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的我，在故乡流浪三十年 | 人间

这两年，互联网平台上，总有一个话题时不时地冒出来——“北上广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城市放不下灵魂”。仿佛三四线城市就理所当然地，是一个可以让人退而安守的地方。每当我刷到这个话题，内心总是苦苦一笑。

我想说，你们可知，有人在称之为故乡的城市里漂泊了几十年。

1991年，我出生于江西中部一座小城的村庄里，村名用“甲村”指代。

我属于超生二胎。生下我哥后，父母还想要个女儿。当时计划生育抓得紧，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父母生二胎的计划一推再推，这一推就是七年。我妈怀我时，为躲避计生干部排查，她长期藏在外婆家的阁楼上，处处小心谨慎。尽管中间困难重重，我还是顺利出生了，可没想到又生了个男孩。我家超生的消息很快传到计生干部耳中，村里便让我父母缴纳巨额的超生罚款。父母死活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村干部没办法，只得让我爸给村里的碾米厂免费干半年活，勉强抵了罚款。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父母年幼时都患上了小儿麻痹。两人腿脚都不利索，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村里一些小孩调皮捣蛋，总爱跟在我父母身后“拐子！拐子！”地叫喊着。父母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可大人总不能跟小孩计较。我哥倒是因为这事儿，没少跟别的孩子打架。

不过，正因父母轻度残疾，不能干重体力活，文化又低，能从事的工作不多，我家的收入比起农村其他家庭，更是少得可怜。所以长期以来，一家人日子都过得很清苦。

我小学一年级前，我家住在农村。

农村的老家是一间用土砖、木横梁和青瓦砌起来的土瓦房，房间被分成南北两个小隔间。烧饭用的是柴火灶，晚上照明点的是煤油灯，喝水用的是手摇水井。屋内土质地面凹凸不平，外墙面还常粘着牛粪球。碰到下大雨时，房顶四处漏水，床上的被子也总被雨水溅得湿漉漉的。

当时，农村大部分家庭都会养鸡，我们家也不例外，鸡窝就在南边隔间的一角。鸡的排泄不受控制，走到哪里就拉到哪里。几只鸡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走上几遍，地面便星星点点地遍布着鸡屎，没有一块能迈开脚的地方。

待到梅雨时节，本就地势低洼的村庄，更是变成一片泽国。村里的牛棚和猪圈搭建随意，也未合理设置排污口。一旦下起雨来，牛粪、猪尿等粪水就和雨水混杂，一起流淌到路面上。这时，乡间的小路，就成了一滩滩污泥秽水，若脚踩上去，它一定会吞没整双鞋。任你如何小心翼翼，在这走上几步，也会被溅得一身泥污。

农村旱厕是用泥砖和茅草垒起来的，蹲坑是用的木板或者木桩。厕所并无专人维护，时间一长，蹲坑的木板就容易松动。看着深度超过我个头的粪池，踩着松动的木板，每次上厕所，我都会担心掉落粪坑淹死。

村里的小学，教学条件简陋。一个小院，高低两组双杠，几张乒乓球桌，几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就是它的全部组成。每个教室里，有十几张长条老旧课桌和板凳。黑板破损严重，不是这里缺一块，就是那里有一道划痕。

这就是当时我对家乡的全部印象——残破不堪，落后贫穷。倘若以现在的标准衡量，那一定够得着国家级贫困村标准。只是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是难以觉察的，我以为大家生活环境都这样。待我长大一些，开阔了眼界，对比别人的生活环境，才发觉家乡原来这么落后。成年后，我偶尔也和同事朋友闲聊提起，他们很是惊讶，根本不相信这是一个90后的成长经历。

我在村里的小学念了一年书，考试成绩门门不超过10分。大概是村里教学质量堪忧，不过更有可能是我智力开化得比较晚。另外一方面，我哥要上高中了，镇里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看着我“感人”的分数，想到我哥马上要念高中，父母焦虑万分。

思前想后，父母最终决定进城，让我们兄弟俩接受更好的教育。显然，光靠种地和养牲畜的收入，不足以负担这样的开销。父母便找大姨帮忙，想在城里讨一份生计。

我妈共有七姊妹，她排行老三。

大姨嫁给大姨父后，来到了乙村生活。大姨父做生意，创业之初举步维艰，后来生意慢慢有了起色，日子越来越红火。他们一家人便在城乡结合部建了房子，全家都搬到街上住。大姨在村里还有房子和农田，房子已租给别人，就把田留给我们种。我们最早租的是村里一户叶姓人家的房子，大家都喊他老叶。

乙村是靠近市区的村庄，距市区不足1公里。村民普遍住的是砖瓦房，地面做了硬化处理，外墙刷了石灰。照明用的是白炽灯。碰到偶尔停电，点的也是蜡烛。烧饭普遍用的是煤炭炉子。乙村规划更合理，环境也更加整洁卫生，道路铺了碎石子，也没有大面积的泥坑。这里的生活条件，明显比我们老家要好。

在乙村，父母平时依然靠种地维持着一家人的口粮。每年农忙时，还是儿童的我，也可以帮忙打打下手。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插秧、割稻子等农活，那些干农活的场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春天播种的季节，我赤脚踩在水稻秧田里，学着大人的模样拔苗、插秧。待干完活，把脚从田里拔出来，脚上常吸附着大大小小的蚂蟥，看着让人心里直发麻。

秋收时，顶着烈日，弯着腰，用镰刀割水稻，将割下的稻穗一把把码整齐。割稻子时，谷子上的芒针时不时地刺痛着皮肤，又痛又痒。踩着老式打谷机，给一捆捆稻穗脱粒。然后，再把刚脱粒的稻谷装袋。天晴时，择一块平整的空地，晒谷子，日落前收好装袋，循环往复，直到彻底晒干。小时候顽皮的我，为了逃避“苦役”，总爱撒谎说自己肚子疼要去上厕所。不过这样的小把戏，怎么能瞒得过大人的眼睛。

现在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压抑的氛围让人窒息。于是，有人开始羡慕农村悠闲的慢生活，仿佛农村是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可是如果你真在“土里刨食”，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种庄稼、养牲畜，每一样都繁重琐碎，且收入微薄。

另外，农村的人际关系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般单纯。当大部分人靠种地维持生计时，农业用水就成了稀缺资源。因为农田灌溉用水问题，村与村之间、户与户之间互相打骂是常有的事。我父母因为稻田放水的事，也没少和其他乡里红脸。父母常常在我耳边念叨：要我好好读书，希望我将来找个体面工作，吃上商品粮，这样就可以摆脱农民身份了。

种田之余，为了增加收入，父母打算在城里做点小本买卖。

经多方打听，再结合自身条件，他们最终决定试试摆水果摊。选好摆摊的路段，找到合适的水果货源，一个简单的水果摊就支棱起来了。可父母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对水果生意又吃不透，没坚持几个月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赔了个底掉。

那段时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傍晚时分，刚吃完饭，父母在昏黄的灯光下，把盐袋子里的零钱拿出来数：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可不管怎么算，永远都是入不敷出的。

眼见水果生意不赚钱，父母便考虑转行做蔬菜生意。

蔬菜行当赚的都是辛苦钱，几乎赚的每一枚硬币，都是靠强体力劳动和倒作息换来的。为了抢到新鲜蔬菜货源，我爸不得不每天凌晨两三点起床去蔬菜公司进货，凌晨5点多开始摆摊，热情地招待好零散客户，同时，还要为酒店等大客户提供上门配送服务。

父母最初摆摊做生意的地方，是在一条狭窄的道路。道路两旁摆满小吃摊、蔬菜摊、水果摊等，摊贩们沿街摆放，吆喝叫卖。那时，城管几乎是所有小摊贩们的噩梦，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害怕。

几乎每天上映的场景是：嘈杂的大街上人来车往，人们正在讨价还价，突然听见摊贩中有人高呼一声“城管来了”，摊贩们听闻便纷纷四散溃逃，有很多来不及收拾东西的，货物便散落一地。我记得城管是一个面带凶相的中年男子，他沿途一路驱赶摊贩，肆意踢翻别人的摊位，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时隔多年，那幅惊心动魄的场景，依旧印在我脑海。

父母在和城管的这场“猫鼠游戏”中，也是吃尽了苦头。

后来，市场秩序慢慢规范化了，不准再沿途随意摆摊。我爸在就近的菜场租了一个摊位，每月按时交纳租金。多了一笔支出，换回了一份心安。

因为我爸吃苦耐劳，从不短斤少两，新鲜的蔬菜货源也有保证，积累的“回头客”也越来越多。蔬菜生意最初也是赔本的，后来勉强能支撑起一家人的开销，再后来略有盈利。家里伙食是最能直观反映这种变化的：小学和初中一周难得吃一次荤菜，从没喝过牛奶，等我上了高中以后，鸡鸭鱼肉变成了家常菜，我妈也开始经常给我买纯牛奶喝了。

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杀鸡宰牛的血水横流，迎面扑来的腥臭味。这样嘈杂又乌烟瘴气的地方，实在让人爱不起来。我知道父母的辛苦，可我依然十分抵触去菜市场给他们帮忙。每当在菜场遇到熟人时，我总是下意识地把头低下，我觉得难为情。可父母偏偏就是依靠着在菜市场的一个摊位，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抚养我们两兄弟长大成人。其实长大后才明白，每一个自食其力的人都不容易。不管他们从事何种职业，都同样值得被尊重。

搬到乙村后，我转到城里念书了。班上同学们全都穿着洋气，只有我一个人土里土气的，显得和他们格格不入。我那时还未熟练掌握普通话，说话时总夹带着方言，因此没少被同学笑话。同班同学，大多住小区单元房，家里有电视，有动漫可以看，也有很多玩具可以玩。过生日，他们还会邀请同学到家里吃饭，一起吃生日蛋糕。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此前我未曾想到的。

与他们相比，我每学期开学的学费，都是个让人头疼的事。异地就学，我又属于借读生，每学期还要额外交500元转校费。父母拿不出足够的钱交学费，只能向亲戚朋友开口借，东拼拼西凑凑，以至于我每年都是班里最后一个交学费的。面对如此落差，我只能时刻提醒自己要好好学习，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与此同时，我哥也在大姨父的帮助下，转到城乡结合部的一所普通高中念书了。县城中学的教学环境和学习氛围那是乡镇中学所无法比拟的。乡下中学的教学条件简陋，学习氛围也差，中考录取率低，高考本科上线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乡下中学生都是混文凭的，毕业后就出去打工。因此，他们课堂上总是乱哄哄的，真正花心思读书的学生少之又少，老师们也难以管束。相较而言，县城普通高中的教学配套设施更完善，学生们虽然也贪玩，但起码能维持一个正常的教学秩序，本科上线率不高，但却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二十多年前，大学生依然是天之骄子般的存在，一个农村学生考上大学意味着改变命运。我哥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勤奋踏实，成绩在班上也一直是排前列。

在乙村，我们共搬了三次家。自从我爸转行做蔬菜生意后，就和房东变成了同行。

房东老叶见我家蔬菜生意越来越红火，他便动起了歪心思。老叶不愿意每天早起吃这份苦，抢不到新鲜蔬菜，他家生意一直冷冷清清，但是仗着是我们房东，就让我爸把每天新进来新鲜的蔬菜原价让给他。老叶对我爸说：“我原价收购你一部分蔬菜货源，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再一个，你还住着我们家的房子呢！”

老叶说的一部分可是不小的一部分。原价收购，那相当于我爸起早贪黑免费给人进货，谁会甘心做这样的事。房子按时付了房租，租金也不比别家便宜，凭什么还要把自家货源让给他。

我爸心想顾客在你这买不到新鲜的蔬菜，新老顾客都会流失。天天起早贪黑，图个什么呢？这样的亏本买卖，任谁都不会做。但人在屋檐下又能怎样，不愿意把新鲜货源让出去，你只能乖乖地从房东家里搬出去，没有其他选择。

我当时并不在场，只是后来听父母提起。我能想象父母背井离乡被人赤裸裸地欺负时，一定有说不尽的辛酸与无奈，似一条野狗被人驱赶，由不得你。

我们刚搬到乙村时，大姨的农村老房子租给别人了。等我们被老叶逼走之后，大姨的老房子也正好空出来，每年只要象征性地交一点房租就行。

大姨的房子总共有4间，其中北面3间，南面1间。这是我们在农村住得最宽敞、最舒适的房子。可是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我舅舅和外婆一大家子，也从乡下出来到城里讨生活了。北面的3间房子腾出来给我舅舅一大家子住了，我们就住在南面的1间瓦房里面。

屋子很小，前面做饭，后面就是卧室，中间拉个帘子隔成了前后两段。在这个狭小逼仄的房子内，住着我们一家四口人。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房子实在太小，一家人的吃喝拉撒都在这，连转身都困难。

没办法，我们只能租村口另外一户人家的房子。

2002年，我哥参加高考，可成绩并不理想，未达本科线，没能如愿考上大学。他本有机会念一所本省就业前景还不错的司法警官学院（大专院校），但奈何家庭条件不允许，亲戚们也普遍不看好大专院校，父母借不来钱，学费没着落。而选择复读的话，也要交一大笔复读费，再一个复读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哥明白，父母供我俩到城里念书，已使了十二分的力了，身体和心理早已不堪重负。

我哥体谅父母的艰难，不忍他们为难，他选择直接进入社会。但没能上大学也成了我哥一生的遗憾。其实按我哥平时的成绩，照班主任的话说，念个本科问题不大，可偏偏命运弄人。

那时，像我们这样的中部小城市，对一个没学历的农村青年来说，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岗位不多。叔伯阿姨又大多是庄稼汉，能顾好自己的生活已是不易，再无余力和资源去关照一个青年的未来。大姨父倒是给我哥寻了个加油站的工作，可是我哥觉得那不是长久之计。加油站服务员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职业发展前景也极为有限。

综合考虑，我哥还是决定外出打工学一门技术。

我现在都清晰地记着，我哥背着背包，准备外出打工的场景。父母送我哥到村口的井边，给我哥包里塞了几百块钱，还有煮好的鸡蛋。一路上，他们不停叮嘱我哥路上注意安全，到外面做事要勤快一点、机灵一点之类的。我哥拎着行李一边赶路，一边言语宽慰父母。

直到我哥背包外出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父母才肯转身回村。那天，晚饭只剩我们三人，空气很安静，安静得只能听见碗筷触碰的声音。父母时不时用袖口抹眼泪。我那时候小，不懂父母为什么会哭，心想不就是外出找份事做那么简单吗，不至于反应这么大吧！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工作生活，仅此而已。

直到很多年后，我也长大成人，体验到孤身一人在陌生城市打拼的艰辛之后，才明白父母送我哥外出打工时，为什么会哭得那么伤心。没伞的孩子，他的成长注定是一场灾难，而给人带来最多苦难的，往往是另外一群人。

2005年前后，我所在的城市逐步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乙村靠近城市，村中又有河流穿过。政府因地制宜，在这里规划了一个湿地公园，沿岸将打造一片商品房住宅区。不久后，这里的农田房屋陆续被政府征收。我们种的农田，租住的房屋也很快被纳入征收范围。这次我们要彻底脱离土地，变成城市里的“游民”了。

我们搬到了城乡结合部一户人家的自建房里，租的是底楼的房子，房子也是分为南北两间。因为楼层低矮，这里常年阴冷、潮湿，光线很差，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潮气。房间的墙体总时不时有石灰脱落，屋内电线线路也极易老化。长期居住在这样的环境，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了。毫不夸张地说，我差点因此丧命。

夏天的一次晚自习课后，我回到家中，本打算再复习一会儿功课。可那天不知怎么，我明显感觉比往常更疲劳一些。我强撑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早点洗漱休息。可等我躺下没十分钟，房间内就传来“嘭”的一声巨响。昏昏沉沉的我，被屋内巨响惊醒，连忙打开灯查看，发现办公桌正上方的吊扇，重重地砸了下来，并在桌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坑印。隔壁房间的父母也被惊醒，赶忙过来查看情况。如果我晚睡十分钟，高速旋转的扇叶，砸中的也许就是我的头。

时隔多年，我依然对这个场景心有余悸。在这个阴暗潮湿的出租房内，我度过了整个高中生涯。

而我哥在外打工，日子也过得并不轻松。

刚到广东时，我哥的想法很简单，能活下去就好。几经辗转，他发过传单，进过电脑培训学校当老师，还零星干过很多杂活。慢慢站稳脚跟后，我哥想着总干杂活也不是个事，必须得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有发展。经多方打听了解，鞋厂制版师是一个有着不错发展前景的职业。当时工厂普工工资大约在七百元，优秀制版师的工资可达七八千，甚至上万元。

为入行，我哥兜兜转转进了鞋厂，跟着师傅从学徒工做起。他内心笃定，将来一定要深耕这一领域。在那个年代学技术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你不仅要能吃苦，还得会“来事”，要不然师傅们根本不愿教。我哥在电脑培训学校打工时，自学了CAD软件制图，这让他在厂里制版师学徒工内招时加分不少。报名成功后，学徒工便要接受为期一年的专业培训。培训结束后，厂里还要进行考核筛选，通过最终考核筛选的才能留下来。

这一年的培训里，工厂采取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学徒工跟着师傅们一边学习理论知识，一边实践操作。学徒工们每天在办公室、原料仓库、车间中来回转，他们反复琢磨，反复实践，每天还要写学习日志。这样高强度的训练，有人忍受不了直接选择了放弃。而那段时间，我哥为了抓住这次机会，没日没夜地学，一天工作学习时长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每个月的休息时间也只有一到两天。

我哥初入社会，吃过不少亏，他渐渐明白，在社会上混，光会做事是很难吃开的。为了更快更好地学技术，我哥要把工资的一大部分用来请师傅们吃饭喝酒，好话说尽，逢年过节还要给师傅们送礼。师傅们看我哥做事靠谱，做人上道，他们也乐意传授真本领。

为期一年的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8名学徒只有3名顺利晋级了，我哥就是其中之一。

日益精进的技术，逐步练达的人情，我哥在这个行业里慢慢扎下了根。到2007年，我哥已经做到了课长的位置，这是当时厂里最年轻的一线技术管理人员，工资达到了四千元。对比同时期的很多普通大学生，他们的起薪普遍为两三千元。

在广东打工期间，我哥认识了我嫂子。随着感情升温，自然而然地，他们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爸妈催促我哥邀女方家长来家里来看看，双方父母见个面。我嫂子父母看我哥真心待我嫂子，谈恋爱也是奔着结婚去的，便挑了个时间从河南赶来。

嫂子的父母第一次来到我家时，看着我们那个破烂的出租屋，还有腿脚残疾的父母，他们显得有些沉默。但是他们架不住我父母的热情，我父母一会问他们要不要吃这个，一会儿又问要不要吃那个，他们一边应和着，一边了解我家的情况。

后来在我嫂子的回忆中，我才得知。我嫂子的父母回去后哭了很久，他们起先也不同意，是我嫂子的坚持改变了他们主意——家庭条件虽然差了一些，但一家人本本分分，都是踏实过日子的人，长远来看，日子不会差。

得到双方父母认可，他们的婚事便提上了日程。

2009年，我哥东拼西凑，在家乡城市贷款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 房子总价21万多，首付7万多，父母帮忙垫付了将近3万块。这是我们一大家子买的第一套新房，室内南北通透，地段较好，生活就学都方便。当年国庆节，他们举办了婚礼。

看着我哥娶了媳妇，又买了新房，爸妈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幸福之情，溢于言表。我妈后来在菜市场守摊和人闲聊时，总时不时地提起我哥在哪哪买了房子，娶了哪哪的媳妇。是啊，农村穷苦出生的孩子，靠自己成家立业，没让父母操心，那当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婚礼喜庆的余温尚在，可工作还得继续。办完婚礼，同家里简单交代一番，我哥两口子又得回广东打工，他们只在春节回来。

由于结婚和买房都需要一大笔开支，首付还借了钱，我哥新房装修的事只能从长计议。

2010年，我参加高考，考取了外省的一所本科院校。这一次，我要离开家乡去外地就学了。也是在这一年，父母做生意的老菜市场要拆迁了，新菜场安在了周边的安置房旁。父母腿脚本就不方便，随着年纪的增长以及经年累月的重体力劳作，情况变得愈发严重。其实，新老菜市场相隔并不远，但对他们而言，却像在跋山涉水。

为方便照顾新菜场生意，父母又得搬家了。

新菜市场距离四姨家自建房比较近。四姨居住在靠近城市的丙村，由于城市的扩张，丙村也面临着和乙村一样的处境。村里大量的土地和房屋被征收，村民大多已住进政府建设的回迁安置房里。但由于资金紧张和拆迁补偿标准未谈妥等系列问题，丙村一小块区域的农村自建房，迟迟未拆迁。每每都传出要拆迁的消息，可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久而久之，这一小片区域的住户都习以为常，像根本没有拆迁这回事一样，照样在这生活。

四姨家的自建房，就处于这一小片区域，它被周边的商品住宅区和安置房所包围，它仍旧保持着农村的面貌，显得格外另类。四姨家搬进了安置房，自建房用来出租了。自建房共三层，其中两层已出租，留了一层给我们住。由于随时可能会拆迁，这里住户只求维持基本的生活，并不会花更多心思维护这里的环境。这一带的自建房大多门窗老旧，周边荒草丛生，时不时还有周边工地的卡车在这倾倒建筑垃圾。与周边日新月异的环境相比，这里显得尤为衰败。

我上大学后，只有每年寒暑假回来住一段时间。每次从学校回来，这极短时间内的场景切换，我就像跨越了不同的年代。上一分钟，我还在城市里的高楼大厦间穿梭。下一分钟，我就钻进了农村的羊肠小道。这仅剩的一小片村庄，好似一片文明的孤岛。

2012年，我哥两口子通过三年打拼，还完了首付借的钱，还攒了一笔装修款。当时，恰逢我嫂子辞了上一份工作，又暂未找到合适的新工作。于是，索性回老家，先把装修搞好。经熟人介绍，我嫂子找了装修工人，又去装修市场一家一家地询价、比价，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材料装修。父母做生意之余，也尽可能地多帮一些。对较为轻便的材料，我爸会用三轮车帮着搬运。

整个装修过程，前前后后大概历时半年。房子从最初的毛坯房，一步一步地打造成了我嫂子预想的模样。看着装修好的房子，我嫂子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他们终于能住上新房了。

春节，我哥从广东回来，把父母还有我，一起接到他的新房子里去住。看着我哥窗明几净，宽敞舒适的现代化精装房，父母很是欣慰。这么多年，爸妈第一次住上了新房。那个春节，大家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相聚总是短暂，过完春节，我哥两口子又返回广东了，父母住回了四姨家的房子。我哥不忍心父母还租房住，想尽办法说服他们就住他的新房，这样还能省下一笔房租。可父母总说两代人生活习惯不同，搅在一起不好。

我哥拧不过，只得默认现状。一边是我哥平时闲置的新房，一边是父母继续租房住。

2014年7月份，我大学毕业。四姨家的自建房，这一次“真的”要拆迁了。父母又不得不再次搬家，菜场周围已没有自建房可租了，只能选择租金相对较高的安置房。

安置房和商品房不同，前者不仅没有物业管理，在其他软硬环境上与后者也有很大差距。我们租住的安置房小区内没有安装路灯，晚上漆黑一片。楼道里没有声控灯，晚上爬楼梯得靠手机照明。楼层里的犄角旮旯，由于常年无人打扫，早已尘土满布，垃圾遍地。小区内很多大爷大妈，都是周边农村迁过来的。尽管搬进了安置房，他们仍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惯。不少一楼的杂物间，还圈养着鸡鸭。

不得不说，安置房真是个尴尬的存在，杂糅着现代和传统。

2014年8月底，我侄女出生了，一家人都兴奋不已。带来喜悦的同时，也给哥哥嫂子带来了新挑战。比如：今后在哪里带小孩，后续教育入学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房子和工作地分开，始终是个大问题，来回折腾甚是磨人。思虑再三，为了平衡工作和生活，我哥通过行业内熟人介绍，一步步地换了离家近的工作。

同年9月，我考取了周边县城的公务员编制，从事统计工作，算是圆了当初在田里干活时，许下的要吃上“商品粮”的梦了。我工作的地方离父母租住的地方大概200多公里，坐火车要2个多小时。

作为家中的小儿子，我得到了最多的助力，我的买房之路就显得波澜不惊——2019年，在父母和我哥的双重助力下，我也在工作地的县城买了房。每月有公积金冲抵，我的还贷压力也不大。

房子三室一厅，一百多平米，位于县政府旁，周围超市、学校、公园等配套一应俱全。房子还没装修，偶尔路过，我望着高楼，想起父母，心里还是有愧意。

父母一辈子辛勤努力，给我们哥俩踮起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帮助我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而我们都有房了，可父母还在租房子住。其实，年景好的时候，他们也能借点钱凑一凑，在城里买个小户型。可家里存款就像一个一边进水一边出水的水池，永远填不满。刚刚攒够一些钱，不是要交学费，就是生个不大不小的病。以至于在外漂泊这么多年，除了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和必要的教育支出，几乎一无所有。

与此同时，我成长的这些年，每次所谓回家，其实回的都是父母的出租屋。无论住多久，那始终是别人的房子，产生不了任何归属感。对于我们一大家人而言，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下我们的肉身。我们兄弟俩也没有一个，我们能共同称之为“家”的地方，这是我们心里的一大缺失。

好在，我们哥俩稳定下来，终于有余力去考虑建一个共同的“家”了。

像很多农村人一样，父母总有一种执念，那便是无论今后在城市发展如何，一定不能丢了在村里的根基。而对我和哥哥这样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也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哪怕在城里买了房，总觉得农村的房子是我们共同的“根”，因为它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

可是，我们原有的那间土瓦房破旧矮小，面积狭小不说，就连基本的遮风挡雨都做不到，如今又新增了家庭成员，土瓦房无论修缮或重建，都已经满足不了现今的要求。于是，父母在2018年花了3万块钱，在村里新批了一块宅基地，面积大约150平方。由于手头紧，当时也未考虑盖新房的事。

对此，我和哥哥都看在眼里。我哥在2016年已回到家乡省份，在临近县城的鞋厂，找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做技术主管，待遇也水涨船高。他平时在厂里上班，周末回老家，我嫂子则在家带孩子，他们再也不用两地奔波了。而我的生活也稳定下来，有了一定积蓄。

一番商量后，我们兄弟俩决定助力父母在农村盖新房。

2019年年底，新房地基基础开挖，我们哥俩出钱出力，一有空就回老家帮忙，查看进度并督促施工。父母虽然一把年纪，腿脚也不方便，但对家里建房子也是格外上心，不时往老家搬这搬那。看着他们乐在其中，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受疫情影响，房子建造断断续续。2022年底，新房基本完工。房子位于入村主路的东侧，门前就是一片稻田，视野极为开阔。房子总共两层半，钢筋混凝土结构，地面贴了瓷砖，内墙墙面用石灰刮白，崭新的家具，现代化的厨卫系统。外墙墙面涂着青石色的仿石漆，屋面盖着铮亮的琉璃瓦，远远看去俨然一个小别墅。

“小别墅”的后院还要新修了一个小花圃，前门有一块空地正对着田垄，它们被预留用来栽树。2023年3月中旬，我和我哥一大家子开车回去栽树。

到家后，我们搬出车上的树苗，拿出房间里准备好的锄头、肥料，开始动手栽树。我负责挖坑、刨土，我哥负责施肥、移种树苗、浇水。费了好一阵工夫，终于在花圃和门前的空地上移种上了树苗。侄子侄女在房前屋后欢快地玩耍着，对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他们来说，村里昂首阔步的大鹅，草丛中啄食的小鸡，这一切都是新奇的。

父母多年的辛勤耕耘，此刻终于有了收获。而他们也从二三十岁的青年，变成了如今两鬓斑白年过花甲的老人。

“辛辛苦苦一辈子，我们终于能住上自己的房子了。”

“是啊，一路走来真不容易。老家有房子了，对他们两兄弟我们也算有个交代了。”

父母站在小院里自顾自地交谈着。

而我望着这栋房子，往日在外租房四处漂泊的画面又浮现出来，心中酸楚不禁涌上心头。我已经记不得多少次，拿着锅碗瓢盆，搬着老旧的家具，在老的居所和新的住处来回穿梭搬家……如今，终于有一个地方，我们能亲切地称之为“家”了，这是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家。

故乡，终于可以容下我们的肉身了。而我们，终于不必再流浪了。

后记

家乡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也早已焕然一新。村里重新修缮过的祠堂，显得那么高大、威严。原来一排排的土瓦房通过新农村改造，也已变成了一幢幢砖瓦房。家家户户门前都通了公路，村里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很方便。

2024年春节，我们一大家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住进了自家的新房里，过了一个平安喜乐的年。在这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里，所有家庭成员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正月里，父母在村里走亲访友，笑容无比灿烂。我想父母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乡里，他们回来了，他们是属于这片土地的。这么多年漂泊在外，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着自己的故乡。

看着这栋故土上普通的农村自建房，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祥和。

它毫不起眼，却是我父母奋斗了一生的成果。

编辑 | 森芒           实习 | 赫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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