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蛋糕”还能做大吗？

分蛋糕还是做蛋糕的争论，每过几一段时间必然再来一次，眼下又是时候了。当前经济遇冷、就业艰难、消费降级，所有人都很焦虑，也有各种各样的建议，但似乎潜意识里又有某种共识：中国的蛋糕已经够大了，也做不大了。

在中国出口已近全球到处碾压的现在，继续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确实很困难了。

在基础设施已经出现“过度建设”的现在，加上地方债务压力和房地产市场寒风，投资也有点拉不动了。

在消费降级成为关键词的现在，消费也拉不动了，以至于不断有人呼吁全民撒钱刺激消费。

但中国蛋糕还是能够做大的，也必须做大，因为这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小富即安。

单靠再分配是不可能把人均12000美元的生活水平，做到人均24000甚至36000美元生活水平的，而这只是高收入的门槛水平。公有制也不是万灵药，不管什么所有制，在市场经济和竞争环境里，都要讲效益。华为、比亚迪不是公有制，不久前被取消国家老字号资格的商家里倒是有不少公有制的国企。

当然，做大中国蛋糕不能靠赌咒发誓，需要有具体的基础和可实现的路径。

中国经济向双循环的转型是历史性的。这个双循环包含两重含义，一方面是国内和国际的双循环，另一方面是外贸对象中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双循环。中国广泛的外贸关系是后者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是大力发展后者的可实现途径，有关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多展开。

这里的重点是讲讲国内-国际双循环，尤其是国内部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唯一超级大国，这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物质基础；中国也赚到第一桶金，这是金融基础。需要的是可实现的路径，关键在于极大提高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和消费水平。

中国的人口第一大国地位或许被印度取代了，但在很长时间，中国依然是人口最多国家之一。中国人口大大超过美欧日澳，只要中国人均GDP和生活水平达到美欧日澳的一半，就能拉动消费的巨大爆发。

问题是：这是画饼，还是愿景？

画饼是不可实现的，愿景则是可实现的。中国需要愿景，可实现性就在眼皮底下。

即使在今天，北上广深的人均GDP和生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肯定还有上升空间。但要是全国能达到北上广深现在的水平，就需要对上升通道和贫富差距进行本质性改观。

贫富差距有很多层次和方面，但简单化地说，主要来自于城乡差别。

中国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说法，尽管对于这6亿人的构成说法不一，但无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还有很多穷人，不久前刚脱离国家标准贫困线的近1亿人应该构成这6亿人的底层，而且这些人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偏远的农村。

就人力资源层面而言，4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农民进城”。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农村人口在1990年前后达到顶峰，以后逐步下降，城市人口则一直快速上升，在2008-10年前后交错，从此城市人口更多。

中国城乡人口走势，农村人口为蓝色，城市人口为绿色

中国城市人口占比走势，注意，数据比国家统计局低以点，但走势还是正确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底，中国城市常住人口占比达到65%，长期趋势是城市人口占比进一步提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基尼系数与城乡人口占比高度相关，也在2008-2010年期间触顶，此后持续下降。

中国基尼系数走势

中国基尼系数的走势（左）与城乡收入差别的走势是一致的，说明缩小城乡差别对分配公平也是至关重要的

按照五等分方法，城乡差别也是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来源，农村所有组别的平均收入全线低于城市对应组——这是农民进城和中国进一步城市化的最大动力。

但城乡差别在缩小。2013-2019年农村最高收入组还低于城市中等收入组，2020年开始，农村最高收入组高于城市中等收入组了。这里一部分因素是离开家乡的农民给留下的农民创造了更大的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的空间，机械化、信息化、集约化提高了农业效率，提高了农民收入。

只是进一步的共同富裕，还是需要来自进一步的城市化。

作为比照，美国的城市人口占比（也称为城市化程度）约80%，加拿大约82%，澳大利亚约86.4%，德国约77%，日本约92%，韩国约82%，俄罗斯约75%。

美国人口城市化走势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城市化程度很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俄罗斯如今是否还算发达国家是打问号的，但俄罗斯的城市化程度也大大高于中国。

城市化对提高尽可能多的人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有直接的作用。很多人都感受到，近十几年来，尽管有对上升通道和内卷的各种抱怨，实际生活和消费水平提高却很快。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夜大约为48%，如今大约65%，相当于有大约2.4亿农民进城。其结果是中国居民消费增长204%，遥遥领先于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

中国城市化水平与日本、韩国、欧盟、印度的比较

65%城市化相当于日本1962年、欧盟1973年、韩国1985年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把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提高到75-80%，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又是2亿人进城，将带来一系列的刚需和消费，本身就是巨大的蛋糕。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城市化程度依然不到20%，在2010年前后超过50%。进一步提高到75-80%，意味着30-40年相对快速的经济扩张期。

左图：与2008年相比的居民消费：中国（红线），世界（黑线），美国（灰线）、日本

右图：城市化程度越高，城乡差别越小（深灰）

做大蛋糕也可以从居民消费对GDP的占比来看。在2008年时，这个占比约35%；2023年时，提高到39%，有所提高，但并不多。也就是说，再分配的贡献是正面的，但贡献还主要开始来自做大蛋糕。

另一方面，城市化不等于大都市化，盲目的城市化是有大问题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城市化程度也非常高，但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墨西哥城的贫民窟也是世界闻名。大量赤贫人口盲目流向大都市，涌入人口大大超过城市能提供的资源和机会，城市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也受到损害，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同样的问题在印度和尼日利亚正在重演，只是还“在路上”。

也就是说，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在于进一步的城市化，但不是盲目的、放任自流的城市化。确实，北京、上海严格的户口管理降低了人口集中的速度，北上人口增长已经趋平。

北京（左）、上海（右）的人口增长已经趋平，灰线为户籍人口

另一方面，虽然北上广深已经“人满为患”，但中国人口前10的城市只占总人口11%，前20占17%；相比之下，美国分别为26%和38%，日本和韩国45-50%的人口都集中在一两个超级大城市里。

城市人口扩张到一定程度，就“真理过头一步”了。城市对人口的高度集中作用也意味着竞争高度强化，恶性内卷造成严重的焦虑，出生率下滑也与过度城市化有关，躺平思潮主要存在于城市人口，并非偶然。人口过度集中也导致地区之间扭曲的资源和机会配置。这个问题各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早有认知，也是中国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在80年代就忧心忡忡的“大饼一块”问题。

卫星城、新城区、副中心是各种解决方案，但最终还是要靠独立于大都市的大中小城市分散化。在2003-2022年间，中国2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从32个增加到72个，这是很好的开端。同期，地级市总数大体不变，仅仅从284个增加到297个。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鼓励农民进城，不仅向乡镇、县城流动，而且向靠近家乡的中型（200-600万人）和小型（200万人一下）城市流动，正是近年来户口改革的重点：300万人以下的城市已经取消户口限制，300-500万人的城市也放宽户口限制，只有最大的24个城市依然维持严格的户口制度。

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左）在稳定增长，200万人以下的则在缓慢降低

分布更加均匀的人口和经济中心也有利于减小地区差别，这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在这方面，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一个都不能少”的国家。

但转移支付不是撒钱。在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中国是贫穷的国家，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即使北京、上海也谈不上发达。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只有先脱贫和尚需脱贫的差别。中国崛起之路就是脱贫之路。

中国式脱贫的关键在于扶贫，而不是救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科技下乡、信息下乡还不够，还需要把农村带到城市，把城市带到农村。转移支付帮助贫困地区建设，包括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但最终还需要把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连接起来，形成顺畅的人力、物资、财富、机会的流动。“要致富，先修路”就是这个道理。

2019年，墨脱成为最后一个公路通达的县城；在2021年底，已经有18个省实现“县县通高速”，但更加重要的是高铁。

还记得“高铁啊，请等等你的人民吧”吗？如今已经没人提了。

2008年可算是中国高铁元年，沈阳到秦皇岛段已经建成，北京-天津线也建成了。但就“高铁纪元”来说，这些已经是“史前建设”了，新建成的是青岛-济南和南京-合肥线。

2009年，合肥到广州线建成，宁波-温州、石家庄-太原线建成。

2010年，郑州-西安、温州-厦门、上海-南京、上海-杭州、海口-三亚线建成。

2011年是高铁大年，京沪线建成，还有广深、广珠和长吉线。

2012年，又是一个大年，京汉线、哈大线、衡阳-柳州、武汉-宜昌线建成

2013年，天津-秦皇岛、宁波-南京、厦门-深圳、柳州-防城港-北海线建成。

2014年又是大年，乌鲁木齐-兰州线建成，太原-西安、杭州-怀化、江油-乐山、贵阳-广州、南宁-广州线建成。高铁网已经很有样子了，四纵四横差不多成型了。

2015年，这一年主要是短线。也只有在中国高铁，这些几百公里的线路才是短线，在其他国家，这就是长线了。这一年，最重要的是成渝线，贵阳往华东的高铁线也打通了。

2016年，继续补线，昆明通高铁了，而且一气通过贵阳联通华东和通过百色联通广东。

2017-20年，继续补线，但目标不是完善四纵四横，而是奔八纵八横了。

到2025年，目标是打通八纵八横，中国高铁又上新层次了，不仅一二线大城市全部贯通，三四线中小城市也大量贯通，这对经济中心进一步向三四线城市扩散和缩小城乡差距有巨大作用。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高铁是妥妥的“中国vs外国”。中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光速，绕着圈子碾压了。

各国每公里高铁对应的人口（左）和每平方公里国土对应的高铁长度（右）

但中国是地大人多的国家，均摊下来，高铁里程并不多。按照人均里程，中国高铁不及意大利、德国、法国、希腊、瑞典、西班牙、芬兰；按照国土面积平均，中国更是落后，韩国、德国、西班牙、英国成倍超过中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希腊也排在中国前面。当然，各国高铁未必都如中国的高标准，但这依然说明中国高铁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计划到2035年，高铁里程达到70000公里，主要三四线城市全都联通。

5G和千兆光网在大中城市早就不是新闻。工信部在1月10日宣布，到2025年底，5G和千兆光网将通达边疆地区县城、乡镇驻地。行政村、20户以上农村人口聚居区、边境管理及贸易机构、有人居住海岛，宽带（含光纤、4G或5G）比例将达到100%。国道和省道沿线要基本实现移动网络覆盖；内海海域按需实现网络覆盖。

交通快捷，信息通达，生活便利，机会流动，这一切将对城乡人民提供全层次的机会和挑战。谁都留恋美好家乡，谁都憧憬诗和远方，但交通和通信将两者融汇在一起，并极大降低迁徙和回乡的门槛，这本身就能极大地释放生产力和消费力。

当然，进一步的基建投资是一个压力，中国已经有很大的债负，进一步扩大债负有空间吗？

中国债务水平在持续上升（黑线：债务对GDP的比例；红线：居民债务；蓝线：企业债务；黄线：政府债务）

债务对GDP的比例：中国（红线）vs发达国家（深灰线）vs发展中国家（浅灰线）

中国的债负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水平。从表面上来说，中国已经债台高筑，不能进一步举债建设了，但这样的解读是误导的。

越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缺口越大，越是需要举债建设，而且这是有可靠回报的投资。他们的问题在于信用不足，国内融资能力缺乏，国际商业融资则受困于回报周期长和政治稳定性不确定，国际间的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则受到诸多政治环境的限制。

发达国家则相反，基础设施缺口不大，但社会福利压力很大，债负（尤其是政府债负）经常是用于福利开支，在理论上可通过社会和谐和分配公平达到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经常沦为单纯的寅吃卯粮。这是缺乏回报的举债。好在发达国家的政府信用好，融资能力强，常常具有很高的举债能力。

但中国是一个异类，既有巨大的投资性举债需求，又有优质的信誉和融资能力。中国差不多可算是唯一“举得到债而且干对了正事”的主要经济体。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巨大的基本建设和举债需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基于骄人的发展轨迹，中国又有出色的信誉，既能从国内融资，又对国际游资有吸引力。中国的基建投资收效慢，但稳定、优质。无效的政绩工程需要刹住，贪腐必须严厉打击，但中国基础建设的杰出成就不容否认。

当然，一定会有人指出：除了少数干线线路，中国高铁的大量线路还是在亏本经营。在这个问题上，高铁和计算机一样，只有联网，才能1+1>2。网络越是通达，乘法式的效益提高越是显著。八纵八横不是中国人闲的无聊找事干，更不是政绩工程逮着全世界吹牛，而是全面发挥高铁效益的必须。

据报道，在2016年，京沪线上24%的旅客并不以沿线为起始点和终点，而是转车流量，分支线路为京沪线“喂送”流量。郑州-西安线曾经只是一段孤立的高铁线，主要为郑州和西安两地服务。但在2012年接上京广线后，旅客流量增加43%，人公里增加72%。高铁网络还就是需要一鼓作气才有大用的。

还有人会指出，高铁的效应更多是虹吸，把沿线和触角所及地区的人才、资源向地区和全国中心城市输送。向地区中心集中本来就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向沿海大都市集中的趋势实际上已经变缓，大都市人口膨胀、生活费用高昂导致的恶性内卷正在“劝退”进一步的集中，甚至开始了一定的反向流动。

另一方面，高铁（以及更加广义的交通）极大强化了大都市对周边的拉动。昆山、苏州、张家港的发展离不开上海的辐射作用，而上海的辐射作用正在通过更大范围的高铁网络，向整个长三角和更远的地方延伸。

这一过程会在“二线都市”重现，从虹吸开始，然后发展到辐射，再进一步扩散到三线、四线，这一切都以发达、通畅的交通（尤其是高铁）为基础。通信和网络的发展进一步抹平地理因素，自媒体和网店开在淮安还是上海没有差别，远程办公和客服也是一样。

高铁网不意味着三四线又要大兴土木，但流入的人口将填满空旷的楼房和商场，拉动消费和经济活力，并进一步拉动新一轮投资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