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诅咒”蔓延，越来越多韩国男人自杀

在一定的语境中，韩国社会一直像口压力锅，各式各样的问题与冲突，都能塞进这个已经过于拥挤的容器。其中，高自杀率的问题，更是给了旁观者一个可以反复咀嚼韩国社会现状的切口。

近日，韩国首尔市议员金基德针对韩国自杀问题，发表了一番“独到”的分析，使韩国高自杀率，特别是男性自杀率过高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首尔市议会官方网站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从2018年到2023年，在汉江大桥上尝试自杀的人数已经从430人上升到2023年的1035人。其中，男性所占比例更是从2018年的67%，攀升到了2023年的77%。

金基德对这份报告中进行了阐释：“与过去父权制和男性主导意识形态在韩国盛行不同，截至2023年，韩国已经开始转变为一个女性主导的社会，女性人口比男性多约5%”。

而正因为韩国女性社会参与度增强，导致韩国男性更难找到工作和稳定的生活伴侣，进而促使了这些悲剧的产生。

基于这一分析视角，“为了克服女性主导现象的扩大”，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韩国“有必要提高性别平等意识，使男女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不出意外，这一发言遭遇了舆论的群嘲。毕竟，不管是“以女性为中心”的这一定义，还是将其与男性的高自杀率强行建立因果关系，都叫人大跌眼镜。

但闹剧却触及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社会现象——韩国的自杀率，已经连续20年位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首，且自杀率越来越高，自杀者越来越年轻，韩国自杀热线电话记录显示，2022年在汉江大桥上自杀未遂的案例中，有61%的自杀者年龄在20岁或以下。

更关键的是，韩国男性的自杀率大概是女性的两倍。

社会文化不断向前变化，到底是什么让这么多的年轻男性选择走向死亡，可能不是一句“养家糊口，男人的苦衷”可以简单概括的。

当我们谈起“男性压力”时，到底在谈论些什么？

“我害怕人，我觉得他们是食肉动物。我甚至不能吃午饭，因为我害怕去学校的自助餐厅。”一名“隐居”了8年的年轻男孩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因中学一年级遭遇校园霸凌，这个男孩开始惧怕与人接触，最终选择在高中辍学，这一决定开启了他“自愿”将自己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生走向。

这样的年轻人，在韩国、日本都不少见，他们长期待在密闭空间内，几乎不与人社交。在韩国，他们被称为极端社会退缩群体（ESW），在日本叫蛰居族（Hikikomori）。

根据韩国卫生和福利部2023年对2万多名19到39岁人群的调查，在韩国，经历ESW的年轻人数量为54万，占韩国1100万年轻人的5%。

年轻的极端社交退缩群体，通常具有内向、自卑、低弹性和完美主义等性格特征，其中的大多数人都长期饱受绝望、孤独、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困扰，并且有着比常人更大的药物依赖问题和自杀风险。

也许与很多人想象中不一样，过这种生活的群体，人生并非世俗意义上的“地狱开局”。

湖西大学青年文化与咨询教授金慧元就曾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记录过他们的社会画像，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64%），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以上的家庭（64%），并且多数为家庭中的第一胎（60%）或其父母为第一胎（74%）。

从表面上，这算是相当体面的生活配置了，但与真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还是不一样，前者仍需要在主张机会平等的竞技场上努力拼搏，怕把握不住时代的机会，也怕在大环境不好时，自身阶级进一步滑落。

当然，这一压力对于男性来说只会更大，就像教授金慧元研究发现的那样，ESW群体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文化对个人（尤其是长子）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抱有过高的期望，进一步助长了与教育和职业相关的激烈竞争压力。

在韩国，“长子长孙压力”并不是一句玩笑话。对于深陷其中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从出生就决定的血统责任。这一身份既像一种美好的祝福，也像是一种甜蜜的诅咒。

“听到母亲叫我的名字，会让我感觉有点自豪，但这也给了我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从现在开始，我所做的一切都会反映在她身上。”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工程师李远皙这样说道。

有这样的想法，并不令人惊异。在韩国，当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一位母亲就失去了她的名字，她会成为“美珠的妈妈”，或者“东俊的妈妈”，她的孩子将延续她的社会身份，这让相当一部分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召唤。

延续了上一辈社会身份，这些孩子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尽力成为一个“好学生”。

韩国的教育焦虑问题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典型的“压缩现代性”国家，“韩国现代社会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投资和竞争。”

这种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韩国教育的特点是父母高度参与，并愿意在教育问题上进行高投资。

但并非每个孩子都“有幸”享受。不管是韩国教育开发院的调查，还是韩国统计局出具的相关数据，都可以发现，韩国家庭在第一个孩子的教育上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显著高于后面的孩子。

这些父母希望第一个孩子能树立一个榜样作用，进而带领整个家庭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

作为倾注着全家人热切期盼的韩国年轻人，考入韩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SKY”（被称为“天空之城”）、首尔大学（S）、高丽大学（K）、延世大学（Y），也许是最理想的情况，因为这里是大企业招聘的“后花园”，是进入政府部门的关键跳板。

但这样一步接一步地不容差池，也让很多男性陷入困顿的境地。

“我觉得自己像一部机器，只是在完成父母设定的程序，没有任何自我。”一位毕业于首尔大学的李姓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满足父母对自己进入三星等大企业工作的期望，他一直不敢松懈。

但最终进入了一家大型企业的他，因为对工作感到不满，以及承受的精神压力过大，一度患上抑郁症。

也有在大学毕业后便一直奔波在考公路上的受访者表示：“我感到无比的疲惫和绝望，成为公务员是我父母的梦想，而不是我的。”当时，他的备考时间长达5年。

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只是成为一个成功“社会人士”的第一步，对于男性来说，来自家族的召唤，不出意外带着延续血脉的责任。

现在已经快迈入三十岁行列的郑某告诉《看世界》，如果自己上面能有个哥哥，绝对不会在传宗接代这个问题上头疼这么久。在他看来，这是一份“甩不开的责任”。

只是如今，想要找到合适的伴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一方面，在经历了长达30年历史性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之后，如今韩国成年男性的数量，远远超过年轻女性。这主要是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的选择性堕胎十分泛滥。

根据1990年韩国人口普查数据，从1986年到1990年，大约有80000名女性胎儿因为性别偏好而被堕胎。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思潮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韩国的年轻女性不愿走入传统婚姻制度。

为了对抗性别歧视和性别不平等现象，她们曾发起4B运动，即拒绝结婚，拒绝生育，拒绝异性恋关系，拒绝性关系。而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韩国生育率多年来一直处于全球最低位之一。

但除了这一新变化，在韩国，还有一种长久存在的社会观念，就是避免与长子成婚，因为按照惯例，长子通常被期望与父母同住或住得非常近，以便在父母年老时提供照顾。

韩剧《搞笑一家人》（High Kick!）就展现了长子李俊河与妻子结婚后与父母同住产生的冲突。

长子的职责，不仅是一种社会文化风气，还在法律层面上被构建。以保障弱势群体，特别是贫弱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强制性生活津贴”为例，它的发放标准是根据赡养人的收入来计算。按照特定计算方式，当赡养人的收入超过一定标准时，这些老人将丧失领取津贴的资格。

如果赡养人是女儿，她的收入将乘以15%；但如果是儿子，则乘以30%。也就是说，家中男性赡养者（通常为长子），在法律上享有更多的优待。很明显，这种具有性别差异的计算方法，仍延续了传统性别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

优待和特权，一面可以称作“长子长孙”的光环，但另一面也可能形成枷锁。对于其中的很多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死循环，因为无法舍弃特权，就难去谈论挣开套子。

回到议员金基德的问题，男性自杀率高，是不是女性引起？答案显然不是。但这个问题在韩国社会极其复杂。

韩国是一个性别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仇女、仇男，都各有极端之处。今年7月，首尔大学一份研究显示，七成国民认为“韩国社会的男女矛盾严峻”。

男女对兵役、性犯罪和就业的认知差异，是性别分歧的三大核心问题。韩国女性认为，男性更容易就业，男性带来的“性犯罪”问题更为突出。

男性则在兵役问题上发难。女性无须服兵役，男性却有强制要求，因此他们对此深恶痛绝，近70%的20多岁男性认为，现在应该免除这项义务。

调查中，过半的人认为，征兵制是歧视男性的制度。尤其是今年4月，韩国宪法法院解散了军事“商业积分”计划，男性服役时间和表现积分，将不再用作就业市场的加分，这让兵役为数不多的“优待”大幅下降。

在很多男性看来，自己是性别反向歧视的受害者。这种仇恨，并没有导向对于制度存废的探讨，而是变成了讨伐女性的工具。

主持研究的首尔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金硕浩则表示，如今，劳动力市场低迷，优质的工作岗位减少，20到29岁男性和女性，都对就业过程中可能让自己遭遇不公的制度反应敏感。

尽管2022年的数据显示，连续27年来，韩国始终是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性别薪酬差距最大的国家。但男性还是坚信，性别平等政策导致了对男性的不公平待遇。

在他们看来，所有潜在的女性劳动力，都有可能是“敌人”，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这是金基德言论的底层逻辑。

这种对公平的“执念”，表现出一种臆想的危机感，本质是韩式成功学的崩塌。

韩国有着痴迷成功的社会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这促使韩国在战后几十年发展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

韩国中央大学护理学院院长宋南章表示：“随着家庭成员和邻居之间的传统关系减弱，每个人似乎都在为自己的成功而战。”

但如今的问题在于，“成功学”成为了一张空头支票，就像首尔大学社会学家李在烈所言，以前韩国是一个成功的国家，人们努力过，成功就随之而来，但现在留下的只有激烈的竞争与过于狭隘的社会评价标准。

韩国的竞争文化有多超乎想象，韩国政府主导的“别担心村”，就是一个讽刺性的案例。“别担心村”本是想让年轻的韩国人可以从社会压力中解脱出来，在一个人工创建的“世外桃源”享受片刻的宁静，但要想成为其中一员，年轻人必须经过多轮面试，只有最后的“胜者”，才有机会在这个村子放松身心。

有落选的受访者表示，之前，为了准备“别担心村”的申请，连着三天没有睡觉，并表示“进入这个村庄本身就像一场比赛。”

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事例，透露着韩国年轻人真实的无力感。

更让人感到无力的是，即便恶性竞争的文化包裹了每一个年轻人，很多年轻男性仍将指责的枪口转向了女性，认为是女性挤压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从而陷入内耗和互戕。

只是，这种思维对年轻男性的实际生活境遇没有任何帮助，而这种有毒的内部文化，则有可能会让他们难以发出求救信号。

毕竟，社会在心理健康问题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性别文化的影响。男性意志更强大、女性更柔弱的刻板观念，会让很多人无法正视自身的脆弱，甚至社会也容易忽视。

当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时，倍感压力的年轻男性们，也许可以先学会放下偏见，从认识“自己也可以有脆弱的那一面”开始，在“长子长孙”的期待外，尝试去寻找什么才是自己最真实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