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圆环没合上，是谁又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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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圆环没合上，是谁又难受了？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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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合上运动圆环了吗？

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和配套App的流行，健康管理变得更加便捷。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数据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运动App的游戏化设计和计划制定等功能激励我们坚持锻炼。

但另一方面，技术设计背后的商业逻辑，让我们不断积累更多的数据，和数据产生更多的互动。而我们有时候也会被数据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变成了商家收割的韭菜，还有数据泄露的风险。

我们之所以对数据如此痴迷，是因为给数据赋予了相当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很多时候来源于社会的压力——我们要健康、要成功，而各种技术的设计和App呈现的方式，也在不知不觉中强化着这种压力，并且内化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成为一种自我监控。

讲述 | 李子，科技社会学博士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失控年代的生活重建法》

01.

在规训中诞生的自我追踪技术

最早把自我监控和监控联系起来的，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他把当今社会比作一个圆形的监狱，监狱长在圆形监狱最中间、最顶端的塔上面，他能够看到监狱里面的所有人，但是监狱里面的人是看不到监狱长的。

这种结构，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被监视的自觉当中。而这种自觉，也会不知不觉地被自我内化。即使没有人强迫你，没有人看着你，你自己也会觉得在被社会审视。

福柯认为，结构性、文化性，甚至是权力性的东西，透过为社会制定标准和行为准则的方式，让人们遵从。比如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准、“努力就会成功”的格言，一旦变成了社会准则，人们就会自己自动地往上靠，这就是所谓的规训。

除了无形的规则和文化，制度上、物质上的设计和安排，客观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也可以促成自我监控。所有的一切构建成一个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设计，都让人感到自己在被社会实时地审视着，在表演着自己应该成为的角色，在不知不觉中去遵循这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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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监控的流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下的社会非常崇尚个人的能动性，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新自由主义是过去几十年西方资本市场和政府所奉行的规则。

资本市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带给个人自由选择的可能，这种自由选择也能够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繁荣。政府也因此让市场去承担各种社会职责，医疗、教育等都市场化了。

在健康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潜台词是，你的健康完全把控在自己手中，而可穿戴设备提供的这些关于身体的知识和数据等，都是用于打造自我的工具。在这种认知框架之下，所谓的“身体管理”就成为了一种潮流。

可以说，在可穿戴技术的推动下，我们把健康相关的因素，抽象成为了个人可以掌控、管理的数据。

02.

我们的健康，真由自己说了算吗？

然而，我们生活的现实，往往没有这么理想。数据的确客观反映了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和活动水平，但健康并不仅仅是个人能够掌控的事情，还和周边环境、社会条件高度绑定。

以步数为例，市面上所有的可穿戴设备，基本都希望去鼓励人们尽可能多地步行，提高活动的水平，人们也很容易通过这样的设备去设定每天的目标。实际上，步数不仅仅反映了活动量，也跟环境的因素强相关，比如是否久坐工作、是否需要照顾家庭、生活的社区是否适合步行、个人生活的节奏等。

如果生活在完全不适合步行的环境里，有的时候是周边不安全，有的时候是生活不便利，想要积累步数非常困难。许多人是坐在办公室里的社畜，想要抽出时间来锻炼也是很难得的。

但可穿戴设备对于数据的展示，以及大众对于运动和健康的理解，会让人去忽略这些客观的因素，把运动不足的原因全部归结于自我，把自己的生活、身体和环境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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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监测技术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它们很少去探查社会、环境的因素，而仅仅去呈现个人需要提高的部分。运动尚且属于个人可以有意提高的东西，但当下的趋势是把所有的生活，都简化为一种可以提高的数据。

比如，流行的睡眠监测功能。手环手表会分析人的心跳和身体的活动，去计算深度和浅度睡眠的比率，给睡眠打分。睡眠变成了可以量化、优化，而且必须要量化、优化的对象。但人对于睡眠的可控程度很低。各种App给出的都是一些诸如早休息、多喝水、关窗帘等不痛不痒的建议。有时候这些睡眠数据也和人的主观感受相悖。

还有更极端一点的应用，是通过可穿戴的数据来探测人的情绪。说话的声音和心率，会反映人当下是不是愤怒、焦虑等等。亚马逊的可穿戴设备Halo，就使用了智能助理Alexa的声控部件收集了声音数据。

情绪变成了可以用技术量化、优化的东西，个人需要好好地控制。但实际上，情绪是和环境、周边互动产生的反应。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感知自己的情绪去对它进行管理，但如果和当下的环境脱节，只是一个数据的记录，没有意义。

和环境脱节的数据记录，最终相当于把个人和环境互动的结果，而且往往是没那么如意的结果，推脱成个人的责任。个体在这样的语境下，承受了双份的压力。一份是健康问题带来的压力，另一份则是健康管理做得不够好带来的压力。人们应对压力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回避，因此健康监测很难坚持下去。

03.

通过数据形成的生产力文化

这种对于数据的追求，也反映了生产力文化。用通俗的话讲，优化自我是一种迷信。所有的数据应用，都相当于是给自己制定KPI，用科学、客观的手段去管理自己。但这种看似客观的数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规则和大众的价值取向，并且通过对数据的展示，去强化、加深了这种取向。

德国社会学家史蒂芬·马乌提出“指标社会”（Metric society）的概念。指标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多样化、丰富的世界，用数据给压平成为了单一的、层级化的世界。指标的操作和呈现，都是要在单一的坐标中体现价值取向，分出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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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锻炼，从生理上来讲，的确能够让人的身体素质变好。锻炼需要量力而行，但许多人在陷入了数据化的比较之后，反而把它看得很简单。卧推的重量、跑步的配速等数据似乎变成了锻炼唯一的追求，甚至人与人之间形成攀比，做到了就是成功，做不到就是失败。

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我们的身体观和行为观都变得机械了。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身体和生活在数据的指导下，都是可预测、可掌控、持续、规则的。一切都可以被分析、规定和优化，一切都是生产力。只要投入工作，就会得到提高。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生活和身体都充满着变化，有着大量不可掌控的时候。生活方式甚至健康本身，也是非标准和个体化的，没有办法完全通过指标去衡量和比较。每个人在经济、社会层级和性别上都有不同的条件，用同样的行为准则去规训是不公平的。

04.

如何应对数据与现实的割裂？

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量化和标准化，用数据去反映人群的健康水平。我们当然知道，规律的健身能够让人感到状态提升，身体指标也会变好。但只靠技术手段去监测健康，远远不能概括生活和身体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每个人所处环境的多样性。

需要认识到数据和自我追踪的局限性，它们并不是全部的现实。说到底，数据只是给人提供了标准化的、方向性的参考，最终还是要我们自己去选择如何赋予数据具体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健康监测和自我追踪中，获得有价值的知识。不是去追求每天的、持续的进步，而是去建立规律的、可持续的生活模式。这样做的前提是对自己生活的优先级有认知。

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可以优先保证自己有充足的精力去应付工作，而不是去达到某个锻炼的目标。毕竟，在劳累的时候，锻炼的效果也不会好。在这里，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劳累的根源，以及劳累和生活节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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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呈现出来的劳累和压力，也能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比如查看心率变化度，很多手表用它来代表压力。现在很多健康监测设备和App的主要功能是预防，不用时刻关注它的数据，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

很多时候，数据不体现抽象的过程，不是提供让人努力的KPI，而是反映有趣的生活片段。运动App存下来的数据，能够让人随时回顾自己的生活，重建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也有的人通过数据，去探索自己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比如搬家后周边环境变差，步数减少，就需要寻找其他的锻炼方式。这种回顾可以给人提供关于生活的洞察。

总之，数据是抽象的，而我们的生活和身体是具象的。对于身体的追踪和技术的使用，最终还是要让抽象的数据以平和、公正的方式，去反映我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提供对我们自己更有意义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