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外贸第一大省，易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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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外贸第一大省，易主了

3月前

文|凯风

外贸，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今年上半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1.17万亿，同比增长6.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成为稳经济的重要支撑。

有地方在增长，有地方在调整，区域外贸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日前，合肥海关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安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67.8亿元，其中，出口2685.8亿元，增长9.7%，进出口、出口、进口全部位列中部第一。

这意味着，连续12年蝉联中部外贸第一省的河南，今年或将被安徽历史性赶超。

这背后，正是地缘、产业双重变局带来的结果。

安徽外贸，靠什么后来居上？

20多年前的安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透明省份”，在全国几乎没有多大存在感，更不用说外贸。

然而，20多年过去，安徽不仅一度跃居经济10强省之列，而且外贸一路逆袭，赶超众多经济大省，位列中部首位。

这背后，除了集体加入长三角带来的助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安徽自身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的超前押注。

汽车产业，既是安徽工业崛起的最大亮点，也是外贸反超的最大贡献来源。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包括底盘）及零配件出口合计567.4亿元，同比增长23.8%，拉动全省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在传统燃油车为主的时代，汽车制造工业集中于广东、上海、重庆、吉林、湖北、北京等传统工业大省。

但在新能源时代，借助布局奇瑞、抄底蔚来、引进比亚迪，安徽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造车大省，更成为电动车出口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安徽汽车产量达到了249.1万辆，同比增长48.1%，占全国比重8.3%。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86.8万辆，同比增长60.5%，占全国比重9.1%。

安徽生产的汽车，不只服务于国内市场，更是大量出口于海外。

数据显示，2023年安徽出口汽车114.7万辆，同比增长80.1%，占全国比重23.4%，位居全国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的汽车产业布局，并非省会一家独大，而是广泛分布于各地市，带动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目前，安徽已经集聚了江汽集团、奇瑞集团、未来汽车、大众安徽等7家整车企业，形成合肥、芜湖“双核”驱动，安庆、宣城、滁州、马鞍山等多个汽车零部件特色产业集群。

安徽将汽车产业作为“首位产业”，形成以汽车制造、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有色金属为主的产业结构。

去年，安徽规上工业总营收首次突破5万亿元，跃居全国第7位、中西部第1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部工业第一大省。

河南外贸，主要受到全球电子产业大转移带来的波动。

10多年前，当电子产业率先向中西部转移，坐拥人口优势、区位优势的河南成为最大受益者。

富士康落户郑州，旋即成为全球重要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并带动河南晋级中国手机制造第二大省，仅次于坐拥华为、荣耀、OPPO、vivo等龙头的广东。

高峰时期，郑州生产了全球一半的iPhone手机，且大部分出口海外，由此带动外贸狂飙。

当地媒体曾直言，一个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的内陆省份，之所以能跻身全国外贸10强省，得益于“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带来的助力。

然而，手机加工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到全球化、人口红利的强引力，但也随着人口红利消退、地缘格局变迁而转移。

如今，在种种因素影响之下，苹果手机产业链开始全球重新配置，“印度制造”的概念不胫而走，自然导致原本的工厂产能和对外出口受到冲击。

目前，印度生产的iPhone占比已提升至14%。摩根大通分析，2025年苹果在印度生产的iPhone将占全球总产能的25%。

而经历过一系列波折之后，苹果公司正在改变“富士康依赖症”，逐步将产能分配给立讯精密、纬创等其他代工厂，从而最大可能分散风险。

这一系列操作，让中部大省首当其冲。今年1-5月，河南累计出口手机1100万台，同比下降52.6%，堪称外贸最大拖累。

其实，对于“富士康依赖症”，当地早已有所应对。

一方面，建立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条，告别对富士康和苹果手机的单一依赖。

目前，郑州已集聚600多家规上电子企业，形成智能终端、计算终端、智能传感等新兴产业链条，剑指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新产业，而新能源汽车，正是重点布局所在。

2023年，比亚迪占地面积最大、产能最高的整车生产基地在郑州正式投产，当年就生产整车超过20万辆，完成产值334.7亿元，今年产值有望突破1500亿元。

再加上上汽、宇通、一汽等整车制造厂的助力，郑州新能源汽车产量有望超过70万辆，带动汽车产量突破140万辆，整体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

可以说，在手机制造之外，郑州正在重塑新的支柱产业。

在汽车产业助力之下，郑州1-5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堪称稳经济的最大“功臣”。

所以，只要能新的产业崛起，就不怕传统产业迁移，也不惧短期波动带来的影响。

内陆省份，靠什么跻身外贸大省？

在传统外贸时代，谁靠近港口谁就接近国际市场，沿海城市外贸、工业双重崛起的逻辑就在于此。

如今，当产业转移成为大势所趋，坐拥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支点、拥有人口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中西部地区，成为梯度转移的接收地。

产业西移，是过去10多年来最为壮观的产业现象。

大量电子企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强省会迁移，郑州、合肥、成都、武汉、西安是最大受益者。

来自“基建狂魔”的加持，同样不容低估。

随着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市市有机场、人工运河等大基建的突飞猛进，加上中欧班列、航空物流枢纽的横空出世，内陆地区一改过去的区位劣势，变身开放前沿。

借助中欧班列，成渝的电子产品能通过铁路，经行中亚直抵欧洲，而不必再辗转数千公里从上海港、广州港等地出海。

借助航空物流，郑州的手机等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借助“空中丝路”行销全球，郑州获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唯一的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与此不无关系。

而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安徽，既坐拥长江港口，又深度融入长三角铁路网，充分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江淮联运的综合优势，为外贸增长提供助力。

得益于产业西移、基建狂飙的加持，中西部一众外贸大省大市后来居上，成为内陆开放的佼佼者。

中国外贸10强省份，原本都是东部地区的天下，如今中西部已经占据三席，包括四川、安徽、河南。

而中国外贸30强市，原本都是沿海城市一枝独秀，如今也多了成都、武汉、合肥、郑州、长沙、西安等强省会的身影。

当然，地缘政治、产业转移、技术革命的影响仍在发酵，谁能最终坐稳中部外贸第一大省之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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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民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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