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以晰当下 —— 全球化的历史轨迹与今日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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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地球是扁平的”,如今“世界是带刺的”。在我们已然熟悉“全球化”、“世界大融合”,“命运共同体”数十年后的今日,我们开始目睹世界走向割裂。人们开始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感到忧虑。VUCA成为描述当今世界的新名词。其实世界的“逆生长”并不是第一次。纵观历史,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是有周期性的,两者是此起彼伏,相互“竞争”的。
今天我们尝试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历史,希望能够捋清一下脉络,从而对世界之大变局看得稍微清楚一些。十九世纪前,东西方世界都处于农耕社会。见下图:
中国的GDP远远领先于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1776 年建国)之和。
第一次工业革命——把世界从农耕时代带入工业社会。
第一次工业革命 (1760-1840) 始于大英帝国。机器取代手工,新的化工和炼铁生产流程,具备规模的工厂取代小型作坊。产量大幅提高,人口总量与增速均大幅提高。现代纺织业初具规模。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提高,大规模城市化。比利时(主导采矿业),法国、德国(主导化工业)紧跟英国步伐,于1815–1860年间进行工业革命。主要利用始于英国的科技创新的基础,发展了新的应用。美国的工业革命之父Samuel Slater,在英国被称为叛徒Slater。当年英国法律禁止出口纺织技术,而Slater把设计图纸全部记在脑子里带去了纽约。杜邦家族在法国大革命后移民美国,大大提高了美国的火药技术。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最大的贡献是,在窃取英国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精准金属机械加工技术,并利用其制造通用零部件和标准化生产,建立起美国制造体系。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Alexander Hamilton制定政策窃取英国技术,帮助英国机械师移民美国。这是被美国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
第二次工业革命——应用科学快速发展,世界贸易大幅增长,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开启。
第二次工业革命(1860-1910),工业制造发展加速,主要在英国、美国、德国,也包括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大规模钢铁制造、铁路的修建、更广泛的机械制造与蒸汽机的应用、电报的使用、石油与电力的应用,经济飞速增长、生产力大幅提升、公共卫生大幅改善。英国专注于开发新产品与对外贸易,更快更先进的蒸汽船大大提升了对外贸易的效率。大英帝国主导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GDP总量与出口贸易两方面都得到了飞速增长。但在基础科学研究上投入开始少于美国与德国。
美国在铁路、制造体系与矿产业的发展,使其整体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巨无霸工业企业(美国钢铁公司)与投资银行(JP Morgan)诞生。美国在GDP总量增长上成为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从1820年的280亿美元到1913年的近一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从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一直贯彻高关税政策。
德意志帝国成立于1871年,也享受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红利,制造并出口大量的钢铁与煤炭。作为欧洲大陆上第二个工业化国家,逐渐成为英国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对科技创新的基础研究投入超出英国,尤其在化工、发动机和电力方面。到1900年,德国的合成染料业已在全球占主导地位。
日本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成为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脱亚入欧”成为国策。国内大造铁路,开办基于西方教育体系的大学,鼓励年轻人留学欧美。出口大量丝绸,对外贸易与GDP占比从3%(1870)上升到15%(1913)。
中国(晚清)1842–1910年,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略,签署了多个与平等条约,经济处于停滞。
1840-1913年,全球贸易占全球GDP总量激增,开启第一次(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化浪潮。美国经济快速增长,GDP从1880年起,远超世界各国。见下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阻碍了全球经济发展,全球化被动受阻。
经历了约70年的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增长,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斯拉夫人寻求脱离奥匈帝国统治。联合防守同盟的建立反而促进多国参与战争(俄罗斯+塞尔维亚,德国+奥匈帝国,法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比利时,日本+英国)。美国在一战期间为欧洲提供大量战备物资,经济持续增长。维持两年中立后,美国终于加入英法盟军作战,源于德国潜艇无差别打击大西洋商船,阻碍了美国与英国的商业往来。美国的加入导致德国失败。
美国于1917年最后一个参战并巩固了其世界领导地位。经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持续增长44个月。而英国和德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出口贸易大幅下跌,日本抓住机会,出口大幅增长。见下图:
繁荣的二十年代—— 一战后,西方主要经济体迎来了繁荣十年,而其它地区战事不断。
西方世界主要经济体繁荣昌盛—纽约、巴黎、伦敦引领世界潮流
俄罗斯内战(1917-1923),爱尔兰独立战争,民国军阀割裂
大萧条(1929-1939)——美国股灾引发大萧条,银行挤兑,失业率高企,世界贸易总量降至全球GDP 5%以下。日本受到影响相对较小。见下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一战赔偿负担+经济大萧条造成德国国内动乱。纳粹法西斯抓住机会上台,进攻波兰。英国和法国快速宣战。一些重要的科技创新发生在二战期间,见下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的发明—流感疫苗、青霉素、喷气式发动机、血浆输血、电子计算机、雷达、核电、压力机舱技术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似,美国同样是开战后两年加入战争。参战期间发明了原子弹并首先使用,促进战争结束。对美国来说,战争与逆全球化并不代表经济衰退。相反,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蓬勃发展,1700万个非军事工作机会被创造,工业生产效率提升96%。见下图: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1946-2008)——美国引领战后经济增长,持续创新。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美国主导了第三次工业革命。PC与互联网的发明与应用,除了提高生产效率以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优化了世界供应链体系。同时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了必备的基础(如:知识与人才的流动,沟通成本的大幅降低)。因此,研发、生产、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整条供应链全球化。
与一战后类似,美国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触发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但这次不仅限于传统发达西方经济体,多个新兴经济体也加入其中,快速增长。换句话说,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加入到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来,全世界中产阶级广泛受益。全球贸易如同被打了激素,跃升到GDP的28%。中国经济七十年代开始腾飞,成为世界工厂,出口经济特征明显。见下图:
世界金融危机(2008)——为逆全球化浪潮开启埋下伏笔。
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2016年世界在经济、政治、科技和社会人文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全球FDI从最高点3万亿美金降到2万亿,发达经济体长期增长缓慢并过度依赖央行货币政策,低利率和财政赤字是常态。国家内部和两代人之间贫富差距加大,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同时经历增长减速,中国在尝试放缓但可持续性增长,影响较小。
人口:发达国家老龄化、低生育率、人口增长放缓,较成熟新兴国家(中国,俄罗斯)面临同样问题。只有一些少数新兴经济体出现高人口增长(非洲)。
科技:信息数字化,易于存储、格式化、方便大规模传输,隐私信息交易扩大(政府和商家更容易侵犯隐私),新的计算法则、通讯、AI、设计和制造(3D 打印),新科技推动更多颠覆性创新。
政治:网络数据成为政治操控的工具,新民粹主义得以用低廉的手段传播,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干预企业治理和贸易。
社会:对自由市场、国际贸易、甚至盈利机构都开始产生怀疑,更加关注“可持续性”,国际争端加剧,广泛但分裂的社交网络。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小,增长速度虽然在2012年开始放缓,但总体增速持续超过美国。见下图:
逆全球化 (2016-今天)——特朗普主义,中美之间的切割。
特朗普主义始于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它包含多种意识形态(右翼民粹主义、国家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独裁主义,甚至包括新法西斯主义)。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开始对全球化产生质疑。尤其是这些经济体中的中产阶级把金融危机后的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归因为错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对移民政策的强烈不满实际是英国脱欧的重要动力之一。在美国,政治界和学术界对于特朗普主义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然而却极大地低估了大众对特朗普主义的广泛接纳程度。与此同时,这种低估还体现在对美国国内两极化现象的低估上。特朗普主义在美国扎根,尤其是其中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国家保守主义元素,快速导致美国挑起贸易战。自购买力调整后的GDP于2014年超过美国之后,中国就成为了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 。见下图:
特朗普上台后,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切割比之前预料得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西方发达经济体站队并认为,无约束的全球化使得中国飞速发展并开始与美国争夺制定科技标准的主导权,美国从贸易战上升到全面对华科技战。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关闭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和转移生产基地。其它亚洲国家成为缓冲区,开始吸引已离开或准备离开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与半导体行业相关的企业。除了美国本土和欧洲的投资,芯片巨头“Global Foundries”在新加坡投入40亿美金扩展晶圆产量。全球芯片行业领导者TSMC在日本熊本投资86亿美金建厂。日本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设计和制造商Rohm Semiconductor在印度建立一个新的中心来吸引当地的工程师和合作伙伴共同研发新技术。韩国政府计划给他们自己的芯片厂家注资4500亿美金。《美国芯片法案》为美国本土芯片企业从事制造、独立研发、以及供应链提供资金和激励机制。中国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被限制获取美国主要芯片技术。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巨大裂痕已然显现,在电子行业尤为突出,各国均着手重建供应链策略。见下图:
中国能否从模仿者转型成功为原创者或发明者——这是美国真实的担忧!
美国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与长期实践者,第一次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第二次全球化的倡导者与领导者,突然效仿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禁止出口高科技产品与生产工具。同时,在倡导了几十年WTO后开始重拾19世纪的高关税政策(2024年钢和铝关税从0-7.5%上升至25%)。美国这是要引领世界走回头路,从而确保其维持世界经济、科技与军事的统治地位吗?
虽然美国国内广泛接受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在外交上还需要有更冠冕堂皇的说辞来解释挑起中美“战略竞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毕竟美国是不承认自己崇尚霸权主义的。其它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同盟国,也是不能接受毫不掩饰的美国霸权的。因此,美国开始为中美科技战提供所谓正当的理由——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利用开放市场换取美国技术,窃取知识产权。中国之所以可以发展这么快与高效是因为不投入基础创新,在美国创新的基础上大量模仿产出廉价替代品。对于这个观点(指责),西方的学术界提出了异议。特别指出美国在18世纪窃取英国纺织机械技术的历史。对这一史实美国没有否认,但给出了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非常牵强的解释。这里不做详细赘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相关学术资料。学术资料大部分是中立而不设政治立场的。
美国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个报告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到2022年时的科技创新状况。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在提升效率类的创新中(大规模制造,数字化基础设施)做得相当出色;在客户导向类创新中(改造产品使之更适合中国市场,电子商务)也做得非常好;在工程基础类创新中中国还面临一些挑战,但有很大进展。比方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的电机和电池已处于先进水平,电控部分还面临一些挑战;在基础科学类的创新领域中国还面临一些挑战,但在航天科技方面有持续进展。
另外,美国一家知名科技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2023年一月的报告分析了中美之间创新能力的对比。当我们量化创新能力时,我们关注三个重要指标:投入、产出、成果。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些关键信息。过去的十年中,相比与美国,中国持续在增加创新投入。虽然整体投入规模还是进小于美国,中国在研发与创新中投入的人力物力持续增长。以VC为例,截至2016年,VC总量(包括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在中国科技初创企业的投入已经与美国非常接近,但从2020年以来,递减到美国的一半。截至2020年底,创新产出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各个领域发表了更多文章(地质、大气层和海洋科学领域除外)。但数据显示,这些文章在大部分科学领域的影响力还是不如美国,除了数学和统计领域。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专利数也已超过美国,尤其在通讯、医药、生物和环境科学等领域发展最快。但跨境知识产权的收入数据显示,中国的知识产权价值进低于美国。然而中国在这方面从2016年起有很大进展,在2016年与2020年间,跨境知识产权收入增长400%。最后,创新不仅仅是发明一个新技术,还要看谁能利用新科技为潜在用户创造更好的新产品与服务——创新成果。
一个重要的创新成果指标是在高研发产业中产值的增长。这些产业包括:
1)电气设备制造(发电、输电、配电、控制);
2)飞机与汽车制造;
3)电脑、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
4)医药制造;
5)电脑编程、咨询和信息服务;
6)专业科学研究;
7)其它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在高研发产业领域的专业化程度正在快步追赶美国。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其在每个高研发产业的崛起。中国在电气设备制造、飞机与汽车制造、电脑、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这三个领域已经超越美国,在医药制造领域虽然还落后美国,但已取得很大进展。见下图:
同时,中国在超级计算机的研制与应用上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数量上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已经超过美国,但是从计算效率上还是略低于美国。见下图:
总结与启示
回顾了250年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相辅相成的脉络——科技创新和全球化。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年)核心是纺织机以及蒸汽机的发明将人类从农耕和手工业中解脱了出来,工业生产体系得以建立,规模性生产大大提升产能,并为全球化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1860–1910年)在钢铁生产、汽车制造,以及电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促进了铁路交通、长途通讯和化工行业的突破性发展,并推动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1776年建国的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通过获取英国纺织机技术,快速建立起自己的制造业体系,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同时利用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张的优势,大力修建铁路,迅速发展钢铁、汽车、化工工业、金融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终于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超越英国,成为世界“首富”。英国和美国在两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轨迹是类似的。他们都是在获得纺织机技术之后开始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来满足大众市场,这个发展过程大约持续40-80年。接下来是大规模的工业三位一体基础建设阶段——铁路、煤炭产业、和蒸汽机车。这个过程大约持续20- 40年。第三个阶段是“大规模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钢铁、汽车、化工原料和农业机械。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50-60年。虽然发展轨迹别无二致,但美国的发展规模却显著超过英国与其它欧洲主要经济体。实际上,截止于1913年,美国的整体工业产出总值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和林木)、更为充足的人力资源(吸引了众多欧洲移民)以及更健全的金融资本体系。并且,美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发展基础建设上,铁路、高速公路和运河的建设显著地推动了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从生产力和商业效率大大超赹英国的美国持续在技术创新上投入资源,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尤其领导的世界秩序。
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科学家成功发明了晶体管。紧接着,微处理器与PC成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成果,呈现在世人面前,世界就此迈入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工业自动化,进一步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并引发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个人电脑与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相比第一次全球化,第二次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更为深入的变化。国际贸易大幅增长,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贸易范围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布局,使全球经济格局变得更为互相依存。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逐渐形成互相缠绕,各国在产业分工中扮演更加细分的角色。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迅速扩大,国际金融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移民潮规模增大,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自由和频繁。人才跨国流动加速,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交流。通信和交通技术的飞速发展,降低了信息传递和物流运输的成本,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开放式创新的范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全球消费文化逐渐形成,一些流行文化元素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欢迎。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人们能够更便捷地了解世界各地的信息,促进了文化的相互影响。
错过了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中国经济,在由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并推动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快速增长,紧追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掀起了自己的工业革命,并用30年完成了对两次工业革命的追赶和弥补。首先,通过进口机械设备,开启了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这主要在轻工业和大众消费品行业的发展上得以体现。截至1995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产品生产国与出口国。紧接着(从1998年开始),大力推进煤炭、钢铁、水泥行业的发展。同时效仿美国,投入众多资源用于公路与铁路的建设。如今,中国的高铁规模已经超过全世界总和的50%。中国仅用30年就走完英美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约150年)所经历的发展进程,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这显然是受益于美国主导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给予了中国站在巨人肩头的契机。不难推测,如果与第一次全球化相同,无论出于何种缘由,中国未能参与到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之中,如今的中国很可能依旧处在发展大规模生产工具的阶段。但在得益的同时,中国也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巨大需求的市场是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当中国依赖进口技术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市场也给全球跨国企业带来快速增长。与当年的美国相似,中国在制造业迅猛发展30年后,也开始着重于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积极推动产业升级与转型。并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均取得一定成绩,不断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从上文提供的创新能力数据对比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虽然中国与美国差距还很大,但也已成长为当今世界唯一可与美国在某些重要领域竞争科技主导权的国家。这显然触动了美国保护主义的神经。
在大约持续了60年的全球化体系中,“合作”、“相互依存”、“开放”已被世界视为理所当然。但当中国开始成为科技强国并在一些重要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中使得美国失去往日的光辉时,新保护主义政策开始盛行,美国出现新国际化战略目标与动机,科技民族主义抬头,导致宏观上的“分岔治理”与微观上的“供应链去耦”。
科技民族主义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纵观历史,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严禁技术出口,到九十年代日本与美国互相竞争世界高科技领域的主导者,再到今天的中美科技战,我们清楚地看到“科学无国界”在科技民族主义的大环境下完全不存在。科技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促进创新(为研发拨款,促进创新文化),并利用科技创新成果来促进国家战略目标。美国在面临中国在经济与科技创新的追赶压力下,开始推行整体创新网络的重置。全球化的市场本身是创新的源泉,在逐渐形成的分岔治理的世界新秩序中,无论是半全球化或区域化,都将大大降低创新的来源与效率。而这一切正发生在世界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的时代——人工智能时代。
2016年,几位德国科学家在世界经济论坛上(WEF)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定义——网络物理系统中的技术发展,例如大容量连接;新的人机交互模式,如触摸界面和虚拟现实系统;以及将数字指令传递到物理世界方面的改进。他们预计,在工业4.0时代,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物联网、工业物联网、去中心化共识、第五代无线技术、3D打印和全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的新兴技术将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提升生产力,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另力人类增强了“肌肉的力量”,那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会显著提升“大脑”的力量。这是一个质的转变。第四次工业革命除了直接创造一大批高价值的新兴战略产业外,同时能以渗透或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方式带动经济整体增长。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会为全球经济活动带来13万亿美元的额外增长。另外,人工智能将大大削弱发展中国家在人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传统上以“中心—外围”结构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模式将受到冲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将会减少,进而影响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因此,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将引领世界,并一定会推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作者简介:
秦琮博士 Dr. Benjamin Qin
港大ICB客座讲师
礼钦资本联合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
前 Honeywell 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大中华
亚太及印度地区首席技术官(CTO)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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