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长城，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甚至还有人编造故事来抨击它。齐地的孟姜女听说丈夫被秦始皇征召去修长城后积劳而死，她跑到长城下，哭了三天三夜，竟然哭倒了长城，从倒塌的城墙中找到丈夫的遗体。实际上，孟姜女的哭声不可能摧毁城墙，要不然秦始皇肯定请她去拆迁大队工作。《左传》与《礼记》说，孟姜女是春秋时期齐国将领杞梁的妻子，丈夫战死后，她抚棺大哭。到了西汉的《列女传》，添油加醋地加了一句“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但这里的“城”是春秋时期的齐长城。再到后来，孟姜女哭长城变成秦时的故事，杞梁也成了被征发修长城的民夫。国家文物局统计，历代长城总长度约2万公里，修筑时间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有多少人爱它，就有多少人恨它，民间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细思恐极。
长城的由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其诞生于春秋战国时的列国纷争。春秋时期，诸侯混战，竞相争霸，实力较强的齐国与楚国率先在边境修筑连续的军事堡垒，并用城墙连接，抵挡来自其他诸侯的进攻。齐长城修建的年代，多在公元前六七世纪。齐人利用今山东省中南部山区的地形，因地制宜，修造土石墙，拒敌于国门之外，至今仍有遗址留存。楚国修筑的长城，史称“楚方城”，频临汉水，用石头垒砌于楚国北部边境的崇山峻岭上。《左传》记载，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在位时，齐国派兵前来攻打，楚将屈完率军迎敌。到了召陵（在今河南漯河市）这个地方，屈完派人对齐军说，你们真要来攻打的话，楚国有方城作为城防，汉水作为护城河，足以与你们一战。齐国国君齐桓公亲眼看到楚方城坚固的防御工事后，感觉碰上硬茬了，只好先撤退。史书记载，楚方城为楚国阻挡了多次进攻，其他诸侯从北面攻打楚国，打到汉水边的方城就攻不下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互相兼并，秦、燕、赵、中山等国，纷纷在自己的领地上修筑长城。
▲战国时期列国长城分布图。图源/最爱历史
秦国有秦昭王长城，修筑于秦昭襄王在位时期（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据说，由于秦国用来抵御西戎的长城所用土石皆为紫色，遂有“紫塞”之称（崔豹《古今注》：“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于是，后世多用“紫塞”来指代北方边境。秦国西边的义渠等部落来到这道紫色的高墙下，便知道已进入秦国的地界。《战国策》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燕国一度是战国七雄里的软柿子，为了自强，燕人修筑南、北两道长城。燕南长城是为了抵挡齐国与赵国的进攻，而燕北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燕北长城，东西走向，长约两千里，西起今河北张家口，东至今朝鲜清川江北岸，由名将秦开主持修筑。秦开早年在东胡作人质，借机掌握了东胡的诸多军事机密，后来有一次到燕国边境贩马，乘机摆脱了东胡的控制，逃到燕国为将。秦开不愧是优秀的“东胡留学生”，他成为燕将后，率领燕军大胜东胡，使东胡退却千里，随后，秦开在燕北边地动员军民修筑长城。秦开修筑的燕北长城后来被秦朝继承，而秦开有个孙子还去拜见过嬴政。这个孙子叫秦舞阳，13岁能杀人，随荆轲去刺秦王嬴政，却被吓得发抖，没帮上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仅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装备，还在赵国北部边境修筑了“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长城，东起今河北张家口境内，西至今内蒙古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长约650千米。春秋时，诸侯修长城更多是为了争霸。到了战国，长城防御的对象，更多是来自北方的胡人。中国北方，有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其大致上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山脉，将这条线的两边划分为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一边受季风影响，适宜种田，一边受大山阻隔，只能放牧。这条线划分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界限，与现在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吻合。在古代，南边的农耕民族男耕女织，春种秋收，生活安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北边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狩猎放牧，不时南下骚扰，尤其是到了寒冷干燥的时节，牛羊难以繁衍，游牧民族便会从非季风区闯入季风区，大肆掳掠。游牧民族擅长骑射，飘忽无定，往往抢了东西杀了人就跑，等到南边要出兵追赶时，他们早已骑马远去，追都追不上。历史上最早利用长城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人，是赵国名将李牧。
▲李牧画像。图源/网络
战国后期，李牧长期镇守赵国雁门一带（在今山西朔州），十余年间，屡破东胡，降服林胡，使匈奴不敢犯边。在边境，李牧命将士们看守赵长城上的烽火台，每次侦察到匈奴进犯，就传警报，让赵军躲入营垒中固守。这样过了好几年，匈奴都以为李牧胆小如鼠，可又占不到便宜，他们每次来没能抢物资，也无法跟赵军交战，心态都快崩了。李牧利用匈奴疲于奔命的时间，在赵长城后训练军队，精选战车1300乘，精骑万余匹，骁勇步兵5万人，弓驽兵10万人，命不同兵种训练战术，协同作战。等到时机成熟，李牧派出边境军民引诱匈奴来攻。匈奴单于忍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与赵军一战，于是轻敌冒进，深入赵境。李牧见匈奴上钩，率领自己训练多年的“特种部队”出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大破匈奴，“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李牧镇守赵长城多年，没被匈奴人打败，后来却败给了赵国奸臣的流言蜚语，遭到罢黜。赵国罢免李牧，自毁长城，军中无良将可用。不久后，秦将王翦率领大军破赵，攻入赵都邯郸。此后，随着秦一统天下，一道万里长城屹立于北方边境。
▲内蒙古固阳秦长城遗址。图源/图虫创意
秦长城的遗址大多已湮灭在岁月长河中。但直到今日，很多人提起“万里长城”，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名字还是——秦始皇嬴政。秦始皇灭六国后，为了巩固国家统一，下令拆除内地诸侯互防的长城（“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却把北方边境的列国长城保留下来，并在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葺、连接和增筑，下令修建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辽阳）的万里长城。秦始皇信任方士，追求长生不老药。有一次，方士卢生为他带来一句谶语：“亡秦者，胡也。”胡，可代指北方边境的少数民族，而在当时，北境最强盛的游牧民族正是曾与赵国李牧多次交手的匈奴。他们是秦始皇的心腹大患。
▲秦长城示意图。图源/最爱历史
李牧死后，匈奴人从阴山南下河套，在黄河南北四处劫掠。若无延袤万里的长城，秦军需分兵守卫，难以集中兵力发动战略反击，匈奴人骑着马机动作战，今天在东边打劫，明天就可以跑到西边，还随时可能南下关中。为此，秦始皇想到的妙计，是修长城，依地形，借天险，将边境给围起来，遏制匈奴南下的路线。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率军出征，大败匈奴军，一举收复河南地。之后，蒙恬奉命组织大量民工，在燕、赵、秦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万里长城。蒙恬取得多次大胜，修筑长城后，匈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道万里长城，秦长城的修筑动用民力多达50万（“秦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甚至有学者统计，仅河套地区集聚的劳工数量，就有数十万之多。秦始皇急功近利地动员大量民夫，万里长城工程浩大，劳役沉重，成为秦朝苛政的象征。后世用春秋时期“杞梁妻”来编造“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便是对秦长城的谴责。为修筑秦长城立下功勋的名将蒙恬，直到死前仍对长城工程心不自安，不过他首先想到的，也不是被征发修长城的数十万民夫。秦始皇病逝后，奸臣赵高拥立秦二世胡亥即位。为了消灭政敌，赵高向胡亥进谗言，除掉蒙恬兄弟。蒙恬被勒令自杀，最后一刻，他喟然长叹：“我何罪于天，竟然无罪而被处死？”过了一会儿，他又徐徐说道：“唉，其实我本来就有罪，从临洮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万里，可能挖断了地脉。此便是我的罪过啊！”说完，蒙恬吞药自尽。秦朝二世而亡，迅速淹没于各地起义军的浪潮中，“长城亡国”的罪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扣到了秦始皇头上，很多人只记住了秦长城的罪，而忘了它的功。
汉承秦制，不仅继承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也传承了始皇帝对长城的营造。汉朝将新长城与旧长城连接为一体，东起辽东，西迄今新疆，构成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防线，并通过屯田、徙民实边，加强对北方边境的控制。近代以后，中国因为长期封闭落后而一败涂地，曾经有人将长城与“闭关锁国”挂钩，认为这是中华民族自我封闭的象征。事实上，长城并不锁国，而是为了保卫与防御，以更好地开放。汉武帝在位时（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修筑的河西长城，绵延烽燧，亭障相连，沿着丝绸之路修筑，成为保护这一国际交通干道安全的防线。汉时修筑的边塞遗址，至今屹立于丝路之上，其中出土了不少汉代的丝帛文书，诉说汉时东西方交流的往事。
▲汉河西五郡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有关汉代修长城的史料现存较少，但出土文物“居延汉简”留下了生动的记载。居延地区（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是汉朝防御匈奴的重要边塞，因此，居延汉简中有大量汉匈和战的内容，记载了汉代屯田、徙民、筑城的细节。其中有几枚竹简说到，匈奴进攻汉朝边塞，一般在春夏之交或秋冬时节的早晚时段，千骑之中分成多个数十人团队进行劫掠。为此，汉朝边塞制定了严明的烽燧制度，发现敌情后利用长城及时传递信息，调兵击退匈奴。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校尉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发现匈奴威胁丝路安全，集合边塞汉军与西域各属国兵力四万余人，出长城，奔袭千里，斩杀匈奴郅支单于。在陈汤给皇帝的上书中，有句名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明末大儒王夫之有一个观点：“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两汉时期，朝廷始终对周边夷狄有着强大的威慑力，长城内外的少数民族大都听从汉朝的号令。长城拱卫之下的汉朝最后没有亡于胡人，而是毁在朝中的内耗。秦汉之后，长城的建造虽未停歇，但规模不像之前那般浩大。北魏时，阴山南麓兴起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镇。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南下，北魏沿着北部边境的军镇三次修筑长城。北魏的统治者鲜卑人，原是匈奴之后崛起于阴山北麓的游牧民族。他们在统一北方后，实行汉化政策，也修起长城，防着来自大漠草原的游牧民族。北齐奠基人高欢出自北魏六镇，靠军功成名，深知长城的重要性，他执掌东魏朝政时，继续修筑长城。北朝修筑的长城分成内外两线，总体上看，长城分布区域向内收缩，大部分在秦汉长城以南，但这一布局被八百年后的明朝沿用，构成了明长城分布的基本格局。
隋朝建立后，边患又起，北边的突厥屡犯边境，东面的高句丽虎视眈眈。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俩都曾修筑长城，主要是对北朝长城进行连接和加固。其中，隋文帝修了五次，隋炀帝修筑三次。隋文帝修筑长城，虽于开皇元年至开皇七年（581-587年）五次征发劳役，但都选在农闲时间，而且每次动员十余万人，修建时间仅二旬，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参与修建的多是当地驻军或居民。隋文帝的每次修城都与突厥的动向有关，算是利国利民的举措。
大业三年（607年）七月，为了向突厥炫耀武力，隋炀帝举办数千人参加的宴会招待突厥的启民可汗，同年还“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修筑四百里，二十日完工，“死者十五六”。大臣高颎得知民夫修长城的惨状后大为震惊，认为此乃亡国之举。结果，他因为议论“长城之役”，被人告发，隋炀帝下诏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将高颎处死。同年八月，隋炀帝率领五十万大军，沿着长城北巡，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作《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其中写道：“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此后，隋炀帝两次大规模修长城，即便天下大旱，也要征发农民，男丁累死后，还把寡妇拉去修长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使得尸骸蔽野，天下骚乱。唐朝放弃修长城，除了其边防更多依靠强盛的军队作战外，还在于唐朝包容的特性。历史学者李鸿宾认为，唐朝统辖的地域和人群，都超出了中原、汉人这类被视为中华正统的界限。唐太宗李世民有这样一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古代，农耕民族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但其文化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游牧民族在同农耕民族的和战交往中获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而农耕民族也从游牧文化中汲取有价值的部分。长城以北，东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你方唱罢我登场。长城以南，秦、汉、隋、唐、宋、明等，历代王朝兴亡盛衰。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战争、贸易、和亲等交流，各民族不断冲突与包容，开拓了中国辽阔的疆土与多元的文化。五代十国后，随着燕云十六州丢失，北境无险可守的宋朝即便要修长城，也已经有心无力了。北宋时期，传统的边塞防御体系支离破碎，中原王朝没有长城可以倚靠。宋太宗在北伐失利后，接受大臣何承矩的建议，修筑了一道“水长城”，以遏制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北宋的这道水长城以水为屏障，沿途汇集河流19条，湖泊30个，置堡垒26座，战船百艘，全线长约500千米，沿着宋辽边境，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市塘沽口）。北宋的防线如水般孱弱，吓不倒契丹，也防不住女真，最后亡于靖康之变的耻辱中。
▲燕云十六州分布图。图源/最爱历史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位时就开始修筑边墙，亦称辽长城。辽除了与北宋并立外，北部边境还有女真、室韦、铁骊、乌古、敌烈等游牧部族不时侵扰。辽军在出兵征讨的同时，又在今中、俄、蒙三国边境修筑了一道全长两千多里的土筑长城。金的边境问题与辽相似，但金朝的北方戍边军队远至大兴安岭、阴山以北，且以骑兵为主，此前历代长城对金人并不适用，草原上也难以修建高大的墙体。于是，他们在农牧交界带的北方修筑了一道界壕。金界壕绵亘千里，有壕堡作为防守士兵屯驻之地。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后，金大安二年（1210年），金人在界壕的基础上加高加宽，于今河北与内蒙古一带修筑了乌沙堡长城（也称金大安长城）防御蒙古军队。这是金朝的最后一道“长城”。然而，蒙古大军势不可挡，乌沙堡长城修筑不久后即被成吉思汗派哲别率领蒙古大军破坏，金的统治也随之摇摇欲坠。
▲内蒙古克什克腾金界壕遗址。图源/图虫创意
《明史》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正统（明英宗年号）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有明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不同程度地修过长城。无论是修筑规模、戍边守备，还是现存数量，明长城都堪称空前绝后，总长度为8851.8千米（2009年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测绘局公布数据），其主体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西至甘肃嘉峪关。明长城横跨了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青海、甘肃等十个省区、直辖市，途经156个县域。明代，沿着这条波澜壮阔的路线，军镇、卫所、堡垒林立，形成了“九边重镇”，顶峰时期戍守将士多达百万之众。九边重镇，自东向西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山西镇）、榆林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为了防备北元卷土重来，从明太祖洪武年间起，明朝开始修筑长城。明初名将徐达攻取大都（今北京），在其周边修筑了多道长城与关隘。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京师距离边境线不过百十公里，紧挨着长城构成的京畿防线，形成此后两百年“天子守国门”的奇特局面。为了打造固若金汤的长城防线，明朝的文臣武将、能工巧匠为长城倾注心血。西北诸镇，有三边总制杨一清主持修筑的榆林镇与宁夏镇长城。明初，边患主要是退守漠北的北元，成化以后，蒙古、畏兀儿诸部也常常出兵，从西北东进骚扰。明孝宗弘治皇帝在位时，杨一清上奏，认为延绥安边营到宁夏黄河横城堡一带长达400多公里，却没有高山巨堑作为险阻，敌骑常常长驱直入，应该修筑边墙。明孝宗同意杨一清的建议。于是，朝廷拨款经费数十万两，命杨一清修筑长城，强化榆林、宁夏、甘肃三镇防御。杨一清在西北惨淡经营，在修筑长城的同时，率军击退蒙古鞑靼兵，却因受朝臣排挤，几度被贬，工程也多次被迫暂停。等到嘉靖年间，杨一清升任兵部尚书，再度回到西北巡视时，看到那一段段高大坚固的城墙，不禁老泪纵横：“老去寸心犹不死，仗谁经略了余忠？”当时，他已经年过七旬，几乎将人生献给了边防。
▲甘肃嘉峪关。图源/图虫创意
明隆庆元年（1567年），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到长城一带巡查，发现明初修筑的边墙很多已经倾颓，难以抵御游牧骑兵的进攻。因此，戚继光奉命重修蓟州镇长城，他主持加固山海关至居庸关段长城，在沿线兴建一种新的空心敌台，也称敌楼，既可以有效地保护士兵，起到堡垒和瞭望台的作用，在平时也可以储存军械或供士兵居住。每到高山峻岭，戚继光便筑一座敌楼。现存的金山岭长城即按照戚继光“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设计，随地势起伏而修建，参差突兀，高低相间，每逢军事要地，便有一个隐蔽的关口，守城士兵凭借长城关口，可用较少兵力抵挡人数众多的对手，起到“一夫当关”的作用。戚继光重修的长城多用青砖，现在北京周边常见的青砖长城即当时的产物。走过昔日蓟州镇长城，抚摸每一块砖石，都有可能是当年戚继光经过的地方。
▲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图源/图虫创意
戚继光镇守蓟州镇十余年，功勋卓著。遗憾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后，朝中对他进行清算，戚继光被列为其党羽，也遭到弹劾，最后被罢官，郁郁而终。一代民族英雄，在孤独中离世，至死得不到应有的致敬。长城被老外称为“Great Wall”，但万里长城并非只有城墙，而是将城、堡、障、堠、关、塞、隘、口联系在一起的军事防御系统。城墙是长城的主要建筑部分，宛如一条盘踞在大地上的巨龙，过绝壁、穿高山、越沙漠、过草原，串联起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燧，使其彼此相互配合，也让边军得以在长城上长期戍守。戚继光修长城时，调遣此前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的军士北上戍边。有些军士举家搬迁，一个家庭负责戍守一个敌楼，因此，这些敌楼被冠以家中主人的姓氏，如“张家楼”“赵家楼”等。戚家军的后裔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一直守护在祖上修筑的长城身边，直到现在，长城附近的村镇还有许多戚家军的后代。
▲北京八达岭长城。图源/摄图网
明人笔记《暧姝由笔》对戍守长城的军人有生动的记载：长城上的一个墩台，居住了七个士兵和三只小动物——一鸡一猫一狗。几名士兵在墩台上日夜守望，有人负责煮饭，有人负责守夜，还有四人分列东西南北，各守一面，一有敌情就需汇报，即便饮食时间也要有人在台边瞭望。三只动物也各司其职，鸡负责报晓，不知紧要时是否能当伙食；猫可根据其瞳孔变化来表明当日时间，因为古代没钟表，只能用原始的方法；狗是最忠实的伴侣，晚上跟着一起熬夜，白天却第一个从梯子下去，探查是否有埋伏的游牧民。长城下的壕沟设有陷阱，有时运气好，还会有鹿自投罗网，将士们就可以饱餐一顿，改善伙食。无论在哪个时代，为国家与民族把守大门的“守夜人”，都值得人们敬重。过去常认为明长城的东起点是蓟州镇的山海关，直到近几十年，辽东镇长城才逐步得到研究，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辽宁虎山也被确定为明长城的东端。辽东边墙修建于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是明朝为了防备蒙古兀良哈部与后来兴起的女真各部而修筑的。
▲辽宁丹东虎山长城。图源/图虫创意
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讨明檄文，建立后金政权后，与明军在辽东边墙一带展开多次大战，并逐步逼近蓟州镇的山海关。明天启六年（1626年），山海关外驻防长城的明军，除了镇守宁远城的袁崇焕部外，都撤到了山海关内。宁锦防线顷刻瓦解，但袁崇焕面对后金军队的猛烈攻势，坚决不退，拼死守住宁远城。此战，努尔哈赤率领十余万大军日夜攻城，却被袁崇焕用弓箭与大炮阻拦，后金军攻城不下，只好退兵，一说努尔哈赤在战斗中被明军炮火击伤，数月后不治而死。
▲明朝多场大战与长城息息相关。图源/影视剧截图
力挽狂澜的袁崇焕没能战死沙场，后来因谋反通敌的罪名，被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留下另一个历史谜团。长城最终还是没能守卫北京，却见证了王朝的末路，而万里长城永不倒，先垮塌的往往是人心。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缢。随后，李自成也走上了快速腐败的道路，沉溺享乐，搜刮金钱，弄得人心惶惶，士民愤恨。李自成派人前去劝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权衡利弊，本来“欣然受命”，将山海关留给部下镇守，自己率领军队去向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投降。走到半路，吴三桂却见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自己一家也在清算之列，遭到大顺军拷打劫掠。吴三桂大怒，当即撤回山海关。李自成听说吴三桂反悔，亲自率军来攻山海关。吴三桂孤立无援，写书给清摄政王、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与关外的清军联合，向大顺军展开反攻。李自成还不知道清军已到山海关，以为关城易守难攻，便把攻城的大顺军一字排开，诱使吴三桂出城交战，然后首尾相顾，实现包围。多尔衮识破李自成的意图，让吴三桂先出城迎战，等到吴三桂陷入重围时，清军两白旗共二万骑从外围杀人，形势瞬间转变。大顺军陷入吴三桂与清军的夹击，不过才一顿饭的时间，“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清军追击二十里，遇到大顺士兵就斩杀，大顺军投水溺死者也不在少数。山海关之战后，吴三桂降清，大顺军溃败，清军夺关南下。这座被称为“天下第一关”的长城关隘，成为决定历史命运的舞台。清朝入关后，抛弃了传统的长城观念，认为“固国不以山川之险”。清朝统治者把怀柔各民族作为稳定边境的首要政策，因此不再修长城，只是对明长城加以修缮，一些年久失修的长城则逐渐残破。康熙帝在位时，看到大臣上书请求重修长城，便回复道：帝王治天下，自由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节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功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康熙皇帝这番话，是说要行仁政安定民心，老百姓高兴了，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边境自然安定，这是因为众志成城的道理，所以不能专门靠险阻来防御。
当时，康熙平定四方，北元末裔林丹汗败于青海，蒙古诸部归附；西域瓦剌的后裔准噶尔汗国也被清军击溃，狼狈而逃。在康熙帝看来，长城不必再修，这道防御建筑已经过时了。清朝前期，出于文化冲突的考虑，严禁蒙汉两族人自由迁徙，以长城为界，只有部分山西商人可持许可站通过。这些早在明末就与清朝多有合作的晋商，被世人称为“皇商”。后来，清朝放开限制，长城的重要关口演变成南来北往的中转站，边塞城堡商旅云集，开满了钱庄票号、旅店饭馆。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位于山西朔州的杀虎口和河北的张家口。各地商人经过废弃的长城，可以从这里北上蒙古高原，乃至俄罗斯。直到晚清，曾国藩、左宗棠等名臣见国家内忧外患，战乱不止，才在中原腹地与新疆边塞新修长城。从修筑时间来看，这几道长城成了封建帝制时代最后的长城。20世纪30年代，这道古时候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侵扰的坚实壁垒，成为中国军人抗击日军的战场。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就此展开。1933年，已经侵占东北的日军挑起战火，进犯山海关。山海关守将何柱国下令坚决抵抗，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丧。”何柱国所部与日军血战三日，不敌撤退，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日军进入山海关后，见到城中穿着军装或拿起武器的人就立即枪杀，并用炮火将古城建筑毁于一旦。热河失守后，日军又派兵从冷口关、喜峰口、古北口三处向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镇守喜峰口的第29军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挥舞大刀想鬼子头上砍去。古北口的中国军人以伤亡万人的代价，坚守数十日，死守北平的门户。
▲1933年，长城抗战照片。图源/网络
尽管长城抗战败了，但新的长城却在民众心中渐渐矗立起来。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开头两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有帝王的雄心，有民夫的汗水，有将士的铁血，有民族的交融，有执政的教训，有戍边的功绩，有炮火的轰鸣，有箭矢的痕迹，有金戈铁马的呼啸，也有紫塞秋风的壮美。立志修10万公里铁路的近代革命家孙中山，说起长城，也是满腔的自豪感：“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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