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谢宇到劳荣枝，谁在为这些死有余辜的禽兽争取“免死”？

“吴谢宇杀母案”从2015年7月发生，到今天已经过去八年半。

案件历经一审二审，都是判定吴谢宇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如今已经到了死刑案件的最后一环——“最高法死刑是否核准”的节点。

今天，吴谢宇的律师向媒体披露他写给母亲亲友的“道歉信”，希望获得亲属的谅解“免死”。

于是，“吴谢宇忏悔，愿给母母亲家属两套房”的话题登上全网热搜。

根据吴谢宇写给“外婆，阿姨，舅舅”的道歉信，他提出愿意将爸爸和妈妈留下的两套房产，全部都给“母亲的妈妈和兄弟姐妹”，自己什么都不要，换取“亲属的谅解”。

虽然吴谢宇的律师为了帮他“免死”，将他形容成意识混乱，颠三倒四，有明显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可是他写的这封“道歉信”却算得过于精明了。

吴谢宇的父亲去世比较早，因此当时父母的那套房产，他父亲本就只占一半产权，然后他父亲去世，遗产由他和他母亲继承，那么吴谢宇就只能继承那套房产的四分之一。

接下来就是他母亲的这套房产，法律明确规定，“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凶手，无权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

不仅是法律，就算是从最朴素的天理人情角度，都不可能让你“杀了人还继承人家遗产”，所以吴谢宇根本就没有他母亲那套房产的处置权，何来“送给母家亲属求原谅”？

这简直是拿人家的财产送还人家做人情。

不过从过去一审二审部分“亲属呈情”来看，吴谢宇的亲属，确实有希望他免死，活着赎罪的表态。

吴谢宇的律师从一审开始，到如今的最高法核准环节，依旧试图让吴谢宇免死，主要有三方面理据支持。

最重要的一条是吴谢宇的律师先后找了三次“精神专家”，都做出他“重度抑郁症，精神异常”的结论，主打“行凶时精神异常”，无法对杀人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另外两个次要因素分别是“获得亲友谅解”，以及活着补偿亲友损失。

为了证明“吴谢宇有精神病”，他的律师搬出了他三姑有精神病，并且四姑智力低下，从而得出吴谢宇“家族精神病史”的结论。

可是检察机关也证实了，吴谢宇的三姑有精神病院诊断，是年轻时遭遇感情创伤，确定患上的是“后天精神病”，没有证据证明吴谢宇父系亲族有家族精神病史。

最关键的是，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看了“吴谢宇杀母案”的诸多细节，都会对“他行凶前后是否精神障碍，丧失行为判断能力”有准确判断。

第一个细节：吴谢宇7月杀母，但是在之前的5月，就分批购买哑铃，胶带，包装袋等作案和处理尸体的工具，很显然行凶前有周密计划。

第二个细节：吴谢宇用哑铃重击母亲脑部致人死亡后，用床单和保鲜膜以及冰箱活性炭等等，将母亲的尸体包裹了“75层”。这是“大脑一片空白，极度恐惧丧失行为能力的人”做得出来的？

第三个细节：处理尸体后，吴谢宇开始逃亡。逃亡之前，他在母亲的房子里布置了“监控摄像头”防止其他人过早发现尸体。

第四个细节：杀人后，吴谢宇模仿母亲的笔迹写辞职信，到母亲单位办理退休手续，甚至还请母亲的同事聚餐，说母亲陪他出国留学，从此享清福。

第五个细节：杀死母亲后，吴谢宇登录母亲的QQ，长期与母亲亲友联系，以他们母子出国留学需要借钱为理由，从亲友那诈骗144万元进行高端奢侈消费。

第六个细节：在杀死母亲后的半年多里，一直伪装母亲的身份，用QQ等软件和亲友联系，让亲友以为他母亲活着。直到半年多后，亲友上门找他母亲才发现尸体。

第七个细节：2015年7月杀人，随后隐瞒半年多，2016年2月母亲尸体被发现后，他依旧欺骗各方，直到2016年3月，公安机关将他作为杀人嫌犯发布通缉令，接下来的三年多里，吴谢宇购买假身份证全国逃亡，直到2019年才在机场送友人出国的现场被捕。

就看这“七大细节”，翻遍美剧和韩剧历史，这样的“高智商思维缜密善于伪装”的杀人凶手都极为罕见，哪一个细节是“精神障碍”丧失行为判断能力能够做出的？

这七大细节不仅戳穿了吴谢宇“精神疾病”的苍白辩护，并且每一条都证明他死有余辜。

虽然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杀一人就偿命”已经并不普遍，可是他毕竟是“弑母”这一挑战人伦底线和价值观底线的罪行。

除了杀人，他还有诈骗144万，数额特别巨大；购买假身份证；长期潜逃这三大罪行，从数罪并罚的角度，他都死有余辜。

从一个多月前的“希望对劳荣枝被免除死刑”，到如今“希望对吴谢宇免除死刑”，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法学专家”和“同情心泛滥”的公知，一次次为这些“死有余辜”的人，谋求免死呢？

这一系列“免死”案件，以及舆论场的搅风搅雨，背后都是权力与利益的追逐。

在我国，法律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和西方同行类似的是“都获得远超社会平均工资的高收入”。

可是中国法学界人士与西方同行最大的差别是“他们没有主宰生死与社会运行的庞大能量与尊重感”。

在西方，只要法学界人士精通条文，就能让金主大财团打赢“千百万民众都认为罪有应得”的官司。

只要会钻法律漏洞，西方法律界人士可以用“精神障碍”，“程序漏洞”等理由，让杀人放火的金主爸爸当庭释放。

可是在我国，引起社会公愤的财团，几条讼棍是翻不了天的。

凡是社会影响恶劣，挑战人伦底线的暴行，死刑裁决也不是他们能够反转的。

没有帮助财团逃脱法律制裁的能力，没有让“必死之人免死”的能力，他们就只配“吃完原告吃被告”的刻板形象。

法学界的人要逆天改命，要拥有他们西方同行那样主导社会翻云覆雨的能力，就要从“掌控必死之人生死”的能力开始。

所以过去几年，许多老百姓很困惑，一些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恶劣罪犯，却不断地有“希望免死”的舆论闹上热搜。

单看每一个案件，这些人家庭条件一般，都不具备“手眼通天”让舆论和法学界集体帮忙的能量，大家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愿意“不计成本的免费帮忙”？

难道真是“无穷无尽的同情心”在泛滥？

他们是在一次次“撞门”中，寻求一个突破口。只要一次“让全民批判必死”的罪犯活下来的操作，就能形成一条“精神疾病免于承担法律责任”的成熟利益链条。

他们不在乎救下的是哪一个人，无论是劳荣枝，还是吴谢宇，或者下一个“全民唾弃的必死之人”，只要成功一次，就是秀给所有权贵之家与富豪财团的“神药广告”。

以我国某些私家医院的监管漏洞和操守之低，只要吴谢宇的“精神失常免罪”漏洞一开，未来所有的富豪和权贵可以人手一份。

“精神失常鉴定报告”足以成为【杀人执照】，这些人可以先备一份，然后谋划杀人，杀完人，将精神鉴定报告甩给律师就行了。

这种杀人免死的游戏在西方已经玩烂了，在我国还在“从零到一”的一次次突破中。

我们必须守住这个脆弱的零，因为一旦突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拿不到“杀人执照”的，都是被随意杀戮而正义无法伸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