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主妇,“省”字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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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的当下,中产家庭的主妇们转变生活方式,开始量入为出,重拾性价比。
由奢入俭并非易事。有人发现,过去追求升级的生活方式,确有可祛魅的地方。
中产主妇,向性价比转身
图 | 刘琳琳自己在家煎牛排
林秋语出生于1990年,父亲经营着建筑机械生意。时代的东风为这个家庭带来了财富的攀升。2008年,她在北京上大学,遇见了不少家境富裕的同学。那段时间,她沉迷于消费奢侈品,将每个月生活费的8、9成,都投入于购买衣服、包包上。
23岁那年,毕业不久的林秋语步入婚姻,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婚后,她也保持着相似的消费节奏。
丈夫从事地产行业,丰厚的收入再次为林秋语提供了消费的底气。她的生活围绕着奢侈品、瑜伽和旅游展开,几乎没有任何烦恼。
2016年怀孕后,林秋语成为全家人的重点关注对象,婆婆和丈夫都叮嘱她出行时要坐商务舱,酒店也是由专门的旅游公司规划好报价。生活中,林秋语面对着这些账单,很少感觉到钱包窘迫。
在降级消费浪潮下,林秋语逐渐养成了事事比价的习惯。日常里,她会囤些常住酒店的消费券,可以抵消几百元的房费。需要坐飞机时,她会专门查看积分,又或者通过对比一些三方购票平台,找到最实惠的购票方式。
女儿小时候,为了方便照顾她,林秋语每次都带女儿坐空间更大、服务更好的商务舱。等到女儿4、5岁时,有一次,丈夫质问她“为什么一直带孩子坐商务舱,让她从小就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之后,林秋语带女儿坐了一次经济舱。她发现,长大的女儿已经能够好好地待在座位上,不需要自己操心了,坐经济舱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观念的转变是逐渐发生的。现在,她还开始尝试带着孩子坐公共交通出行,在此之前,她已经“好多年没坐过地铁和公交”。和女儿一起逛超市,林秋语也会刻意引导女儿对比同一商品不同品牌的价格,在这些细小的花销里,她希望能和女儿一起培育起新的消费观念。
但由奢入俭的过程,比林秋语想象得更为漫长和艰难。节流中最难的一步,莫过于将那些依附于高收入而生长起来的消费欲望修剪干净。
有一回林秋语逛街路过珠宝店,被一条项链吸引住了视线。那是一条祖母绿的宝石项链,宝石个头不大,但胜在小巧精致,被商场的灯光衬得耀眼夺目。林秋语一时走不动道。
虽然她内心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工作生活,压根没有什么场合有机会使用这类奢珠,祖母绿的颜色也略显老气,但那一刻,她的内心就是发了疯似的想要买下它。最终,林秋语以超出4万的价格买下了那条项链。
一年多过去了,项链至今仍然躺在她的首饰盒里,不见天日。她只好安慰自己,“未来留给女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产的生活模式,是消费社会塑造的产物。
在消费社会,商业借助人们对向上跃升的本能渴望,鼓励人们用消费区别自己的身份。消费主义赋予了商品种种实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通过广告等宣传手段让人们相信,占有某些品牌的商品,就可以获得某些特定的特质,仿佛只要购买了这些商品,人就会变得奢华、逃离平庸。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产家庭用高于普通大众的消费水准,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意义,用溢出商品实用价值的消费水准,标志着自己的身份。
林秋语坦承,在中产群体内部,有时的确需要借助某些标签和符号来相互识别。很多时候,这种“标志”就存在于消费的商品之上。
2019年,29岁的林秋语进入第一份工作,为了融入社会。职位和奢侈品电商相关。面试那天,她穿了件职业化的白衬衫,背一款小众的dior包包,还精心搭配了一套法国珠宝品牌的首饰。得益于当天的着装打扮,面试官判断她“懂这个圈子”,于是,履历空白的林秋语成功获得了这份工作。工作5年,她换了几家公司,年薪涨到了50万。
林秋语能够感觉到,上司在招人时,明显更倾向于那些家境好、品位佳的候选人,而不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往往被视作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在上司看来,“(如果)他本人都穿得那么土,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品位?”出于工作需要,每逢一些跨国会议,或是参加某场大型的订货会,林秋语会在身上安放些便于识别的标签。有时是一块手表,有时是某个品牌的衣服:“在没有沟通之前,人家不认识你是谁,就是通过这些东西来识别你的。”
20岁出头时,林秋语曾在英国留学。在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花费了50至80万来购买奢侈品。直到近两年,林秋语开始出售闲置的奢侈品,她才开始祛魅。
林秋语发现,原本3万购入的包,只能以4千元的价格卖出。其中,有一只她花了13万买来的爱马仕,配货时宝贝得不行。结果到了交易市场,包的价格贬值到7万元。在二手市场,消费一样的商品,并不需要耗费和她原本等量的财物。
在出售闲置的过程中,她忽然从对购买奢侈品的生活方式中清醒。在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内,她看一面堆满了爱马仕的墙。那一刻,她突然觉得“(爱马仕)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图 | 孩子5岁时,林秋语为孩子举办的生日派对
浮沉
收入遭遇波动前,陈静和丈夫的收入每年都在稳定上升。
陈静所在的中医药公司,有着稳定的盈利渠道,疫情期间也没有受到影响,还涨了薪。她乐观地认为“穷了谁也穷不着我们”“主业肯定不会受影响”。至于副业,在她的设想中,哪怕广告数量减少,也可以想办法靠其他方式填补,比如做热门的知识付费,“就会觉得好像你只要动动你就能赚钱。”
陈静的母亲提醒她:“人不可能一直赚钱。”提醒她要省钱、攒钱。陈静嘴上应和,实际并不以为意。
如今回望起来,陈静感叹自己高估了未来形势的变化,也低估了许多事情的难度。她开始愈发觉得,自己应该听从母亲的劝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建立在一种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上,“明天会更好”的想象,鼓励着人们进行大胆地消费和投资。而中产家庭更是最敢运用杠杆,提前使用“未来的收入”的群体。
家庭资产管理师陈莹拥有10年金融经验,据她观察,近两年向她咨询资产配置的中产人士,在心态上普遍变得更加悲观和焦虑。他们普遍持有多套房产,且背有贷款。繁华时期曾用来撬动财富的杠杆,如今尽数成了压在中产家庭们身上的重担。
前几年,林秋语的丈夫热衷利用杠杆来追逐和投资种种项目。她见过那个野心勃勃的时代。身边一些朋友为了给手中的杠杆加码,不惜借来千万贷款投入股市,走了运的,一下就能挣出一套房来。
但随着形势变化,一些人从股市里赚来的钱,又全都赔了进去。林秋语的父辈和丈夫,从事的工作都与房地产相关。过去,依赖于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这个大家庭投资并拥有了10数套房产,光是在北京就有4、5套房产。这两年,林秋语预估资产至少缩水了30%以上。同时,接二连三的信托爆雷,也让她损失了上千万的资产。
虽然家庭经济实力不俗,林秋语仍嗅到不安全感的气息,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稳。”
现实的残酷浇熄了林秋语丈夫的欲望,没了交际和应酬,丈夫将重心更多地向家中倾斜。下了班就早早地回家。
除置办房产外,教育也曾是中产家庭集中消费的领域。
中产家庭的孩子们,从小便在父母制定的精英教育路径上亦步亦趋。单单就兴趣班而言,范围便涵盖围棋、书法、机器人、编程、英语、钢琴、美术、篮球、攀岩、潜水……类型甚广。
自从有了孩子后,刘奕敏发现自己被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包围了。2018年,大儿子1岁时,刘奕敏曾花2万元报过一个早教班。去了之后才发现,所谓的早教班,无非就是教孩子唱唱歌、玩游戏,还规定家长必须在现场陪同,既花了钱,也没有省下时间。而这些启蒙活动,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父母在家和孩子自主的互动来完成。
育儿过程中,她遇到很多看着就在“排队割中产韭菜”的育儿消费。这些课程巧妙地发明了各类名目,定价昂贵,样式新奇。
孩子到了学外语的阶段,刘奕敏曾被大数据推送过一些推广“英语自然拼读”教学课程的直播间。基于自己学习外语的经验,刘奕敏判断,所谓的自然拼读,更多只是一种营销噱头。她询问了一位语言教育学家,对方告诉她,自然拼读存在一定作用,但并不像宣传中说的那样,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帮助。
对精英式教育的投资,一方面来自于融入上流社会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阶级滑落的恐惧和担忧。种种消费主义所利用的,正是中产家庭这种“万一不花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的焦虑心理。
刘奕敏发现,周遭一些中产主妇在孩子教育的投资上,达到了夸张的地步,不惜消耗大量的家庭财富,也要让孩子上600元45分钟一节的钢琴课,又或是为孩子报名如高尔夫、马术这类的贵族运动。
随着谷爱凌的成功,体育被不少中产家庭视为进入常春藤等名校的新有效路径。通过支付高昂的学费,他们期许着为孩子换来另一条向上攀登的阶梯。可刘奕敏忍不住怀疑,通过教育来完成社会爬坡的路径是否能稳妥有效。
在她的观察中,在孩子教育上的投资,会随着政策改变、学历水平通胀让收益发生变化,而在收益产生之前,中产家庭的家长们,更容易陷入有关教育的消费陷阱中难以自拔。
中产家庭的主妇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守好所拥有的东西,就是当下最好的投资。
陈静停止续费了儿子大部分的兴趣班,目前,只给孩子留下了围棋、体能和游泳三门。她的丈夫觉得,这些兴趣班对儿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帮助。可陈静觉得还是有用的,比如培养了儿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可具体是怎样的作用,她也说不清楚。反而是她的丈夫决定,未来不会再给小儿子报这类兴趣班。
不过,维持着过往的惯性,二人仍然希望为孩子买一套好点的学区房。陈静计划着,等2岁的小儿子未来上了一年级,就尽快把学区房转卖给下一任家长。尽管知道存在学区房退热,转让困难的潜在风险,陈静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
在九十年代,陈静的父母也曾属于那个时代下的高收入人群,是周围人里最早购买28自行车的人家。直到她读初中时,原本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因种种原因被迫主动离岗。从此,这个原生小家的经济状况一路下滑。到了高中,母亲甚至要靠借钱才能凑齐陈静的学费。
是靠着教育这根藤蔓,陈静才重新抓住了向上的机会。惯性使然,她也觉得再拮据也应该尽可能保证孩子有好的学习资源。
又一次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陈静越发清晰地认知到中产概念的欺骗性。实际上,“(中产)只是赚了点小钱的无产而已。”
202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渴望脱离中产范围,蜕变成为有产人群中的一员,但苦于迟迟寻找不到转变之道。可没想到,“现在连中产都快要滑出去了。”陈静有些苦涩地感叹。
今年5月份,她决心转去公司内部的一个偏创业性质的团队。虽然这一选择让她至少损失了10万的年收入,但她相信“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她说,在原本的部门中,向上晋升的通道已经关闭,虽然工资高,却很难接触到行业上下游的资源。借着这个机会,陈静期望积累更多的行业资源和人脉关系,并通过观察和学习有产人群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来复制这些技能。
未来,她计划着在自己40岁以前,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创业,制造更多突围的可能性。
她坚信,要往高处爬,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编辑 | 温丽虹
作者 | 肖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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