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她们，成了很酷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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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前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中国妇女第一次群众性地纪念三八节活动是1924年，距今刚好100年。为了纪念今年的妇女节，我们回访了采访过的10位女性，其中有猛兽饲养员、卡车司机，有科学家、作家，也有为了孩子争夺抚养权的妈妈和中学就开始发起卫生巾捐助项目的职场新人。她们的年龄、地域、学历和人生经历都各不相同，但她们感受到的女性命运，在生命中爆发的女性力量却又相似。

以下是她们的故事和讲述。

宋玉兰

👉 男人女人的活我都干了：女卡车司机的前半生

2019年、2023年，我们做了两期“跟着卡车行中国”，同事们从多个省份出发跟卡车司机同行，其间访谈过的卡车司机不少于五十位，山东潍坊的宋玉兰是其中唯一一位女性卡车司机。2019年，交通授予“全国最美货车司机”的名单当中，宋玉兰也是唯一的女司机。关于这份职业，她是这样讲述的：

我不到20岁去学挂车，一批学员40个，我是唯一一个女的。一般都说女的开不好车，从学车那会儿起，我就是那个“参照系”。常听教练说学员，你这车开得，还不如小宋呢。小宋我虽然是个女的，但在那40个学员里，我永远是排前面的。比如最倒的倒车入库，并排两个车位，规定要在三四把内从一个挪到另一个。那会儿挂车不像现在好开，老东风老解放的方向盘死沉死沉的，我那时候才八九十斤，胳膊细得跟竹竿儿似的，就是这样，倒车入库我还是练得比大多数学员都快。

后来我买了车，自己当了老板，雇佣替班儿驾驶员，都是男的。有些男的一上车看到我是个女的，第一句话就是，呀，这么大长的车，你能开得好吗。不讲卫生的，有非份之想的，多了去了。所以碰到好师傅，我就额外记着。有位姓刘的师傅，现在已经退休了，大家都叫他大老刘。我雇他当替班儿的时候，年纪还轻，经验也不够，但他一见到我，就喊我“宋老板”，不是“宋师傅”，不是“妹妹”，而是宋老板。我就记住他了。大老刘开车技术那是没得说，他教给我两个保命技巧，一个是遇到长下坡时刹车不能踩死，二是遇到前方有避险带提示时，要试试刹车，一旦踩下去刹车有点绵，避险带就是保命的。这是我体会到没有男女之别，只有经验多寡的时刻，我印象很深。

我常年在外跑车，女儿从小跟外公外婆长大，她小时候经常说，妈妈，别的小朋友都是妈妈来接放学，你怎么从来不来。现在女儿长大了也懂事了，这是我最欣慰的。今天刚从新疆拉了煤回来，歇两天，第三天继续出发！（记录：驳静）

糖匪

科幻作家

2023年4月，科幻作家糖匪出版了一本新的科幻小说集《后来的人类》，我去找她聊了一次很长的天。这几年，糖匪写的科幻越来越贴近现实，讨论在技术包围下，普通人的心灵如何发生微妙的变化与冲撞。女性常常是她故事的主角，家庭主妇、美妆主播，她们在“后人类”时代的日常生活中努力追求有灵魂的自我。在我们的聊天中，我发现糖匪并不爱谈自己的女性科幻作家身份，而是面向现实，提起一些引起她愤懑或同情的女性困境。以下是她的思考：

今天，身为女性最先要学习的事，也许就是不害怕让别人失望。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样子，并且无拘无束地去实现它。

我的确比较幸运，一路野生野长，没有想过女孩子应该怎样怎样。一个经验是只要让对方失望得足够快，你和他们就都会忘记这件事。从来，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我，你是女性，你为什么写科幻。可能我身上某些东西已经让人意识到这是蠢问题，最好别把它说出口。

以上所说都有一个前提。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和绝大部分幸运的人一样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份幸运不具备普遍性。大概在2017年左右，陆陆续续看到卫生巾贫困问题，农村女性不能拥有平等土地继承权者这样的社会报道时，我内心极度震惊和自责。无论对这样的现实，还是对哪些可能更糟的未来，我都是负有责任的。必须做点什么。这个想法不仅促使我写下贴地飞行的女性主义科幻，更是激发了我身上的女性气质。是的，我要成为她们的姐妹。

女性生存和发展所要克服的阻碍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当变化的飓风袭来，当我们恢复自身主体性后，就会变成我们的优势和特长。共情，变通，包容，坚韧，勇气，牺牲，富有创造性地开辟出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不是制造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创造出复杂多元的共生关系。这才是整个人类能继续繁衍生存下来的道路。

女性不是男性之外的第二性，也不是男性的对立面，女性是人类未来的第一作者。科技的发展，让体能优势迅速贬值。无数种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里，将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人交融的赛博格也许真的会从女性中诞生，彻底打破男和女硅基和碳基边界，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总之，长大这件事真的太好了。这么多年过去，我终于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一个很酷的妇女。

刘媛媛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动物饲养繁育部部长

今年一月第一期，周刊推出了一本《重新发现动物园》的封面，讲述了近几年发生在动物园的变化，以及对人们形成的吸引力。刘媛媛是其中一位重要的采访对象。她目前是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动物饲养繁育部副部长。在红山工作的11年中，她担任过动物谱系管理员，做过一线的饲养员，养过大熊猫、犀鸟、丹顶鹤、猩猩、黑猩猩、合趾猿、狨猴、虎、豹、熊、欧亚猞猁、长颈鹿等动物。她是红山动物园第一位养猛兽的女性饲养员，她的讲述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为什么曾经动物园没有什么养猛兽的女性呢？以前猛兽笼舍的闸门，有个进行配重的石墩子一样的东西，非常沉重，女性很难弄得动。从2018年开始，红山进行了一系列场馆的建设和改造。我在2019年进入新建设完成的中国猫科馆开始接触豹子这类猛兽时，这里的笼舍已经变为了轻便的推拉门。所以说科技改变生活，当动物园的设施得到改善后，它就不会去对饲养员的性别有所挑选。今天在红山动物园，一线饲养员男女的比例也接近平衡。

因此我认为作为饲养员所需要的良好的素质和性别没有关系。男性也可以很细心地去观察动物的情况，给它们以无微不至地关怀。好比人工育幼这件事情，动物幼崽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由自己的母亲抚养，需要人工来进行哺育。如果你是一位有过生育经验的女性，你当然对那种夜晚要频繁起床、不断要根据幼崽反馈来调整喂养内容的过程非常熟悉，但我们这里也有非常年轻的“奶爸”，尽管自己还没有养育孩子的经历，却能全身心地投入去照顾动物，在喂养最初的阶段甚至24小时守候在幼崽身边，满足它们可能间隔一两小时就要喝奶的需求。

我挺善于养动物的，主要是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猫科动物馆有一只豹子有着双侧对称性脱毛的状况，之前也接受过兽医的治疗，但效果改善不明显。我给它调整了食谱，还通过一些“丰容”的做法减少它在环境中感到的压力，它的毛真的慢慢变得油光水滑起来。养动物最开心的时刻就来自于它们给你的正反馈。好比一筐一筐往笼舍里抬垫料，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但是当看到动物在上面打起了滚儿，你心里是由衷地快乐。还有我曾经费很大劲给老虎做过一个“不倒翁”，相当于是一个提供对抗性的大玩具，老虎真的花了很时间在玩它，那也让你感到很值得。我的儿子今年5岁，也时不时会来逛动物园，他会觉得我能把这些动物照料好是件很酷的事情。（记录：丘濂）

陈小燕

👉绍兴的冬天，这家小饭馆有点甜

开在绍兴西小路河岸的河埠头饭店做的是传统绍兴菜，我去采访这家店那几天，赶上冰冷冻雨天，回想起来，炝蟹配上甜滋滋的热老酒，再沉闷的心绪也都化解了。

老板陈小燕，大家都叫她小燕姐，是位讲话温柔做事却很坚定的女士。2009年开起河埠头饭店之前，她其实已经开过三次餐厅，三次都失败了。不服输。后来跟陶军师傅两个人做起这个小饭馆，风里雨里，着过火，被偷过，走过疫情，去年又有一轮关店潮，反而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小饭馆的女老板是什么样的体验，小燕姐是这样讲的：

小饭馆嘛，食材新鲜最要紧。开店这么多年，买菜都是我去。别的餐馆可能一天去一次菜市场，我是宁可辛苦一点，中午晚上两餐的食材是分两次去买的。市场有对专门卖野生鱼虾的夫妻，人家也干了二十年了，老板大家都叫他“大嘴巴”。我开始买菜后，慢慢知道大嘴巴是每天凌晨三点去诸暨乡下，一个点一个点地收野生的鱼啊虾啊，比市场上一般的东西都要贵，但东西当然好。我摸透时行情，也跟其他人一样，每天到点就在路边等。

一起等的，有时候五六个人，有时候七八个人，都是我这样的小饭馆老板，都是男的。我么个子小小的，反正就跟他们站在一起等。等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大嘴巴收鱼的车一到，大家一哄而上，那时候就觉得我一个女的不太行了。大家都是“咚”地跳到车上，就去抢好东西了。那我哪里抢得过那些男人啊。

就这样抢了几年，有时候抢得到，有时空手而归。后来大嘴巴看我一个女的，总是抢不到，就提前给我留点好货，现在菜市场上的人会这讲的，小燕嘛，大嘴巴都给他留好了。

女老板也优势，比方遇到客人不满意的时候。对待客人嘛是这样的，有时候即便不是我们的错，也不能吵架。我是看到有些饭馆的男老板，脾气差，遇到不讲理的客人他是忍不住的。我么碰到这类情况，温和地说两句，事态就平息了，和和气气做生意嘛。控制自己的情绪，能跟客人好好沟通，这就是做生意的一种能力，这种时候比力气大，比嗓门大，是没用的。

最近餐饮不好做，我们店的生意倒还算稳定。听说日本有些很小的店也能做成百年老店，我跟陶军两个觉得能这样守着一家小饭馆做下去，也是很好的事。（记录：驳静）

彭婉芊

👉消除“月经羞耻”，一群高中生的行动

2021年，一群四川高中生自发组织了一个名为“拾她”的学生社团，帮助偏远山区女性解决“月经贫困”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当时采访了“拾她”其中一位创始人，18岁的彭婉芊，她当时刚开始在美国大学一年级的生活。而如今，她已经21岁，大三即将毕业，即将进入职场。以下是她的口述：

做公益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帮助女性的同时，自己也对女性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通过做公益，我接触到了许多女性，有农村丧夫的年轻母亲，有女性企业家、创业者，以及背景不同但和自己一样的年轻女性。过去，在我眼中，男女的定义，像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厚墙，好像女性必须安静优雅，男性一定动如脱兔。但随着视线变得越来越辽阔，我越来越觉得，男女的区别，越像是河流汇海的分界线般越来越模糊。其实，男性也可以有“女性”气质，女性也可以有“男性”气质。

最近，我在找工作，我看上了一家录取率极低，且女性员工不到10%的公司。因为喜欢这里的工作内容决定试一试，尽管有一些不熟的男同学“善意”地提醒我，这里的工作环境和文化可能会不太适合女性。但我并没听从他们的建议，在经过了公司10多个男领导的面试后，最终成功拿到了这家公司的录用通知。

经历过这次面试，我感到，当女性有处于一个女性占少数的强竞争环境中，就会有人跑来打着关心的理由告诉我们，要趁早放弃。如果听从他们的建议，这些环境中的女性，最终会越来越少。所以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后，便学会了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女性力量可以是很多，但对于最近的我来说，女性力量是勇于挑战，忠于自我，不因他人所言束缚自己。（记录：印柏同）

朱雯琪

👉 当一个年轻女性“数学好又有钱”时，她会遭遇什么？

2022年3月中旬，28岁的朱雯琪在自己的社交帐号上发布了一段毕业视频，宣布“以牛津年级第一的成绩，从数学建模系毕业了”，却引来质疑，成为陌生网友口中学历造假的“学术媛”。随后，她迎接挑战，线上解题，用多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这件事之后，曾经长期身处大学数学系和金融行业等男性主导环境里的雯琪开始更多思考女性身份问题。以下是她的讲述：

研究生毕业分享这件小事引发的怀疑和攻击，让我产生了很大的集体共存感。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人在社会的第一共识标签，可能就是“性别”。

随着学历被证实，很多人不再质疑我的数学博士身份，但转而开始讨论我微博上的风格，说我会在学术圈“社死”。我又开始面对一个如此尖刻的问题：你的风格、形象、生活像哪个圈子的人？

我想，这件事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多女性的共鸣，是因为大家看完都会不约而同发出那个疑问：如果ta是男性，还需要自证学历吗? 即使需要自证学历，ta还需要被批评风格吗？

与男性相比，女性似乎带着天生的不被信任感，这迫使她们在向上的道路上总需要自证：证明自己的优秀，证明自己优秀的合理性，甚至证明自己优秀的权利。1997年，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系教授Ben Barres公示选择变性。在变性前，Ben曾想申请麻省理工，却被老师无情打击：“MIT是不会录取女生的，没有女生学理工科。”当Ben解出一道难度极大的数学题，教授却意味深长地问：“是不是你的男友帮你做的？”当Ben变性之后，学术圈立刻变得友好又宽容。他说：“变性后，我第一次感受到说话时可以不被男人打断、不被质疑。”

我所知道的是，牛津今年部分系招生都开始执行无性别制了。提交简历的时候，系统会过滤掉任何种族，性别相关的信息。这或许是一个值得看见的方向。

我也在这个事件中，感受到了女性共同体的力量。当我把这个事件讲给我的女导师听的时候，我的女导师直接问我是否有谈到woman in mathematics（数学界的女性），她指出那些hater（攻击者）可能是仇女，是sexists（性别歧视者）。她像母亲和闺蜜一样地告诉我千万不要自责，我并没有做错。这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国籍和年龄的共鸣，只因为我和她都是女性，都是数学里的女性。这就是一种共识，就像女性的一种秘语。

这件事发生后，我想过退网，但是信念感和亲朋好友以及陌生人的理解、支持和爱让我继续下去。现在，我依然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讨论女性议题，参加与女性相关的公益活动，我愿意成为更好的自己，为消除不平等做出一点贡献。希望下一次，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一个姑娘分享自己的成就时，那个想骂她“学术媛”的人，会想起我做的那道数学题。（记录：李吉喆）

魏圆圆

👉一个“北漂”未婚妈妈的抚养权争夺战

2022年9月，我们报道了魏圆圆争夺儿子抚养权的经历。2019年初，法院对魏圆圆与男方崔某关于非婚生子聪聪（化名）的抚养权纠纷做出一审判决，未满两周岁的孩子由男方抚养，魏圆圆每月支付抚养费直至孩子18岁成人。

这个判决在当年轰动一时，孤身一人的“北漂”妈妈与一个优越的北京家庭之间的“战争”就此打响。魏圆圆既要拼命保住工作，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又要为了守住儿子，忍受成为“限高”失信人后的诸多不变，还有与男方抢孩子时的惊心动魄，以及准备带孩子“跑路”的决心……最终在三年多之后，法院最终做出了判决，聪聪改由魏圆圆来抚养。

我们的报道就发生在这个节点上。它既具有公共性的法律意义，从个人角度讲，魏圆圆的率直和坦诚、原生家庭与情感需求、鸡娃的决心和对儿子的期许，同样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女性故事。两年后，我们回访了魏圆圆，希望她和孩子一切安好。以下是她的叙述：

我第一次打抚养权官司的时候，因为太累，肩颈不好。有一次去一个按摩店里推拿，正好有个热心网友给我算生辰八字出结果了。她拿着我和聪聪还有崔某的八字，一大早上跑去了很远的山里，找一个据说很灵的老师算。她告诉我，聪聪跟他爸爸的缘分更深，跟我缘分浅。我当时就崩溃了，趴在按摩床上哭了全程。

当时非常地脆弱。一个年轻的未婚女性，想抚养自己的孩子，在没上法院前，遭到了男方各种语言威胁，比如给你很少的抚养费，抚养时不提供任何的帮助，跟你打官司争到底。上了法院又输了官司，被迫诉诸舆论，再卷进舆论的漩涡。紧接着二审形势也不乐观，那时多少次是向神明伸出求救之手的，结果连老天都不帮你，于是就根本控制不住眼泪，惨哭了一场。结果推拿做完时，我也哭差不多了，与此同时心里突然升出一股子力量，哪怕我没有对方有钱，没有对方有权势，哪怕法院不站我这边，哪怕有人诟病我，哪怕连老天都不向着我，我也要争到底，我也要跟命争。

这种情节在电影里叫做“灵魂黑夜”，主人公在陷入最大的绝境时，突然感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鼓舞，于是开始奋起。我是做电影行业的，对这种电影叙事结构很了解，但实际自己在遇到困难时，并不能靠这种力量去解决问题的。

两年前，我最终拿到法院判决，得到抚养权的时候，其实很想从公司辞职，因为不用再证明自己有稳定的收入了嘛。一方面想多陪孩子，想尝试做点其他的事，另一方面，当时公司从院线电影开始转向做视频短剧，我不是很喜欢。但是两年之间，视频短剧变得这么火，从一开始做账号内的短剧，现在变成了小视频付费短剧，我过年回老家，县城里的姑姑都在看，短剧发展非常快，我的收入也比以前更好了，所以短时间内还是要继续在这个行业做下去。

去年我拿到了公司“最佳员工”奖，因为做出了爆款短剧。在那时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心态，每当我感受到自己很厉害时，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男人，甚至会说出“自己像个男人一样”这种话。你知道我处在一个基本还是男性站主导权的行业里，因为业务能力强，甚至被合作方直接叫“哥”，你厉害，别人就不把你当女性看。其实并不是因为男性天然更强，而是女性总与弱势挂钩，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形容自己罢了。（记录：吴丽玮）

熊昱彤

摄影师、《行走三境》作者

熊昱彤是我们长期合作的撰稿人，在三联公众号的“视觉”栏目发表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摄影图文。作为一个旅行与文史爱好者，她在人生过半的时候，走出了安稳的上班状态，开始背着相机勇于探索小众目的地。她的摄影作品与文字饱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的观照，以及对历史和传统的探究。以下是她的讲述：

9年前，我走出了存续近三十年的上班族状态，重新拿起闲置多年的照相机，并突然发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并且做得还不错的事情。

旅行、摄影和写作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这些年，我去过北极、南美、非洲、澳洲、南亚以及中国的西部高原，旅途和创作中的艰辛，在完成之后也是一种幸福的回报。

摄影是个“力气活儿”。论体力，女性肯定处于劣势，一个相机包往往装着两个机身和3-4个镜头，若再加上无人机和电池，足有10多斤。背着相机包徒步行走和爬升，尤其在西藏、青海这些高海拔地区，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喘粗气。在荒野中露营，能够想见到女人要克服比男人多得多的各种不便。2019年秋在珠峰东坡噶玛沟露营拍摄，整个山谷中，我们的团队加上藏族马夫、牦牛工总共十好几人，只有我一名女性。

但多年的行摄体会，让我感觉到女性在摄影中，尤其在人文摄影中，也有特殊的“女性力量”。相机和镜头本身会带给人以侵略性，而女性温和柔韧的性格特质会让被摄者感觉到被冒犯的程度减低。也许，在男性居多的摄影圈里，普遍低调、谦和的女摄影师，相对一些自信爆棚、甚至咄咄逼人的男摄影师，更易与人和睦相处。

摩洛哥以“不让拍”而著称，所有来摩洛哥“扫街”拍人文的摄影师都因此而头疼，这里的人对被拍照有一种强烈的反感甚至惧怕。但那个在马拉喀什的傍晚，在我连连遭到拒绝、连看风景的心情都变得糟糕时，一个正在做活的男裁缝，可能是看到了我端着相机又不敢拍的窘境，主动用英语柔声说“OK，没关系”，对着我的镜头微笑，瞬时让我深受感动。

电影里的印度贫民窟总是充斥着犯罪毒品和恐怖场景。但我在孟买的达哈维贫民窟，并没有这样的感受。这里的人虽然贫穷，却乐观友善。一位开小店的穆斯林兄弟，看到我在拍他，也幽默地拿起手机拍我。奇妙的瞬间出现了：我和他同时按下了快门，我的相机抓到了他手机闪光灯发出的星芒。

女性和善细腻的特点，能让我拍到也许男性同行拿不到的片子。在香港，菲佣们的周末派对是香港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顶级繁华奢侈之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菲佣们如同局外人一般，自在洒脱地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我走入菲佣的圈子，和她们一起席地而坐，聊家常、分享食物。她们和我讲述在雇主家的感受，让我看家人的照片。看到那些在街头举着手机跟家人视频的菲佣们，让人心里不由泛起一丝心酸。入夜，遍地的纸盒、铺布和席地而坐的肤色黝黑的女人，异乡漂泊的疲惫孤独，与灯火辉煌的中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带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关怀，我拍出了一组有温度的图片。

沈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

沈洋是我的同事在做女性话题时曾采访过的一个研究者，她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城市治理研究院的研究员，性别议题正是她的研究方向之一。在公共研究之外，她也经常为我们撰写文章，将自己遇到的个体经验置于公共结构中加以审视，她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如今女性自我觉醒、得到力量的一种路径。以下是她的讲述：

你问我女性力量和女性束缚，我更多时候还是会感觉到女性的束缚。我从小是独生女，家里的女性同辈当中，女性整体读书也比男性好，所以小时候没什么重男轻女的感觉。

但到了高三，我英语好，想报考上海外国语大学。当时上外在我们中学有三个提前招生的名额，按排名我是够资格的，结果学校推了三个人，没有我。我就去问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就说，你是男生的话，还有希望加一个名额。言外之意，还是优先考虑男生。后来我特地坐了三个小时的公交车，想跑去上外的招生办争取一个名额，结果我跑错校区了，没找到，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我考上了复旦，读的文科，有一次系主任给我们上专业必修课，公开说，招研究生喜欢招男生，觉得女生后劲不足。我知道不少理科老师会说女生后劲不足，结果文科也一样。当时我们系里的教授，也是男性主导，听说那位系主任当时已经结了三次婚，第三次就是跟自己的女学生。当时大家不会用性别歧视这种词来概括这事，但我印象很深，感觉很讽刺。

后来我出国读博士，研究的是性别平等问题，在被访者身上碰到比如说家庭内的性别不平等分工，就太常见了。所以无论从我自身的经历，还是我的研究来说，我感觉女性还是受到束缚比较多。

不过我读博的时候，周围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女性朋友去看《疯狂的麦克斯3》，里面的女主角枪法很准，有一个镜头，女主角干脆利落地把子弹打出去，打得比男性好，那一刻我跟我旁边的朋友突然对视了一下，会心一笑。那种感受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就是随着那尖锐的“砰”以及我们的对视，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女性连接带来的力量感。

我现在在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蒋莱老师写一本书，内容跟中国女性面对的生育问题有关，比如生还是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等等。写的时候，我们也在挖掘自己的生命历程，包括生育决策，跟母亲的代际关系，相当于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们对自己、对彼此、对受访对象都更了解了，连接变得很深，这种感觉也蛮有力量。

孙欣

多伦多大学分子遗传学博士、牛津大学生理解剖与遗传系博士后

孙欣原本是给杂志生活圆桌栏目写稿的作者，那个栏目主要是接收一些展示生活趣味的小文章。后来，她也渐渐给我们写更多的约稿，题材广泛，从动漫回忆到书评到社会观察，但我们一直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后来有一次，她有给我们写了一篇约稿，得到副主编的表扬，“稿子写得好，而且还是个科学家”，联想到她在文章里写，她还有一个孩子，我们全都大吃一惊。以下是作为一个女科学家，她对自己生活的讲述：

在博士毕业典礼的那天，我坐在会堂里，穿着黑袍子，等待校长叫到自己的名字。在无聊中，我开始数今天来参加多伦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的女生占多少比例。数数的结果令我惊奇：硕士中的女生占将近七成，博士至少一半。这么多女生进入研究生院并成功拿到学位，是什么在激励着她们呢？联想到我自己，好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召。当社会的束缚和偏见减弱了，生活中的选择变多了，女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有她们勤勉、细致、耐心、善于交流合作的特质，自然而然引领她们进入科学研究的大门，探索广阔的宏观和微观世界。

我喜欢研究动物，所以我的博士研究方向选择了发育生物学，一直到现在。发育生物学，我认为动物发育是个神奇的过程——一粒细胞在合适的环境中，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最后竟然能生成一整个动物！更为神奇的是，我们人类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发育过程形成的。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创造出“发育生物学”这个概念，研究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研究对象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日夜跳动维持生命的心脏，还有用来记忆和思考的大脑。在普通人的认知里，离开母体哇哇大哭的新生儿是生命的起点。但是在发育生物学的视野中，新生儿的起点是最初的那个受精卵，而卵子在女性还是胎儿的时候已经确定了。

生命起始和延续的秘密一直由女性的身体传递，如今女性大量进入科学领域，用她们聪明的头脑和丰富的生活经验解答生命之谜。女性现在是发育生物学的主导力量，我读博士的实验室，做博后的实验室，主导力量都是女性。我工作的这一层楼，七位实验室负责人中有四位是女性，近五年毕业的九名博士生中有六名是女生。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女性就承担着孕育生命和抚养生命的工作，现在，女性正在成为生命研究者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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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海燕 / 排版、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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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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