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我卧底在中国文学的现场，三年三年又三年”

今年是吴越在《收获》工作的第8个年头。在这之前，她做了十年文学记者，也与不少作家打过交道。但记者看到的往往是作者成名时的光鲜，作品在被推向舞台之前经历了哪些淬火打磨？写作者们又是怎样在籍籍无名的状态下耐住寂寞，后才成为万众瞩目的名家？

对于“文学后场”的好奇，使得吴越的工作转了向。在《收获》的日子里，她见到了更多璞玉般的半成品稿件，也见证了班宇、索南才让等一众作者厚积多年，再仿佛一夜之间爆火出圈。

吴越在今年出了一本书——《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收录了一些她对作者的旧访谈，以及近年来与作者们发生的故事。语气轻松自然，像是茶余饭后的友人闲谈，读来觉得每一位作者都是她交往已久的好友。她也确实是与作者们建立了更私人也更默契的关系——比如破除互称“老师”的客套，以“老”相称。各位“老师”一律变为老吴（吴越）、老班（班宇）、老董（董夏青青）和老郭（郭爽）。

更重要的是，成为编辑的吴越，对每一年文学的趋势有了更加敏锐和直觉性的触觉。她熟稔于最近来稿者们惯用的“行文套路”，说起一些故弄玄虚的视角转换和自以为是的圈套叙述，“我们都见得太多了”。她也对一年里文学圈里发生的大事小情有着视角独到的观点，在采访时语气认真地说，“真不是因为你是成都的媒体我才硬夸，我最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西南地区的作者在崛起。”

吴越说：“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还在做文学记者，只不过我是一个卧底记者。我已经卧底到真正的文学现场中去了，三年三年又三年。”

（以下为吴越自述，整理自本次采访）

和当年做文学记者相比，当文学编辑是一个更加长效的工作。

记者很忙很累，但项目清晰，完成一个就可以马上准备下一个；文学编辑不一样，虽然我们不用坐班，也不用跑来跑去，但其实我们并不缓慢。我今年编辑了大概将近80万字。严格来说，80万字可能还得要乘以3——因为三审三校，我作为责编，每一篇稿子至少要看三遍。所以我这一年的稿件阅读量，大概是250万字。

我们的杂志在主编之下是两位副主编，一位编辑部主任，一位编辑部副主任（就是我），下面就只有两个编辑。所以编辑部内部没有什么上下级区别，我们都是非常要好的同事。这么少的人，怎么可能还有层级？

但就是这么几个人，一年除了编辑六本双月刊《收获》（一般容纳三篇短篇，三篇中篇，几万字的专栏大概有三四个，和当期的长篇小说），还有一年四期《收获长篇小说专号》，每期一般发三到四个长篇小说，有长的，二十几万字；短的也有十万字，可能还会有四五万字的非虚构。这就是我们几个人必须完成的工作量。

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工作。从早上起来，打开手机，我就会看到作者信息，每天平均收到3个左右的稿子。一直到晚上，我都还在改稿子。周末我会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一部长篇，整整30万字，从头看到尾，要努力把所有错都看出来。我需要大概三个整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个大长篇的校对。

还有一些压力是精神上的。因为你要时刻去找好的、新的作者，去判断他们的作品究竟有没有亮点。但你不知道你打开的这个文档里面会不会有金子，如果写得不好，这将是一段糟糕的阅读行程。所以每次在打开新文档之前，我需要做好多心理建设。

你选好的稿子要给同事看、给领导看，我们的工作就像是辩论一样，去自由搏击，这是很忐忑的。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位置中，但只有保持这种不确定，才能把话语权尽量地分散，非常公平地去看作品。

我刚到《收获》的时候，我们杂志主编程永新就说，编辑看上去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收入也不高，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编辑。

别的更高的能力不说，编辑最基本的要能过目不忘。作者给你的稿子，可能改了好几遍，但每一遍你都要能一眼看出来他改了什么地方。今年韩松落老师在我们这里发了一个中篇，《鱼缸与霞光》，他改了三次。前两次是根据我的意见，后面一次是根据我们副主编的意见。在校对定稿时，我突然发现有一段我没看到过，那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片段。我大为惊讶，我心里想我怎么粗心，为什么会有几百字左右的描写没有印象？后来韩松落跟我说，这一段是最后一次改稿的时候新加上去的，我才如释重负。

我们每一位编辑都具备这样的能力。稿件就像是一个面团，你已经把它揉得非常晶莹圆润，这时候多一点或少一点什么东西，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出来。我们对稿子熟悉得就像是自己身上的皮肤一样。

这份工作最吸引我的就是“创造性”。作家一方面非常自信，但另一方面也很脆弱，他需要一个同盟或帮手。这就是我们编辑的工作。我的职业，就像是一个长跑运动员的陪跑，我会在他最受不住的阶段陪他一起跑，但我跑不了全程（不然我就当作家了），但我在“陪跑”这件事情上努力发掘天赋。

在陪跑中产生的创造性，只存在于编辑和作家两人之间。你不能说这个想法是你启发作者的，也不能说这个标题就是你给他起的。我们做编辑的人，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你是他的首发编辑”“你发现了他”等等。这是我们的份内工作，过度夸张个人的作用，是对编辑和作家真正的私人关系的一种伤害。

去做作者的幕后伙伴，我不觉得可惜。我自己其实很警惕走到台前。我今年出版《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的时候，我反复斟酌了很久。如果你看了以后，会觉得我在夸耀自己的作用，那就是我还没有改干净。我特别不希望出现自吹自擂、蹭名人热度的倾向性。我觉得我不应该站在这个位置来谈论别人的作品，那个作品不是我写的；但是假如这些内容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他们，我愿意做这些工作。但我不确定分寸在哪里，我很怕分寸失当。

今年我收到的最惊喜的稿子是颜歌的《平乐县志》。

2021年的夏天，她给我发来消息说，“可能这个要求特别冒昧，特别不合理，我只写了一半，你能不能帮我看一看？”她当时虽然知道自己要写下去，但这漫长艰巨的写作需要更多的支持和鼓励。我就看了她才写了三分之一的稿子，大为殊异，过目难忘，判断这写成了一个里程式的作品，她又继续去写。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反复商量。这部小说，一开始比襁褓中的婴儿还小，是一个晶莹剔透的胚胎式的东西。我就看着颜歌像一个魔法师一样，在上面叠加出乐章和烟花，我几乎泪流满面。我在她这部小说中，看到了她回望家乡的姿态。我特别想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部“真正的长篇小说”有多么重要。我们暂居过一条共同的壕沟，她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美丽的事情，而我，是她的见证者。

今年最让我感到惊喜的年轻作者是史玥琦，他写了一篇《夜游神》，也是《收获》青年作家专号中的头条作者。因为在平时的稿件中，我们会看到大量不必要的“形式感”、故弄玄虚的视角转换和自以为是的圈套叙述，这些我们都见得太多了。但在《夜游神》里，这些设置是真的有必要和有效的，所以这种年轻写作者的探索，我们觉得特别好。主编把它放在头条，也显示我们杂志的一种态度——写作要表达真诚的情感，要对生活有所关注、有所回答，也要在技术难度上对自己提出高要求。

你问我名师的学生过稿会不会更容易？无论是莫言也好，余华也好，苏童也好，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推荐给我们的时候，他们同样也面临着《收获》作为一种标准的审视。这其实是很奇妙的，因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收获》的作者，即使当他们成为名家之后，他们的稿子我们照样也要精心打磨；当他们把学生推荐给我们期刊的时候，相当于是再度与我们产生联系，我觉得这种“血缘”一般的关系更深了。但并不会像外界想的那样，她们发稿就会更容易。和我们自己发现的“野生作家”相比，大家的机会都是一样的。

叶昕昀、焦典、武茳虹、李嘉茵……我觉得她们的作品，在年轻的作家里面是属于很不错的水平，而且对我们来说很亲切。我试图这样去理解：他们的老师莫言、余华、苏童等，早期跟《收获》合作，与《收获》共同形成了一种文学共识，所以当他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也教了混合了《收获》“基因”的东西。这样看来，学生写出来的作品，如果再被我们挑中发表，正是一种扩大共识的事情。

《收获》作者后来“大火”的有很多，但我其实不太赞成《收获》在“造神”“造星”这样的说法，还是那句话，我们做了我们份内的工作。就拿老班（班宇）来说。其实班宇在开始写小说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沉潜多年的写作者，他写过乐评，做过翻译，还写过非虚构等等。他并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天上掉下来的天才，他已经积攒了足够多的语言训练。

所以我觉得造星或者造神，这样说来对班宇不太公平，也对其他期刊不公平。因为那几年，全国有很多家期刊非常密集地发表了班宇很多中短篇小说，他才能够被大家所认识。再加上我们准备使用他的《逍遥游》的时候，他的短篇小说集《冬泳》也正好拿到了书号，同时要出版，所以他恰好是在时间上集中爆发，也是该在那个时候爆发了。

你出发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人，但只要上了路就不会孤独。

前段时间，余华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提到说，他成名之后，编辑就不敢给他提建议了，现在只有他妻子和儿子会给他的作品提意见。但这其实与我说的“我们也会编审名家的稿件”没有出入。余华老师惯于语气轻松，但其实他是一位绝对自律和勤奋的写作者。他给出的作品，都是自己先经过千锤百炼，然后才交到我们手上。

余华和莫言，本来在人群中就是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只是现在被网友发现了而已。他们两个人并不是现在才这样的，也不是为了表演给网友看的，而是一直这样的。牙医、文化馆上班等段子，我印象当中在五年前就听过了，只不过现在短视频比较火，大家把它包装出来了，拿出来反复地放，你能有啥办法？年轻人就是喜欢他。

可能人们很难相信，但是作家当中有趣的人其实大有人在，每个人都很有意思。不是有趣的、有才华的人，怎么写得出有趣的、有价值的书？

当然，流量载舟亦覆舟。如果大家因此能够去关心、注意到这些有趣的作家，我觉得也挺好的；但很多人已经发现了“余华”“莫言”这两个关键词叠加就会有很大的流量，如果他们操作一个闪失呢？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些奔向余华、莫言两位老师的流量都是真诚的。

纯文学期刊现在生存情况如何？我当年做记者的时候也没少拿这事儿做话题。

但现实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差。我们还是有很多读者的，虽然确实没办法和1980年代所谓的文学热相比，但我还是挺满意的。我们今年好几期都卖光了，年底我们要做合订本的时候都只能再去加印。

我觉得纯文学就没有怎么真正衰弱过。我们唱衰它，也是因为我们关心它。我们是在用呼喊的方式维护着它的气场。

只不过，它可能没有之前那么火了，这是因为那些更加具备娱乐外壳的东西走到了中心。我们在消费那些娱乐的外壳，而以前我们是直接消费文学，那时候的文学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来源。现在，它只是藏得更深了一些而已。班宇的《漫长的季节》火了，综艺《我在岛屿读书》大热，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也改成了话剧……文学其实在恪尽职守地运行着，也在非常重要地影响着我们。

我们有很多青春活泼、有才华的年轻读者，我觉得我们能够始终影响文坛中的主流。这不存在输赢、成败的概念，只要人们认可《收获》是发表最好作品的期刊。我们的杂志很漂亮，价格很便宜，双月刊的话一年才162元，加上4册长篇也就327元。

我想不订期刊的人并不是出不起这个钱，而可能是不一定有阅读的时间。另外，有很多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没有一个长期固定的住所，也就没有长期有效的订阅地址，订阅的杂志便成为了一种障碍……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订阅杂志变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没关系，我们有APP，有公众号，有豆瓣，还要开小红书，我们双向奔赴，肯定能相逢在某处。

对于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来说，上来就说我想发《收获》，你首先得像班宇那样，订一年的《收获》看一看。余华也说，他决定写小说之前，也是把好几本期刊拿到一起，至少看一下人家的标点符号是怎么用的。余华、班宇都是写作者中顶级聪明的人了，尚且都需要做如此基础的工作。

除了《收获》之外，我看到的期刊也都活得挺好的，每个期刊都有自己的特色，大家都在维持现状、努力拓展。

在工作之外，我也会读书。特别惭愧，我经常读得断断续续的，因为我好像没有那种能一口气把一本书读完的时间。去年我最推荐的年度之书是《与父亲的奥德赛》；今年我最推荐的是《老友记》钱德勒饰演者马修·派瑞自传《老友、爱人和大麻烦》。

在这本书中，马修袒露了名气给人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在一个人成名之后，他要如何消除名气给他带来的伤害。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著名作家是有帮助的，应该怎么消化那些附加在他身上的过度的关注。马修·派瑞前不久去世了，所以我这两天读得非常伤心。在这次采访之前，刚刚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