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到中国学电影，并用中文做了场梦

我在一家商场里的饭馆点了一条长江的鱼。我假装自己还在威尼斯，决定点一杯白葡萄酒，心里想着达到了一种远离家又感到熟悉的完美状态。沟通能力有限，服务员给了我一杯白开水。我想，没关系，反正也是白的。

这段地道的中文，是一个“老外”写的，没有经过任何翻译。

他叫亚历（ale），来自意大利，才学了六年中文。

2016年，亚历到中国学电影，从零开始学中文。

到2022年，他已经可以用中文流利沟通，甚至开始用中文做梦——在梦里，意大利的老友在用中文跟他说话。

于是，他写了一本书，就叫《我用中文做了场梦》，写他在中国这六年的经历。

这也许是你今年读到最有意思的中文。

这场跨越六年的梦，从他刚学中文开始——

我们会用一套北京语言大学出的名为《成功之路》的汉语教材，学到像“同屋”“你家有几口人”“别提了”“说来也怪”“你这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这种后来再也没听到过的短语。

但他发现，电视剧《欢乐颂》才是最好的中文教材——

在北京，可以靠英语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我拿《欢乐颂》来学习。剧中的日常闲聊给了我一些基本的交流技能。中国的电视剧能创造一种独特的既和生活有关，又不反映现实的平行世界：现实中，没有那么多摆在房间各角落显眼的酸奶盒。

从靠白酒和翻译软件交朋友，到用蹩脚的普通话录电影播客，慢慢地，他的中文进步飞速，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他练习中文的老师，包括宿管大叔、保洁阿姨和保安小哥。这些与普通人相遇的日常，都被他用中文记录下来，发表在豆瓣日记上——

要重建我和中国电影的良好关系，就从重建和北京电影学院宿舍楼的阿姨的关系做起。

“你怎么不学习？”阿姨问我。她叫我不要在外面睡，会感冒的。几分钟的事，阿姨问清楚了我的学业进度、感情状态以及未来的生活规划。我想了想该怎么样对她表现出同等的好奇心，想来想去，就问她老家是哪的。

“河南郑州。”

“哦，我去年去过。”

“坐高铁去的？”

“是。”

“那三百多呢。”

我不记得是否真的三百多，但我选择相信阿姨的说法。

“普通车呢？”我问起阿姨，“一百多吧？”

想都没有想，阿姨立刻回答：“一百二。”

这段短暂的对话，勾勒出我们身边熟悉的阿姨形象：热心，问东问西，有点儿啰嗦，搭最便宜的火车回家。亚历的文字坦诚、朴实，像他笔下的普通人一样，没有过多抽象的诠释，常常带有一种现实的黑色幽默，也懂得适当的留白。

他的写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人以为他是个写作娴熟的中国人；有人读完他的日记，给他寄了很地道的中国礼物：一大包卫龙辣条。

2017年，亚历用中文写的第一封信

离开电影学院后，亚历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中国，也和我们一样，需要面临就业的压力、职场的竞争，以及环境的急剧变化。

2022年末，他发表了一篇四万字的长文《世界分裂了，你为什么还留在中国》，回答了他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留在中国？”

我去过南京西路，在地铁口和好友聊起了广东的工人和香港的神父；迷路在安徽，一个骑着摩托的光头大叔载了我一程，并安排我到下个目的地；在帝都，我坐在胡同的露台，用一把带星空图案的雨伞望着星星；我在海南的小镇依靠过看云来计算几点会下雨；在魔都坐出租，老家江西的司机和我回忆起意大利足球的黄金时代；走到义乌，我访问了收藏碟片的韩国商会长。

这个用中文写作的意大利人，似乎真的在用中文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比如，记录下身边的人，他们偶尔会对大洋彼岸的外国人带着恨意，也会在日常生活和特殊时期伸出援手；

比如，在隔绝的小区中与邻里互帮互助，赠送多余的鸡蛋，或敲下鼓励的文字；

比如，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恐惧和仇恨之间建立理解——

这一年，世界似乎分裂了。各国的边境管控阻止了人的来往，减少了跨文化的交流，为误解和偏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汉字是你的朋友”，老师曾经和我说过。当时我心里一笑，觉得中文顶多能成为一个遥远的亲戚。但现在它不仅成为我的朋友。在使劲走向封闭的时代，中文是我和世界保持连接的绳索。

从2016年到2022年，亚历用私人视角见证了世界的分裂、荒诞、希望和片刻的幸福。这是一个意大利人用中文写下的六年，也是我们共同的六年。

以下，是亚历的自述。

《我用中文做了场梦》自序

写这本书是为了讲我的故事。或者说，为了搞懂我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当第一次有媒体约稿让我写在中国生活这六年的经历时，我的脑壳简直像是被卡住了。我先想到的是那些已经对别人说过无数遍，甚至说烂了的宏观信息：我来自意大利（老家是帕多瓦，威尼斯附近的一座城市），本科在意大利读传媒，毕业后来了北京，学了一年中文，教了一年意大利语，去学了电影，去剧组工作，又搬到上海拍了一些广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些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表面相关的经历怎么连接起来呢？这个故事怎么写？

好在我自己对这样的处境非常熟悉。从差不多十岁的年纪，写作就是我最靠谱的朋友。写作能解答我的疑惑，挖掘我的感受，带来新的结论。它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很低调的存在：有时候，它会放你走，让你该忙忙、该玩玩，不会限制你的活动。它不急，因为知道你迟早不得不坐下来面对那张空纸慢慢说事。我试过忘记自己有这样的精神义务，却次次都回到了电脑前，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吸引。这是我的命运，和它较劲完全无效，我只能常年接受写作的召唤。

像考古一样，我追踪了这六年中自己留下的痕迹，收集了任何可用的线索。朋友圈、聊天记录、豆瓣帖子，我通通找来。在整理杂乱的生活碎片时，我渐渐看出一些结构——用翻译软件和王泳交流、看《欢乐颂》学中文的时期；深入探索中国电影、和利诺一起录播客的夏天；走出舒适的北京、独自在各地旅行的阶段；孤单、无力、渴望归属感的疫情期间。经过微观的处理后，那些碎片汇成一条相当清晰的时间线，一个对这些年的交代，关于我个人的来华往事。

做了新闻，做了电影，我不再抱有对客观叙事的执念。在尽量确认事实准确度的同时，我写了一本带有自己的情感、理想和希望的书。我试图呈现自己和中国这片土地的复杂相处。一本将作者的主观角度放到最大的回忆录。这不是政治学论文，也不是社会学调查，写的仅仅是我的生活。从开始写的那天我就知道，这会是一本极为个人的书。你愿意抽出时间来读一读，我很感动，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写了很多自己的破事。你能读进去，甚至读完，读完还不觉得亏钱，我就很满足了，书也算是完成了它简单而宝贵的使命。

比起深思熟虑的计划，我来中国是迷茫的结果，一个二十三岁的人的决定：冲动、天真、乐观。青春专属的紧迫感足够让人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远远不完整的方案。那是2016年的夏天——我拿了毕业证，有幸成为每五个意大利年轻人中失业的那一个。

在那之前，我其实已经工作过。急着实现经济独立，我还没进大学就开始做体育记者，报道射击运动的国际赛事。做了两年半，有些厌倦了，我决定辞职，找体育领域之外的记者工作，但面前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无薪实习。我那会儿正好开始玩电影，就成了穷艺术家，边和同学写剧本拍片，边骑着自行车穿越罗马的大街小巷上门教英语。“你未来准备怎么办？”我当时的女朋友乐乐严肃地对我说，“你总不能一直教英语。”我觉得还行，教小朋友也挺好玩的。可惜毕了业，似乎得做点什么正经事了。我去罗马一家牙医诊所上班。诊所是一间复式阁楼，牙医安排我到楼上，为诊所设计营销战略。寂静隐蔽的阁楼上，周围无人监督，我一个月只写了自己的剧本。再次下楼，我和牙医握手告别。

闷热的罗马夏天，我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有一种在游戏中遭遇瓶颈的感觉。工作倒是可以找，但都谈不上喜欢。那份射击运动记者的工作有个好处，是会让你去很多地方出差。2014年，我被派到南京去报道第二届青奥会。短暂的七天，我认识了几个热心的青奥志愿者。我很羡慕他们的上进心，有此前在同龄人身上少见的力量。但是回到罗马，我慢慢忘了那些事，去忙了别的。从南京到毕业这两年，中国是一个模糊的梦境，和我当下的现实似乎是一个平行的时空。直到它重新出现在我面前。

对着电脑，翻着网页打发时间时，我偶遇了一篇《经济学人》的报道：

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内地的票房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四十。2012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当时的第二大市场日本。到2017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达到每年一百亿美元，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迷茫的时候，一点念头都算一个希望。那段时间，我拍了部讲罗马的涂鸦艺术家的纪录片；学校的老师找我把他写的短篇小说拍成短片；我去罗马的一个露天电影节做志愿者，整整两个月，每晚在座无虚席的小广场扫地、收拾椅子，望着大银幕上的电影，幻想自己的未来。看完《经济学人》的那篇报道，我隐约地感觉到中国和我有了关联。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

好像没问题。细节先不琢磨，走了再说。毕业前，我和乐乐分手了，她去了西班牙读研。我们通过邮件聊了我去中国的事情。“你做这个决定用了多久？”乐乐尖酸刻薄地问我，讽刺我比较冲动的做事风格，“三个月？三天？还是三个小时？”

可能是太把自己当回事，我有些无视了乐乐的幽默，认真回答起来。“大家从中国回来，”我对她说，“会跟你重复他们去之前就有的刻板印象，其实什么都没懂。我不是耶稣，但我经常觉得自己能够帮助不同的人理解彼此。东西方之间的隔绝不是一件好事。”

“希望你的东西方和平计划能够实现。”乐乐说。

亚历在四川农村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