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是我转自翟东升老师的公众号（已获得许可），名字叫做《2023年全球态势的总结与对2024年的展望》。之所以发这篇文章，是因为相信有很多人对于国内的专业研究人士对于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的展望是有很兴趣的，我也不例外。
当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严格的按照物理定律运行，一个个的公式能够优美而准确的的描述自然世界是什么样，并能够较为准确的给出对以后的预测，我们能够精确的算出太阳什么时候能直射北回归线，而社会科学则并没有按照精确优美的物理公式来运行，它是由人来决策和影响的，因此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但这也是社会科学的魅力所在，需要通过更大范围的数据和信息来帮助做出正确预测和决策，降低不确定性。
因此从这一点上讲，大量的阅读和吸取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的思想，信息和总结，对我们显然是有利的，像本文就有不少我之前未曾知道的信息和观点。
以下是翟东升老师文章全文：
一转眼又是农历岁末和阳历年初了，不少朋友问我如何看2023年的国内外局势和2024年的可能趋势。恰逢我在11月办了一个近千人规模的“叶澄海全球战略论坛”，请了一群政策和学术圈的高手一起探讨中美关系、一带一路、科技竞争和军事变革等重大议题，此后又主持和参加了多个高质量的研讨会。借助众人的智慧和知识所给我提供的启发，不妨盘点梳理一下2023“后疫情时代元年”的全球格局和趋势，并展望一下2024，纯属个人学术观点，供关心此问题的朋友们批评指正。今年是俄乌冲突的第二年，双方战线胶着互有攻防，乌方反攻失败而陷入苦战，俄方略占上风。双方的武器库存都消耗很快以至于拿出冷战时期遗留的库存老装备来充数，朝鲜半岛的南北两国各自成为乌俄双方的重要武器供应者，而美欧支撑此战的财政资源和政治意志也有所分裂和衰退。至此，这场战争的演进已经证伪了此前全球各国军事改革中颇为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那种小而美的高科技合成作战单位和行云流水、庖丁解牛般的作战想定，被俄乌冲突中绞肉机消耗战的残酷现实给无情地否定了。1990年代以来美军那种广受追捧的高科技作战模式，其实不是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新常态，而仅仅是世纪之交的狩猎表演：一方对另一方拥有信息和智能上的技术代差，从而让战争变成单向透明的降维打击，因此才有那种艺术表演般的潇洒写意。然而在工业化、数字化大国之间战争模式的新常态，或者至少是二十一世纪前期的陆权大国间的主流战争模式，从俄乌冲突所展示的趋势来看，用高科技装备起来的轻步兵结合无人机和堑壕，似乎才是主流操作和均衡解，冷战时期造价昂贵的武装直升机和先进坦克都面临着被历史淘汰出局的风险。战争史上的攻与防之间的钟摆又荡回来了：成本和规模取代质量和技术而重新成为核心战略要素；防御取代进攻而再次占据优势位置。当然，与历史上的战争存在重大差别之处在于，战争迷雾变得大大稀薄，对于美西方而言，每天数万人24小时倒班地监控俄方的一举一动，双方几乎所有军事行动都极难达成突然性。好消息是成本和防御有利于我。以无人机为例，虽然在技术先进性上中美都处在第一阵营，但是在成本上我们拥有明显优势，据说大体上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和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一万美元在美国买到的无人机跟一万人民币在中国买到的无人机是差不多的。中国的国防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质的，因此随着技术变革令防御相对于进攻更有利，中国和平崛起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显得更符合时代特征了。但是坏消息则与人口有关：大国战争再一次变成比拼谁的血更厚，比拼谁家的孩子更多，那些生不出孩子的中小民族恐怕会被这个徐徐展开的大争之世淘汰出局；比拼谁家的工业体系先进且完整，那些缺少高科技关键零部件供应能力的国家，将不再是桌边的食客，而是桌子上的食物。中国能在冷战中成为最主要的赢家，离不开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美苏大三角游戏的反复推演和深刻领悟。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有其韵脚。今天我们似乎再次回到大三角的博弈场景之中，只不过当年我们是老三，如今却成了老二。当年在美苏两强的眼中，中方带来的威胁都远不如对方给自己带来的威胁严重，而如今我们的实力排名和他人对我们的认知都已经与冷战时期大不相同。总体来看，俄方目前似在以拖待变，至少想拖到明年底的美国大选。从各方反馈的信息来看，莫斯科目前的心态似乎不急不躁，静待花开。在美国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参选梅花三弄的结果如何，对俄罗斯的国运影响巨大。中俄双方都以美国为首要战略威胁，但是其间的微妙之处在于，两国在美国内政发展趋势上的偏好是不同的。俄方乐见特朗普上台，而中方似更中立一些。为什么会有这种微妙的差异？从国际关系视角和世界政治视角，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舞台上的场景是大不一样的。从世界政治角度看，中方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受益者，俄方则是全球化的受损者。因此在对待自由主义跨国阵营与全球保守阵营这场斗争的态度上，中俄之间会有点微妙的差异。也正是因为世界政治中的复杂性，我方在过去两年中的中美俄三角博弈中，对“度”和“时”的把握还是相当审慎的。战略三角关系中，如果有谁能与冲突中的两方都保持较好的关系，那么其地位最强势。当下可能便是我方战略处境比较优裕的特殊时期，但2025年起上述态势容易生变。如何扮演好老二的角色，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中美关系从2010年之后的悄然下滑，到2018年特朗普贸易战时期的加速下跌，再到新冠时期自由落体式的暴跌，应该说走完了熊市的第一波。如今正处在第一轮缓和或者说弱势反弹之中。中美战略博弈从此前的相持阶段，到如今出现一轮缓和潮，这大体符合我过去三年来的预期和判断。事实上，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该怎么定性、怎么预判，同行们分歧挺大的。三年来我在各种场合一直强调，我们与拜登政府之间实现双边关系的筑底回暖是可能的，我这种观点在前两年其实是少数派。事实上，拜登政府的头两年里，不少人感叹，拜登团队比特朗普还“坏”。但我就此专门做过量化研究，因此观点与他们不同。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旧金山暂时靠港而不是在太平洋的狂风大浪之中继续颠簸，其中既有我方多渠道努力稳住外部大环境的因素，又与美方内政外交陷入困境有关。美国如今面临俄乌冲突的压力，中东变局的压力，以及国内财政的压力。在大选到来之前的一年里，拜登团队将中美关系稳住，可以向其选民显示其外交成就。中美如今互有需求，但是各种迹象显示，美方对我方的需求比我方更加迫切。我不是太乐观，因为台海、南海等问题还是放在那里，随时会被激活；美国的民意基础放在那里，精英和大众都充满了对华疑惧，而2024年的大选期间，中国问题又难免会被作为炒作的主题之一。如果2024年底特朗普再次当选，则中美经贸关系的脱钩还会加速。中美关系的动荡期还要持续多久？恐怕时间会比较长，在我看来，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明显超过了美国，而且中美之间就未来的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全球规则实现了某种双方可接受的系统性安排，这种对华疑惧才会消退。除了俄乌冲突之外，今年其它地区的一系列事态，其实多少都与俄乌冲突的外溢有关。不少事情突然爆发，都可以看作是在陷入乌克兰冲突的泥潭之后，作为老牌棋手的俄方在积极主动地利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一些“劫材”。比如，俄方为削弱和瓦解欧洲对手，将冲突向对手的后院非洲转移，瓦格纳暗中帮助了法语非洲各国的一系列反法政变。非洲法语国家今年有七场政变，虽然在中文世界中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但其实是全球政治经济博弈中的一个重大趋势。有一种说法是，瓦格纳这些年从非洲的矿业中获得了将近千亿美元的资产，（当然一时间难以变现），而俄罗斯以当下的烈度支撑乌克兰冲突，其直接财政成本差不多也是一千亿美元。随着中美之间实力消长变化和竞争关系日益明显，美国的全球外围地区的权势体系也在出现松动和瓦解的苗头，2023年度的中东变局因此而成型。美国从最大原油进口国变为原油净出口国，美国军事技术“一骑绝尘”的领先地位正在悄然消失，这些因素当然是中东变局的基本面。但是具体到2023年的态势来看，中国政府在中东地区积极有为塑造和平的外交努力，也是中东变局的关键变量。在中国的努力斡旋说合之下，沙特与伊朗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和解，应该是2023 中东变局的关键所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沙伊和解主要是其内部因素导致的，比如伊朗本来是憋着劲想打沙特，伊朗和沙特此前已经在伊拉克谈过四轮了，中国促成和解只不过是顺手摘了桃子而已。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伊拉克是两国的中间地带，谈了几次却未能改变敌对，恰恰说明伊拉克作为中间人的分量远远不够。当今世界，恐怕只有中国领导人，才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战略信用将原本处在开战边缘的伊朗与沙特两国拉到一起相互拥抱。中方之所以能在中东变局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是因为我们的中东外交在风格上已经有所转变，相比于过去更加积极有为，主动参与塑造地区和平。2022年底中国领导人出访沙特，中沙、中阿、中海的三环峰会有力地加速了中东和解浪潮，由此才有沙特方面提出的说和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沙伊在北京不算短的谈判过程，美以和其他西方国家被完全蒙在鼓里，而这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沙伊和解公布之后，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跟中央外办主任见面的时候，主动祝贺了中方在中东的外交成就。将中美竞争整天挂在嘴边的美国战略圈，看着中国中东外交的重大进展，心态显然是既羡慕又妒忌的，憋着劲想要扳回一分，因而在2023的下半年发力推动沙特与以色列的和解。关于当下的中东格局，有朋友打了这么个比方，如果说因化石能源而富的阿拉伯世界是一群羊，那么沙特可以视为那只领头羊，两位全球性战略棋手则在“扭羊头”：沙特同伊朗和解意味着羊群向东；沙特同以色列和解则意味着羊群向西。在此大背景下，积怨多年的巴以问题在十月七日再次爆发，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发动突然袭击，不仅激起以色列的报复性进攻，也引发了全球各国的激烈政治反应。十一月份我恰好应约会见了一位阿拉伯国家的高级外交官，与之探讨了当下的中东格局。按照这位阿拉伯高级外交官的说法，美方主动多次表态想要主导阿以和谈，但是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集体抵制，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在美国国内的游说势力的能量和美以特殊关系的性质，没人相信美国政府能在中东事务中秉公处理。阿拉伯国家集体看向东方，希望中国出面主持公道平息事态。两个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得到不同对待，地区影响力一消一长，可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随着中国军备提供的安全感和我们塑造和平的外交力量向中东地区进一步延伸，这个消长趋势还将延续至少十年，因此未来十年间中东显然不会消停。2023年度，美国经济增速为2.1%，通胀率已经从22年夏季的9%下降到目前的3%左右，就业数据也还好，失业率曲线刚刚抬头。美联储的政策利率目前处于20年来的高位5.5%，由于美元是全球的储备和结算货币，所以美元高利率意味着全球外围地区和高风险资产价格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发展中国家缺外汇会导致其债务违约潮，全球各地房地产等风险资产的价格会疲软，此前长期充裕的过剩流动性变得特别稀缺。中国房地产的困境，既与我们的人口和政策等国内小气候有关，也与美元高息周期的外部大气候有关。中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巨型市场经济，我们的经常项目完全开放，我们的资本项目也自1996年以来逐步开放了一大半。这两年人民币的低利率和美元的高利率之间形成了一个套利交易的诱惑，许多搞外贸的民营企业扩大人民币负债，持有更多美元存款。这种做法表面上可以带来两重利润，一是两种货币的利差收益，二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带来的汇差收益，但长期看对参与者而已可能是一个投资陷阱。我请教了多位专业人士，但似乎谁都没有做过统计研究。从最近几天中国金融市场的行情波动来看，估计这笔钱着实不小。一月17日至21日，中国股市加速下跌，但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的离岸汇率却是上涨的，大不同于2015年前后的股汇双跌。这应该是有一些国内加了杠杆搞二级市场的资金，在面临爆仓风险的时候不得不将其美元资金换回人民币以救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随着中国金融体系和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可能会越来越像过去的日元，逐步成为全球套利的融资货币，从而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逆周期性。2023年度，以GDP计算，中国赶超美国的势头似乎有所回调，中国GDP对美国的占比从上一年的75%左右下跌到65%左右。因此，国际上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崛起见顶了。这种说法，与此前对中国将在2027年或是2035年赶超美国经济的预言，至少同等肤浅。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中解释过，如果以具有可比性的口径来计算，比如按照可贸易品的产出来计算，中国经济规模早已超出美国了。但是按照GDP计算，我们是否会超过美国、究竟哪年超过美国，其实是一种选择题而不是判断题。比如，如果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提升到4.5:1，那么中国经济规模就超过美国了，但其代价是贸易平衡将从当前的每年数千亿美元顺差变成数千亿美元逆差，中国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将因此而受损。再比如，如果把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从目前的6.5%快速提升到其它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21.5%，那么中国国内消费支出也将暴增，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完全有可能上升为美欧之和，但是这也意味着人工工资将大幅上升，对人工成本敏感的那些出口行业将在国内无法生存。又比如，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完全绑定美元体系，完全以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的唯一来源，那么中国GDP将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GDP，因为在中美之间的共生与映射关系中，中国人卷得越努力，美元的购买力越强，中国人生产商品再快，也不如美国印钞票快。对于这些机理，我在此前的若干视频节目和文章中都已经解释过，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提醒的是，经济发展其实并非线性的增长，而是根据自己的禀赋和愿景设定政策取舍，从而调整和实现自己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定位，用博弈论的概念来表述，经济发展其实是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跃迁的过程。2023年度，中国相比美国GDP占比回落，意味着我们原先的外循环为主那条路走不通了，必须切换到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找到我们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新定位。俄乌冲突也对全球经济继续产生系统性影响。欧洲经济表现较差，尤其是德国经济全年略有收缩，这当然是受到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昂贵的能源价格不利于德国产业的竞争力。但有趣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则相当不错，不仅是官方的数据不错，而且是我们去俄罗斯实地考察的专家们反馈说俄方状态的确不错。战争在消耗大量的弹药和装备，俄罗斯已经切换到战时经济。年轻人都跑到了兵工厂上班，加班加点生产武器弹药，他们挣到钱就去消费，而消费又带动其它产出的增长。十一月份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候，有一位俄罗斯同行跟随普京总统来访，与我们搞了一个小范围座谈，期间俄方提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如何实现俄罗斯的再工业化。受益于俄乌冲突的国家也不少，最典型的是土耳其。这个北约国家两面下注，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优势，大发战争财。此前几年该国曾经陷入高通胀的漩涡，但是如今靠着这笔战争横财，埃尔多安的日子总算稳下来了。2024年将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大选，涉及全球一半多的人口。其中最重要的也最不确定的非美国大选莫属。美国大选将不仅影响中美关系，也将深度影响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先，美国经济形势包括失业和通胀将对大选结果产生影响。而美元利率政策将对今年的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表现影响巨大。正如上文所说，美国的通胀目前在3%上下，失业率也刚刚开始抬头，股市刚刚创下新高，这种形势给了联储主席鲍威尔以很大的政策自由度，他今年怎么做都可以在经济学上找出一番道理。如果他从今年三四月份就开始放松银根，那么会对拜登很有帮助。如果他推迟到今年十一月份之后才开始放松银根，那么对于特朗普就比较友好了。两党都知道这个道理，而且特朗普对自己任命的这位联储主席曾经反复公开施压威胁过，所以，无论是公开还是幕后，今年的鲍威尔将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游戏中。其次，悬在特朗普头顶上的还有大量的司法麻烦。美国的建制派和deep state是否能在关键时刻拿出点实锤的证据或者重磅的砝码来击退特朗普卷土重来之势？让我们拭目以待。2024年的世界政治特点可能是向右转，延续阿根廷、荷兰等国政治选举所表现出来的苗头。欧洲政治尤其是德国政治舞台上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进一步得势，将对全球新自由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声势形成重大打击，并将2008年以来逐步展开的逆全球化浪潮推向其高潮。中国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导国家，面对全球保守主义和全球化两大跨国阵营之间的对垒，我们没有必要站队，而是要保持身段的柔软，确保两边都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对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进步，我持相对乐观态度。2024年的汽车产业将继续攻城略地，国产车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将抢下更多份额，芯片产业也应该会有一些好消息。如果中央政府愿意大幅扩大国债规模，则中国地方政府的困境和国内需求都将获得明显改善。中国的通胀率和国债占GDP比率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里最低的之一，因此政策潜力巨大。由于没有受过货币金融史教育的人都会本能地把债务和赤字视为坏事，而人们的集体认知的转变需要时间，所以，我估计2024年中国赤字率主动提升的进程可能远不及我和余永定老师等人所主张的水平和速度。但是，只要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中国的内循环和货币自主就迟早会建立起来，因此行稳致远也不错。比如，原本被全球新自由主义阵营树立成政治正确的节能减排和气候议题，可能在全球右转的政治大背景下逐步边缘化，美欧大国对此做出过的承诺逐步被虚化掏空，并在光伏、电池等领域发起对中国产品的围堵打压，这是在未来数年内较大概率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中美经济脱钩的进程将延续，此前由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将进一步向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转移，从而导致中国商品在美国总进口中的份额进一步萎缩。但是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和演讲中反复指出的那样，外资带来的好处是有巨大的成本的，借助他们启动本国的工业化就如同借助火柴点火一样，虽然很有必要，但是你不能总靠火柴把自己的锅烧开吧？制造业外资逐步撤离中国去寻找更便宜的要素，这其实是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其实无伤大雅，也为我们的本土替代打开了新的空间，因此整体上利弊相杂但利大于弊。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顺其自然，做好政策应对和风险管控便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