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产怎就成了代表中国的一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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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跨界”研究

——评李成教授《中产上海》

✪ 房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

四川大学讲席教授

李成教授是我的同行，也是我多年的好友。数年前，那时他还在美国华盛顿D.C的K街上的全球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工作，彼时他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著作《中产上海》。那是一部在英语世界里研究和介绍中国现代化的颇有特色的学术著作。2024年这部著作经过加工在中国翻译出版。正如作者所言：该书英文版“重在强调中产上海如何反映美国以往对华接触政策的互惠作用和两国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而中文版“不仅突出了全球东西方、南北方中产力量在21世纪以来消长变化的历史反差，而且论证了中国中产的崛起是对共同富裕理念和中国现代化的有效诠释”。总之，这是一部在全球视野中和历史维度里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力作。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当今时代中国一切社会学问题都是与中国的工业化有关的。同理，当今时代中国一切政治学问题也都与中国的工业化有关。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全面而深刻变化。具体进程是，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催生新的社会关系，建构了新的社会群体以及新的群体关系，人们称之为新的社会结构。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统称为：现代化。而现代化正是我们所处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面对这一时代课题，李成教授聚焦于他十分熟悉的，他的故乡上海。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选取了跨文化视角，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重要国家——中国，中国现代化最具典型的上海，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新兴群体——中产阶层进行了全景式的深入细致的观察与研究。李成教授的一项研究、这部著作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不可多得、不可取代的传世经典。

说来也巧，作为李成教授的同行和好友，我也曾就同一课题做过一些研究。自2011年开始，我曾接受了一项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课题，从那时以来也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结构问题，当下还有一项后续的研究课题接近完成。因此，可以说，我对李成教授研究成果的看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我们多年来同一主题的研究体验，算是同行之间的学术切磋与交流。

李成教授力作的全称是：《中产上海——中国式现代化与新阶层的崛起》，作为同行，我想谈谈对这部学术力作看法，谈谈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与价值。

首先，《中产上海》选题的典型性。

现代化研究是一篇宏大叙事，但如果仅仅做泛泛之论肯定不得要领。《中产上海》选择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研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点和群体，由点及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上海”、“中产”是三重意义上的典型：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国家中后来居上的最重要代表；上海号称“魔都”，是中国的经济首都、文化中心；中产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动中出现的最重要、最复杂的新社会群体。从中国、上海、中产三个视点切入，则是把现代化宏大叙事中的一条“主线”提炼了出来，使读者可以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观察和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要义。

其次，《中产上海》全景式的跨界研究模式。

以往现代化研究多从某一学科的角度做单向度的探讨。但现代化作为综合性的社会进程显然需要全景式的、多学科的观察与探究。以往囿于多学科研究的难度，国内鲜有这一层面的研究成果。《中产上海》应该说是，第一部全景式、多学科探讨中产阶层的学术著作，它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多视角和界面，描述和剖析了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上海中产群体，同时也成为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视域。

在《中产上海》的全景式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本书的教育、文化、艺术的视角。在学术界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中，文化与艺术的视角几乎是缺位的。《中产上海》全书共五部分，在这五部分中所占篇幅很大的第四部分“全球化上海的教育与艺术：视角、观念和呼声”，是本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它大大深化了对上海中产阶层本身及其“崛起”的意义的认识。作为现代化基础的工业化最重大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对社会结构的改变，而社会结构改变的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内容在于新阶层的出现以及新阶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塑造和改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即中国成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以来，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出现了三大新阶层：民营企业家（老板）、中产阶层（白领）和农民工。中产阶层无疑是这三大群体中体量最大、也最为复杂和影响最为广大的。中产阶层对社会的影响远远不止于经济、社会层面。中产阶层与企业家阶层、农民工阶层相比对社会的影响最引人瞩目的是在精神、文化方面。

近些年，我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有学术合作，经常来上海。在上海生活的日子我体验到上海的一个伟大之处，这就是上海的“街唱”。上海许多地方有民间歌手驻足街头为来往的市民演唱，这是“魔都”一景。我曾经多次到静安寺前小广场听一位在上海颇有名气的街头歌手“罗小罗”的演唱。罗小罗毕业于“川音”，他的一位学长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但罗小罗专注于街唱，为上海的普罗大众演唱。每次去看罗小罗演唱听众早都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我注意到罗小罗的听众的平均“颜值”，在光鲜靓丽的“魔都”大概要在60分以下。他们绝对来自上海社会的中下层。当罗小罗唱起《城里的月光》的时候，许多人情不自禁跟着轻声哼唱，一些人的眼里噙着泪光。上中下，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他们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一个社会精神气质的主流一定是这个社会的中产所拥有的和表达的。

第三，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是社会科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比较难于做到的。国家与社会，是社会科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我们知道，如果你仅仅研究一个国家、仅仅研究一个社会，那么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研究国家与社会。中国人爱说，“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李成教授年轻时负笈海外，在美国留学、工作、生活38年。他曾供职于美国知名智库普鲁金斯学会，是第一位华裔约翰·桑顿中心主任，在国际上享有学术声誉。李成的这种经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一种结果、一个成果。广泛的海外学术经历使李成具备了跨文化的视野，具备了比较研究的能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价值所在。我相信，《中产上海》会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一个跨文化及比较研究的范本。

多年来，我们受命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果说，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问题属于“社会生理学”，那么政治学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就应该属于“社会病理学”，即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引发的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变动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风险问题。通过研究，我们认识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新的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的内容是由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新社会群体，以及新社会群体与原有社会群体的差异与矛盾。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存在的三大社会群体：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在乡农民。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大群体尽管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总体上与中国的“体制”联系紧密，享有“体制红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国又出现了三大新社会群体：老板、中产（白领）和农民工。他们是相对独立于“体制”，没有享有或较少享有“体制红利”的三大群体。“三老”与“三新”群体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是当代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特别是三大新社会群体他们的诉求往往成为社会稳定因素以及社会变革的推动因素。这是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现象。在众多早期工业化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上海发展进程中一再出现。

在三大新兴社会群体中，中产阶层是体量庞大，社会地位最为不稳定，也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独特群体。《中产上海》这部专门研究中产群体的著作对于认识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当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中产上海》值得读者们细细阅读，慢慢体会，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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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纵横

上海中产怎就成了代表中国的一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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