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神学霸学渣，拼娃更拼爹妈

4月前

封面图 | 《玫瑰的故事》剧照

在校期间，你是个学霸吗？工作之后，你是别人眼中的精英人士吗？先别急着自我审视，你再想想，谁定义了学霸，谁又是你心中「精英」的代表？

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农村地区越来越难考出来，一个生在北京的中等收入家庭孩子，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他在学习时可以走一些捷径，能看到现在很多状元都是家里厉害，又有能力的人，所以有知识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是没有知识一定改变不了命运。」他所就读的高中并不算北京顶尖高中，但他来自外交官家庭。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父母是被社会认可的精英人群，而他又通过高考获得了顶尖大学的入场券，成为新一代精英。

这样的精英阶层再生产是普遍的吗？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户口、学区房、择校费之外，这种以教育为基础的新一代精英地位再生产竞争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特殊的调查报告，作者姜以琳在北京排名前十的五所高中里选取28名学生，进行了长达7年的跟踪调查。通过她的文字，我们能看到一个被社会塑造的中国精英阶层，如何培养新一代精英。

来源：《学神》

作者：姜以琳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1.何为精英？

人们对精英地位的定义往往有争议，在最佳实证测量标准方面也鲜有共识。经典研究通常将精英定义为拥有权力和支配地位的人。但也有人认为，精英并不局限于经济政治领域的掌权者，而是存在于所有领域，这一研究思路采用了更为宽泛的定义，对多种类型的精英予以承认。

在中国，教育可以说是精英身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受教育程度在历史上与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力息息相关，尽管经历了社会动荡和革命，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性却从未动摇。换言之，在中国，要想获得社会经济精英地位（或某种程度上的政治精英地位），就必须同时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

在强调教育成果的背景下，有关中国青少年的研究通常将精英地位等同于个人或院校的顶尖学习成绩。然而，不同地区对精英成绩水平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任柯安在研究以纺织业闻名的山东省邹平市的学生群体时，将黄山中学的学生算作精英。2015年，该校报告称，全校约有26%的学生上了一本线，这一比例在全省名列前茅。然而在北京，这一比例只能算是非常低，在我研究的北京重点高中，99%以上的学生都能上一本线。

相比之下，高等教育中精英与非精英的区分要简单一些。政府会宣布一些「工程」，列出未来几年将获得政府重点资助的特定大学。这些项目为判定精英高校提供了便捷的途径。由于这些政策有政府支持，学者们可以将名单上的所有大学都视为精英院校。

虽然那些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定义更可取，但在中国，在定义精英时只关注教育成绩，并不能明确回答中国在全球精英竞争中扮演何种角色。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对精英的统一定义会导致不同地区和不同研究对「精英」高中和「精英」青少年的客观衡量标准不同。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或上海）的精英青少年与相对落后城市的精英青少年相比，可能会有不同的经历。

在上述不同地区，精英地位的标志往往不同，成功进行精英地位再生产的意涵也不同。此外，欠发达地区的精英学生是否也有类似的行为和对全球竞争的洞察力，目前尚不清楚。

在本研究中，我将全国收入前10%家庭出身的学生定义为精英。为了保证清晰，我把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和学校称为顶尖学生和顶级中学。这个定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经济定义，在现有的精英研究中被广泛使用，既考虑到中国过去几十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考虑到全球精英竞争的最终目标。富裕家庭承认的收入往往比实际少，他们的「灰色收入」可能非常可观。我怀疑受访者少报了家庭收入，这部分灰色收入可能是所报告收入的数倍之多。尽管如此，本研究中受访家庭所报告的收入中位数还是约达中国城市三口之家收入最高10%的两倍。

我还将他们报告的收入与其他指标进行了比较。其中有一项：除一位家长外，其他所有家长都表示有能力全自费送孩子到美国私立大学就读四年。我还请老师确认了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否良好，由于教师们掌握着学生家庭背景的详细保密信息，他们的观点增强了我的信心，即本研究中的家庭确实属于中国社会经济精英。

我没有系统地询问学生家庭的财富情况，但大多数家庭在北京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公寓。有些学生后来透露，他们的父母在其他省份也有资产。

以社会经济富裕程度来定义的精英家庭，往往还具有许多其他共同特征。除了收入很高之外，本研究中的家庭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

他们的父母年龄相仿，都通过极高的教育成就实现了向上流动。这些家庭的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上过大学，在当时的中国人口中属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1%~2%。他们中许多毕业于北大、清华，部分拥有研究生学位，少数甚至有国外交流经历。

这些家庭在国内收入极高，也意味着其生活阶层相近。在28名学生中，除一人外，所有学生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高层管理者或从事专业工作。这些家庭的部分特征与我选取的抽样库有关。有三分之二的家庭有成员隶属于军队或在政府部门工作，原因是我所研究的学校要么靠近军队驻地，要么附属于顶尖大学。

最后，我的田野调查是在北京进行的。当然，本研究的所有参与者都有北京户口，他们有资格在北京居住并接受教育。

简而言之，我所跟踪的精英青年的父母通过教育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并期望他们的孩子进入顶尖大学，以此作为迈向未来精英地位的第一步。这些孩子是第一代以地位再生产而非向上流动追求精英地位的人。同时，他们也是在经济改革、没有革命和运动、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人。作为全球精英地位的中国代表和竞争者，他们渴求在国际上获得认可。

2. 精英父母如何为孩子托底

精英家庭的孩子们将精英地位再生产视为一场竞争，他们是预期中的赢家。这些孩子就读于重点高中，享受最高质量的师资，有丰富的家庭资源可以利用。重要的是，他们深谙玩法。他们对游戏规则相当熟悉，懂得根据自己的位置调整期望，得到关键成年人的支持——要么是教育专家，要么自身是赢家。集齐一手好牌，似乎想输都难。

对于这一点，本研究中的精英父母也心知肚明。在他们看来，没有必要用尽全家的财富与各种形式的资本，他们将精力倾注于增强孩子在家中的幸福感。与父母相关的活动总是发生在校园之外，不论是营造聚焦升学的环境，还是为压力过大的孩子提供情感支持。他们将校园内的所有升学准备工作视为教师的责任，所有与高校录取有关的任务，包括备考和准备完美的申请材料，均由学校老师和顾问来关照。

在精英家长看来，正常情况下没必要介入学校事务。然而，地位再生产并不总能按计划进行。即使是技艺高超的玩家有时也会面临失败，精英父母的孩子也有下坠的可能。在备考和申请过程中，并非每一步都能让全家朝着最终目标前进，事情不总是一帆风顺。正是在这种危机时刻，家长们亮出了底牌。他们力挽狂澜，踏入了教师负责的领域。具体而言，他们启动备选计划，即早已制定好的应急方案。

对精英家长而言，高中升大学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地位。他们不愿让孩子在精英地位的竞争中落败，因此会在问题出现时迅速做出反应。

在事情变糟之前扭转局面，无疑是精英所具备的优势。只有掌握内情，有办法将孩子拉回正轨的家长才能采取这类行动。

精英父母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接受高等教育是地位再生产的关键一步。在父母眼里，上大学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问他们是否能接受孩子不上大学，就像在问大象是否能飞一样荒谬。许多人一想到自己唯一的孩子可能考不上大学，就会吓出一身冷汗。

对这些家长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孩子到底要上哪所大学，迈向国内外顶尖大学的激烈竞争充满不确定性。

高考生的家长们明白，只要在某次关键考试中没有达到某个分数，孩子进入中国顶尖大学的梦想就可能破灭，随之葬送的还有他们未来的地位。

国际部学生的家长也认为，在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中，一旦处理失误，就可能扰乱孩子的原计划，带来灾难性后果。

因此，无论孩子考试成绩如何，精英家长都为其准备了应急方案。

高考失利？立即出国或准备再战

大多数中国顶尖高中的学生从未想过考不上大学的可能性，每当我问出「如果没有考上大学该怎么办」或「会有什么感受」的假设，高三学生们似乎都相当震惊。

顶峰中学的学神李飞是其中尤为自信的，当我问他如果考不上中国的大学怎么办，李飞立刻回答：「那只能复读了，在中国没有别的选择。」

李飞将问题修改成为更可能的情景：「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我没考上清北，如果没考上，我会去第二志愿，有两三所好大学能接受第二志愿的学生，我也愿意去。」

李飞又说回我的问题本身：「但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什么大学都没考上。那我会停下来思考人生，首先我得跟自己说这不是世界末日，然后想清楚问题所在，以及我有哪些选择。实话实说，我以前压根儿没想过。」然后，他说了一句语法混乱的话：「这个脑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不是，这个。」

考不上大学的假设过于骇人，导致李飞都说不出一句正常话。作为学神的李飞认为考不上大学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理解。然而，就连学渣和学弱也认为自己不太可能落到这般境地。对于就读于顶尖高中的北京精英学生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上哪所大学，而不是能不能上大学。

尽管顶尖高中国内部学生认为面前只有高考一条路，但家长们还是在没有告知孩子的情况下准备了退路。

高考结束几天后，我在李飞家的公寓里采访了他的母亲李太太。我问她，如果李飞奥林匹克竞赛失利，高考成绩也不理想，她会怎么做或怎么想。

李太太的回答就好像她早已做好准备：「如果他奥赛失利，那就要看他的高考成绩了。如果能考上一所好大学，那就先上着，然后再争取出国读。复读的压力太大，我们不太考虑。如果说他出了什么问题，完全考砸了，我们才会考虑再考一次。」

我问她考虑过哪些大学。李太太回答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香港大学，但如果他能上清华北大，那我们就不考虑了。」李太太还明确表示，这些计划从未真正实施，他们家「并未找过国外大学或其他什么，因为（李飞）很早就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并被他们家的首选清华录取。

相比于李飞的艰难回答，李太太没有对我的提问表现出惊讶。她似乎对高考的意外情况有所准备。这位母亲承认她的儿子有可能在高考中失利，表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但并非不可能（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她至少考虑过三个应急计划，并准备在必要时加以实施。首先，如果李飞的成绩略低于他平时的水平，母亲会送他去香港大学。这并不是唯一选项，李太太在之后的谈话中透露，李飞的叔叔有在国外工作的经历，他可以提供更多关于国外大学和专业的信息。或者，如果李飞考得极差，她会让儿子休整一年再考。李太太提到了第三种选择，即复读，但是果断否定了（「压力太大」）。

值得注意的是，李飞却认为只有复读一条路可走，这意味着他要重读一遍高三，每天在教室里学习15个小时，包括周末在内。李太太可能有策略地让李飞把最坏的情况视为高考失败的唯一结局，又或者母亲只是隐瞒了这些信息，以便让李飞全身心地投入高考。不管理由是什么，李太太显然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制订了多个后备计划。

最终，母亲的设想也只是一串想法而已，家里一切顺利，李太太的应急方案也用不上了。李飞通过竞赛获得了保送资格，又参加高考提高了顶峰中学的平均分，而后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电子工程。然而母亲深知，无论可能性有多小，天有不测风云。她在李飞签约清华之前已做好准备，随时为儿子提供其他出路。

突然出手相助：诗颖母亲指导女儿

有些家长轻松看待子女的升学，而有些家长则认为有必要帮助孩子。一旦学神和学霸的父母感觉到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的道路受阻，因而未来精英地位岌岌可危时，他们偶尔也会突然提供帮助。

首都中学的高分学生诗颖便是一例。诗颖的母亲刘太太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中文系教授。诗颖升入高三那年的秋天，刘太太表示她对诗颖的学习介入不多。那时，首都中学的老师、诗颖的父母与她本人都认为，她注定升入清华大学的理想专业。

这一切的转折点在于诗颖意外地没能通过清华自主招生考试。自从得知女儿考试成绩不理想，诗颖母亲的指导方式就与此前大为不同。自招考试那天早上，我和刘太太在考点外等待诗颖。在附近散步时，她再次表示自己没有指导过诗颖，尽管她作为教授有这个能力。三小时后，我们与其他家长一起来到考场边等候，当时大概是中午。身穿粉色羽绒服的诗颖脚步轻快地向我们走来，马尾辫在身后摇摆着。

「考得怎么样？」刘太太赶忙问道。

「哦，考试嘛。」诗颖带着少女的轻快叹了口气。她看向母亲，换上了更严肃的语气：「数学没做完，语文比较简单，但有几道也挺难的。」

刘太太似乎很担心。刚刚在外面等待时，她还说从不与女儿探讨考试细节，这时却一边向车子走去，一边与诗颖聊起那几道有难度的语文题。其中一道题是给「北京雾锁车迷路」写对子。开车返程时，母女二人还在谈论这个话题。

「你写的什么？」刘太太问。

「我写，」诗颖犹豫片刻，回答道，「纽约冰封人失所。」

刘太太思索了一会儿，眼睛盯着路面，语气坚定地说：「嗯，我想我会写‘南昌水淹人失所’。我肯定会用洪水来进行对仗，这样答才对，因为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天气和灾害事件。」

「北京对南昌，确实好。」诗颖表示同意，但随后又为自己的答案辩护：「我会用纽约对北京，纽约前几年不是暴雪吗？」

「你用北京和纽约相对，但我会用北京和一个省会相对。」刘太太指出，「还有，纽约是翻译过来的，北京不是，南昌更好一些，而且正好南北相对。」

诗颖似乎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试图转移话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花太多时间，我还有其他题要答呢。」但刘太太没有结束讨论，她们围绕这个对子题谈了半个多小时，直到走进餐厅吃午饭才停止。

诗颖母亲的努力不止于此，两周后，诗颖给我发来短信，说自主招生考试落榜了。她本想获得清华大学的30分加分，却一分未得。虽然诗颖作为三好学生已有20分加分，但刘太太认为，与获得更多加分的学生相比，诗颖处于劣势。自此，刘太太开始深入参与诗颖的备考，她开始与学校老师建立联系，这是一个重要转变。

自招考试结束约一个月后，我在校园里遇到刘太太，当时我刚结束一天的观察工作准备回家。我与她打招呼，询问她来学校有什么事。她说刚刚开完家长会，因为想帮诗颖提高成绩，就在会后找班主任聂老师聊了聊。

「这是我第一次找她！」刘太太说着，似乎也把自己逗笑了，「我跟老师刚一开口，‘诗颖的语文作文……’，聂老师马上说，‘我没教好，对不起’。」刘太太笑着说：「我没有要怪她的意思，只是还没想好怎么说！」

出乎我的意料，就在同一个月，我又在校园里遇到了刘太太。那天不开家长会，只是个寻常日子。我再次询问她为何来学校。

「有个大学招生咨询会，我想顺便来听听建议。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问什么。」她笑道，「但我觉得应该来一趟，我和清华招生负责人谈了谈，对方建议诗颖报清华大学（某）专业。」刘太太耸耸肩：「估计我们现在要考虑一下这个提议。」

在诗颖的事例中，这位母亲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了对孩子的培养方式。以刘太太在汉语言学术界的地位来看，她很可能成为阅卷人，本可以定期与女儿讨论考试的注意事项。她知道学生该做什么，如何准备考试，以及应该向谁了解诗颖的表现。但直到诗颖在自招考试中意外落榜，她都未给予女儿任何辅导，不曾接触老师或前往学校了解情况。作为中国高考的亲历者，刘太太深知加分的重要性，也明白失去加分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位母亲意识到问题后，立即亲自接手，启动所有可以挽回局面的计划。

需注意，她在尽力挽救的同时，也遵守了一定规则。她没有试图转移赛道，比如放弃高考或直接出国，也没有做出违反规定的举动，比如动用人脉关系获取考题。相反，刘太太开始将她认为会得到更高分数的答案教给诗颖，即使诗颖试图转移话题，她还是紧扣话题，确保女儿能够在未来的考试中给出更好的答案。刘太太还去找了诗颖在学校的老师，可能是诗颖上学十二年来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找她」）。最后，她咨询了招生人员，愿意考虑一个此前并未设想过的专业报考选项。

诗颖后来如愿在高考中取得佳绩，而母亲的角色在备考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她能够利用身份地位带来的知识帮助女儿。诗颖的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市前十六名，她被清华录取，就读于招生老师推荐的第一志愿专业。简言之，母亲及时为女儿提供了帮助，而女儿也很好地走上了精英地位再生产之路。

利用特殊规则：于朗母亲对教练软磨硬泡

挽救危局的方法还包括利用鲜为人知的特殊规则。

于朗是首都中学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热爱数学，希望在全国奥赛中进入第一梯队，保送清华大学。她的母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就职于官方媒体，在得知首都中学奥赛培训质量较高后，为于朗办理了转学。在首都中学，于朗将全部精力投入奥赛，甚至放弃了自招考试和其他获取加分的渠道。然而，令学校和于朗大失所望的是，她的竞赛结果并不理想。经历这场意外的失败后，她向学校请了一个月假。

于朗的母亲买来一只小狗安慰女儿，更重要的是，她开始给于朗的奥赛教练孙老师打电话。对于突然开始的频繁沟通，孙老师并不高兴，我们在学校谈起此事时，他表示这对他造成了困扰。起初他不愿帮忙，因为觉得这个家庭很功利。孙老师蹙额道：「于朗（或她母亲）太功利，只想为了考清华参加奥赛。一旦政策有变不能直接保送，于朗就失去动力了。她竞赛失败也是这个原因。」

但孙老师还是顶不住压力，为于朗的母亲提供了一个少有人知的消息——北京大学会为奥赛落选者举办冬令营，可能会给高考加分。

于朗的母亲当即表示愿意放弃清华而选择北大。于是，她请求孙老师推荐于朗参加冬令营。但于朗没能通过冬令营的结业考试，所以还是没有加分。看到女儿依然没有加分，处于严重劣势，母亲再次联系了孙老师。这次孙老师告诉刘太太，清华在两周后也将为奥赛落选者举办冬令营。不出所料，刘太太也请孙老师为于朗报名。这次令双方欣慰的是，于朗通过了结业考试，获得了60分加分。女儿拿到加分后，母亲就不再联系孙老师了。

在地位再生产的竞争中，于朗的母亲提供了不止一次帮助。认识到进入顶尖大学是未来成功的第一步，这位母亲先是将于朗转学到首都中学，最大限度地提升她在竞赛中获奖的机会。虽然女儿说在新学校遭受了整整一年的社交孤立，但母亲认为一切都很顺利，拒绝做出改变。而当于朗面临考不上顶尖大学的危机时，母亲又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

与其他精英家长一样，于朗的母亲知道哪条标准最关键：考试成绩才是重中之重。她铆足了劲要为于朗争取到加分，比诗颖的母亲和大多数家长都更进一步。诗颖的母亲与大部分精英家长的做法相似，而于朗的母亲则在教练的帮助下得到了一张万能牌。更准确地说，她的母亲利用了其他玩家不知道的特殊规则。

在我进行的无数访谈中，从未听其他人提到过这些冬令营，我的主要信息提供者，顶峰中学的奥赛教练胡老师等教师也不曾提起此类信息。其他学生，比如同样奥赛失利的向祖，本也能从这类消息中获益；其他家长，比如凯风和李飞的母亲，本也能依靠这些备选项减轻焦虑。鉴于冬令营的存在相对保密，这种加分方式无异于游戏的特殊规则。

于朗母亲的例子不仅显示出精英家长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还说明他们的能力往往远超旁人想象。于朗的母亲认识到，首都中学奥赛的金牌教练可能掌握着旁人不知道的内幕消息。她毫无负担地对教练软磨硬泡，即便对方并不情愿。通过这些行动，于朗的母亲帮助女儿克服了备考顶尖大学过程中意想不到的挫折。

事实证明，母亲的支持至关重要。于朗的高考分数略低于清华大学的分数线，但她在原有分数的基础上有加分，最终被清华大学录取。保住了顶尖大学的文凭，于朗得以继续作为精英选手进行精英地位再生产。

3.中国式青少年地位体系

在大多数社会群体中，地位由家庭背景、种族、工作安排、学校资源或上述因素的组合决定。相比之下，精英学生普遍专注于考试成绩。

在为这一地位体系的合理性辩护时，他们会去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始终成绩优异，有些人看上去努力却始终无法提高成绩。然而在如此同质化的群体中，想要解释成绩差异可能没那么容易。这些学生来自北京相对富裕的家庭，上学时的日程安排相同，每天一起度过15个小时。

若以纸牌游戏为喻，精英学生们认为彼此手里的牌差异不大。个人努力、家庭背景等统计学上的突出因素都无法解释考试成绩的差异，因此这些学生不甚在意那些常见归因，而是把成绩视为天生才能的反映。

从天生才能的视角来看，学神们生来优越，学弱们则生来弱势。尽管这个观点政治不正确，也违背了中国主流的任人唯才的叙事，但属于不同地位群体的精英学生普遍接受这个解释，并一致以此维护校园地位体系的合理性。

学神

学神是那些不太用功就能得高分的人。学神是很稀少的，也并非平均分布在各个学校、年级和学部。不论哪所学校，同一年级的高考生或出国生中，学神的数量往往都超不过五个，有时甚至一个都没有。

学神们成绩出色，游刃有余，他们以回报最高的特质为基础做出各项选择，从而维系地位体系。他们深知考试分数及排名的重要性，更清楚如果在高分、高排名的基础上，还能表现出轻松，他们就能居于顶端。

根据上述规则及自身的高位，学神们采用了优先策略，将取得高排名视为第一要务。而后，他们则要展现出轻松感。从备考到大学申请，学神在许多决策中都采取这一策略。

学霸

第二类是「学霸」，意为「学习狂人」。学霸是指「学习非常努力且考试分数高」的学生。学霸比学神更常见，但仍只占学生中的一小部分。他们通常能获得与学神相媲美的考试分数，但无法做到轻松自如，因此被排除在顶层群体之外。

尽管位列学神之下，学霸仍凭借优异的考试成绩在学校中享有较高地位。学霸是许多顶级高中提振平均分和大学录取成果的主力军。

学霸们作为学校里的高地位群体，主要关心的是地位不下滑。他们对学神地位不感兴趣，大多数人也不曾试图提升自身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学生们认为学神与其他人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更重要的是，做一名学神就意味着要展现轻松感，而减少学习时间会增加考试成绩下降的风险，甚至可能从学霸降级为学渣。这对于学霸而言不仅是地位下降，更是从高处跌落。

学渣

第三类学生被称为「学渣」，字面意思是「学习渣滓」。学渣是指「不用功学习且考试分数不高的学生」。由于高、低分的划分标准是平均分，一所学校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学生会被视为地位较低。为了将这些学生进行区分，学渣特指一个较为松弛的群体。重点在于，学渣要展现出轻松的姿态，才不致被分入最底层。

学渣们好似一群天鹅。在学校，他们表面上优雅自如，实则在水下拼命扑动。学渣们通常将「天鹅策略」当作维护在校地位的必要手段。与学霸们一样，他们并不试图争取最高地位。实际上，他们大多对更高层级不感兴趣，主要关心的是不当学弱。作为仅比学弱高一级的学生，学渣能意识到降级的可能性，于是制定策略以防在地位竞争中彻底失败。这个过程需小心谨慎，要持续不断地表现出与学弱不同的关键特质——轻松。

学弱

在中国的顶级高中里，「学弱」身处绝对底层。学弱是那些「学习非常努力但考试成绩依然不理想」的学生。

国内部的学弱和学渣往往会考入北京以外省市的名校；而在国际部，这样的学生会申请美国和加拿大的公立大学，或非常春藤盟校水平的私立大学。

很多学生自称学渣，但很少有人甘愿以学弱自居，大多数人也不会公开指认同学是学弱。尽管很少有人自认学弱，但学生们常常表示「每所学校都有学弱」，也会对本校哪些人是学弱达成一定共识。在对情况不甚了解的人看来，学弱往往十分隐蔽，因为他们总是独自一人。而一旦密切观察学生间的互动，就会发现学弱与其他同学的沟通往往是单方面的，在学弱面前，大家的说笑声也会有所收敛。

与其他层级不同，学弱在学校的地位体系中几乎没有选择余地，他们往往在向学霸或学渣努力时遭遇失败。部分身处底层的学弱想要通过拒不承认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却往往适得其反。

总体而言，学生们对于不同层级群体的定义与意义达成了共识。所有学生都在维持这个地位体系及其排序标准，这表明了该体系的强大。这些地位术语的出现频率极高，甚至已经成为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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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体会过「学神-学霸-学渣-学弱」的地位差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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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冯仑风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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