是这样，我不能够接受毁损尊严的行为，觉得不对的东西，我会去争。

我当时考上 S 大，新生要参加军训，要求女学生把头发剪得很短，就像真正的部队女兵一样。原因是当年有一个重要的校庆活动，领导们要坐在主席台上看新生一排排经过，为了达到整齐划一的效果，学校就要求大家都剪发。

我当时觉得，如果我选择的是军校，你剪我的头发，我没有意见，因为是我选择的。但我是来上一所普通的大学，为什么只是为了领导们看着好看，就必须要我剪头发，这个理由我不能接受，你强迫我剪头发就是剥夺我的权利。

院系领导来找我谈话，说我不剪头发，影响了整齐划一。我不剪头发，就不能参加军训，不参加军训就没有学分，没有学分就会影响毕业。但是我就觉得道理在我这边，我不会屈服。

最后，大家都去军训了，就我一个人天天在校园里闲逛，他们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就是“不愿意剪头发的那个”。

后来，我给辅导员写信，她充分理解我，也站在我这边，但是她没办法控制学分。

我当时有两种考虑，一是回家复习再考一次大学，再不行我就回小县城，我爸妈反正退休了，我就在家啃老。

但很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教育部去 S 大给他们的一个奖学金项目招生，要从新生里面选 30 个，而且要求必须要有一个河南的学生，结果就刚好抽到了我的档案，简直是绝处逢生。

于是，我就转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在那里，学习全部靠自觉，我真是如鱼得水，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阅读，到了新加坡这个热情又重新爆发出来。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商学院，商学院的课一结束，我就跑到文学院去。文学院有一个大资料室，可以看电影，看书。

新加坡给了我一段特别自由的大学生活，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因为那时阅读了很多书，我就开始了写作。新加坡当时有个大专文学奖，我就投了一些我写的散文和小说，结果还都得奖了，于是，就越来越爱写作。

2000 年我大学毕业之后，还留校工作了两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跟美国合作的一个物流研究所。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发现我不太喜欢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发现我真的特别爱写作，特别是写小说。于是，工作两年之后我就辞职了，我当时就决定，我这一生要用来写作，我要当一个作家。

一诺：在很多人眼里，你一直在做出一个又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你先是为了剪头发这种小事就想退学，没想到你运气太好，又去到了新加坡，读的还是很热门的国际金融专业，毕业后又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好工作，可是有了这么好的工作，你又开始折腾。

张惠雯：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是 Ta 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擅长做什么，能做什么。

我觉得，我是在大量的阅读后发现了自己，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且非常坚定。这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你想做的事情刚好是你能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你有了又想做又能做的事情，那就抛弃其他顾虑，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是为了挣口饭或者多挣点钱，去做别的事情，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觉得很多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就被世俗的潮流或者思想所裹挟了，然后就完全被支配、被影响，没有好好去想想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适合怎样的生活，应该如何发展。

一诺：我想说，内卷其实就是一种表面勤奋，实际偷懒的方法。因为人们懒于思考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别人做，自己就去做了。

孩子真正擅长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要搞清楚这些事情其实是需要某种勤奋的，你要去看见，你要去观察，你要去给自己空间。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其实这些思考的底层是一致的，就是要意识到，我们自己其实是有选择权的。

直播预告：

北京时间7月1日（周一）中午 12 点，一诺将与”大J小D“创始人大J对谈：在一次次养育难题中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欢迎点击下方预约按钮，咱们直播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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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奴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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