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祖运上海演讲：法律科技的使命在于法律普惠

尊敬的刘卫萍书记、邵万权会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代表上海法律科技公司来上海市司法局进行演讲和学习。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法律科技3.0时代”，具体什么意思稍后解释，开始分享前，请允许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智合，智合2014年成立，到下个月刚好十周年。这十年里我们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帮助中国律师持续成功。

同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中，智合自身也经历了很清晰的三个阶段：

1.0阶段，智合更多是一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法律新媒体，具有很浓烈的媒体和研究色彩，我们在这一阶段推出了《大所之路》系列访谈，输出了大量的行业研究文章和报告，还创办了面向全行业的高端交流平台——“智合论坛”，也因此得到了行业内广泛的认可；

智合的2.0阶段是法律培训，我们开发并上线了智合旗下的在线法律教育培训平台——“智拾网”，目前也已经成长为国内最大的法律职业在线教育平台。我们和国内头部律所、高校紧密合作，形成了强大的师资团队和内容生成体系，每年的使用量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许多律所、律协的成员都是智拾网的会员；

最后就是如今的3.0阶段，顺应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浪潮，我们在去年11月18日的智合论坛上正式发布了我们首个法律大模型——智爱法律大模型，这是智合回归法律科技公司创业初心的重要一步，也是我们在置身于法律科技3.0时代之中的重大机遇。智合的创业梦想，就是用科技赋能法律普惠，助力法治中国的建设，而大模型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回到今天的主题——《法律科技3.0时代》，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法律科技？

当前，国内外的企业、律所对与法律科技这一概念大都有了各自的理解，然而，在法律科技行业的界定上，全行业层面的统一认知还没有形成。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法律科技行业不断涌现出新的变化、新的模式、新的特点，使得原有的定义和行业界定显得过于狭窄，无法涵盖它在法律领域的所有应用。

大家可以看看这一页的左边，这是我们收集到的不同机构、不同年份对于“法律科技”的界定：比如像斯坦福大学，将法律科技定义为促进法律服务，并使更多人能够获得法律服务的数字应用程序和系统。

再如国内上市公司华宇软件在其2022年年报中将法律科技定义为，通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和各类科技手段创新，为法律相关行业和法律服务领域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提高法律业务智慧决策能力和自动化处理水平，为法治社会治理提供支撑。

这里我总结一下，在我看来，法律科技可以简单地用“1个定义，2种类型，4类群体”来概括。

首先，对法律科技的最佳定义，应该是让更多人能够获得法律服务的技术及应用也就是我本次演讲主题里提到的“法律普惠”。

其次，2种类型是指当前国内外法律科技公司的业务模式，也就是法律科技公司无论是提供软件系统、硬件设备、SaaS平台还是技术服务、解决方案，都可以用Augmentation、Replacement两个词来概括，Augmentation就是指服务于律师，由律师支付费用；Replacement则指的是由律师的客户支付费用。

最后，4类群体指的是法律科技面向的法院、律师/律所、企业和个人4类用户。即ToG、ToL、ToB、ToC。

明确了法律科技是什么后，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法律科技3.0时代。为什么是3.0?通过对于国内法律科技大事件的梳理，我们可以将国内法律科技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成为4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1979-1999年之间的探索萌芽期：1979年，随着律师制度的恢复，法律服务市场的重生以及一批法律服务机构的先后成立，最基础的法律科技随之在国内萌芽。这期间，1983年有一篇论文《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被视为中国法律信息化的发端，作者是北大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和刚从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的李克强。

第二阶段是信息化时代，时间范围大致是2000年-2013年，这一阶段，主要是政务端的需求推动着行业发展，以起步较早的法院系统为引领，信息建设基础设施逐渐在法律行业内各个方面普及。

第三个阶段，是2014年到2022年之间的数字化时代，对应法律科技2.0时期。2013年前后，“互联网+”的概念初兴，“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石油”这一观点越发普及，律服务行业对于数据的管理、分析、应用，亦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法律科技企业的数量、覆盖面都在快速提升，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爆发期”。2020-2022年三年期间，在新冠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加速催化下，法律科技的应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最后，就是2023年至今的第四阶段——智能化时代（数智化时代），对应法律科技3.0时期，这一阶段以AIGC技术的阶段性突破为关键节点，开启了法律科技智能化应用的新时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法律科技行业产业链。当前，中国法律科技整个产业链可分为上游支撑方、中游提供方、下游应用方。其中，上游支持方为法律科技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基础，使其能够开发、维护和优化其产品和服务。包括数据、技术、人才三个方面。

中游为法律科技的提供方，根据国内涉及法律科技业务的主体性质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群体：综合性科技企业布局法律科技领域和垂直类法律科技企业。

第一类中具有代表性的为华宇软件、科大讯飞、腾讯、阿里巴巴等国内大型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凭借自身实力，以及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领域的积累拓展业务领域，切入司法与法律服务市场，主营业务中往往包含法律科技一个或多个版块。

第二类是垂直类法律科技企业，也就是将公司/品牌、产品定位为法律科技的企业，或聚焦于司法领域、法律服务领域的技术提供者。

目前的垂直类法律科技企业以初创型企业为主，但也已发展出2家上市公司，一家是国内电子数据取证行业龙头企业国投智能（也就是原来的美亚柏科），深度参与电子数据取证国家级标准及行业标准的制定，持续深耕并引领行业从狭义取证往广义取证不断发展；另一家则是以司法信息系统研发企业通达海。此外，还有一部分垂直类法律科技企业与律所或相关机构的合作紧密，在司法与法律服务领域有很不错的竞争力。

最后，法律科技产业链的下游是整个司法和法律服务市场，各类法律科技公司依托自身的基因在一个或多个细分市场赛道进行布局。

那么法律科技有哪些应用场景？这里我们借鉴斯坦福大学法律信息学中心（CodeX）的分类方法，他们按照应用场景将法律科技公司分成了9类，包括市场平台、流程管理、在线法律教育、文档自动化（电子合同）、电子证据、法律研究、智能分析（法律大模型）、在线争议解决、企业合规。

参考这套规则，我们可以发现国内法律科技行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涵盖智慧咨询、律所管理系统、电子签名和合同管理等领域的多元市场，不同机构主体间的合作、不同领域产品间的融合等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根据国内外法律科技融资分布和头部上市公司所在的领域，可以看出在大模型出现前，Legal Tech 企业的核心商业价值在于电子签名、合同管理这两个环节。

对于法律科技的核心作用，一般的观点是以技术驱动来改变法律行业的传统业态。但我认为，法律科技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法律科技最重大的社会价值在于它能够极大地助推法律服务的普惠化，而这恰恰是律师职业受制于成本规律一直无法有效解决的。可以说，法律AI的出现极大了提升了法律普惠的可能， “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的愿景也因此真正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

切入这个行业的时机可近可远，但为什么是现在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法律行业与此次LLM大模型的发展浪潮高度契合。

首先，法律工作本质上就是文本输入、文本输出的一项业务，而这正好也是目前语言模型的核心优势。其次，法律从业人员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宝贵，法律相关的合同、文书本身又具有高价值，通过AI应用不仅能节省时间，还能完成高价值工作，这就为企业和律所带来了非常直观的价值。

如果说过去的2023是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元年，那么当下的2024将会是行业大模型应用的元年。而在所有场景中，法律行业是最有希望出现颠覆性应用的领域，这是包括Open AI、Google、百度、腾讯在内的几乎全球所有AI顶级玩家的共识。

同时，美国大量的法律AI公司正在取得融资，这些迹象都在表明，AI应用的中原逐鹿已经拉开序幕，法律行业正是第一个战场。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把握住这轮“AI+法律”浪潮带来的机遇？

我们拿上海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上海很重视法律科技的发展，因为法律科技是上海“打造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城市数字化转型”两大战略的必然交叉，垂直类大模型又在法律科技行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垂直类大模型的发展应用必然会是接下来几年里上海法律科技行业的重中之重，并以此为支点不断为法律科技行业的安放在注入新的血液。。

而对于越来越多的步入这个赛道的企业来说，要抓住这轮机遇，除了天时和地利，还取决于是不是具备了包括垂类大模型训练在内的5点具体的能力——其他四项分别是行业专业数据、创始团队画像、产品化及Go-to-Market的能力、数据安全问题的解决。

同时，我们也聘请了业内T0级别的律师团队，协助我们对每个细分法律板块的回答进行梳理，有了顶级专业团队Know-How的加入，产品对于法律问题的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都更上一层楼。

比较智爱法律大模型和目前市场上的通用大模型如GPT或者文心一言，我们可以打个比方：通用大模型是一个具备超强学习能力的天才少年，但他因为缺乏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在回答专业的问题时会出现“胡说八道”的“幻觉”现象。而智爱法律大模型，是将这个天才少年带到一个汇集全世界最多法律文献、数据的法律图书馆和最多法学教授、法律专家的法学院里，对其进行培训和训练，让他用极短的时间完成普通人类需要几百年上千年的学习过程。最终成长为一个能够对任何法律问题进行回答，并具备足够专业性和准确度的天才律师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