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奶奶发了2000块红包，我终于不再是“被催婚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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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关系

9月前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很多人成长过程中都有那样一个瞬间，像苹果砸在脑袋上那样“咯噔一下”，一个声音说，“爸妈终于不觉得我是个孩子了”。

文｜驳静

有个关于父子的笑话。说儿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那天，父亲在家弄了点酒菜，父子把酒言欢。喝到酣处，父亲说：“从此你要立足社会了，以后咱们就当哥们儿处。”儿子深受感动，搂着父亲的肩膀说：“你说得对！咱俩这么多年了。”说了半句还打个酒嗝，“我叫你爸这么多年，什么时候你也叫我声爸？！”

与父亲同桌喝酒，某种程度上算是个“成人礼”，在众多宣示“我不再是个孩子了”的行为中，当父母的面抽烟是另一条，假如家长——尤其是同样抽烟的父亲看到儿子抽烟的瞬间，眼神再流露点儿惊讶之情，这个儿子便会相当满意。惊讶之后又恢复平静，从此之后会给他递烟，那种默许与默契，曾被不少经历过类似情节的男孩反复咂摸。

《都挺好》剧照

心理学家的分析是，抽烟也好，喝酒也好，包括青春期的孩子会突然开始阅读一些可能中年人更适合阅读的书籍（比如哲学类），并在饭桌上与父母交流，都是试图与父母建立平等关系的行为。小铁正在读研，女朋友是他高中同学，她是个学霸，所以父母早就听闻这位女同学的名字。他们确定关系的第一天，他就拉着女朋友坐到了手机镜头前，正襟危坐，第一句话就是：“爸，妈，这是×××，还记得吗？现在她是我女朋友。”这是小铁高中就暗恋的人，这样向父母宣布恋爱关系也是他高中就想做的事，这天终于实现了，他说那种感觉比他想象中还要美妙。

对年轻一代来说，有两种情况会让年轻人感受到自己“长大成人”，一种是做了被父母笼罩时无比渴望的事，一种是做了无比艰难的事。

无比渴望的事，对有的男生来说是“第一次晚上不回家不需要报备”，小刘的这个“第一次”发生在大一时。他是天津人，大学就近在本地读的，学校离家只用骑自行车20分钟，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地没有住校。说起来，仍在上学，仍从父母那里每月领生活费，任何外部条件都没有变，升入大学的那个晚上，小刘就是觉得这个晚上可以自由地在外留宿了，既不需要家长同意，也不需要打招呼。回想起来那个晚上他印象很深，因为他在网吧唱了一晚上的“今天我不回家”。

《小欢喜》剧照

仙仙回忆她长大成人的艰难时刻，是2018年的夏天，那年她正好18岁，是高三前的那个暑假，她察觉到自己大概率有了抑郁迹象。但是与父母讲述这件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她家有三个孩子，她排行老大，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经常庆幸自己是留守儿童，童年时期仍然从爷爷奶奶那里获得了许多爱。等到后来父母回家，带着他们姐弟三人生活，她看到的也是父母不间断的争吵、不和以及偏心弟弟，比起来，妹妹没有她幸运。

高三前那个暑假，学校组织统一补课，仙仙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只觉得好疲惫，想停一停”。她知道这个暑假有多重要，知道高考有多重要，或许是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仙仙突然决定，不参加暑期补课，而是自己在家学习。她觉得自己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缓冲期来喘口气。她爸妈听完她的想法，都认为这个决定很荒谬，“他们互相看着，有点手足无措，爸爸小声对妈妈说了什么，妈妈说，‘我哪儿劝得动她啊’”。最后他们商量的结果是，让女儿自己跟老师请假，因为他们可说不出口。“跟班主任请完假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我只有我自己了。”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剧照

后来仙仙也考上了大学，现在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上一个春节之前，她妈妈在微信里问她，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再看微信聊天界面，还停留在上一次争吵里，那些难听的词句都还赫然在目，没有和解，也没有道歉，就突兀地问她回不回家。她决定不回复，也不回家。

这个除夕夜，她在外面逛了好久，入夜后，她发现商铺和小吃店原来会关门歇业。她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卖蛋包肠的店，她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猜想他们都是吃了年夜饭幸福地走着，只有她一个人是拿着一根蛋包肠。仙仙说，她很意外，自己感受到的不是悲伤，不是孤单，而是新奇和神奇。她觉得自己很独特，还有一些她不太明白的微妙情绪。不管怎么样，她都告诉自己说，已经选择了，不可能再回去。

事后，仙仙得知，自己完成的这件无比艰难的事叫作“断亲”，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假如要迈出与父母重新建立联系这一步，那一定是在她自己非常舒适、感觉到是平等关系的前提下才会做的事。

《欢乐颂》剧照

假如认可家庭里的权力等级概念，子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升格，势必伴随父母权威的削弱。在一些非常常见的案例中，父母对子女职业选择服软、妥协，都是从子女“赚到钱”开始的，特别是艺术家、演员这一类职业，一旦“成功”就是“名利双收”，那种相对极端的情势下，父母会从自己无法理解的巨大的成功中回过来神来。经济基础在两代人权力更迭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很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重要得多。

小李是工科生，他考入北京一所“211”大学读研究生后，每个月能领到导师发的3000元补助，当他发现这笔钱基本够生活的时候，立刻对与父亲的每周通话失去了耐心。他父亲一直对他的选择很不满意，从读本科开始，就不断灌输毕业后离开北京回到家乡考编制的理念。小李非要考研，虽然父母没说，但他自认为自己只有一次机会，第一回考不上，一定会被父亲切断经济来源，以此胁迫他回到家乡去。所幸他考上了，而且还是满意的学校与专业。他告诉自己，好，现在住校，又有收入，最起码不会饿死，假如父亲逼人太甚，那么由他去好了。他好像获得了对话的勇气。

《都挺好》剧照

小李花三个月时间，与父亲电话沟通了几次，着重向父亲描绘了人工智能的未来，也举了几个师哥师姐毕业后拿高薪的例子。父亲终于松口了。一方面他觉得父亲“功利”，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说服能力感到自豪，小李心想，这个过程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成人课”吧，而这门课是由父亲亲自传授。

工作之后回馈家庭，虽然是孝心的体现，却能实打实地帮助年轻人提升家庭地位。铭铭从大学拿到实习工资时就开始给奶奶发过年红包，第一回是200块。正式上班后，终于给奶奶发了2000块的大红包，达到了“成年人的最高标准”——从小她就知道，家族里条件最好的那个伯伯，每年给她奶奶的红包就是2000块。这个数字她是自作主张，完全没有跟爸爸商量，但怎么说呢，整个大家庭都知道了，铭铭是那个给奶奶发最大红包的孙女儿。

去年，铭铭经历了这样一次令她意想不到的谈话。那天回家，爸爸去机场接她。还在路上，他就小心翼翼地问女儿近几年的生活规划，听到她说没有特别大开支的时候，说“回家跟你聊个事儿”。回到家里，父女俩坐在客厅，父亲告诉女儿说投资方面出了点事，情况不太好，但假如女儿有开支方面的计划（比如要买房）还是可以跟他们讲，他们来想办法。

《小舍得》剧照

铭铭最大的感受是，自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与父亲面对面坐在沙发上，共同就家庭问题探讨出口，甚至她还给出了一些建议。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完全摆脱了“被催婚的儿女”身份，而是一个成年人被另一个成年人认可了，“他们在你眼前衰老、后退，你变成了家庭的中心，感受到肩膀上被注视的重量”。

父母其实可以有意识地来帮助孩子完成“自我同一性”。说一些话、做一些事，甚至在子女生活中多退一步距离，还可以更积极地邀请孩子坐到家庭决策桌上来。

兔兔今年还在读大三，两年前也就是19岁的时候，她正在客厅忙实习的工作，而她爸也因为深更半夜接待了晚来晚走的客人而睡在客厅。大概是凌晨三四点，她爸突然说了一句：“姑娘，我跟你说，你老汉儿几十年来算是终于做成了一件事。”她听到的时候特别震惊，不知如何作答，回头看爸爸，看到他躺在沙发上，盖着被子，是特别放松的睡前状态。那天晚上兔兔就想，这么掏心窝子的话是不会对不懂事的小孩说的。难道不知不觉地，她在爸爸眼里已经是个大人了？自从有了这个意识，她就注意观察了起来，饭桌上，她爸会主动聊起“非常大人的话题”，比如俄乌冲突、人民币贬值、银行利息下调等这些时事政治新闻，会问女儿的看法。还有不少类似情节，愈发让兔兔觉得自己该挺直腰板，当个大人了。

《二十不惑》剧照

小烁是北京孩子，两年前读大四时，他父母就开始讨论，是否要换个房，换到离他工作单位近的区域。小烁制止了他们，告诉父母现在不像过去了，一个单位待一辈子。不过这个话题几乎发生在每个周末的饭桌上。半年前，事态发生变化，过去模糊不定的讨论突然变得目标清晰，“就换到西城或者海淀”。一问才知道，原来父母打算为他未来的孩子做准备，要换成学区房！小烁听完“人都傻了”。

小烁说他难以想象，他作为与父母同住的“单身狗”，居然要为了一个很可能十年内都不会出现的“小孩”过苦日子，按照他们家的经济能力，换学区房只会害全家住进逼仄的一（两）居室，并且还要还几十年贷款。但是怎么说服父母，得有方法。他将学区房概念可能瓦解等房地产前景讲给父母听，同时，他还重点强调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不一定会结婚，更不一定会有孩子。就算未来可能有，他们对自己的照顾，到今天已经足够了，孙子一辈的事其实不用他们操心。

父母当时表情相当复杂，小烁脑补他们的心理活动包括：“啊，我的孩子终于长大了，懂得真多；不愧是我的孩子；虽然对房地产了解得不是很全面，但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换房的事讨论了两年，终于翻篇了。简直让人怀疑他们多少有点拿这件事测试小烁。

《小敏家》剧照

我采访的上述这几位“00后”有个共同点，家长都相对开明，他们父母这一代人，对于家庭里的权威地位并不贪婪。但据心理学者观察，更普遍的情况是，中国文化里，家长仍然很难将孩子当成年人对待。在有一些家庭中，孩子已足够成熟，但仍然会为了父母的面子而顺从，不会去挑战他们的权威。比如，一个50岁的北方男人，在单位是领导，但在父亲面前，很可能连烟都刻意不抽。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11期。实习记者郭思航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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