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总免不了要当众演讲或讲话。尤其是想迈入领导层，演讲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
而一次高水平的演讲，最突出的标志就是能抓人。所谓的抓人，就是演讲者始终牢牢锁住听众的注意力，不仅让人不想打瞌睡、玩手机，还能听得津津有味。
在阅读朱同志的讲话实录时，我常常有这种感受。虽然语言已转化成了文字，但仍然像身临其境一样，感到被牢牢抓住了。
那么，他的演讲为什么能抓人呢？里面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他似乎具备一种独特的本领，能把一次正式的讲话，演变成一场犀利的“吐槽大会”。例如，在1988年7月18日召开的上海市政府的办公会上，时任市长的朱同志，就对着在场的干部们吐槽道：现在大家窝里斗有本事，到外面去赚钱没本事，这怎么振兴上海？说的是投资和旅游环境。因为当年如果一个外国人来上海，可能会有不太愉快的感受，他们兴许会感到这是“一个来了就不容易离开”的城市。不容易离开并不是不想离开，而是外国人他买不到票。票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机票出来之后，局长那里要留一点，处长那里要留一点，剩下的科长那里还要留一点。你也不知道各级干部留票做什么用，总之使得售票窗口没了票。如果要买票，就得找后门。改革开放之初，外国人连前门都摸不准，怎么找得到后门嘛！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来上海，跟朱同志谈完话后，不得不央请市长帮助给买一张去北京的机票。在这天的讲话中，他吐槽完机票问题，立马又掉转枪头，说起了出租车问题。他对着市府副秘书长夏克强同志说：现在外国人将我的军，说你别看朱镕基叫得那么凶，他连出租车问题都解决不了。朱市长问夏秘书长，这个问题能不能改善一下。夏秘书长肯定不会说不行。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领导者的吐槽往往能给下面造成相当大的震慑与压力。但没有压力不会动弹，这是物理学和政治学的双重常识。当然，朱同志绝不会只是吐槽，他总是一边吐槽，一边给出解决方案。比如，他说到上海的酒店管理落后，建议他们应该学瑞士的酒店，采用计算机预定房间，这样全世界都可以联系，就能实现不窝里斗、到外面拉客人的目的。可以想见，在这个过程中，听众的情绪就会随之一起一伏，人的注意力就被抓住了，哪有功夫开小差呢。在讲话中，朱同志还爱发出一些“危言”。众所周知，“危言”就比较“耸听”。这也是他讲话的一个抓人方式。他的危言体现在一句口头禅：在他的《讲话实录》里头，这句口头禅出现了近六十次。比如，在1992年的一次讲话中，面对当时蹭蹭蹭上涨的股市，朱同志表示了他的担忧，就发出了“危言”：这些人还不知道什么是股票，认为社会主义的股票只准升，不准降的，风险都在国家，那怎么得了！再比如，在1994年，他听到北京三环以外的房子要卖6000元，也发出了“危言”：在他的“怎么得了”里头，透露的有些信息的确是触目惊心。在1998年关于粮食流通体制的一次会议中，他谈到一个案件。一个私人办的粮食小加工厂，一年能加工好几万斤粮食，而单靠农民一家一户给它供应稻谷，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个量的。而且，这家工厂出产的粮食，价格只要八九角，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结果一查，发现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亏本将稻谷卖给私商。他们一边私自亏本卖粮，一边就给国家报亏损，然后钱进了自己腰包。如此搞法，国家一年几百亿的粮食补贴，并没有到农民手里，而是会被私商和腐败分子跟分食。从这些“怎么得了”里，人们也能清楚地知道，他在追求怎样的一种发展，他的经济思想是什么。他讲究”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建设”，他也较为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而个别行业的过热，就必然会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在2002年，面对当时房地产热的苗头，他又说“不得了”：要发展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不能老鼠只会打洞，到处都是工地，怎么得了！但另一方面，这些说起来“怎么得了”的事情，似乎又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因此，看朱同志的讲话，更多时候好像在听一个娴熟的经济操盘手，讲一堂生动的经济课。这样的课程书本上没有，一般的学者也讲不出来。比如，讲如何发现统计局的错误。那是在1994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朱同志说，统计局报给他今年的粮食价格比去年上涨47.4%。他一拿到这个数字，就觉得不对。因为在他的脑海里，当年的大米、玉米、小麦的价格都上涨了一倍不止，哪里才止47.4%。要说统计局的同志绝不是故意弄错的，只是他们的工作水平需要再提高一点。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是他们价格取样点有问题。在当时，粮食销售的主要渠道，已经从国有粮店转移到菜市场（集市贸易），而统计局的取样点85%还在国有粮店。国有粮店有价无货，难以反映真实情况。后来，朱同志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我搞经济50多年了，对于中国经济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还是听得出来的。不仅是对现实情况的掌握，朱同志对未来的预判，有的现在看起来也相当准确。比如，在9·11事件发生后十几天后，他曾分析道：只要我们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应对得当，这也可能成为一次难得的机遇。事情的发展证明，此后的十几年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再比如，2001年底，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为应对随之而来的变化，中央举办了一个省部级的专题研究班。加入WTO非常有利于我们发挥优势，做大贸易规模，尤其是与西方贸易规模。这本来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节点，朱同志却讲起了未雨绸缪的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从长远来讲，我们绝对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对美国、欧盟、日本三家的贸易占了我们对外贸易的绝大多数，一定要看到将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人们熟悉朱同志的豪言壮语是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可看多了他的讲话，却能明显发现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另一个湖南人曾国藩有两句名言，叫“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在朱同志这里，战战兢兢和坦坦荡荡，都促使他要说，不论是吐槽还是“怎么得了”，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看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问，朱同志讲过那么多话，人们说言多必失，不可能每次都得到一致通过，那他有没有跑偏过，有没有引起过争议呢？一次是在2001年的世界华商大会，面对在场的华人华侨，他“敞开讲了几句”。不久之后，他“后悔”地说：没想到现场有电视直播，要是知道香港凤凰台在现场直播，我就不会那么“放肆”了。那是在1992年3月“两会”期间，朱同志来到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团。当时，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在全国掀起“滚滚春潮”，是大家热议的焦点。同样是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人们划的重点是“能发展就不要阻挡”“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而朱同志强调的重点则是“讲效益，讲质量”“稳步协调地发展”。简单说，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朱同志就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后面的“约束条件”。当时，很多地方热情一起来，就盲目上项目扩产能，结果产品销不出去，堆在仓库里。他的发言一出，注意力是吸引过来了。可有人认为这是跟南方谈话唱反调，这使得朱同志有“很大压力”。一贯主张积极改革的朱同志，这时为什么要发这个言呢？他后来解释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深刻地体会到：上去容易，下来难；铺摊子容易，维持这个摊子比较难。他说的，其实就是一种实话。而至于所谓的演讲技巧，再大技巧，也大不过一句实话实说。不久之后，这篇引起争议的发言传到了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随后，中央也将这个讲话印发全国。江同志还在前面加了个批语，说这篇讲话：抓住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使人很开脑筋，值得一读。他还给这篇讲话十二字的评价：有内容、有重点、有分析、有办法。我看这十二个字，既是对一个优秀演讲者的评价，也是对一个杰出实干家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