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建筑：气候与政治，技术与权力

当人们提到“热带建筑”时，脑海中通常浮现的一定是在炎热潮湿的气候中应运而生的宽敞通风的建筑形象。然而，自然气候是否是定义热带建筑的主导因素？在殖民时期，西方人为热带地区带来欧洲的温带建筑类型。为了适应当地气候与社会生活，这些建筑在经历本土化的一系列挑战之后，逐渐形成在当地流行的各式洋房和兵营等，并随着制度化、标准化成为相对稳定的建筑类型，甚至广泛传播到亚洲其他地区。现如今，我们又应当怎样解读“亚洲热带建筑风格”？它是东南亚本土的审美追求，还是受西方殖民支配的产物？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214篇讲座。

主体整理自2023年8月24日，曾若晖（Jiat-Hwee CHANG）在雪城大学的讲座,讲座由蔡明亮主持，原题目为“热带建筑谱系：殖民网络、自然与技术科学（A Genealogy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Colonial Networks, Nature and Technoscience）讲座视频地址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B7wCxwY4I，讲座由郭力娜翻译，陈采薇校对排版，王婉琳策划编辑。

正文共约2.2w字，125图，阅读完需要40分钟

主持人：蔡明亮（Lawrence Chua）

感谢大家的到来，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听众来到现场。我很荣幸邀请曾若晖（Jiat-Hwee Chang）博士来到雪城大学建筑学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at Syracuse University）。曾博士的研究方向是建筑、历史、科学、技术和环境研究的交叉性批评。他的研究工作史论严谨、具有理论创新性，并且论证了建筑跨越地域和时空介入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技术网络的方式。曾博士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副教授，也是历史理论与批评课题组的负责人。

曾博士最近出版了《热带建筑谱系：殖民网络、自然与技术科学》（A Genealogy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Colonial Networks, Nature and Technoscience，2016）^*，今天的讲座内容就摘自这本书。此书在2018年荣获国际规划史学会（IPHS）图书奖，也曾入围2017年欧洲东南亚研究协会（EuroASAS）人文图书奖。曾博士也是《非西方现代主义的过去》（Non West Modernist Past，2011）^*的联合主编之一，这本书非常有影响力，它开始研究所谓“非西方”（non west）的现代主义历史。曾博士也是《东南亚现代建筑，翻译、认识论和权力问题》（Southeast Asia’s Modern Architecture, Questions of Translation, Epistemology and Power，2018）^*的联合主编，这本书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目前，曾博士是加拿大建筑中心/梅隆基金会（CCA/Mellon Foundation）的一名研究员，他在其中研究亚洲的空调系统、建成环境和热治理的跨国史，这也是我们把他请到这里的原因。

*以上三本书内容简介及资源参见文末“知识星期”。

主讲人：曾若晖（Jiat-Hwee Chang）

谢谢劳伦斯。晚上好。非常感谢（雪城大学的）邀请，也感谢你们来听这次讲座。我特别要感谢劳伦斯对我访问雪城大学进行的协调和接待，也很感谢对我的介绍。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热带建筑谱系：殖民网络、自然与技术科学”。

缘起：热带生活与空调之国

《热带建筑谱系：殖民网络、自然与技术科学》的封面

讲座同名书籍开始于一个自我回顾（self-inventory）的课题，我梳理了那些在1990年代建筑学习中对我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历史，热带建筑话语在其中占据了重要部分。

黄向军（Wee H. Koon，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和作者在巴厘岛度假村进行建筑一年级实地考察时的照片，摄于1993年。

上面这张照片记录了我第一次接触热带建筑的场景。凉亭里有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伙，左边那个人是我。这张照片拍摄于1993年，那是我第一次去巴厘岛实地考察。工作坊的老师希望我们体验热带生活（tropical living）*。他让我们参观巴厘岛上的热带度假村。

^*当时，热带生活（tropical living）被理解为生活在室内和室外景观的交界处的炎热和潮湿环境中享受树荫和微风带来的热量。（摘自《热带建筑谱系》序言，pxviii）

《新加坡：空调之国》（Singapore: the air conditioned nation）*的封面，作者：切里安·乔治（Cherian George），2000

新加坡人从过去到现在已经习惯了吹空调，重视热带生活其实隐含着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批判*。然而，那次在巴厘岛的体验并不完整，因为我们住不起高档的度假村，只能住在廉价旅馆的空调房里。巴厘岛之行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工作室，一边吹着过冷的空调一边设计一个热带住宅。

^*作者将对新加坡政治和当代问题的犀利评论汇编成册。这些文章深入探讨了新加坡制度的核心及其形成的动力，揭示了“空调之国”许多固有的紧张关系和矛盾，以及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取得政治成功的原因。

^*相较于巴厘岛热带度假胜地开放的、热量多变的、多感官的热带生活，而在“空调之国”新加坡，密闭、热量恒定、贫乏的空调环境普遍存在。（摘自《热带建筑谱系》序言，pxviii）

热带建筑、文化话语和身份政治

左上：杨经文的《热带城市地域主义》书籍封面； 右上：郑庆顺的热带特大城市方案草图；右下：郑的《线条、边缘和阴影》书籍封面；左下：CSL联合公司（CSL Associates）的林倬生设计的塞林格之家。

在强调热带居住的建筑教育背后，是20世纪80、90年代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兴起的一系列建筑话语*，其中包含本土建筑师郑庆顺（Tay Kheng Soon）和杨经文（Ken Yeang）为创造更适合热带的新建筑语言和城市类型而进行的尝试。部分作品（例如林倬生[Jimmy Lim]的作品塞林格之家[Salinger House，1992]）汲取了东南亚乡土传统，设计建造出工艺精美的新式乡土建筑和度假村。然而，这些不仅仅是环境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与围绕着阿卡汗建筑奖（Aga Kahn Award for Architecture）*活动的后殖民身份政治紧密相关。

^*分别指的是：郑庆顺和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的合著《线条、边缘和阴影：探寻热带亚洲的设计语言》（Line, Edge & Shade: The Search for a Design Language in Tropical Asia，1997）；杨经文著作《热带城市地域主义》（tropical urban regionalism，1987）

^*阿卡汗四世于1977年创立的建筑奖项，旨在奖励改善穆斯林社会住房、社区建设的建筑概念。1980年代中期，该奖项、其组织的研讨会及其出版的期刊《Mimar》中出现的作品，关注如何利用热带建筑宣扬本土（local）和地方（regional）的差异，宣扬身份认同。（摘自《热带建筑谱系》序言，pxix）

扩散：颂扬“亚洲热带风格”的画册和生活杂志封面。

随后，关于建成环境中热带性的讨论层出不穷。到了1990年代中期，有关热带建筑的各种论述与相关的设计通常被归类为亚洲热带风格（Asian tropical style）*或其他意思相近的词语，这种风格在很多画册和生活杂志（如上图）中得到了宣扬。亚洲热带风格是一个模糊、不严谨的分类。热带建筑（tropical architecture）*在当时是一个理所当然、很少受到质疑的概念，与气候、文化、可持续性等关键词有隐约的关联。

^*当时，亚洲热带风格不仅指该地区不同类型的当代建筑，还与东南亚过去的各种建筑相关联，如乡土建筑、殖民建筑和独立后的现代主义建筑。（摘自《热带建筑谱系》序言，pxix）

^*例如，据说热带建筑顺应气候，但常常装有空调；据说热带住宅与当地文化密切相关，但却往往由流动性强的富裕侨民居住；据说热带设计是为了可持续地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但却往往是以浪费能源和资源为特点的豪华住房。（摘自《热带建筑谱系》序言，pxix）

曾仕乾的“新热带性”与郑庆顺的热带性之争，2001

2001年，一场小争论揭露了热带建筑话语内部的分歧。那一年，本地建筑杂志《新加坡建筑师》（Singapore Architect）*上发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个学生工作坊的成果，标题是《新热带性》（Neo-tropicality），指导者是曾仕乾（Chan Soo Khian，图左上）*。他是一名在槟城出生、在美国求学的新加坡建筑师。

^*《新加坡建筑师》（TSA）是新加坡建筑师学会的季刊，创刊于 1958 年。杂志每期对建筑环境及其与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内容包含对新建筑的专题报道和对当前主题的采访和论文。

^*曾仕乾：新加坡和纽约的执业建筑师，SCDA的创始负责人和设计总监。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多所国际大学讲学和任教，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学教授。

然而，郑庆顺*（图右，Tay Kheng Soon，1940—，新加坡本土建筑师 ）对曾在工作坊中安排的设计练习感到忧虑，特别是他对“线性交错的立方体形式”（interlocking rectilinear cubic forms）审美的赞扬。郑认为，审美和文化政治密不可分。多年以来，他始终倡导“线条、边缘和阴影”的建筑审美），以挑战在他看来是西方殖民霸权的“体量、平面和光”（volume, plane and light）的审美。

^*郑庆顺是1964 年从新加坡理工学院建筑学院毕业的首批建筑师之一。郑先生以其强烈的观点和对建筑问题的直率态度而著称，被誉为 “挑战常规的横向思维方式”。长期以来，他一直倡导适合热带环境的建筑，他的设计，如 KK 医院、技术教育学院（ITE）碧山分校和实龙岗花园乡村俱乐部，都显示了他对地点和环境的敏感性。

曾仕乾的“新热带性”与郑庆顺的热带性之争

“…… （1960年代的）问题是热带性，现在仍然是。可见这个问题是多么难以捉摸。不同的是，当时我们正处于去殖民化的痛苦之中。因此，建筑设计中的热带性问题是我们解放自身、摆脱政治、摆脱大师品味束缚的一部分。现如今的热带性似乎更像是一种时尚宣言……（追求）我们自己对热带性的当代建筑审美。”

在郑看来，对体量和平面的审美起源于西方的温带建筑形式，曾却把它称为“新热带性”，这让郑感到不安*。郑在一篇期刊文章中批判道，热带性（tropicality）已经从1960年代去殖民化时期作为“从殖民者的政治和审美支配中解放自身的一部分”，变成了 “2000年代的时尚宣言（fashion statement）”。他指责曾的“新热带性”对西方审美的遵从，恰恰背离了新加坡本土对热带性独立的审美追求。

^*郑认为，西方建筑对体量、平面和光的审美“衍生起源”于1920年代荷兰的新造型（neo-plastic）运动，而曾将其称为“新热带性”是在掩盖被西方建筑奴役的事实。郑认为这是殖民霸权的延伸。（摘自《热带建筑谱系》导言，p2）

（新）热带殖民建筑的幽灵

1.热带建筑的殖民和后殖民权力关系

2.热带建筑是一个由历史力量塑造、与环境相关的概念

虽然这是新加坡本土的争论，却反映了热带建筑话语中更广泛的问题。

首先，郑把热带建筑审美与去殖民化和摆脱西方/殖民霸权联系了起来，从中可以看出，热带建筑与殖民和后殖民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尽管热带建筑是热带自然环境的产物，它同时也一定是政治的产物。

其次，20世纪中期的热带建筑是对解放性建筑审美的探索，而21世纪之交的热带建筑则是迎合西方品味的时尚宣言，通过两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热带建筑不是从永恒的自然衍生出的一成不变的建构，而是由历史作用力塑造的不断变化的、与环境相关的概念。

左上：麦克斯韦·弗莱和简·德鲁,《热带建筑》（Tropical Architecture）

右上：乌多·库尔特曼,《非洲新建筑》（New architecture in Africa）

左下：伊恩·杰克逊（Iain Jackson）,《热带地区的乡村住房：特别参考西非》（village housing in the tropic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est Africa：Jane Drew and Maxwell Fry in collaboration with Harry L. Ford），

右下：乔治·利普斯迈尔,《热带建筑：热带地区的建筑》（tropenbau: building in the tropics）

然而，郑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期，英国和其他欧洲殖民势力在其热带殖民地建造了多种形式的建筑。这些热带殖民建筑的物质和话语也延续到了后殖民时代，并涉及到北美和其他欧洲建筑师在亚洲和非洲的实践，作为国际发展援助的一部分。

换言之，在20世纪中期，西方形式的热带建筑无处不在，这在麦克斯韦·弗莱和简·德鲁（Maxwell Fry & Jane Drew）*、乌多·库尔特曼（Udo Kultermann）和乔治·利普斯迈尔（Georg Lippsmeier）*等人的出版物中有所记载。既然在热带的殖民、后殖民建筑中可以识别出郑的“线条、边缘和阴影”的审美，那么1950年代对于热带性审美的追求又是如何像郑说的那样成为一种解放性的政治主张呢？

*麦克斯韦·弗莱和简·德鲁在海外的工作持续了近四十年，正值二战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他们最广泛的工作是在弗莱战时被派往加纳后在西非进行的。《热带建筑》（Tropical Architecture）中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他们对当地气候、传统风貌的研究以及在地实践。

*乔治·利普斯迈尔于1969 年创立了热带建筑研究所 (IFT)。该小组研究成果发表于《热带建筑：热带地区的建筑》（tropenbau: building in the tropics）中，涉及了与热带建筑和城市化相关的广泛主题，重点是建筑技术、气候设计和城市贫民住房，该书将成为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渴望在热带地区工作的建筑师和学生的主要国际教科书之一。

“热带建筑”的漫长历史

 “热带建筑”在制度化和如此命名之前的漫长历史。

我指出殖民时期热带建筑的存在，不是为了批评郑的立场。相反，我认为需要在更长的热带建筑历史*以及20世纪中期之前殖民全球化的复杂情况中理解郑和曾的争议。热带建筑形式在早期可能不会这样命名，直到20世纪中期，以湿热气候为代表的热带自然特殊属性成为决定建筑形式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这些早期形式为热带建筑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这里的更长的历史（longer history）指的是二十世纪中叶“热带建筑”一词首次被制度化并命名为“热带建筑”之前的历史。（摘自《热带建筑谱系》导言，pxix）

导言

第一部分：建筑类型

第1章：热带住宅的出现

第2章：热带营房工程

第3章：亭式医院布局的转译

第4章：改善“土著”（native）住房

第二部分：研究与教育

第5章：构建技术科学网络

第6章：气候设计教学

结论

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20世纪中期制度化之前和期间的热带建筑的历史梳理。共有六个章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四种建筑类型讲述热带建筑制度化之前的历史。第二部分通过研究和教育活动探讨20世纪中期热带建筑制度化中的科学技术知识。

本次讲座中，我将选取其中三个章节（图中橙色高亮），探讨大英帝国热带建筑谱系中的三个重要时期。

 4.1  热带建筑的分类特殊性 

热带建筑的分类特殊性：“自然是热带建筑形式的决定因素”与“文化是塑造温带建筑形式的主要因素”？

左：1890年代的一张地图，展现了气候与种族、经济和发展状况的融合；

右：弗莱彻（Bannister Fletcher）的建筑树展示了不同的历史和民族风格。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探讨热带建筑分类的特殊性。热带建筑的背后隐含着其不言而喻的对立面——温带建筑（temperate architecture），但温带建筑这个类别并不存在。从过去到现在，温带地区的建筑一直根据国家或地区的较小地理单元（如英式、法式、弗拉芒式[Vlaams，比利时荷语区]）或者风格（如古典、巴洛克和现代）进行分类。换言之，不同于热带地区将自然气候作为建筑的主要因素，在温带地区，文化——无论是国家/地区的文化还是与审美分类相关的文化——被默许为塑造建筑的主要因素。

这种分类方式的特殊性说明，热带建筑是由外在、恒定的自然因素决定，是同质而静态的存在；而温带建筑是异质和动态的，由不断发展的文化作用力塑造而成。

自然气候为什么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主导因素，这种主导性是如何成立的？

自然因素的主导性实现或促进了什么？

对科学技术的强调混淆了殖民和后殖民的权力关系

在梳理热带建筑历史的过程中，我尝试着理解这种分类的特殊性，并提出以下问题：自然气候为什么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主导因素，这种主导性是如何成立的？自然因素的主导性实现或促进了什么？我认为，自然因素的主导性导致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却掩盖了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权力关系中潜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

让我们从第一个历史时刻开始讲起。

• 洋房、本土化和适应性

左：安东尼·金的开创性著作《洋房》的封面。

右上：出自G. F. 阿特金森（G. F. Atkinson）的著作《咖喱和米饭》（Curry and Rice，1860）的插图，展示了一名欧洲男子睡在风帘下的情景。

右下：画中一位欧洲男子穿着印度服装。

在19世纪早期，经过对热带地区长达两百年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已经形成适应于热带社会和环境的建筑和生活方式。当时，英印洋房（Anglo-Indian bungalow）是英国热带殖民地中最流行和最成熟的建筑类型之一，随后进一步传播到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安东尼·金*（Anthony D. King）在其著作《洋房》（the Bungalow）中提到，“洋房”一词来源于孟加拉语“邦戈洛”（Banggolo），指孟加拉乡村的农民小屋。顾名思义，洋房是一种混合类型（hybrid typology）。英国人采用当地建筑的形式和做法，让欧洲建筑的形式和规范与之相适应。欧洲建筑的本土化还体现在19世纪英国人对印度气候控制装置的命名中，例如轮状冷风机*（thermantidote）、湿香帘*（tatty）和风帘*（punkah，如图）。19世纪之前，建筑的同化和本土化反映了英国人部分适应了印度当地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安东尼·金（Anthony King）的学术背景包括历史学、建筑学、经济学、文化研究和社会学，这些在他1984年的著作《洋房》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在书中，作者为了研究一种建筑类型（或说建筑图像），参考了印、英、北美、非和澳大利亚几个世纪以来的相关资料。书中插图极具视觉冲击力，但安东尼的写作主题很明晰：洋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不仅英国统治者借鉴了孟加拉的开放式房屋，在世纪之交的美国街头，一连串的平房也能绵延数英里——这仍然是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的足迹之一。【来源：在风土建筑中缔造新的联系（上）[美] Paul Groth 著 蔡宣皓 译，建筑遗产学刊，2022.8】

*轮状冷风机：印度使用的一种用于循环和冷却空气的装置，主要由一种安装在窗户上并包裹在湿布中的旋转轮组成。

*湿香帘：用香草根编结, 用以阻挡户外热气及臭气湿香帘：用香草根编结, 用以阻挡户外热气及臭气.

*摇扇或风帘：是一种古老的室内装置，用于制造风扇效果。通常由一条长条或布帘悬挂在天花板上，通过人工或机械手动摇动以产生空气流动。在印度和其他亚洲地区曾经很流行。

 • 生理性舒适和如画的热带地区

左上：欧洲妇女在一栋英亚洋房的外廊休憩，新加坡，1890年代。

左下：出自《咖喱和米饭》中的插图，展现了一名欧洲男子坐在英印洋房的外廊下，在印度仆人的服侍下十分惬意的场景。

右：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萨福克别墅，槟城（Suffolk house，Penang），1818。

英印洋房和之后的英亚洋房（Anglo-Asian bungalows）都是高大通风的住宅，房间天花板很高，宽敞的房门通向围绕外立面的廊子。它的规划和设计似乎主要考虑的是舒适性。在这段历史时期，热带还没有被欧洲人看作是不健康的地方，而只是认为那里的气候湿热不够舒适。

所以，英国人当时的任务主要是规划和设计舒适的建筑。在18世纪及更早的时候，舒适（comfort）被广泛理解为所有身体感官上的舒适。根据历史学家约翰·克劳利（John Crowley）*的说法，生理性舒适（physical comfort）指“对身体和周围环境关系的自觉满足”，是18世纪英美人的发明，这一概念真正改善了家庭环境的物质文化。通风舒适的英亚洋房可以在这个历史语境下理解。

*约翰·克劳利是达尔豪斯大学乔治·门罗历史学名誉教授，研究早期近代英美历史、比较欧洲殖民、物质文化、景观历史等领域，著有《舒适的发明：现代早期英国和早期美国的知觉与设计》（The Invention of Comfort：Sensibility and Design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Early America）。

欧洲人讲的生理性舒适不仅取决于建筑环境的物质层面，也源于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关系。许多英亚洋房都精心布置在热带景观中，不仅是为了微风和遮阳的环境效益，也是通过策略性地与野生和人工修整的（manicure）的热带风景结合，创造如画的效果（picturesque effect）。

• 混合与殖民建筑生产的他治和异质条件

德里描本（Delhi sketch book）的漫画，1853 年，取自安东尼·金的《洋房》

在建筑历史学术研究中，混合性（hybridization）往往被视为破坏殖民二元体系稳定、质疑传播主义叙事的文化过程。然而，在殖民地建筑生产的他治（heteronomous）和异质（heterogeneous）的条件下，混合性也可以被认为与设计和建造的社会性技术过程相关。

我所说的“他治性”，借鉴了社会学家马加利·拉森（Magali Larson）的建筑他治性（architectural heteronomy）概念*。拉森认为，建筑学知识和实践与其说是自主的学科和专业，不如说是“他治的”，因为建筑师需要依靠外部因素和其他参与者来实现（建造）建筑。我所说的“异质性”，则借鉴了科技研究学者约翰·劳（John Law）的异质工程（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概念*，指稳定的人造物（例如建筑）需要在偶然组合（assembly）中排列不同要素。

^*建筑他治性：在建筑领域，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分化和阶层划分，但学科的合法性却建立在设计美学的基础上，这使得精英设计师在该领域享有特权地位。艺术的魅力意识形态进一步增强了精英地位。然而，在专业建筑的有限话语领域之外，即使是精英的权威也因其对客户和其他技术专家的不可避免依赖而受到削弱。我们的社会赋予专业人士，尤其是艺术家的意识形态自主权，无法掩盖建筑工作的基本异质性。

^*异质工程：工程学中的水力比喻有助于我们思考复杂的异质关系和流动。它提醒我们，这些关系和流动岌岌可危，我们庇护的屏障可能有效，但也很脆弱。当然，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单一的流动，不是病毒的流动，而是由不同的流动和壁垒所组成的网状结构：动物、贸易、经济、个人流动、政策制度、安全和卫生，以及病毒。所有这些，它们之间的交叉以及它们之间的障碍之间的交叉，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这是一个异构系统，是一个在很多时候都能发挥作用的关系体，但有时也会失效。

建筑环境脆弱的偶然性可能听起来违背直觉，因为建筑往往给人以永恒和稳定的印象。但是，在殖民时期的建筑环境中，建筑组合的脆弱性体现在各种形式、各种程度的建造失败当中。正如上面这张19世纪英属印度漫画所展现的那样，这样的失败并不罕见。

• 受制于当地工人和建造知识

左：在政府大楼工作的囚犯劳工（主要是印度人），新加坡，1860年代左右。

右：汤姆森（JT Thomson）手绘的“中国工匠”和“中国石匠，客家聚落[原文如此，正确表达为Hakka]”，1851年。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与一战不同，二战中的城市对于市民的避难生活以及将民用设施转变为战备空间的相关措施非常重要。比如上图左边，伦敦地铁空间以有限的方式成为一种大规模的避难所。在右边，莫斯科地铁中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其刻意比最初计划的深度往下开挖更多，以便用作潜在的避难所。

这些失败，可能是因为建造活动严重依赖于当地的建筑工人。这些工人讲着与欧洲人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建造文化和工艺传统。殖民者对原住民有各种文化偏见和殖民主义意象（Colonial tropes）*，这让来自欧洲的建筑工程师对当地工人有负面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不熟练、粗心、不可靠。但同时，殖民者也尝试学习当地语言和技术，以便更好地理解工人并和他们沟通，从而确保施工质量。

*殖民主义意象：通常被用来描述或呈现关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殖民地生活的特定观念、偏见或想象。可能涉及到对殖民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描绘，以及对权力、文化、种族和性别关系的再现。包括一系列符号、符号化的身份、角色刻板印象、故事情节等。

• 当地资源和建造挑战

左上：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Jackson)中尉于1823年创作的早期槟城画作。

右上：从海上俯瞰新加坡早期的景观，其中可见茅草屋顶的木屋。

下：从圣安德鲁教堂（St Andrew’s Church）尖顶看到的新加坡全景，1863年，展示了新加坡十九世纪上半叶“比较朴素”（comparative plainness）的古典建筑。

在殖民化的早期阶段，欧洲人对热带殖民地建筑资源不熟悉，可能也是建造失败的原因之一。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建造传统，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木材、石材、砖和灰泥。另外，一些在工业化欧洲常见的建筑工具，尤其是机械设备，在热带地区可能并不具备。建设者通过各种方法克服了这些困难，比如在当地找到合适的替代品，或者通过简化设计适应当地的建筑资源。

总之，殖民地的混合性应放在社会技术体系中理解。为了应对殖民地建筑生产的他治性和异质性条件，殖民地建设者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边干边学等。

这种混合性也与殖民地建设者有关。19世纪晚期以前，在英国的热带殖民地几乎找不到专业建筑师；军事工程师也没有受过正规的设计和建造训练。直到19世纪中叶，才引入了针对工程师的系统性建筑施工培训。我们将在之后的部分中详细讲解。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历史时期的另一种建筑类型，19世纪中叶的殖民地兵营（colonial military barracks）。

左上：东陵兵营，前方是板球场

上右：布拉尼岛兵营营房的鸟瞰图。

下：一栋樟宜营房

我想先介绍几个殖民地兵营的关键概念，并简要概括新加坡兵营的历史。

首先，殖民地新加坡的第一座专用兵营是东陵兵营（Tanglin Barracks），建成于1862年，是一个架空地板、凉廊围合、屋顶覆盖茅草的木结构建筑。它们似乎是根据英国本土规范进行的规划，却使用了当地材料建造。

到了1880年代，由于新加坡作为一个殖民地港口的重要性日渐突出，殖民者对此地实施了新的军事规划，其中包括在布拉尼岛（Pulau Brani）和布拉康玛提岛（Pulau Blakang Mati，今圣淘沙岛）上建造新的军事营地和兵营。两层的营房采用砖木混合结构，结合了《营房概要》（Barracks Synopsis）*中的英国本土规范和殖民地的建筑风俗。有时，当地规范会取代英国本土的规范。

*《营房概要》（Barracks Synopsis）中包含大英帝国不同类型军事单位的建筑物的标准清单，并规定了房间的建筑面积和立方空间，是新兵营建筑的设计基础。（摘自《热带建筑谱系》p74-75）

在20世纪20、30年代，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将新加坡作为大英帝国在远东重要防御堡垒的一部分，皇家工兵团（Royal Engineers）规划建造了樟宜兵营（Changi cantonment）。其中典型的营房是三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遵循了后来的《营房概要》中规定的类型平面和设计标准，两者都足够灵活应对当地的不同情况。例如，营房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是在英国伦敦计算和设计的，但少数开口和屋架体系则在当地测试和施工。

从这个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兵营逐渐变得更加灵活，也更加稳定。早期的营房和之前讲到的混合式洋房没有什么区别，即它们会根据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而因地制宜。而后来的军营是一种相对固定的类型，特别是末期在樟宜的那些兵营型式，是相对稳定不变的。

• 灵活标准的适应性

左上：相同的营房设计，但是平屋顶。

右上：在英国都会完成设计和计算的钢筋混凝土框架。

晚期兵营的型制更加稳定的原因还在于，热带地区的兵营在20世纪初就已经是一种定义明确的建筑类型。《营房概要》和类型平面图中分别明确地规定了建筑标准和空间布局。兵营不仅在建造材料的使用上变得更加固定，也因为殖民地建筑生产的异质性和他治性发展而不再需要就地取材、临时拼凑。这种稳定性的提高还有赖于日益复杂的英国本土规范定义，能够顺应并一定程度上纳入当地的差异和变化。

在比较这个时期的兵营和上一个时期的洋房时，我想探讨这种与日俱增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背后有怎样的政治因素。

• 皇家工程师在实用建筑方面的系统培训

左：查尔斯·帕斯利上尉，1780—1861

右：在查塔姆皇家工程师学院举行的仪式

兵营变得更加稳定而机动，主要是因为19世纪早期到中期热带地区出现了系统的建筑知识，这归因于很多要素。

英国军事工程师的首次系统培训始于19世纪，他们是最早正式接受建筑施工教育的人。在英国及其帝国，查尔斯·帕斯利上尉（Captain Charles Pasley）于1825年在查塔姆皇家工程师学院（Royal Engineers Establishment in Chatham）*开设建筑实践课程，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次年，帕斯利根据这门课程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教材（编注：《防御工事》Fortification）。这门课程及教材专为前往殖民地的军事工程师而设计，其中条理清晰地讲解了建筑施工的基础知识，帮助这些工程师成为建设者。

^*一个过去存在的机构，位于英国查塔姆，是皇家工程师队的一个培训学校和基地。主要任务是培训皇家工程师队的成员，提供涵盖了工程学、地形学、爆破学、桥梁建设、通信和军事工程等领域的课程，为英国军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工程师和军事专家，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皇家工程师的“实验传统”

左：屋顶遮阳板设计实验，1918

右上：铁制屋顶建造系统的调研，1843

右下：对香港中国建筑工人的描绘，1849

除了正规培训之外，帕斯利和同事们也开创性地对建造的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建立测试建筑材料的“实验传统”（experimental tradition），以及比较英国热带各个殖民地的施工方法。

• 西印度群岛的热带预制营房

查尔斯·史密斯设计的预制营房的剖面图和立面图

在这样的实验条件下，西印度建造了最早的标准化热带营房之一，1824年由西印度皇家工兵司令查尔斯·史密斯上校（Colonel Charles Felix Smith）设计。为了应对极端的湿热气候和瘴气，它被设计为一座两层、狭长的独栋建筑，底部是通风的半层地下室。从建筑剖面可以看出，房间位于中部，两侧是遮阳挡雨的阳台。室内空间很宽敞，为空气流通提供了大量空间。

• 疾病传播的瘴气理论

印度军队卫生状况皇家委员会报告中展示印度军营内部拥挤不堪、通风不良的一幅画，1863

该设计参考了疾病传播的瘴气理论（miasmatic theory of disease transmission），这是当时医学界对疾病传播（ill health）的普遍解释。该理论指出，环境和人体腐烂的有机物产生的有毒气体是造成疾病的原因，热带地区的湿热气候加速了腐败过程，导致散发出更多有毒瘴气。同样，在拥挤不堪、通风不良的室内也容易积聚大量的瘴气（上图），需要通过通风换气将聚集的瘴气进行稀释。这就要求室内具有较大的空间用于空气流通。史密斯设计的营房剖面窄、室内宽敞、开口大，提供了良好的通风条件。

• 建造系统

上：史密斯设计的营房铸铁构件图，如楼梯、栅栏和细木工板。

下：史密斯设计的营房主要铸铁结构部件——大梁和托梁——的图纸

更重要的是，该营房是一个可以在西印度各个地方推广的建造“系统”。它由很多铸铁部件组成，这些部件由英国的铸造厂预制以后运往西印度组装。为了便于装配，铸铁部件间的连接处专门进行了设计。有了这种易于组装的预制系统，尽管史密斯手下缺少军事工程师，且当地缺乏熟练的建筑技工，他仍能在西印度各地建造大量的营房。

尽管史密斯的建造系统取得了重大的创新和成功，但热带营房建筑只有在19世纪中期英军重大卫生改革之后才变得更加普及和系统化。

19世纪中期的两个事件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卫生改革。第一个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揭露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卫生危机。这使得皇家军队健康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ealth of the Army）在1857年从数据上揭示了英国军队的高死亡率，并将其归因于营房的阴暗、潮湿、拥挤和通风不良。第二个是1857至58年间的印度叛乱及其后的政治改革。此次改革需要英国在印度驻扎更多士兵，从而使管理人员关注士兵的健康及其驻地的卫生条件。英国驻印度军队卫生状况皇家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of the Sanitary  state of British Army in India）进而揭露了其他驻地更高的死亡率和更糟糕的生活条件。

• 卫生改革，数据以及政治计算

上：条形图中比较了英国、在英国服役的军队和在印度服役的军队中男性人口的死亡率。资料来源：1863年的英国驻印度军队卫生状况皇家委员会的报告

下：不同情况下居民人口密度比较图

由于营房的卫生条件被认为是导致英国士兵不健康的主要原因，以上两个委员会的发现进一步促进了兵营和医院改进委员会（Barracks and Hospital Improvement Commissions, BHIC）的形成 ，旨在审查现存的兵营和医院，并想办法对其条件做出改进。由于普遍认为气候和健康之间具有因果联系，三个改进委员会分别在英国本土、地中海、印度设立了办事处来考察军事驻地的建设。英国本土代表着（英国人认为的）最健康的温带气候，印度代表对人类生命（尤其是英国）“有威胁”（hostile）的热带气候，而地中海气候则位于两个极端情况之间。

• 气候决定论与病理性热带

左：驻印军队卫生状况皇家委员会报告中的“温度表……包括与温度有关的最显著的化学和生理现象”，1863

右：报告中詹姆斯·格莱舍（James Glaisher）绘制的印度天气图，1863

（极热）气候与卫生健康的因果关系，与我们早先讨论到的疾病传播的瘴气理论明显相关，同时也受到19世纪气象学发展的影响。在此之前，气候基本是不定量且不可量化的。19世纪初，精确测量仪器的出现和测量方法的规范化促进了气候的量化，也确定了表示空间中气候数据的新模式。通过给看似混乱的数据施加秩序，会出现新的解释和可能的效用。

这些新的解释之一，是将热带地区从早先只是令人感到生理性不舒适的“他者”重建为此时此刻病理性的“他者”。

• 一个建筑类型的气候性变化

左上和左下：兵营和医院改进委员会为印度和热带驻地设计的营房剖面图和平面图。

右上：英国“本土” 驻地营房的立面图和平面图。

右下：地中海地区驻地营房的剖面图和平面图。

三个委员会主要考虑的都是如何根据这些（他们认为绝对必要的）基础性健康原则为其调研的驻地制订一个基本的类型平面。他们基于相同的瘴气理论和各有差异的气候条件，于1861至63年间发布的设计报告中提出了各自的营房类型，基于相同的平面——对称、独栋、一室进深，中设楼梯，厕所位于两端。唯一的区别是空间标准，包括建筑面积、人均空间体积以及阳台配置与否。

左：1911 年版《营房概要》中的表格，显示不同气候带驻地的空间标准。

右：1923 年版《营房概要》中的类似表格。

空间标准和气候变化的逻辑随后成为军事住房明确标准的基础，该标准从1856年起编入不同版本的《营房概要》，其中列出了大英帝国不同类型军事单位的标准建筑清单，并规定了建筑面积和房间体积，以指导所有新的营房建筑设计。随着《营房概要》的不断修订，气候分类和空间标准规定也在发生改变。然而，气候仍然按照英国本土、地中海和印度驻地——从温带到热带——的原始模式进行模糊的分类。随着气候从寒冷到炎热，空间标准也变得愈发宽松（见两张表格）。

• 兵营和“分离概念”

上：显示樟宜位置的新加坡地图

下：樟宜兵营美丽的自然景观

为士兵健康考虑设计的模板营房位于兵营内。这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与一般的殖民地景观不同。例如，樟宜兵营有很多娱乐设施供士兵使用。这些建筑被精心布置在自然环境中，被使用者称为天堂。

“兵营”一词源于法语词汇“cantonner”，意思是驻扎、分开和隔离。所有兵营规划都包含安东尼·金所说的“分离概念”（separation）。因此，兵营不仅是一片特殊的飞地，它也被认为是一个和本土城市分离的实体，近到足以保卫城市，但又远到不会被所谓的不卫生、不道德的条件所污染。这一点体现在樟宜兵营（上图中红色圆圈位置，位于新加坡岛的最东部）的建设中，当时特意将其选址在远离城市、偏僻、未开发的地方。

•兵营规划与生命政治的允诺

生命政治作为一种治理制度，投入生命权力以管理、增加和优化人口的生命。

主权权力“强迫死而放任生”，而生命权力则“强迫生而放任死”。

在1863年皇家委员会报告中，介绍了基于“分离概念”的印度和热带地区中兵营的选址和规划的很多策略。除了分离之外，报告还建议在兵营中增加花园、健身房、图书馆和阅览室等设施，鼓励士兵有效利用时间来提高身体和道德素质。据观察，士兵的无所事事和不务正业是导致普遍酗酒、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性病的主要原因。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这种对环境的干预理解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一种形式，即试图投入生命权力（biopower）以管理、繁殖和优化人口的治理制度。在将这种新的生命权力与旧的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进行对比时，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主权权力“强迫死而放任生”，而生物权力“强迫生而放任死”*。

^*福柯认为，在王权时期，主权者与生命的关系是“强迫死”(take life) 和“放任生”(let live)，指出了主权者所拥有的强大权力:“长期以来，主权权力 (sovereign power) 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决定生死的权利 (the right。”这一点来源to decide life and death)于古代社会中的父权，例如古罗马家庭的父亲拥有决定其子女和奴隶生与死的权力。主权权力展示其权力的最有力方式就是酷刑或者行刑仪式，即展示如何残忍地侵犯或夺去某人的生命，也就是“强迫死”。同时，因为这一时期生与死的功能都是君主或家长来掌握的，所以个体是不能自杀的，因为自杀剥夺了君主或家长对生杀大权的掌控。简言之，在这一时期，主权者掌握了死亡的权力，并运用死亡的仪式来展示其权力，而对生命如何生存却不加关心。

而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组关系出现反转，成了“强迫生(make live)放任死(let die)。前者意味着生命必须超越个体意志的存在，成为社会的集体共识。福柯认为，自18世纪以来，管理生命变成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主题，而人类的政治活动也主要围绕着繁殖出生、死亡、健康、寿命等过程及其约束性条件的改进展开。“放任死”则意味着死亡作为一种仪式在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下降。在现代社会，死亡的仪式变得越来越简化。同时，废除死刑使得死亡作为惩罚机制的功能也在逐渐弱化。

• 寄生和不对等关系

左：两名英国士兵与他们在布拉尼岛的“土著”仆人合影，约1910年代；

中：樟宜兵营廊子上的“缝纫工”（sew sew），约1930年代； 

右：两名“房仆”（room boys）在樟宜兵营的廊子里帮助做家务，约1930年代。

然而，这个兵营从未与本土城市分离，也从不可被分离。相反，它与本土城市之间有着寄生的社会经济关系。殖民地的英国士兵不仅需要大量土著仆人来做家务和维系日常生活，兵营的建设也依赖于殖民地缴纳的军费（military contribution），而在生命政治层面，被殖民土地上的生命则是“例外状态”。可以说，兵营的建设得益于殖民地贡献的军事经费，以及对殖民地本土人民生命政治的剥削。

左：在樟宜，三名英国士兵头戴托皮帽，摆出轻松的姿势，约1930年代；

右：新加坡“土著”拥挤不堪的生活区，约1940年代。一些人躺在地上吸食鸦片。

例如，1920至1940年代，马来亚（Malayan）殖民政府*在新加坡帝国海军基地和其他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樟宜兵营）中提供了大量军费，均来源于殖民地的财政收入。在殖民地马来亚，很大一部分还来自“毒源”鸦片。

^*指英国对马来亚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的政府。在殖民时期，新加坡是马来亚半岛的一部分，隶属于马来亚殖民政府的管辖范围。1957年，马来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a）独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由马来亚联邦、新加坡、砂拉越和北婆罗洲四个成员国组成。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兵营和本土城市的寄生关系被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所掩盖，士兵的“优越生活”（good lives）和移民工人的“贫苦生活”（sheer lives）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关系也体现在空间中，殖民政府投资建设的兵营有着大片的空地、茂密的植被、卫生条件良好的基础设施，而被殖民政府忽视的“土著”城市则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奇差无比。

现在，让我们来讲第三个历史时期——20世纪中期，也是最后一个历史阶段。

• 现代热带建筑与建筑研究的兴起

左：《住房与城乡规划》特刊“热带地区的住房”（special issue of Housing and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on “Housing in the Tropics”）的封面，1952

右上：麦克斯韦·弗莱和简·德鲁的《湿热区的热带建筑》（Tropical Architecture in the Hot and Humid Zone，1956）*中提供的主要建筑研究所名单。

右下：西非研究所外景，约1950年代。

*本书是两位英国著名建筑师在西非、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十年积极设计、规划和建造的产物。书中介绍了影响热带湿润地区设计的因素、人及其需求、气候及其伴随的疾病、材料和建筑手段、不同功能建筑的实践等等。

在这个历史关头，热带建筑被制度化为广泛应用于所有建筑类型的知识和实践体系。20世纪中期，现代建筑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的知识和实践，此时的热带建筑与之前阶段得以区分开来。这一时期，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建筑研究机构，专门研究热带建筑问题。

1950年代，就连联合国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也报告称，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研究和实验，致力于改进建筑方法和设计。1950至51年间，联合国热带住房考察团（United Nations Tropical Housing Mission）被派往南亚和东南亚，发现“两地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实验和小型论证”。

左：麦克斯韦·弗莱和简·德鲁的《湿热区的热带建筑》中有关太阳数据和太阳路径图的两页技术细节。

右：人类对气候的生理反应图，摘自维克多·奥尔盖和阿拉达·奥尔盖（Victor Olgyay and Aladar Olgyay）的《设计考虑气候：建筑地域主义的生物气候学方法》（Design with Climate: Bioclimatic Approach to Architectural Regionalism，1963）。

1950年代，为探讨热带地区建筑面临的挑战而召开的众多技术和专家会议也体现了科学技术研究的核心地位。此外，许多关于热带建筑的技术类教科书和手册都采用了新的科学技术概念、数据以及新颖的表现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科技转向的印象。

• 建筑研究所

左：科学与工业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Industrial Research，DSIR）下属各研究所的地图。建筑研究所是其中之一。

右：1971年建筑研究所举办五十周年庆典（Golden Jubilee）时的场地轴测图。

全球最早成立的建筑研究组织是英国的建筑研究所（the Building Research Station）。该机构成立于1921年，是随后在世界各地成立的许多国家资助的建筑研究机构的模版。然而，建筑研究所最初成立的目的只是为了处理英国的住房和其他建筑问题。直到1948年成立了一个殖民地联络单位（Colonial Liaison Unit），它才开始处理热带地区的建筑问题。后来，该单位扩展并更名为热带建筑部（Tropical Building Division），进一步明确了其研究重点。

• 殖民地研究模式：中心-边缘

红圈：拟设在英国都会“中心”的殖民地住房局

黄圈：拟设在“边缘”殖民地的地区研究中心

建筑研究所的热带建筑部起源于英国殖民地住房研究小组（Colonial Housing Research Group）于1945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包含两项内容，以协调大英帝国在不同地区开展的住房研究。

其一，提议建设一个都会中心，称为殖民地住房局（Colonial Housing Bureau），负责收集和传播有关殖民地住房研究的信息。它将作为一个信息存放处，可以整理不同地方的住房研究信息以供查阅。其次，建议在“外围”（periphery）地区建立四个区域研究中心，拟定地点为西印度群岛、东非、西非和马来亚。

• 殖民地住房问题的“发现”

左上：世界殖民地发展地图；

左下：罗伯特·加德纳·梅德温（Robert Gardner-Medwin）撰写并发表在1948年《建筑师杂志》（The Architects Journal, 1948）上的关于西印度为社会福利设计和建造新建筑的报告；

右：关于英国殖民地发展的小册子封面

这些建议标志着殖民地办事处（Colonial Office）首次在必要的财政支持下发起重大的协调努力，以应对殖民地住房这一新发现的问题。这一所谓的“发现”部分是因为1940年《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的通过而引起的政策变化。该法案为殖民地提供了用于卫生、教育和住房等领域的社会福利补贴。然而，对土著福利的关心并非源于大英帝国政府的“仁慈”，相反，这是应对英国所认为的殖民地“扰乱”——包括劳工骚乱和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

帝国科学及其对组织和方法的影响

中心；专业研究；温带——工业生产

“边缘”；应用；热带——初级生产

殖民地住房研究小组的建议明显受到了以前的殖民地科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按照帝国科学的标准做法，拟建的殖民地住房局将隶属于一个致力于解决类似问题的（英国）都会机构（metropolitan institution），在这里就是刚才介绍的建筑研究所。殖民地地区的研究机构也应该效仿都会机构的模式建立，尽管它们发挥的是辅助作用。就像20世纪初热带医学的情况一样，其分工模式是在英国都会进行专门的研究工作，而在殖民地开展广泛应用。

在提议建设的建筑研究组织中，也设想了“中心”和“边缘”（center/periphery）之间的分工。该小组建议，地区中心应处理较简单的现场问题，而将更为基础的研究工作交给都会机构。这种劳动和科学研究的地域分工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关系相吻合，在这种关系中，热带的边缘殖民地区与温带的都会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依附关系。

• 建筑标准

左：乔治·阿特金森在塞拉利昂滑铁卢机场（Waterloo Airfield）为自己设计建造的洋房，1941

右：乔治·阿特金森在其见证晚宴上的漫画形象，1991

经过数次延期，拟议的殖民地住房局最终成立了，并在1948年6月乔治·阿特金森（George Atkinson）*被任命为殖民地联络官后更名为“殖民地联络单位”。每个英国殖民地都将指派一名技术官员与他保持联系并为其工作提供便利。

*乔治·阿特金森是大英帝国在20世纪中叶推动热带建筑“体系化”的关键人物，1948年他首次被任命为殖民地联络官，负责管理前文提及的建筑研究所（BRS）的殖民地联络单位（Colonial Liaison Unit），主要向伦敦的殖民办公室汇报各殖民地关于建筑与住房的事务。随着大量英属殖民地独立，这一单位改名为热带建筑部，此后他一直掌管该部门的事务直至1961年晋升为BRS首席建筑师。更多关于阿特金森的介绍请参考曾若晖教授的文章《热舒适性与热带建筑气候设计的史学审辩》，本文对诸多名词的翻译亦参考此文。

传统工艺：试错和“赌博” VS 建筑科学 ：可预测性和可复制性

阿特金森面临的其中一个主要任务是控制殖民地不断增长的建筑施工成本。他需要制定最低的建筑标准，并通过建筑科学的技术对策为热带地区找到更便宜、更高效的建设方法。与依赖经验法则和反复试验的传统工艺不同，建筑科学力求在不同的场地和环境中实现性能的可预测性和可复制性。

建筑标准：不变的流动体

(顺时针）建筑师-绘图桌；建筑科学家-实验室；建造师-工地；制造商-工厂

如果在制定建筑标准的研究所、科学家之外没有人遵循这些标准，那么它们将毫无用处。要让标准发挥作用，必须传播这些知识，让建筑行业遵守既定的实践规范，接受培训，可能还需要借用新的工具和设备。换句话说，建筑标准需要在不同场所、环境和人群之间的传播过程中保持一致。在很多方面,建筑标准接近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谓的“不变的流动体”（immutable mobile）*，指一种流动、稳定、可组合的实体，它能够在不变形的情况下流通。然而，不变的流动体只在网络系统内部保有恒定和可组合的特征，因此制订建筑标准，需要先搭建起这个网络。

^*布鲁诺·拉图尔（1947-2022），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以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闻名，提出了如行动者网络理论、不变的流动体、结点和节点等理论，为理解科学、技术和社会间的复杂关系做粗好重要贡献。

拉图尔在其著作《科学在行动》（Science in Action）中讨论了这一概念，例如科学家通过使用图表、图像、文字和模型等方式，将复杂科学知识变为可传递的“流动体”，在不同科学家间传播，使科学知识能够被共享、验证和进一步发展。该理论主要用于解释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全球传播与稳定性的维持，其中论文、书籍和报告，以及技术标准和规范是“不变的流动体”的典型例子。

• 知识网络的构建与权力积累

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还有右边的倍力桥（Bailey bridge），是由英国工程师唐纳德·贝利（Donald Bailey）发明的，这不仅是土木方面的成功，也得益于预制构件：倍力桥是只基于一种像这样的桁架形成的结构，它可以加倍、叠加、因应各种工作的需求组合起来完成任务，工程师们的独创性（ingenuity）再次被见证。

左：殖民地联络单位（Colonial Liaison Unit）出版的《殖民地建筑笔记》（Colonial Building Notes）封面。

右：殖民地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在建筑研究所上课

这正是阿特金森上任之后开展的工作。他走访各个殖民地，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对殖民地的建设发展进行调研并提出建议，对殖民地建筑研究工作进行宣讲。此外，他还发表了许多论文，积极开展教育活动，为殖民地服务机构的官员开设课程，同时在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A）热带研究系（Department of Tropical Studies）兼任教职。

（从上至下依次）热带建筑部/殖民地联络单位，英国；西非建筑研究所，阿克拉，1952；国家建筑研究所，南非，1942；中央建筑研究站，印度，1947；英联邦实验站，澳大利亚，1944；马来亚公共工程部设计与研究分部

殖民地联络单位和阿特金森进行网络建设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协助在殖民地和其他地方建立地区建筑研究所（Regional Building Research Stations）。1952年，该单位协助在阿克拉（Accra）成立了西非建筑研究所（West African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并在马来亚公共工程部（Public Works Department）内设立了设计与研究分部（Design and Research Branch）。

计算中心、节点和权力

这个网络不仅让不变的流动体得以传播，还具有权力效应（power effect）。根据拉图尔（Latour）的观点，空间上的网络暗示着资源会集中于少数几个地方，他称之为“结点和节点”（the knots and the nodes）^*。在该网络内部，事件、地点和人物均可被转化为不变的流动体，并从网络的一个点流通到另一个点，通常是从边缘或外围到节点或中心，从而促进中心的知识积累。知识的积累也是权力的积累，因为它使得网络中一个或几个节点能够成为计算中心（centers of calculation），从而能够因熟悉那里的人、事和物而对遥远的地方产生影响。知识的循环积累创造并强化了网络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权力不对称，从而让计算中心能够统治和支配其他地方。

^*结点与节点概念是拉图尔对社会技术网络的进一步阐释，强调了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中，网络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其中结点指的是在网络中起关键作用的连接点，可以是人、机构、设备、文档等，起到连接和沟通不同元素的作用；而节点则是网络中的个体元素或组成部分，可以是科学家、工程师、实验设备、技术规范、科技机构等，本身具有独立性，但通过结点被连接成整体，使得不同知识、技术和资源能够整合和共享，推动科学研究的进展。该理论帮我们理解科学和技术不是个体活动和孤立事件，而是具有网络化和动态性的特点。

• 气候设计：从生死问题到舒适宜人

左：19世纪全球死亡率比较

右：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1939年的空调广告

为了说明网络的权力效应，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热带地区的气候设计。这是阿特金森开创的领域。

之前提到，热带地区在瘴气理论的影响下被认为是不健康甚至致命的地方。从20世纪初开始，细菌理论（germ theory）逐渐取代瘴气理论，热带医学和卫生领域的创新降低了热带地区欧洲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热带环境对欧洲人的影响不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可怕的问题——热舒适（thermal comfort）对他们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这又回到第一个历史时期中的舒适问题，但它的构成更加狭隘和科技化。

舒适当然不仅是简单的热感受问题，它与种族、阶级和劳动等一系列问题有关。热舒适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它对欧洲殖民者和土著劳工工作效率的影响，其中对劳动和精神效力的关注在后来被转化为良好气候设计的基础。

焓湿图：气候类型和热舒适心理计量（红色：热舒适区）

在1953年的一篇关于热带气候设计的文章中，阿特金森概述了设计原则和规定。文章的核心是一幅心理计量图，图中绘制的是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尼日利亚的卡诺（Kano）和肯尼亚的内罗毕（Nairobi）的气候数据，它们分别代表温暖潮湿、炎热干燥和高原等主要热带气候类型。与此相对比的是途中红色的代表热舒适区的区域。阿特金森的设计规定正是基于这三种气候类型和热舒适区之间的差异。

• 气候知识=地域知识？

上：一位建筑科学家在直升飞机上测试伊巴丹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at Ibadan）的模型。

下：热带地区的气候带，摘自弗莱和德鲁，1964

这篇文章大概说明了几件事。首先，三种基本气候类型让热带的复杂性变得可知。将复杂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还原、简化、标准化为一系列气候参数之后，人们可以通过了解气候来了解某一地域。

其次，通过气候来了解地域的方式也令人意外地发现，共享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的弗里敦和新加坡这样在社会政治上多元的地域可方便地被归为一类。而且，尽管地域之间存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但都能用相似的建筑手法予以回应，尤其是在热舒适度层面上。

第三，通过用气候类型代表不同地域，并通过诸如表格、图示和图解等不变的流动体提供建筑上的回应和建议，气候设计把遥远的异域集中在一处，将其现实领域扁平化，一次性呈现出来，并促进了对“不熟悉的事件、人和地点展开远程操作（action）”的计算中心的形成。

• 远程操作与英国建筑师和建筑产品的出口

左：西非期刊上刊登的霍普（Hope）窗户和遮阳板广告

右：马来亚期刊上刊登的英国公司预制铝制房屋的广告

所谓的远程操作至少以两种主要形式体现。首先，对于在驻扎在都会、从事热带地区项目的英国建筑师而言，气候设计概述让他们无需前往殖民地就能生产热带建筑。也就是说，气候设计的科技性和确定性促进了英国建筑专业知识向热带殖民地的输出。

第二种形式也许不够直接，但更加普遍。气候设计概述提供了明确的设计建议，使得热带建筑部门和殖民地办事处能据此提高建筑标准，制订后来被称为现代热带建筑（modern tropical architecture）的新设计规范，对规划标准、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以规范殖民地的建筑生产。气候设计所具有的科学技术确定性和清晰度尤为重要，因为当时许多热带地区的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经历着快速现代化、不均等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和转型（包括施工技术的降低和对传统建筑实践的破坏）。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新的设计和建筑规范导致了热带地区对来自都会的进口建筑材料、部品和专业知识的依赖。

结语：谱系与被压抑的知识的反叛

我借用福柯的“谱系”（genealogy）一词，通过研究热带建筑的三个时期，试图将其历史化。谱系是“当下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有助于了解当下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某种程度上，谱系的方法和历史学家普遍的信念相同，认为当下承载着过去的情感意义。谱系的方法还关注“被压抑的知识的反叛”（insurrection of subjugated knowledges）^*。在讲座的最后，我想讨论一下这些“被压抑的知识”，以及它的反叛如何让我们重新认识热带建筑。我将这些知识分为自然、科学技术和权力三个相互关联的类别。

^*这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中讨论权力、知识和历史时提出的概念，旨在揭示被主流话语和权力结构压制和边缘化的知识，包括被历史遗忘或被官方记录所排除的知识。可能来自边缘群体、地方、草根运动、非正规教育等。福柯认为这些知识有反叛的潜力，因为它们能够揭示和挑战主流话语和权力结构的偏见和局限性。通过对其重新发现和重视，边缘化群体可重获发言权，对抗现有的权力结构。例如女性主义运动、黑人平权运动都涉及被压抑知识的复兴。

 5.1   热带性 

左：大卫·阿诺德著作的封面；

中和右：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马来群岛》（Alfred Russell Wallace, The Malay Archipelago, 1869）中的两幅图中，热带被描绘成充满异国情调和危险的他者。

在讲座最开始，我指出了热带建筑分类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以通过历史学家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所说的“热带性”（tropicality）来理解，指一种西方对热带地区的历史想象，将其视为相对于欧洲温带地区所感知的“正常环境”截然不同的环境。按照萨义德（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线索，这种环境异质性取决于其构建的历史背景，与其他社会文化的异质性深深交织在一起。在之前的讲述中我们已经看到，热带地区在不同时期分别被描述为混乱、如画、瘟疫肆虐、不舒适或未开发的他者。

 5.2   借助自然 

“气候是一种话语工具，能够将社会关注的问题化为自然事实”——弗莱明和扬科维奇

尽管自然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这些纠葛，热带气候仍被构想为一个外部的、恒定的实体存在。或许正如詹姆斯·罗杰·弗莱明（James Rodger Fleming）^*和弗拉基米尔·扬科维奇（Vladimir Jankovic）^*所言，“气候是一种话语工具，能够将社会关注的问题化为自然事实”。

^*弗莱明是美国历史学家和科学技术研究专家，在环境科学、气候变化以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等领域有广泛的研究和著作；扬科维奇是塞尔维亚裔英国历史学家，关注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两人曾组稿重要期刊《Osiris》第26卷，名为“Klima”，卷中论文将气候话语视为一种框架装置，使所有与生活在饥饿与满足、疾病与健康、贫困与财富、孤立与社区、焦虑与希望的气氛相关的社会关切显而易见。主讲人引用的句子可能出自其中，【知识星期】中附上两人撰写序言文章《Revisiting Klima》。

气候与社会在概念上的区分是有益的，原因有二。其一，社会可以借助气候来解释社会现象。其二，社会可以将气候视为可以控制和驯服的问题。换言之，热带气候既是权威，又是敌人；既是解释，又是问题。

 5.3   人类世议题的挑战 

左上：《自然：人类纪元》第519卷第7542期，2015年3月12日

右上：显示北京九年间发展（动图）

左下：北京彩色卫星地图，黑线表示北京城区边界，白线表示缓冲区

右下：北京城市热图，显示白天地表温度。

殖民地对热带建筑的建构观念一直延续到后殖民时代的今天。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仍然被视为建筑的一个外部因素，为了促进后殖民国家不同模式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应并加以规范。

但回应的前提是，对热带气候稳定性、不可变性的认知。然而，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得不再稳定且无法预测。在这种巨变下，社会还能诉诸于气候吗？

此外，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还导致了人类世议题（Anthropocene thesis）的提出，将人类视为一种地质因素，对自然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改变。除此之外，人类世议题还挑战了气候与社会、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本体论区别。在没有外部自然因素的情况下，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热带地区的建筑不应当只是对热带自然和气候的回应，而应该是它所回应的热带自然和气候的共同创造者。

 5.4   科技与知识网络的权力 

出自《美丽住宅》（House Beautiful）杂志建筑师气候指南的气候分析图。出自《美丽住宅》（House Beautiful）杂志建筑师气候指南的气候分析图。

与东方主义不同，殖民者对热带自然和气候的建构不只是文化建构，还受到现代科技的影响。例如，没有现代气象学，我们就无法确定热带气候的规律性，也就无法建立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热带气候的气象学知识为基础，其他科学技术知识如热带医学和卫生学、建筑科学和生理学，随后也为将热带地区塑造成瘟疫肆虐、不舒适和未开发的他者做出了贡献。除了将热带气候确定为问题的根源和缺陷的原因之外，这些科技知识领域还提供了应对现有问题和缺陷的解决方案。

世界各类绿色评级系统地图

这种殖民地科技知识和实践背后是阿特金森这样的专家以及皇家工程师、建筑研究所等机构。在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殖民主义结束后，类似的科学技术机构和网络继续生产知识，并制定了对热带地区的建筑设计和建造至关重要的规范。过去二十多年里，热带可持续建筑的出现同样依赖于可持续发展机构、专家和咨询公司所组成的跨国网络产生的新科学技术知识。

科学技术知识不仅仅是中立、客观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知识，同时也是嵌入权力关系的情境性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并具有社会、文化和政治后果。之前提到，不同形式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某些称为“计算中心”的节点上得到积累和巩固。我认为，这些知识的积累和巩固也是权力的积累，因为这让中心的专家能够了解网络中远端的地点并采取措施。

此外，热带建筑与殖民热带的各种科学技术密切相关，而这些技术又受到殖民地治理的要求影响。因此，热带地区建筑的殖民技术优先考虑解决建筑而不是其他问题，它还以一种偏袒特定类型解决方案的方式来构建建筑问题，并根据它们的政治便利性来给予优先考虑。

 5.5   治理术与生命政治 

左：印尼日惹（Yogyakarta）甘榜卡利乔德 (Kampung Kali Cho-de)的自建定居点

右：一本介绍热带特色住宅的咖啡桌画册（coffee-table book）封面

如果诉诸于外部、恒定的自然因素，有助于让热带建筑看起来与政治无关，那么我们通过热带性、科学技术和人类世的审视表明，热带建筑彻头彻尾是政治性的，它无法从殖民和后殖民的权力关系中脱离出来。

此外，我的分析基于福柯式的权力分析法，特别是用治理（governmentality）的概念来讨论殖民地兵营。我认为，“都会-殖民地”的治理概念在热带地区被转化为种族化的、缺陷的、过度的和碎片化的方式。在空间上，创造了支离破碎且不均衡的殖民地景观，殖民地外来人口（colonial population）主要生活在处于例外状态的“飞地”中，享受良好的生命政治生活。而被殖民的人口（colonized population）则生活在生命政治被忽视的环境中。

今天，类似的权力形式依然渗透在热带地区可持续建筑的话语和实践当中。在这个新自由资本主义和碎片城市化（splintering urbanism）的时代，热带建筑的话语和实践已经分裂为不同的生命政治制度。从明星建筑师为高净值人士打造的精致别墅，到边缘社区的自建定居点（kampongs）、贫民窟（favelas）和其他城中棚户区。

观众1：首先感谢你的讲座。事先说明一下，我来自印度尼西亚，对你讲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你介绍了英国殖民者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方法应对热带建筑。我想问，在新加坡，这种被建筑施工局用以制定规则和标准的方法仍然普遍存在吗？

曾若晖：我认为，在制定建筑标准以及相关规范的时候，我们无法摆脱任何形式的科学技术知识。这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观众1：我想说的可能是，有很多（科学技术）方法都来源于西方。我看到从兵营到新建筑类型的发展中是如何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热带建筑的。我认为，对于荷兰殖民者，他们所做的是从殖民地本土建筑中汲取智慧，并纳入科学技术方法中。我的问题是，当今的新加坡是否仍然从西方的热带建筑观点出发并将其纳入规范和标准？

曾若晖：你是指关于亨利·麦克莱恩·庞特（Henri Maclaine Pont）^*和托马斯·卡斯滕（Thomas Karsten）这些殖民时期的建筑师^*吗？

^*亨利·麦克莱恩·庞特（1884-1971）是活跃于印尼的荷兰建筑师和考古学家，因其对爪哇和西方建筑风格的融合而闻名，被称为印尼现代乡土建筑奠基人。在爪哇生活时研究前伊斯兰建筑，1911年获得第一个重要项目（the Semarang-Cheribon Steam Tram Company headquarters）并在泗水建立了公司，后来托马斯·卡尔斯滕加入其公司。1919年接受了万隆理工学院礼堂的设计委托，这是一座将西方建筑和当地建筑风格融合的建筑。不久庞特因病返回荷兰，并将公司出售给了卡尔斯滕、卢特延斯（Lutjens）和斯廷斯特（Steenstra Toussaint）。

^*托马斯·卡斯滕（1884-1945）在荷属殖民统治时期对印尼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做出重大贡献，将殖民地城市环境的之间与本土元素融合，1915-1941年间，他负责规划了爪哇19个市镇中的12个，苏门答腊9个城镇中的3个，以及加里曼丹（印尼婆罗洲）的一座城市。获得官方认可后，被委任为殖民地主要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万隆工程学院的城市规划讲师。1945年在荷属东印度的日占期间，在靠近万隆的拘留营中去世。

观众1：是的，他们算其中一些。

曾若晖：我认为荷兰有悠久的殖民传统，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欧洲人非常尊重殖民地当地的文化传统，他们从中汲取灵感，将这些传统以现代的形式加以诠释。你指的是这类做法吗？

观众1：我想问新加坡的情况如何？我认为你的讲座中提到的科学技术方法和研究是一种非常西方的视角，但没有考虑当地人在做什么。

曾若晖：我想先说明几件事，不确定能否真正回答你的问题。首先，我认为西方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无法真正脱离西方，将它划为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类别。例如，你们来到雪城大学学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内化西方的一种表现。你还能把西方单独拎出来，把印尼的你和西方的你分开吗？我认为两者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我并非想论证西方是罪恶的，或者西方的科学技术是邪恶的，构建这种知识形式的背景混淆了某些权力关系，我想做的是展现这些被掩盖的权力关系。

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不同东南亚国家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例如，新加坡本质上是一个城邦国家，历史较短。它与周围更大的努山塔拉地区（即所谓的马来世界）共有的历史虽然更长，但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后殖民民族国家，与那个地区的关系非常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加坡的传统意识和当地文化知识与印尼等地大相径庭。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很多本地知识和实践形式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要恢复这些知识和实践，就得矫揉造作地断言和重申其重要性，这与纳入另一套知识（即所谓的西方知识）同样做作和刻意。我认为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这取决于你谈论的是哪个城市、东南亚的哪个地区。

观众2：我认为你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很成功，但在这次演讲中，我特别想关注的是你所展示的科学技术的清晰性，我不确定它是否过于清晰了。你所展示的都是“成功”的故事，比如殖民者和殖民网络的介入，我认为是智慧的，从中一定能发现新的东西，变得不再二元对立。但我想知道，在这些转变和对科学技术的赞美中，你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了对“失败”的一些认识，比如上一位提问者关注的，对来自当地环境或其他方面的反抗的认识？我本人也在研究英国殖民地问题，不过是关于尼日利亚。查阅档案时，我发现的并不是成功的故事，而更像是充满错误的喜剧。事情经常差错百出，英国人总是缩减预算，试图解决问题，但他们就是做不好，最终分崩离析。所以我在想，在你的叙事中是否可以加入一些让清晰度变得复杂的内容？现在似乎过于清楚，完全是网络化的。我完全同意你关于社会事物自然化的观点，这正是很多研究的出发点。但我在想，这就像是你预设事实如此，所以使用了相关论据来论证这种情况。

曾若晖：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很多方面都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说殖民地是一个资金不足、过度扩张的“实验室”，是有点苛刻的。因为实验的目标曾经或许是庞大的，但很少能够真正实现。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料来源、档案和研究的影响。我去伦敦查阅了关于都会的档案，其中讲述了一系列的故事。我的叙事大多是参考了这些档案。的确，如果去实地考察会发现有失败的情况，就像你说的，有时分崩离析，有时资金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殖民地办事处只有两个人在工作，也就是阿特金森和他的助手。他们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写信。阿特金森经常四处奔波，尝试说服人们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但囿于资金不足，我不认为他们能产生多少影响。我更想说明的是，这种讨论如何被纳入建筑教育并被当作正确的事情加以推广。我也认为，事实并不是唯一的，气候也不是建筑形式单一的决定性要素，其背后还有更复杂的政治因素。我想要突出政治因素，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你说得很对，可能过分强调了网络的力量和影响。所以，也许下一本书或者其他书将会讨论这个网络是如何崩溃的。

观众3：我的问题也和殖民建筑的失败、实验和错误有关。我想知道这种“实验”（experimentation）的效果，或者殖民地作为“实验室”（laboratory）让西方成为典范这一概念可能存在的关系。可能我对历史时间线不太熟悉，但我想问，这个概念是在兵营建筑中形成的吗？为什么在这里，建筑师不再是核心人物，而给当地工人或失败预留了一定空间？我想知道这些实验开展的方式，以及兵营是怎样引入西方花园城市运动的？我们不必谈论西方，我只是对“实验室”的概念及其对兵营的影响感兴趣。

曾若晖：我认为，将殖民地作为“实验室”的问题，无论从概念还是历史来看都非常有趣。研究这个案例时，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实验室、或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是成功的，因为兵营内的实验场地很清晰。因此，在兵营这个小的范围内，实验非常成功，部分原因在于所涉及的人员和场地的规模都很小。然而，对于更大的殖民地，或仅仅是像新加坡这样的殖民城市，很多事情其实是失控的。当我们谈起实验室，通常指的是一个严格受控的场所，只允许某些变量的介入，人们在实验中处理这些变量。我不认为实验能够存在于很大的规模中。殖民地的所谓“实验”与今天实验室中的实验完全不同，它完全失控，没有设定的变量，资金完全不足。我同意将它视为实验室，而且实验也很成功，但这是一个受到严格规定限制且意义特定的实验。

观众4：我想把话题转回到讲座开头关于新加坡和印度等地之间的跨国流动问题。加尔各答有一座非常孤立的兵营，紧邻一所工程学院，与一个植物园相连，是一栋18世纪的建筑。新加坡与花园城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曾若晖：19世纪上半叶，新加坡是包括马六甲和槟城在内的海峡殖民地群（Straits Settlement，最初建立于1928年）的一部分。这三个殖民地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部分，由加尔各答直接统治（1867年起转为伦敦殖民地办事处负责）。（1857年）印度叛乱后，情况有所变化，这三个地方成为王室殖民地，对这里产生了很多影响。一些早期的殖民地建筑使用了一种称为“马德拉斯灰泥”（Madras chunam）的石灰膏^*。其实，从马德拉斯和英属印度不同地区调派到新加坡来监督施工的工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军事工程师。可见，材料和军事工程师、囚犯劳工等人员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我不记得确切的年份，应该是）1860年代之前的公共建筑基本由来自英属印度的囚犯劳工建造。从关系上来说，这些建筑和真正的建筑工人而不只是和监工有关。

*负责监督新加坡圣安德鲁大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建设的麦克奈尔（J.F.A. McNair）在《囚犯是他们自己的看守》（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一书中提及了对这一材料的描述：马德拉斯灰泥是一种由贝壳石灰、蛋清、粗糖和椰子壳水的混合物。将其用于抹灰墙壁和柱子，在一定时间内干燥后，用水晶或圆石擦拭，直到表面呈现美丽光泽，偶用细石粉抹灰，留下异常光泽的白色表面……

补充阅读：圣安德鲁大教堂和马德拉斯灰泥之迷（St Andrew’s Cathedral and the Mystery of Madras Chunam）

关于城市模式的问题，我想在命名和组织结构方面会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兵营（cantonment）这个词最早在印度开始使用，传播至新加坡后变得正式化和制度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印度洋是帝国的中心，当我们看19世纪的新加坡时，会发现其中有许多联系和影响。

 译 / 郭力娜 

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加泰罗尼亚理工交换项目在读

硕士一年级时读到《自行车、港口和缝纫机》，讲基建在亚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其中一章以厨房为线索讲菲律宾的殖民史与现代化转型，话题与建筑史中的现代厨房发展过程中的某个节点串接。这让我从西方建筑史的主流叙事中岔开去，开始接触东南亚殖民时期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在上海学习多年，看到租界区西方风格建筑富集，殖民地建筑的概念常常引起我的兴趣，翻译曾教授讲座稿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进一步拓展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及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以“热带建筑”的概念为抓手，延伸到关于殖民地历史及其背后更丰富、细节、科学及多视角的解读。

热舒适性与热带建筑气候设计的史学审辩，，2023.1（[新加坡]曾若晖 著；孙志健译）

空气调节综合体：亚洲环境调控技术杂合化的历史与未来，时代建筑，2023（6）（[新加坡]曾若晖 著；陈科豪 译；张天校）

新加坡的空调、热物质文化与公共住房，建筑师，2022（8）（[新加坡] 曾若晖）

偏离的话语：郑庆顺和亚洲热带地区的后殖民建筑的发展，城市空间设计，2023.2（[新加坡]曾若晖 著；孙志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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