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就是这么个“没身份”的人

不然，您以为呢？

各位好，今天是周六，本周旅行回来之后积攒了很多杂务一直没有处理，所以如您所见，今天我想休息一天，头条发了一篇推广，次条也只是随便跟大家聊两句。

我的这个号转眼也写了三年了，开号头两年的时候，我曾经向大家保证过本号所有头条文章都是原创，不发广告。可是最近一年，因为这样确实难以维持了，所以才稍微更改了标准，每周卖一次的头条推广，剩下六天的时间，我都会写原创文章。

这其实已经是我在生存与品质之间寻求到的妥协了，无奈依然不能见容于许多读者，每到了我发推广这一天，公号总是咔咔的掉粉。还有的读者在取关之前会留言表达失望之情：

“你发这种广告，太不符合你的身份了！失望！取关！”

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总是哑然失笑，我挺好奇的：在这位读者心目中，我到底是个什么身份？我接什么样的广告才能符合这个身份呢？我愿意去符合它，它愿意来符合我么？

至少，眼下这个经济形势，我觉得有广告接，有口饭吃就很不错了，真容不得我挑食。

想起大约十年以前吧，彼时我刚刚大学毕业，进一家报社工作，虽然第一年的身份还是实习记者，跑的是第一线的新闻，但已经经常在报纸的评论版上发评论员文章了。于是就在当地多少有了一点点小名气。

有一次我去某家单位采访，坐下来跟接待人员还没聊几句，该单位的领导居然来了，见了我就立刻握手说：哎呀，我是你的读者，很喜欢看你写的评论啊！一直想线下见见你……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彼时的我第一次跟读者“面基”，听到一个比我大两轮的人这么夸我的文章，真的挺高兴。后者还执意要求要请我吃个便餐。、

席间人家突然放下筷子，说要给我和报社“提个意见”。

我闻言当然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结果人家领导酝酿了许久，才开腔说：“我觉得你们xx报最近的广告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居然把头版都卖给广告，这也太难看了！你们应该少发广告，把重要位置留给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

我听了这话，多少有些哭笑不得，虽然人家说的都对，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因为首先，报纸发不发广告、在哪里发广告这种事情，不是我一个还在实习期的小记者所能决定的，如果我回去狂妄而贸然把这话跟能决定此事的报社领导说了，领导多半会给我一个任正非开给他的某实习生的那个评语——“此人似有神经病，建议送医治疗”。

其次，虽然采编分开，我并不太了解报社当时具体的经营情况，但我知道广告收入对于中国绝大多数都市报来说都占了收入的大头，甚至全部。

以我当时供职的那家报社为例，一份报纸平日只卖不到一块钱，星期天特刊涨价到两块，销量就立刻锐减，中国受众对报纸的价格之敏感可见一斑。

可是受众并不知道的是，无论报纸卖一块钱还是两块，其实都不足以覆盖它的纸张和印刷成本，更毋宁说给我们这些采编人员发工资了。也就是说，报纸每多卖一份都要亏钱若干，如果没了这位读者所厌恶的那些广告，我们这些采编人员连饭都吃不上。——悲剧的是，后来，报社也确实越来越难拉到广告了，所以日子也就日渐拮据。如果不是我们这些人“有编”，肯定就被裁员了。

后来我去国外，发现海外的报纸媒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读卖新闻、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报纸卖的死贵，的确能保证较少的广告和高质量的广告品质。

另一类则是小报，报纸很便宜，甚至在地铁站等地方供人随意取阅，可是广告打的比我们国内的都市报还要凶。

国内报纸因为受众的价格敏感性、以及某些特殊原因，其实并不存在读卖、纽时那样的大报市场。而悲剧的事，中国都市报一方面不得不维持着小报的营收状态和广告需求。另一方面却要楞充大报的格调，动不动就搞个逼格十足、严肃深沉的大选题、大报道啥的。

这就导致了有大量的受众，如我遇到的那位读者一般，用小报的价格买了报纸，却用大报的格调要求它。

所以那顿饭吃到最后，我一直在观察我遇到的这第一位读者，并思考我在这人心中到底是个什么“身份”——不能说他不关注我，你看他身为单位的领导，听说我来采访，还特地“屈尊”来见一下、请个客。但他确实不理解我，或者也不愿意理解我和我所在的媒体，他可能看了我写的几篇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评论员文章，就误以为我是什么脱离了生活低级趣味，不必每天为稻粱谋的思想家。却不知陪他这顿饭吃完以后，我下午还要赶回报社给今天的采访写个豆腐块发在报纸上，晚上还要去评论部领一个题目、加班写一篇评论，才能在月末挣个大几千块钱，攒攒买房子的首付……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那位读者是不会想的，他喜欢看我的文章是真的，他不关心我和报纸的处境也是真的。二者就像哈根达斯的那道爆炒冰激凌一样，火热和冰冷同样是真实。

钱钟书先生，曾经答复想要见他的美国读者“你在餐馆吃了鸡蛋觉得很好吃，一定要见一见那只老母鸡么？”

钱钟书这个人，在聪慧的外表下，骨子里有一种看透世事的凉薄。你看，他这话听上去幽默，但实则很残酷。

他说的对，在印刷时代，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就是这样既亲密却又疏离。读者喜欢作者的文章，但因为印刷品这种介质的天性，他们会本能的把作者想的很高大上，不食人间烟火，甚至抗拒作者谈钱的事儿——这就像你如果吃鸡蛋的时候想着这玩意儿是从鸡屁股里出来的，顿时就会没了食欲一样。

到了互联网时代，情况好了一些，因为网络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很多读者认识到了我们其实无非就是一群最普通的“臭写稿的”，靠每天码字、讨赏、带广告维持生计。我所能坚持的，其实无非向您保证我不会为流量、炒作那些我所没有的虚假情绪，嘶喊那些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虚假口号，假话全不说、真话能说就说——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已经如履薄冰、筋疲力竭了。

我实在无法保证不发广告、“做一个纯粹的写作者”——我在毕业踏入写作这一行前，也许这样想过。但自从入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梦想，其实从来就没有实现过。

写字的人也需要有人养，如果决议不靠官府，读者又不足，就需要依靠广告商。

临到文章的结尾，我想起普希金的某篇散文体小说，具体名字我竟然忘却了，但内容我还记得——大意是说欧洲某国的一位文学家跑来俄罗斯找主人公，说你们这儿创作环境真好啊！文学家、艺术家都成了贵族。结果主人公（普希金）苦笑，说：“您误会了，在俄罗斯，不是搞文学、艺术能成为贵族，而是只有贵族才能搞得起文学、艺术，其他人想搞这个，他们就都饿死了。”

我想，普希金写这个段子，其实也是在自嘲俄罗斯文化的窘境，也正是因为始终无法诞生与商业社会配适的文化人，俄罗斯文化虽然辉煌璀璨，但始终是存在重大缺陷的。

而相比他笔下的俄罗斯，我想我们的时代终归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微信、有打赏、有广告，这些机制的存在，使得我们这些并非生而高贵的人，仍能专职于表达、专职于写作与思考。

所以我从不觉得我开打赏、发广告有多么“不符合我的身份”，我对自己还有些自知之明——

这就是我的身份，我就是一个要靠自己的自食其力养活自己的人，并因为我能获得一些读者的支持与谅解，自食其力的生活。我才能够继续写那些以我笔写我心的文章，而不需要再献媚和屈从于任何人。

我觉得这样活着虽没“身份”，但实则最有身份，最有尊严，最好。

请能理解的朋友跟上，实在无法理解的或者根本不想理解的，欢迎您随时取关。

全文完

今天的配乐，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

本文3000字，谈心文一篇，感谢读完，更稿一周，今天休息了，祝您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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