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疫情的出现带来了大量户外空间的繁荣，上海有店门口的露营椅，北京有亮马河的中产生活方式上河图，大城市开始讲什么“社群”、“社区”，重申和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和城市的“附近性”，但这些新兴起的概念，跟大理素来有之的“随地“交朋友传统相比，就像一个第一次去club人，老强调自己多会玩，而反倒显得有点拘谨了。 在大理，没有必要去划分什么公共空间，几乎所有的空间都是公共的，尤其以嬉皮三板斧——市集、酒摊、野迪的形态出现。在我看来，大理酒摊贩卖的不是酒，而是一种社交场景。酒，变成了一种媒介，与任何社交道具场景的链接通道，酒摊的附加内容可以五花八门：吉他弹唱、炸金花、摇骰子、烤串、下棋、火锅、绘画、猫猫狗狗、弹小提琴、塔罗牌、卖饰品、卖诗集......但必须说明，我眼中的大理酒摊的兴衰跟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它短暂复兴于疫情三年，最近又几乎销声匿迹，这似乎与大理文化的叛逆基因有关。 所谓：卷不动就去大理躺，大理，成为北上广的反义词。大理提供了一种非（亚）主流文化的精神，以及对城市消费主义的嘲弄——你越消费不起来，它的嘲弄声就越响。
大理是对都市的叛逆
酒摊是对酒吧的叛逆
大理酒摊历史可追溯到90年代老外背包客的全盛时期。那时候的人民路，没有一杯大理奶茶店、没有义乌小商品零售铺、更没有拉客的民谣啤酒吧。据传，当年的路边有很多白族阿姨摆摊用箩筐卖手搓的卷烟。许多背包客席地而坐，用波西米亚破桌布摆出一堆各地旅行淘到的玩件售卖，赚取路费。最早的酒摊完全不是一门生意，更像是一种“礼物”经济（指交换过程中，物品或服务给与者没有任何得到价值回报的要求和预期。相互馈赠是一种社群氛围或是部落风俗）。摆出酒的人，吆喝人来喝，然后有弹吉他的加入，有人带零食加入，有人带动氛围，就形成一个临时的团体。酒摊是对酒吧的叛逆。大理古城里面，叶榆路、人民路、红龙井是三片集中的酒吧片区，除此之外古城里总计有上百个酒吧。但大理古城本身就像一个大酒吧，既然如此，何不席地而坐。年轻人去酒吧是认识其他趣味相投的年轻人，那为什么要去花钱买难喝的酒、听难听的音乐，干脆一起坐在路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那时的酒摊多是临时的、即兴的、免费的，大家自带酒水零食，呼朋唤友。无论是发起人或者参与者都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图别的，就是为了好玩。 酒摊更像是个即兴表演的公共空间，在巅峰时期，夜晚街头随处可见几十人大合唱的狂热景象。十二点逛一趟人民路，至少有一个摊位唱lz，至少一首后来，至少杀死一个石家庄人，简称lz后来石家庄。
当酒摊成为一门生意
当发现把酒卖给游客的利润空间，酒摊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门生意。卖瓶装啤酒最省事，也有路边调鸡尾酒布置个串灯推车主打氛围，成本复杂的调酒摊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卖瓶装啤酒相当简单粗暴，城管来了，可以直接提箱跑路，单瓶酒的价格甚至可以喊到50以上，远超室内酒吧的单价。在一段时间里，摆酒摊流传着暴利神话，一晚上可以赚大几千。这样，酒摊也就开始卷起来了，大众创摊，欣欣向荣。酒摊竞争起来要面相游客需求，游客不在乎那些文青旧梦，大部分游客想要的是听听民谣、情绪价值、或者一种“有点大理特色文化”的摊儿。职业酒摊主的出现，同时意味着酒摊的类型化。情绪价值与社交场景成为酒摊生意密码。一种是卡斯玛型，由一个人带领一圈酒摊位，一人carry全场，买摊主自己的人设与故事：旅行者、艺术家、诗人、或是单纯的帅哥美女。摊主实际上售卖的是自己的社交时间。一种是平台型，酒摊运营这种社交氛围，让坐下的游客之间自发社交。这种体量较大，一般为团队合作，里面三种角色：吉他弹唱，主坐C位，提供音乐，与客人聊音乐点歌；放风控场，站在路口中间观察是否有城管过来巡逻，及时反应停音乐转移位置；销售运营，负责帮入座客人点酒拿酒。
在前两年的全国旅游业大萧条期间，许多老大理人觉得，疫情期间的大理，仿佛回到十年前的大理，游客锐减稀释，先锋有趣的旅居（逃难）者成为主流，租住在闲置客栈的月租房里。在那段时间里，酒摊仿佛回到了黄金年代，大家带着一股劲进入酒摊的夜生活：喝醉了就掏出蓝牙音响播放私藏歌单，聊最爱的小说家、乐队的八卦、曾经的理想还有明天染什么头发。在酒摊上，总可以遇到相逢恨晚的人。报家门先说喜欢的文艺片导演或小众乐队开始，然后从景观社会聊到塔科夫斯基、从构成主义聊到尼采哲学。在之前成长环境里无处言说的小众趣味、亚文化，长大后来到大理，偶遇同好，大理酒摊，是亚逼的成人礼。
最后的回光返照是疫情解封的2022冬天，从圣诞节到跨年夜之后，人民路下段成为摆摊文化主阵地，每晚的烟花爆竹就没停过。从一条街头走到街尾，一团一团聚集的人，不停的碰杯，不停的祝福，不停的拥抱，大家用燃放的烟花与狂欢告别让所有人痛苦压抑三年之久的瘟疫。
一种历史偶然性，这三年，因为逃离大城市的封控政策，全国很多旅行目的地都获得了新移民，本地社群与旅游业态包含的亚文化多样性都获得了显著提高，例如：冲浪村万宁日月湾、三亚后海、大理、景德镇。这些地点因为气候环境、自然景观、文化活动、人文底蕴、生活品质等综合因素成为旅居目的地，旅居者先锋探索者扩散到数字游民又扩散到主流中产，然后不出避免的走向士绅化，俗称越来越火，越来越不好玩。短期居住的游客变多，街道拥挤、物价上涨。另一方面，长居新移民来做生意的，带来大城市的节奏与商业模式，也会让民宿、酒吧、餐厅业态一波换血，抬高店铺租金，同时抬升住房租金。大理就经历的了类似过程。在疫情解封后，大理在这几年塑造的“裸辞躺平去远方”叙事，与《去有风的地方》电视剧重合爆发。加上寒假春节档期，激起了大理追风狂热旅行潮。不仅是短期游客、长期旅居者一起涌入大理，曾经廉价的月租房与舒适的节奏一去不复返。出国游放开之后，于是许多亚逼搬离大理去往海岛等地。即使继续留下，也会搬离到离古城更远的村落，如银桥镇之类的。 随着解封，大理酒摊逐渐商业化，同质化的。加上大理有关部门的整治，酒摊在一段时间曾经销声匿迹。第二天，我就在广武路摆摊一条街碰到了这位摊主老马。招摇撞骗的旗号旁边还支起了吃瓜摊和火锅摊，俨然一副摊位厂牌的景象。路边火锅摊恰巧是第一天摆，8元一位（后来实在亏钱已经涨价到18元一位）。客人都围坐在一起吃路边火锅，食材丰富，汤底香辣，老马还叮嘱一番公筷私筷的规则。一个方形火锅桌，能做八九个人，在路边户外，跟陌生人同吃一炉火锅，大家都是第一次体验，很自然的就越聊越熟了。夜深了，旁边白族阿姨背扁担过来，说15块钱打包买走所有葡萄，一位吃火锅的女生兴奋的全部买下，然后分享给大家。隔壁又开始玩起五子棋双人对战，输家给赢家5元，这是一位西瓜头小哥的摆摊创业项目，第一晚试营业就被一个女生连赢三把。沿街卖花的过来，问一对坐在一起老外情侣，老外用卡顿的中文说：我不认识这个女生。老马忙前马后的招呼人吃火锅，每个人吃火锅吃舒服了，都自发的带入角色，希望老马的摊位能繁荣昌盛，各种支招，一口气说了一堆商业模式。老马说：哎呦，我发现你们都比我聪明，怪不得我的招摇撞骗摊，骗不到人。虽然只有短短个把小时的相处，大家却成为很紧密的伙伴，有路过的游客或者认识的人，都会吆喝来吃火锅。这时候，城管来了，火锅摊要转移位置。所有人全部自发帮忙搬椅子、搬牌子、搬炭火。一下子进入共创模式，仿佛每个人都是这个摊位的老板。老马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酒摊，但他却有摆摊最重要的灵魂：即兴随意、放荡不羁，好玩重于盈利。老马看起来很随和，说自己就是才刚刚开始摆摊，在摆摊之前是做自媒体的摄像，摆摊没赚到什么钱，但是没想到别人拍自己的照片发到小红书、抖音居然火成这样。而在那天之后，我就没见过老马，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种上古大理酒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