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劳模又出新节目了！

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常带有“汉本位”的倾向——当我们说“唐宋元明清”，与宋并存的西夏、辽、金被默认为配角，或被演绎为正统王朝的敌对势力。

而在“民族史学”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定会折服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外族进入中国，一定会被汉文化同化。在这种历史滤镜的影响下，我们对元朝的误解尤其深重。

杨照主讲的系列音频节目「重述中国通史」第八季《蒙古，从来不只是元朝》已在看理想上线，点击「阅读原文」了解。

这一次，让我们换个角度，从蒙古帝国的脉络下，重新认识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帝国，以及它的东方分部——元朝，对中国的影响。

跳脱民族本位，或许我们才能看见，元朝之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而蒙古帝国又如何影响了世界与中国的面貌，改写了历史与文明的方向。

讲述｜杨照

来源｜看理想节目《蒙古，从来不只是元朝》引言

在这一季，我们又碰到了朝代史的问题。在这之前，我多次地跟大家提到朝代史的观点，事实上对我们来说，现在是限制、而不是让我们理解历史的重要资产。朝代史的观点牵涉到的不是对错，而是重点。

例如从朝代史的角度，我们看这一段历史，大家立刻就有两种很不一样的朝代的说法，一种叫做“宋元明清”，感觉上就是这样一路相承，宋朝结束了之后有元朝，元朝结束了之后有明朝，明朝结束了之后是清朝。

这就是一贯的朝代史，最大的特色——它是线性的，都是前面一个灭亡了之后，后面一个接上，但另外不是还有叫做“辽金元史”的说法吗？“辽金元”史，这讲的就是外族在中国所建立的朝代，因而这是另外一种前后相衔，辽被金给灭了，而元又灭了金，所以有“辽金元”史。

但这两套系统都有重复的地方，那是“元”，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看元朝史呢？我们是从“宋元明清”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辽金元”史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前面一个是线性的，后面一个也是线性的，但辽金基本上跟宋其实是平行的，也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朝代史，只是用单一的线性，真的没有办法完整地涵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过去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

而且不一样的两种系统，在讲宋元明清，和讲辽金元，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历史现象，会有不同的重点。例如说元，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它和辽、金是不一样的——它统治了全中国。辽、金，另外有对应的北宋、南宋，但是对于元来说，元就是中国朝代单一朝代其中的一个，没有另外一个对应。

不止如此，而且事实上所谓的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蒙古人在建立元朝的同时，他又建立了疆域远超过中国的另外一个大蒙古国，有的时候也称为蒙古帝国。在我们的历史上习惯讲“蒙元”，但是事实上元朝灭亡，和大蒙古国（蒙古帝国）结束，这不是同一回事。有的时候我们习惯地将元朝灭亡就当作是大蒙古国的结束，这是不对的。

因为元朝灭亡了，在原来的蒙古帝国的疆域，还有别的由蒙古人所统治的其他的政治体，我们到底要怎么看这个蒙古帝国和元朝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用我们的观点就能够讲清楚的——至少它就必然分成汉人的观点和蒙古人的观点，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蒙古王》

1.

元朝：对中国文化最陌生的朝代

这也就另外牵涉到对于元朝历史的认识，其实我们一直背负着从清末以来极为发达的“民族史学”所带的偏见，从中国文化、汉文化本位，尤其是强调中国文化、汉文化强大涵化与同化力量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

这项偏见凸显的是外来民族文化程度较低，虽然靠着强大武力进入中国，后来却都被中国文化、汉文化同化了，也就是征服者无法维持其优势，反而成了实质上的被征服者。

我们可以理解也可以同情这种态度的来源。在清末，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以各种方式侵略、压迫，不只是丧失了经济上的利权，开通商口岸，资本流入，产品出去了，而中国的劳动者也受到了层层的剥削，更重要的，是中国整体丧失了尊严，因而大家会更期望能从历史中重建信心。

如果历史上每个欺压中国的外来势力后来通通在文化上臣服于中国，那么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可以将现实进行相同的投射，预言那些嚣张跋扈“洋鬼子”终将得到一样的结果。

当然，如果完全没有历史事实的支撑，单纯靠信念去建立这样的史观，也不可能成功。民族史学有清朝为其最主要的根据。满洲人入关建立新的朝代，才没多久，到康熙皇帝，就表现了明显的汉化迹象，在对于中国传统知识的吸收和理解上，康熙比明朝绝大部分的汉人皇帝都要强得多。

再往前溯，和北宋对峙的金朝，被金朝灭亡的辽朝，还有北朝中的北魏，都有非常醒目的汉化过程，都发生了草原文化与汉文化冲突的情况，而几乎都得到了汉文化压过草原文化、导致朝廷分裂的困扰。

看这几个王朝，的确可以得出看起像是历史的通则——外族带着原来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进入中国，时间一久，他们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文化，有意识地、甚至热情急切地吸收中国文化。

不过问题在于，这项“通则”不是真正的通则，历史上有例外，而且是太明显的例外。要建立这项“通则”，主张这样的变化是固定、必然的，就非得忽视、否认或掩盖、扭曲例外不可。

蒙古人及他们所建立的王朝，就是最明显、最大的例外。他们是来到中国建立王朝的外族中，对中国文化最陌生，停留在中国的时间中汉化程度最低的。抱持民族史学的态度，我们会未经检验地也将蒙古视为和鲜卑、契丹、女真等族一样，那么对元朝的认识，就会出现很多漏洞了。

2.

蒙古帝国的统治、瓦解与历史遗产

那什么是大蒙古国（蒙古帝国）呢？蒙古帝国，通常是人们对13世纪铁木真，也就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政权的称呼。在一般国际史学界，广义上的蒙古帝国还包括大蒙古国分裂后的元朝和四大汗国。

蒙古帝国鼎盛的时候，他们统治了欧亚大陆的中部，西边一直到黑海，东边一直到东海。而且在这么大的欧亚大陆，除了北边的西伯利亚，南边三大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还有中南半岛，也就是东南亚除外，其他的地方都在蒙古人的统治底下，这里面包括了部分的俄罗斯，包括了阿富汗，包括了今天的巴基斯坦，也包括了中亚这些国家，当然包括了我们所认识、我们所知道的全部的中国。

这样鼎盛时期的蒙古帝国，它是出现在13世纪中期，大约是公元1260年左右。而这样广土众民的蒙古帝国一直都是一个传统帝国，不是19世纪欧洲兴起的帝国主义式的帝国。传统帝国的领土范围很大，境内涵盖了许多不同的民族，统治上没有要将这些帝国子民进行同化，视其不同的民族、语言、生活习惯为理所当然。帝国所进行的是“低度的统治”，也就是不要求任何心理层面的认同，只要有表面的臣服与实质的经济贡奉就可以了。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在这个架构下，中国元朝和其他汗国的情况没有根本的差异，只在地位上有所不同，中国是大汗所在之处，最接近蒙古人崛起的草原。蒙古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并没有汉化。在中国的朝代，最重视的皇位继承制度，绝大部分时间，嫡长子继承被视为是最理想、最有道理的一种方式。

然而蒙古人进入中国，将近百年的元朝，连这最基本的皇位继承方式，都没有汉化。进来时是由“忽里台”会议决定帝国权力继承，到他们离开中国退回大漠，忽里台的部落集体领导形式仍然存在。

一个帝国统治者活着时，没有人确定谁会是他的接班人，等他死了，和他的葬礼同等重要的，就是必须召开忽里台会议。忽里台会议保留了部落共同决议的形式，也保留了每有大汗去世时，各汗国可以齐聚开会的最低度统治约束。汗国有很大的自主权力，汗国内部也是高度分权的，大汗不可能干预，得以维持庞大蒙古帝国，最终就是靠忽里台会议和传统的大汗继承制度。

再者，终元朝之世，每一个皇帝，也就是每一个蒙古帝国的大汗，都没有葬在中国。他们死了之后就归葬草原，从来没有转而使用中国式的葬礼，更没有兴建过中国式的皇陵。在成吉思汗建国八百周年纪念，蒙古国发动的一项关键专案，就在于要确定成吉思汗究竟葬在哪里。

蒙古帝国留下了许多特殊的影响，包括出现了“蒙古人种”。蒙古人崛起到统治的过程中，从草原带来的，除了屠杀之外，还有抢夺他族女人的习惯，蒙古男人以武力能抢到多少女人就尽量抢夺，如此又产生了大量带有蒙古血统的后裔，散布在广大的帝国疆域中。

3.

“中国的“蒙古化”，改变文明的样貌”

过去民族史学最大的问题，是将应该被探讨的问题，先入为主设为前提了。认定因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因为中华民族的强大文化力量，外族进入中国就一定会被同化。所以就不必要问：不同民族有不一样的同化程度吗？或是有不一样的同化过程、同化现象吗？

蒙古人的汉化程度明显地低于之前的鲜卑人，同时代的契丹人、女真人，也低于后来的满洲人，这是不应该被忽略被混淆的事实。除此之外，摆脱了民族史学的偏见，我们就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有另一个方向的重要问题必须要认真叩问。

那就是当中国被编入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成了蒙古帝国统治者大汗的权力中心所在之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帝国经验”，到底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听起来有点刺耳，但这个关键的历史课题是要去看、去问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是不是发生了“蒙古化”？以及中国“蒙古化”的程度与方式。

听起来刺耳，因为我们太习惯假定这些异族，从草原来，发展落后于农业地带的中国，所以他们是“没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蒙古人，要如何让中国“蒙古化”呢？

《马可波罗》

蒙古人原先或许并未发展出军事能力以外的精巧文明，但别忘了，他们后来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这个帝国不只是面积大，更重要地是包含了许多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有中国，更有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区域。在元朝，“回回”，也就是伊斯兰的通称，具备有特殊的知识意涵，“回回数学”和“回回天文”也传入了中国。

成吉思汗之孙，伊儿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曾经替一位“回回”天文学家在蔑剌哈（伊儿汗国都城，今伊朗马拉盖）盖了一座有名的观星所，也曾经考虑要将另一位他所欣赏的“回回”天文学家指定当新的哈里发（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蒙古人知道天文和数学的重要性，也在中国提倡天文和数学知识。

因而被纳入蒙古帝国中，改变了中国文明的样貌——普遍的身份制，宗教地位提高，儒学、道学只不过是诸多宗教中的一支，多种外来知识可供人们选择。这都是在当时发生的重要的变化。从史料上看，这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中国了。

于是从历史上看，接下来应该要问的重大问题，却也在过去的民族史学中被忽略了，在民族史学偏见下不存在、无法问。这个双重、连环问题是：在蒙古帝国强大冲击改造下，有哪些力量或元素维持不变，抗拒改变、降低变化的程度？

元朝结束之后，到了明代，又是什么样的过程，让中国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竟然产生从宋到明的“一体连续性”，那些异质的成分是如何被消化进来，或被排除出去了？离开民族史学的异族同化论，我们必须在中国历史上认真探问这些可能的答案。

4.

真正了解元朝，是理解明清变化的开端

元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时期，中国失去了帝国的自主性，被纳入在一个更广大的蒙古帝国中，作为其东方的一部分，要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改换眼光，从蒙古帝国的大范围，回头检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事。

而认识元朝、认识蒙古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非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弄明白之后的明、清历史的转折与意义。所谓“天朝上国”思想，它的形成与溃败，都在成吉思汗推动打造蒙古帝国时，就已经埋下了长远伏笔。

用和民族史学对话的方式，同时保存着这样高度强烈不同的问题意识，让我们从这样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态度，来认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特别的这一段，这就是这一季音频节目要为大家述说的重点，感谢你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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