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ESG成为靶心，一场本末倒置的口水战｜焦点分析
ESG理念本身没有问题，比字母更重要的是方法论。
文｜吕雅宁
编辑｜苏建勋
来源｜36碳（ID：carbon_36kr）
反ESG运动，这场席卷ESG界的黑天鹅事件，正成为舆论焦点。2024年开年，反ESG的声音还在持续发酵。
1月21日，美国最大石油供应商埃克森·美孚正式向ESG投资者开炮：埃克森·美孚对美国和荷兰的两家ESG投资者发起诉讼，以阻止他们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再次提案，要求公司“制定范围3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几天前，“ESG已成为美国企业界的一句最新脏话”——这篇源自华尔街日报总编辑的一篇文章，直言不讳地揭示了美国反ESG浪潮，成为火遍ESG圈的一篇爆文。
从备受追捧到质疑不断，ESG的光环开始褪色。区区三个字母，何以引发席卷政界、企业界和公众的一场舆论之争？
“ESG是一场骗局”，“ESG评级是魔鬼的化身”。早在2022年，马斯克就因特斯拉的ESG评级不够高，炮轰ESG理念。
如今，这一问题更是上升至政治层面。美国成为反对ESG呼声最大的国家，ESG议题俨然已沦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立场之争的“工具”。多数民主党人支持ESG规则，而多数共和党人则持反对态度。
批评声音认为，ESG理念损害油气、煤矿等传统行业的利益；也有人认为ESG会限制企业自由发展，资本无权以ESG的名义对企业提出要求。
例如，得克萨斯州占美国石油产量的43%，是当地支柱产业。但在ESG投资理念下，对化石燃料的天然排斥显然触动了当地根本利益。2021年6月，得克萨斯州颁布法律，并成为美国首个提出反ESG法案的州。
截止目前，美国至少有20个州出台了反ESG法规。
“去年3月，美国现任总统拜登首次行使否决权，否决了一项反ESG法案。国会通过的法案，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进行否决，这是ESG走向政治化的典型表现，足以体现冲突之深。叠加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这一分歧会更激烈。”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对36碳表示。
于是，企业也开始纷纷“避嫌”。
可口可乐公司的《商业与ESG》报告，在2023年更名为《商业与可持续发展》，摈弃了多年一直使用的“ESG”一词。2023年，很多美国上市公司的财报电话会上，也已鲜少提到“ESG”。
来自政治环境的压力，更让投资者压力倍增。
全球最大资管集团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曾是ESG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但他在去年明确表示将停止使用这个词。在他看来，ESG已经“武器化”了。
郭沛源谈到，目前欧美都出现ESG之争，但存在本质不同。美国当前兴起的是“ESG有害论”，认为ESG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会破坏投资者回报、危及养老金的安全，成为不同党派之间的站队问题。这和欧洲的“反漂绿论”有明显差异，欧洲市场认同ESG价值，但因ESG过热，资产参差不齐，所以不断出台法规加强监管，目的在于推动ESG市场有序发展。
近三年美国反ESG监管法规进展，数字代表法规总数。图源：Datamaran
另一大争议点在于：ESG真的可以和盈利划等号吗？
据晨星数据，ESG基金在美国遭遇首次资金外流，去年第四季度投资者从美国ESG基金中撤资51亿美元，全年总计撤资130亿美元。2023年下半年，ESG基金发行几近停滞，仅发售了6只基金。
企业以盈利为导向，但ESG中有太多财务指标之外的因素。很多企业的ESG工作刚起步时，都是一笔成本项。特别是当经济整体面临放缓，更加剧这一问题的敏感度。
海南绿色发展国际咨询有限公司ESG高级分析师黄蕾向36碳表示：“ESG作为一种长期主义理念，企业很难在1、2年内看到明显变化，保持耐心和定力很重要。”
她谈到，ESG投资策略下所倡导、剔除的行业也会受宏观大环境影响。
例如新能源车，因为属于周期性行业，本身和国内外宏观经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较强；
在被剔除的一些行业，例如烟草等行业相对属于非周期性行业，不论经济走势如何，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都不会有太大变动，收益相对平稳。
ESG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企业理应对内部治理、环境、社会负责，本就是正向价值观。
但ESG本身也包含“时间”这一要素，是对未来的预判和风险防控，是可持续的财富创造，而非短期股价上涨。
特别是从本质上讲，很多公关危机都是ESG危机。
比如去年发生的桃李面包中吃出刀片、H&M陷入漂绿质疑等事件，背后都源于企业未能足够重视生产安全、劳工权益、环境影响等因素，而这些都是ESG体系下的重要指标。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和出口商——巴西淡水河谷，在2019年在1月发生致命溃坝事故后，向273名受害人及其家属支付总计1.295亿雷亚尔的赔偿金（约合1.89亿元人民币），这是巴西历史上事故责任方支付的最高额的一笔赔偿金。
这也足以说明，ESG风险直接与财务后果挂钩。若不重视，则会成为随时爆发的不定时炸弹。
“ESG理念本身并不是矛盾所在。如果大家认同ESG理念，但现有ESG投资方法没有带来好的挣钱效应，那应该调整的是方法，而不是否认这个道理。”郭沛源说。
“从另一个角度看，ESG从一个小众话题，如今衍生为各个派别的讨论，也是逐渐走向全球共识的信号，但这其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被重视。”黄蕾谈到。
一个常见问题是，ESG在实操阶段常常会遇到潜在冲突，出现厚此薄彼的情况。
黄蕾向36碳表示，一些投资机构减少对于煤炭、石油等传统行业的投资，但实则会触及大量传统行业比如煤矿工人的员工利益，如低碳转型导致的失业等，未能充分考虑环境因素（E）和社会因素（S）之间的矛盾，直到这两年“公正转型”开始被重视，即在能源低碳转型过程中既要考虑低碳转型、保障能源安全还要保障就业机会和社会稳定。
“企业不可能对ESG下所有议题做到无差别覆盖。理想方式是：企业基于主营业务，根据利益相关方需求对议题进行优先级排序，基于重要性和成本效益提升ESG管理，还要以整体视角看问题。
比如可以借鉴欧盟提出‘无重大损害原则’的概念，即被纳入可持续金融支持范围的项目在促进对1个环境正面影响的同时，不能对其他5个环境方面有重大的负面影响。例如水力发电是降碳的项目，但要同时考虑生物多样性影响。” 黄蕾说。
另外，一些企业把ESG简单理解为绿色低碳，或主要强调环保和社会责任，甚至片面理解为“做慈善”，而忽视公司治理（G）的重要性，这更不严谨。真正的ESG是E、S嵌入G中，内化为公司管理基因。
“公司治理是撬动企业ESG转型的支点。如果公司董事会和高管都自觉推动，那么叫不叫ESG就不重要了。”一位ESG专家告诉36碳。
因此，特斯拉不能因为生产新能源汽车，就成为ESG优等生；埃克森美孚也不能因为身处石油化工行业，且增长放缓，就理应备受质疑。
ESG难做，另一大痛点来自不同评级机构的“自说自话”。
当前ESG评级方法百花齐放，缺乏标准化成为普遍现象。不同评级体系有各自的标准和底层数据，让评级逻辑成了“黑匣子”。
同一家公司，可能会在不同评级体系下出现不同结果，致使投资者失去信任感。
实际上，如果全球只有一个ESG评级标准，其合理性同样有待考证。
不同国情体质、行业领域背景下，很难有一个评级体系全面评价。比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环境指标必然有差异。
黄蕾谈到，评级有效性还是要交给市场去检验，需要时间。目前评级机构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持透明度，很多国际头部评级机构已做出改进。例如明晟（MSCI）在网站上公布了涵盖环境、社会和治理支柱的33个关键议题结构和重要性程度，但不能要求评级公司把所有的底层逻辑都全盘公布，目前这仍然涉及商业机密。
“评级是重要的检验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也不是最终答案。企业在借助评级提升ESG信披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同时，将外在标准转化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助力，才是最重要的目标。“郭沛源表示。
郭沛源也谈到，因为市场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美国的反ESG趋势不会直接影响中国市场。目前中国ESG市场正处于上升趋势，处于政策体系逐步完善的阶段，并在探索自身的发展路径。2022年11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ESG专业委员会提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认同的ESG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这类做法还会增多。中外ESG发展将呈现“和而不同”的特点。
当ESG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种种质疑开始相伴而生。但是，ESG本身并无立场可言，攻击这三个字母本身并没有意义，更不需要一场场“运动”去验证其真伪。
质疑声中，实则反映出ESG在经历过野蛮生长阶段后，暴露出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些才是需要去逐一击破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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