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26年，也没有逃出父母的大学城 | 人间

从进入C大附属幼儿园起，我、康乔、小也和一帆就是同学了。小时候，别人一听说我们的父母在C大工作，都会羡慕地说：“那教育一定不成问题啦。”实际上，父母为了我们的教育问题操碎了心，对外还努力装出风轻云淡的样子，只为让别人夸赞一句“龙生龙，凤生凤”。

幼儿园毕业后，我们四个又一起进入了C大附小。那时，年幼的我就意识到“高校子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虽然大家同住一个大学城，但享受的待遇却完全不一样，比如C大附属幼儿园和小学的学费就有三个价位：教职工子女最优惠；高校第三代子弟（父母不在C大任职，但爷爷奶奶是退休职工）的学费略贵；如果孩子的父母只是在C大内做生意的商贩，那除了缴纳孩子的学费之外，还需另交一大笔“赞助费”。

C大附小也会区别对待不同家庭背景的小孩。因为学生人数少，所以每个年级基本只有两个班，大多数教工子女会被分到师资更好、学习氛围更浓的1班，而高校第三代子弟和商贩子女基本就在2班。为了尽量显得“公平”，学校会像捡豆子一样，挑几个倒霉的教工子女和2班的孩子作交换——我就是那个被调去了2班的倒霉孩子。

得知这个消息，母亲气冲冲地对我说：“柿子挑软的捏，如果你爸厉害点，你也不会在2班。”

我父亲在C大做行政岗老师，早些年干过学院的行政秘书，但因“不思进取”没能升上去，年纪大了便被发配到闲散部门。2班本来有个同学和我情况类似，可他父亲一看到分班名单就闹到了附小，最后成功把他转回了1班。

在“望夫成龙”这件事上彻底失望后，母亲很快就将目标转移到我身上，开始严苛地鸡娃。我从小学习成绩好，是被棍棒逼出来的——100分的卷子，如果低于95分，会被口头教育一顿；如果低于90分，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我的数学偏弱，有段时间徘徊在90分上下，那时的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事了。每逢数学考试，我都紧张得想上厕所，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高考。而母亲则永远不承认我的肠应激综合征是她导致的。

小学时，我、康乔、小也和一帆都是排在年级前列的尖子生，我们的父母也理所当然地结成了“育儿同盟”，联合起来鸡娃。当然，同盟之间也有一条隐形的鄙视链：位于顶端的是康乔的父亲，他是C大的生物学博导，在他眼中，旁人都是嗷嗷待哺的学生；小也的父母是C大的社会学硕导，履历上比康教授差了一截，话语权便少了几分；而我的父母和一帆的父母只是C大的行政老师，他们向来被授课老师认为是“闲人”。

经过讨论，各怀心思的父母很快达成了共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要学奥数提升智商。”“想和国际接轨，必须学好英语口语。”

从此，我们这群孩子就没了周末，白天必须上父母安排的奥数、英语培优班，晚上各上各的（不感）兴趣班。我和发小们苦不堪言，但不敢反抗。

孩子人数较多，去外面上课接送很麻烦，几家父母便充分利用职业便利和人脉关系，在市内搜刮小学数学、英语名师，高薪聘请他们在周末来C大给我们“小班授课”。家长们各司其职，有的包揽老师的交通费；有的请老师在教工食堂吃午饭，把小炒点了一桌，尽显阔气；还有的去借自己学院的空教室，给老师提供安心的教学环境——我第一次见那种亮堂堂的阶梯教室时，还暗中感慨大学生上课的地方真高级，只是桌椅太大，有些难爬。可也不是每次都有空教室可用，这又需要家长们各显神通了。那些年，我们的足迹踏遍了C大的逸夫楼、实验室和图书馆讨论室，甚至有一次临时转到养猪房里上课。

相比之下，抽空上兴趣班则是无奈之举——一年一度的“小人才”比赛是本市重要的艺术类奖项，拥有一张金光闪闪的奖状，便能离优质初中近一些，还可以证明我们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据不完全统计，我在小学期间上过钢琴、绘画、舞蹈班……

我们逐渐适应了没有周末的日子，但在康乔10岁生日的那天，一帆出了一个疯狂的主意：逃掉下午的英语课，去吃垃圾食品。当时，奥数老师正在黑板上演示应用题，我的心却被“去吃麦当劳”的小纸条扰乱了。一帆的字写得像鬼画符一样，诱引着我的馋虫，康乔在纸条上恶狠狠地附和。稍后，我把小纸条递给身旁的小也，她看了一眼后，把小纸条攥进手心，对我耳语道：“把鸡都吃了，就不会有鸡兔同笼的问题了。”

“会不会被抓啊？”我想到接我们下课的父母，又脑补了英语老师找不到人时愤怒的脸，“要不，还是上完课再去？”

小也骂我是胆小鬼，随即，她向一帆使了个眼色，表示自己欣然应允。虽然我们是好姐妹，但我知道，小也一向比我勇敢。

那天下午，只有我一个人留下上英语课——比起香喷喷的炸鸡诱惑，我更怕回家被父母骂。面对英语老师的追问，我坚持没有吐露他们仨的行踪，但英语老师还是尽职尽责地拨出了三通电话。很快，他们就被康教授押回了课堂——他顺着C大的小吃街找，一抓一个准。

“你们好好上课！”康教授和英语老师郑重握手后，痛心疾首地看着我们，“下课了去C大餐厅，我请客。”

末了，他又加了一句：“还是萌萌最乖。”

因为这句表扬，我感受到周边的气氛有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好像突然之间，我被这个小团体排除在外了。英语课结束后，母亲来接我，听说康乔、小也和一帆逃了课，就我没去，她笑眯眯地亲了我一口，夸道：“萌萌真省心。”我赶紧看了看朋友们，更觉得如芒刺背。

晚上，我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参加了康教授为儿子组织的生日宴。面对席上夸夸其谈的康教授，小也妈和一帆爸显然不太感兴趣，只有我母亲在竭力附和他的高谈阔论——因为我的“叛徒行为”，她是那天最有资格自豪的家长。

大人们点了一桌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菜肴，并不合孩子们的胃口。我有点饿，麻木地吃着母亲给我夹的菜，尝不出什么味道。小也和一帆的肚子已经被炸鸡填满了，显得有些兴趣索然。康乔不高兴，赌气般地在碗里挑挑拣拣。

“把叶子菜吃了！”康教授横了他一眼，又给他夹了不少。

康乔正欲发牢骚，却被康教授锐利的目光逼退。

小学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们家迎来了一场风暴——接下来我是去外面读重点初中，还是读C大附中，成了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C大附中的中考升学率并不高，要考到全年级前15名才能上重点高中；而在本市，想上非户籍所在地的重点初中不仅要通过考试，还要交一笔择校费。

和大多数同学的家长一样，我父母考虑的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担心长期生活在他们羽翼下的雏鸟能否适应外界那片没有庇佑的天空。对大部分孩子来说，从幼儿园到初中，早已习惯告别旧环境、迎接新挑战，但我们这群高校子弟从3岁到12岁，身边都是同一拨人，走来走去也没有走出C大的校门。

那天，好友琪琪的父亲来我家做客，客客气气地邀请我跟琪琪去同一所重点初中读书：“外面的伢野惯了的，我们的伢单纯，一起上学不仅能做个伴，包车上下学还方便。”

我父母也客客气气地回应，说“会考虑”，但实则已经决定让我读C大附中了，因为“熟悉的环境最好，同学也是都认识的单纯小伢”。

后来，琪琪果然去了外面学校，我也失去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好友。小孩子的友谊真的很难维系，只要QQ几周不上线，不能相约在“摩尔庄园”，情谊就会慢慢褪去。对我而言，初中只是小学的延续，每天走同样的路线去上学，逛同一家校外小卖部，中午去固定的食堂吃饭，身边的朋友也还是同一批。

谢天谢地的是，C大没有附属高中，后来我考上了一所在省重点里“压摞摞”的好学校，终于短暂地离开了巢穴。这所高中的生源较杂，既有靠实力考进来的好学生，也有交高额借读费入学的“坏学生”，学风也因班级不同而迥异。

初入高中时，我颇有些“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的感觉，就像是下山的烂柯人，浑然不知日新月异的世界已经奔驰到哪一遭了。同在一座城市，大学城内外的世界泾渭分明，外面的孩子时髦许多，关系要好的女同学可以随时掏出3G手机关注彼此的微博账号，而我只能尴尬地用纸笔抄下大家的ID，等周末回家用电脑操作。

我笨拙地学习着融入：买最新款的手机，学着朋友在上面贴粉色的水钻；剪掉呆板的长发，蓄了时兴的齐刘海。因为分心，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父母看在眼里，免不了日日唠叨。他们为C大没有附属高中而长吁短叹，认为我的种种变化都是由于“出去读书”造成的。我却只恨自己从前太听话，应该早点出去读书完成“改造”的。

父亲对C大以外的世界放不下心来，难得鞭策了我一次：“文理分科时，你一定要考上火箭班，班风好才能学习好。”

“什么火箭班、飞机班的，”我妈纠正他，“老土！现在都叫重点班和平行班。”

所幸我的底子不错，折腾一番后，还是考入了文科重点班，在高考压力下也被迫收心。几次模拟考，我都稳定在一本线上，是足以冲985的成绩。父母想让我考C大的自主招生，保个底，但我发誓去省外也不要留在家门口上大学。我深知，一旦留在C大念书，大学的空气便不再自由，只剩窒息。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直到2015年夏天，我才和父母拉开了第一场拉锯战，为的是高考填志愿——我想报新闻传播学，去北京或上海读书，而父母看好本市A大的王牌专业。

母亲把志愿填报指南扔我面前：“当年我就不同意你学文科，现在能报的专业少了这么多，都是你自己作的。还想去学什么新闻传播，出来了能干嘛？”

比起母亲的猛烈输出，父亲走的是温和路线：“萌萌乖，你数学也不错，我看A大经济学就蛮适合你，进大学了，看能不能转计算机专业。”

我哭着坚持：“可是我想学新传，我文章写得好，我肯定能学好。”

“我我我，你只考虑你自己，从来不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母亲把桌子拍得咚咚响，“你还小，根本看不到不同专业的职业前景，我们就有义务帮你分析！”

父亲幽幽地加了一句：“我们啊，都是为你好，你找工作的时候就懂了。”

大战的间隙，小也约我去电影院，我也想出去透透气。当我听说她已经填好复旦大学中文系志愿时，惊讶地问她是否也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我妈想让我学社会学。”小也满不在乎地说，“但是我不感兴趣，就可劲闹呗，闹到他们妥协。”

听闻我家的纷争后，小也若有所思地总结：“父母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

我怔住了，在附属学校成长的这些年，我一直觉得小也和我很像——我们都喜欢阅读和电影，我们的高分作文肩并肩贴在教室后面，我们手牵手站在文艺汇演的主席台鞠躬。但是，当我还困于难解的志愿问题时，她已经跳到了局外，给予我温馨的指导——我们压根就不像。

眼看着我没有领悟到他们的良苦用心，父母又搬来了“劝降救兵”康乔来现身说法：“你看我，我爸让我读生物，我就读生物，他让我留本市，我就留本市。读什么无所谓，一直闹才是心烦。”

“我有所谓，我喜欢的是新传。”我怕打击不到他，特意说，“我和你不一样，我有梦想。”

康乔大笑：“行行，你就和一帆一起去追梦吧，他报的港中深的国际商务。”

这倒不让我意外——一帆向来是个有主意的男孩，港中深当时是第二年招生，消息闭塞点的高中生甚至不知道这所新兴学府的存在。一帆的高考分数可以上本市的985，但他放弃了稳妥，选择了离家更远、前景待定的高校。

康乔离开后，家里渐渐恢复了久违的平静，我以为是父母明晰了我的决心，已经放弃。事实上，粉饰的太平之下是涌动的暗流。在志愿截止填报前的4小时，我再次登录网站，竟发现自己的志愿已经被改成了A大经济学。

我的登录密码是自己的生日加幸运数字，这对我的父母来说真的太好猜了。我气到发抖，质询，他们交换了眼神，然后保持沉默，试图以不变应万变。我摸索着要去电脑上修改志愿，他们又眼疾手快地夺下了鼠标。母亲的眼泪比我还多，样子比我还可怜，她叹息道：“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我一时语塞，脑海里反复回想小也的那句“你强他就弱”。但我实在没有什么“强”的办法，能依赖的只有父母的隐恻之心。于是，我连抽了自己几个耳光，喊道：“闹够了吗？”

他们大概没想到我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一时怔住了。母亲到底是“久经沙场”的人，她很快反应过来，冷冷道：“不够。”

我冲过去抓住她的手，试图往我脸上抽，她僵硬着身躯，攥紧了手，一动不动。我一面大哭，一面缩回手继续抽自己耳光。也许是20多下，也许是30多下，记不清了。

最终，父亲先心软，递给我鼠标，像是游戏结束的嘉奖。我的脸半肿着，把志愿改回了A大新传。

母亲恶狠狠地说：“后悔别来找我哭。”

后来，我忍不住向小也讲述了这段惊险的事，还戏谑地说自己还没入行，就已经献祭了肉身。她咬唇想了想，说：“其实可以不用这样，你悄悄改回来就行，然后换个密码，志愿填报截止后再告诉他们，反正也只有几个小时了。你还可以填北京或上海的学校，不一定要在本市。”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只顾着发疯了——但我还是把这句话咽下去了。我不愿承认小也永远都显得比我聪明，我有点后悔告诉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悔让她一窥我狼狈如落水狗的时刻。

这年秋季，小也去了上海，一帆去了深圳，我和康乔留在本市上大学。康乔的高考分数是我们中最低的，只够读一个二本学校，一度让康教授在C大蒙羞。但在听闻我家的风波、几家孩子填的志愿后，他很得意自家儿子能听话地选择生物专业：“新传和中文有什么用？念了国际商务就能出国？”

上大学后，室友都很羡慕我离家近，天知道我有多羡慕他们在父母管辖范围外念书。大学生的周末多姿多彩，而我通常会在周末往返于两所大学之间，要把课余时间分一半给父母。

大三时，我拿到了保研名额，想去北师大换个城市生活，但家里更希望我留本校，这样面临的不可控因素要少得多，也更符合我们全家稳妥行事的风格。我这个人向来没有什么主见，遇到选择也往往会挑一条更容易的路走。显而易见，后来我留在本校读了研究生。

2021年上半年，研二几乎没课，我去了北京，在某大厂的营销岗位实习。工作与专业对口，我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轻松上手了，也第一次得到了涌至的夸赞。每周一，我抱着笔记本电脑冲进会议室，报的选题总能得到小领导的嘉许：“萌萌的点子不错，大家学着点。”工作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从未觉得自己的人生这么有意义，哪怕只是一颗螺丝钉，我也是有价值的。

其实对我读的这个专业来说，大概只有两条路摆在面前：走理论，便好好读书，一路卷到博士，再谋个高校教职；走实践，便多积攒实习经历，硕士毕业就去北上广打工。我心仪的路是第二条路，也萌生了研究生毕业就北漂的念头。

那时的我满门心思投入到富饶的精神世界里，实习工资付了房租后便捉襟见肘。但是在北京，这样的年轻人随处可见，我们穿梭在小西天和百子湾，谈起滨口龙介头头是道，私下却连龙口粉丝都煮不好，艺术是生活的全部食粮。

在北影节换票群里，我认识了阿辰，艺人运营是他过渡性的工作。他经常讲，自己的同学都在拍片子，他还是想跳出大厂。因为都在后厂村上班，所以我们自然而然成为了饭搭子。我对阿辰最初的好感来源于豆瓣书影音400+的共同喜好。有没有可能和阿辰恋爱呢？我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觉得眼下自己还是要以毕业为重。另外，抱着学生思维的我不太愿意相信已经踏入社会的人——这或许和父母的教育有关，多年来，他们都让我在熟人圈层里打转，对外来世界的人有着天然的戒备心。

本科期间，我在A大也谈过一场恋爱，最终却因现实原因和父母反对而告终。父母说，那个男孩最终会回老家工作，因此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幸的是，结局被他们言中了。而阿辰是东北人，他家比我前男友的家还远，我下意识地想，我们不会有结局。

研三学期即将开始，毕业论文也得提上日程，2021年国庆前夕，我不得不回学校。一旦待在家里，我和父母就免不了争吵。他们认为，我既然不打算读博，就要借助应届生的优势，好好准备秋招。

听闻我想毕业后去北漂，他们暴跳如雷：

“让你去北京上班，是为了挣实习学分，不是要你在那儿扎根！当年就不该由着你学传播学，心野了都收不回来了。‘007’的生活坚持几天纯靠新鲜，你从小没吃过苦，以后也吃不了这份苦，35岁你一定会被辞退。”

“你以为我们会帮你在北京付首付？你做梦，钱丢进去，都不带响的。”

“看看人家康乔，跟着他爹的方向，现在都硕博连读了，以后肯定能留高校当讲师，混个几年，教授跑不了……”

康乔在本科期间就开始跟着康教授做项目了，论文发表也十分顺利。旁人只惊于他在二本学校“发愤图强”，却不知道他出身学阀世家。后来他通过考研回了C大，成了发小当中第一个“回家”的人。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尽量避免与父母的正面冲突。他们不停地念叨康乔如何听话，让我想到了昔日的伙伴们，遂打开许久没看的ins——之前我听说小也在本科毕业后gap了一年，没想到她已经申上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看着实况照片里的哥大蓝、斯台茨和洛阳大叔餐车，说不羡慕是假的。

我只暗暗感慨了一句：人各有命。如果当时我去北京读研，现在大概也不用纠结了。我想给小也发一条祝福讯息，也想讲讲自己的近况，但看着我们的对话还停留在2020年初的互相问候，我又一字一句删掉了那些打好的文字。

为了散心，我回到母校C大附中去探望一位语文老师。我是他最引以为豪的学生之一，之二便是小也。当年我们的周记习作被语文老师发给了本市的报社，我们也因此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小豆腐块。

我的第一笔稿费是18块钱，拿到稿费的那天，我和小也去逛了三福精品店，她买了一瓶殷红色的指甲油，我买了一个笔筒打算送给语文老师。她涂完自己的指甲，便抢着来涂我的手，我当然拒绝了——校规不让学生化妆、做美甲。

多年之后，我再次坐在语文老师堆满周记本的桌边，像竹筒倒豆子般说起父母对我的压迫：“老师你知道的，我还是很喜欢写作和策划，在北京的工作才有满足感。”

“你父母想让你考公？”

“不是，想让我混个高校编，和他们一样呗，但我不想……”

“我其实是理解你父母的，”老师打断我，“你是女孩子，还是稳定的工作比较好。我现在也有女儿，我希望她以后不要离我太远。”

我反驳道：“那小也呢？你以前鼓励我们多出去看看，她现在倒真走出去了。”

老师思忖了几秒，说小也的父母未尝不希望她回来，也许等她毕业了就会回来：“不过，你们俩呢，性格终究是不一样的。”

我有几分不服气，却不好申辩。之后语文老师告诉我，一帆也曾回来看过他，他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爱闯、爱折腾。

我读研一前的暑假去香港旅行，途经深圳，也见过一帆一面。他本科毕业后在深圳的一家外企上班，一个工作日的晚上，他请我吃生意火爆的利苑酒家。我说当学生好，时间自由很多，问他为什么不继续读研，他却回答说，自己再去香港读一年制硕士镀个金也毫无意义，不如早点开始工作。

没有康乔和小也，我和一帆两个人也没什么好聊的。小时候，我俩老是被大人“拉郎配”，但我潜意识里觉得，他一定更喜欢小也那样的女孩。虽然我们人生的起点都是C大教工小区，但经历20多年的变化，经过种种不同的选择，我们人生的河流早已流向了不同方向。告别的时候，一帆笑眯眯地叮嘱我，以后有空可以常来深圳找他玩，“虽然很忙，但请你吃饭的时间还是有的”。

我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但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语文老师说，一帆后来被调到新加坡的总公司去了，现在他可能不想回来了。

临走的时候，老师还在拿同级生的例子劝我：我们“高校二代”的圈子里有一个顶普通的女生，在本市念了几年师范，毕业后便做起了“全职女儿”，一门心思扎入了考教师编的热潮。她父母当然供得起，就是怕她考久了出现心理问题。

“这不？上岸附属小学了，当英语老师，就在C大里面，多好！”语文老师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我的肩，“她的成绩哪比得上你们几个？但就是早早上岸了，安稳了。你要多考虑你父母的意见，他们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国庆以后，我才去A大报道，原来的辅导员生孩子去了，新来的辅导员是刚刚留校任职的学长。他年纪大不了我几岁，却因做了几年辅导员助理而倍显老成。他催着我交毕业意向书，我大概描述了一下实习工作，提出以后有可能去北京工作。

“性价比太低。”他锐利的眼神从镜片后横射出来，“我校的本科毕业生都可以毫无压力地拿到这份offer，而你是硕士学历，岂不是白读3年？”

“你成绩很好，不管是考博还是考公，我认为都很有优势，在就业寒冬，这也是大趋势。”他翻了翻我的资料，又补充道，“你不是高校子弟吗？父母在C大……怎么不考虑投投高校的岗位呢？”

我沉默，他摆摆手示意我上前，压低声音，仿佛要传授独门秘诀：“现在硕士进高校还好进，过几年肯定是非博士不录了，你应该好好把握应届生的身份。高校上班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寒暑假，”他笑笑，“尤其对女生很友好，你们以前辅导员回家养胎去了，这产假是外面的人想也想不到的。”

当所有人都劝我做同一件事的时候，我是极容易妥协的。更现实的原因是，我怕自己真去北漂，父母会一怒之下切断经济援助，要完完全全靠自己揾食，原有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断崖式下跌，这是我难以想象的。而心安理得地接受父母的庇佑，等于无形间签下了卖身契，三根手指向上宣誓，长恨此身非我有。就像许冠杰在歌里唱的：“一张张卖身契，枕住咁累你一世。”

反复纠结后，我只好在内心一遍遍告诫自己，仿佛催眠：“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不会为我坏，也许错的是我。”

“首先，排除所有辅导员的岗位。”母亲俯身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招聘信息说，“责任大不说，还累个半死。”

“教务处、人事部、校团委、研工部、组织部统统别报。”父亲沉思片刻说，“宣传部也不行。”

我自认为专业最对口的便是宣传部，提出了微弱的反抗。母亲鼻子里轻哼一声：“一帆为啥被养得那么野？还不是因为他爹在宣传部，忙得像陀螺，没空管他。疫情那两年啊，动不动半夜被叫回去发紧急申明，我看他老得不像样子，都是累的。”

我说：“那离退休办和工会一定轻松啦，你们一天到晚都有空管我。”

父母没有听懂我话里的讽刺，继续说：“图书馆、档案室、校史馆也可以优先报，萌萌啊，这些地方的寒暑假都不会克扣的。”

报考时，我特意避开了人事部、宣传部这些繁忙的岗位，之后就带着复制粘贴的灿烂假笑，一连面试了本市的几所高校。每一场的面试官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来高校上班？”我准备的标准答案言不由衷，却无懈可击：“我生在C大，长在C大，受到了父母的熏陶，喜欢象牙塔内的学术氛围和纯净环境。”

讽刺的是，我25年来想逃离的高校背景，竟成了我求职路上的最大助力。我的履历虽不算丰富漂亮，却和高校工作适配度极高。最后我拿到了两个offer：一个是某大专的任课老师，我的专业成绩能够胜任；另一个是某一本高校的行政岗老师。

经过思索，我选择去做行政岗老师，因为在薪酬相近的情况下，“我在一本上班”要比“我在大专上班”听起来体面多了。另一方面，我有点社恐，不想日日站在讲台上面对几十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我终于过上了父母为我规划的理想生活：在家附近的E大上班，朝九晚五，有双休和寒暑假，三餐在食堂里解决，还有餐补。住在家里，不用付房租，开家里的车通勤。虽然薪资不高，但家里也不缺我这几千块钱，父母还会补贴我零花钱。再过几年，按部就班地提提职称，合上父母的积蓄，车子和房子都能换更好的……日子一眼望到头，我对工作没有太大热情，只拿出了实习时20%的干劲，但吊诡的是竟然还评上了“优秀教工奖”。只有给领导写发言稿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文思在复苏，我往稿子里塞进诗词，巧用修辞，化用典故，但这些句子通常都会被领导直接删掉。时间久了，我也就不自由发挥了。

偶尔，我在微信朋友圈刷到北漂朋友分享的动态，难免会有些情绪波动——我离开北京时，阿辰还在大厂上班，如今他撰写的剧本拿了电影节创投优秀奖，终于离职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了。我为他高兴，心中也有点酸涩。如果说，他们始终对理想忠贞不二，那我就是半路落跑的逃兵。

我想到了萨冈的那句名言：“所有漂泊的人生都梦想着平静、童年、杜鹃花，正如所有平静的人生都幻想伏特加、乐队和醉生梦死。”

解决工作问题后，我以为我和父母的战斗已经告一段落，在家腰杆都直了几分。没想到，他们又替我拉开了相亲的帷幕，认为我的工作是“女结婚员”的最佳配置。

“一本上班，大学行政，有寒暑假，方便带娃，高校附属幼儿园一路读到高中，学区房都免了，教育问题也不愁。”母亲眉飞色舞地和媒人打电话，好像在形容案板上的一块猪肉。

“我才25岁，我不想相亲。”我有气无力地说。

母亲扬眉道：“嗐？25岁还小吗？你那种闷坨子性格，我不帮你张罗，你一辈子都难得嫁出去。”

“我以前……”

我话音未落，便被她打断：“得了得了，又要提你那前男友，你的眼光不是一般差。”

父亲也在一旁狐假虎威：“是啊，他还是回老家了，被我们说中了吧？按我说，还得找个离家近的，稳定！你如果有本事在你们学校里找个年轻老师，我们也不会为你操碎了心。”

在父母的安排下，我一连相了4个男人，都没成。5号相亲选手在水务局上班，人长得老实本分，我们在私人影院约会，被老板推荐了爱情片《花束般的恋爱》。在逼仄的空间里，我看得泪如雨下，不自觉带入了自己贫瘠的心动经验，也想到了阿辰。电影中，有村架纯不能理解菅田将晖，但我可以——我变成了和他一样的一身班味的人，是现实扼杀了我们的爱情。

从影院出来，我就淘汰了5号选手，因为我无法想象和看文艺片睡着的人度过余生。

但我没想到，6号相亲选手居然是康乔。

原来，康教授得知我的工作后，才破格将我拉进了他家的“选妃名单”，他先派康母来探口风，双方家长一拍即合。他们觉得这种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的婚姻是最理想的，浑然不顾我和康乔因相看两厌而纯净得不能再纯净的友情。我母亲甚至说：“康乔马上就博士毕业了，他爸一定有办法把他留在好点的高校。哼，你看不上他，外面多少人抢着和他相亲。”

也多亏了康乔的负隅顽抗，这个丧心病狂的结亲计划才没有持续推进。我在微信上向他致以问候，他告诉我，康教授又劝他对同院的学姐学妹主动出击，“找研究领域交叉的那些，步调一致，好发论文”。

我26岁生日那天，父母在替我联络7号相亲选手。他们不管我想安安静静过生日的诉求，只是冷冰冰地说：“都26了，还天天想着玩。”

因此，小也迟来的视频通话，让我有些恍惚。屏幕里的她和过去一样漂亮，笑嘻嘻地祝我生日快乐。我难以向断联的朋友发出一个字，她却自然亲昵地与我拉着家常：“我在阿那亚的图书馆呢，逛着逛着就想到了你，哈哈哈哈。”

我问小也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她说已经有段时间了，她入职了一家大厂，做市场直播内容。小也兴奋地告诉我，加上副业收入，现在她是全家薪资最高的人，她父亲也不劝她回本市工作了。

“我真羡慕你，”我慢慢说，“从小到大，你总能得到想要的生活。”

“你不知道我背后和父母战斗了多少场？”小也像是察觉到了我的沮丧，特意说，“我也羡慕你啊，我妈听说你上岸高校后，天天借这事鞭策我呢。她说先让我在外面野两年，35岁前卡着高校招聘的年限回来找个闲职。”

随后，她主动讲起一帆。这些年他俩一直有联系，一帆想申新加坡永居，没准他父母退休后也会过去养老。

我问小也：“你会回来吗？”

她兴致昂扬地反问我：“看过世界的人，会想回象牙塔吗？”

这年春节，康乔把发小聚会的场所定在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C大餐厅——这里是“C大二代”的后花园，见证了我们的满月酒、生日会与升学宴。

“你记得吗？我10岁生日宴也是在这里办的，请的你们几个。”康乔猛吸一口烟，隔着缭绕的烟雾，望着我和旁边的两个空位，之后他百无聊赖地敲着烟灰，“我就知道他俩不会来。”

曾经同船共渡的亲密战友，被岁月和境遇推向了不同的彼岸。比起16年前的那场热闹的生日宴，这天的桌上显得格外冷清。C大餐厅的招牌菜是四喜圆子，原来我们4人一人分食1个，如今我和康乔可以各吃2个。

我告诉康乔，小也和一帆太忙了，他们甚至都没有回家过年。

“瞎忙什么？听我爸说，小也在当什么女主播，一帆净想着‘润坡县（移民新加坡）’呗。”

我纠正他，说小也在大厂做内容，一帆想润也没什么不对，我倒是很羡慕他们走出了C大的阴影。

“嗐，你向来拎不清。”康乔努努嘴，“以后他们干不动了，只有他们羡慕我们的。”

我很好奇，同在C大上班，为什么一帆的父母要比我们的父母开明这么多？康乔却认为，一帆的父母退休后也不可能跟去新加坡，他们会和小也的父母一样，留在C大为儿女攒一条后路。

“缓兵之计罢了。”他笑呵呵地吐了个烟圈。

康乔博士延毕了，但他看起来很不以为然，毕竟，有康教授在，他何愁毕不了业。“康乔”这个名字包含着他父亲对培育出剑桥学子的期望，只是限于他的天资，打了折扣，但九曲十八弯，到底没弯出他父亲勾勒的教育蓝图。

吃饭的时候，康教授连打了两个电话催儿子回去做实验，我们的聚餐只好提前结束。康乔临走的时候，把烟盒放在了桌上：“帮我扔一下，不敢带回家。”

之后我独自离开了餐厅，缩着脖子走在C大校园内，冬天很冷，还好有高大的树木遮挡了一部分寒风。在与现实隔绝的真空小天地里，我们的父母在C大生活了一辈子。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才抵达这座象牙塔，便觉得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处所，是足以保护儿女的栖息地。可对于部分“高校二代”而言，高校更像是一座雷峰塔，镇压了一颗颗蠢蠢欲动的心。

小也和一帆勇敢地逃了出去，他们按下了“Ctrl+X”和“Ctrl+N”键，闯荡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而我和康乔被父母封印在此，选择服从安排，过上了“Ctrl+C”、“Ctrl+V”的人生。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天然

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