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也有他可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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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也有他可悲的故事”

8月前

1963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战败的阴霾似已淡去，一派欣欣向荣。然而，东京仍残留着空袭留下的焦土。对于居住在废墟附近的村越家而言，“寒冬”才刚刚来临。

3月31日，4岁男童村越吉展下落不明。村越夫妇报警后不久，绑匪打来电话，勒索50万日元。警方展开大规模调查，历时两年多，才终于逮捕嫌犯。这就是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绑架事件”的“吉展诱拐案”。

多年后，了解到犯人一生经历的受害者家属说：“犯人也有他可悲的故事。”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个“其情可悯，其罪难恕”的小人物的命运，似乎正是被时代的洪流抛下的千万人的缩影……

本田靖春是日本著名记者、纪实作家，读卖新闻社任职时期已是出名的王牌记者，以其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和细致的取材能力著称。他三十七岁辞职成为作家，写下《不当逮捕》《诱拐》《疵》《私战》等名作，《诱拐》便是以“吉展诱拐案”展开的非虚构作品。

在《诱拐》的写作中，本田靖春关注到被害人、案犯、警方、社会等各方各面，从多重视角重现案件，本作细致的取材被认为是日本纪实文学的经典杰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时代背景和个人命运的刻画。他看到了小原保在绑架杀人犯的身份之外，所代表的在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期、在日本迈向“一亿总中流”（全国一亿人皆是中产阶级）的洪流中被时代抛下的人。

本田靖春的作品大多以二战后的日本为舞台。战后日本经济逐渐复苏，贫富差距却日益显著，他以记者的敏锐，观察到整体上行时代下的社会暗面。

《诱拐》

[日] 本田靖春著王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

尽量只用名词和动词写作吧

——日本纪实文学的扛鼎之作

《诱拐》及其作者

作者：常剑心（《诱拐》责编）

《冷血》那样的作品

“我在高中时第一次读到英文版卡波特作品，它让我深叹自己缺乏写作的才能，所以我在二十九岁之前都没有尝试写小说。”

村上春树对《冷血》的盛赞被印在这本书中文版的腰封上。掐指一算，村上读《冷血》，应当就在其出版后不久。

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冷血》不仅给年轻的村上带来了冲击。以小说笔法写真实事件，卡波特开创的“非虚构小说”的写作形式让日本出版界着迷。编辑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构想，如何制作一部“像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那样的作品”？两个要素不可或缺：一件轰动的真实罪案，一个合适的写作者。

一九六三年发生在日本的两件大案，成了最佳素材。一件是被称为“战后最大绑架事件”的“吉展绑架诱拐案”，一件是被称为“战后最凶恶连环杀人事件”的“西口彰连续五人杀害案”。

文艺春秋编辑中井胜找到了记者出身的本田靖春，讲谈社编辑渡边胜夫联系的则是以纯文学作家身份出道的佐木隆三。结果应该是令两位编辑满意的，他们分别得到了一部关于战后日本的经典：记述吉展案的纪实作品《诱拐》与以西口彰案为原型的小说《复仇在我》。

后者或许更具知名度，因为根据《复仇在我》改编的同名犯罪电影正是日本著名导演今村昌平的代表作之一。佐木隆三凭借这部小说获得直木奖，从此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诱拐》则荣获文艺春秋读者奖、讲谈社出版文化奖两项大奖，被认为是战后日本非虚构作品的代表性杰作。

对比纯文学作家和新闻记者对于同类题材、参考同一部作品的写作手法所作的不同演绎，将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复仇在我》的中文版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出版，所以下面主要聊一聊刚刚引进出版的《诱拐》和它的作者。

记者的眼光

卡波特称，“……我选择写一则真实的谋杀事件（指《冷血》讲述的惨案），完全是文学性的”。

尽管他用六年时间通过整理官方记录和亲自取材收集了大量资料，极力保证作品的准确性，但对于他来说，实践一种新的写作形式要比记录一起轰动的案件本身更重要。而本田靖春关注吉展案的出发点从来都在于案件本身，他以一个记者的眼光追踪案件的来龙去脉。

正如前文所说，本田靖春是一名记者。一九五五年，二十二岁的本田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新闻学科，入职读卖新闻社社会部；三十七岁辞职时，他已是当之无愧的王牌记者。即使在离开读卖之后，他仍以社会部记者自居。

本田靖春也曾在周刊杂志担任对谈报道的主持人。1985年左右（摄影：尾崎三朗）

关于《诱拐》的约稿，文艺春秋编辑部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不能依赖取材记者，必须由作者即本田靖春一人负责全部的取材工作；第二，必须专注于这一项工作。

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写作期间不能接手其他工作，是个苛刻的要求。四岁的小吉展失踪时，本田靖春在读卖任职，负责协助采访，亲身体会过现场的紧张气氛。他不愿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任何一个称职的记者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吉展绑架诱拐案在战后日本的犯罪史上必有一席之位。

在吉展案之前，对于如何处理以牟利为目的的绑架案，警方几乎毫无经验，竟连连犯错，让嫌犯顺利取走赎金并逃脱，更糟的是，嫌犯没有如约送还人质。

一筹莫展的日本警方史无前例地利用媒体公开嫌犯的声音，向公众征集线索，搜查持续了两年多，全国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小吉展的命运上。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席卷了日本的各个角落。这是日本媒体第一次在刑事案件中展现其巨大的传播力。在此之前，没有哪一个案件其影响范围如此之广且如此持久。

案件被报道后的一个月里，吉展的母亲村越丰子收到350封慰问信。但善意的缝隙中，也有恶意的毒刺。企图骗取赎金的匿名电话，以恐吓支援村越家的好心人为乐的好事者，趁机传教、劝说村越家入教的狂热的宗教信徒……在还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也只有在这样传播极广的特殊事件里，我们才有可能收集到如此多样化的样本。

本田靖春敏锐地记录下了这些嘈杂的声音里包裹着的复杂的人性。

一种病理现象

吉展案的犯人小原保与本田靖春同年，都成长在一个“暗淡的、异常的年代”，这也令本田无法不在意。

卡波特在《冷血》的凶手佩里身上看到太多自己的影子——不幸的家庭、相似的性格。但小原保的经历和本田靖春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本田对小原的同情并非源于自我映射。

本田靖春一九三三年出生于日据时期的朝鲜首都京城（现在的韩国首尔），初中一年级时日本战败，这才回到日本。他的童年贯穿着战争，亲眼看到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歧视，又经历了战败后价值观的颠覆，这或许使他能更敏锐地看到阶级的差距。他在《诱拐》的后记中写道：

“我在报社工作了十六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担任社会部记者。这段岁月教会我，‘犯罪’二字并不像字面理解的那么简单，多数时候，它是植根于社会幽暗部的一种病理现象，而所谓‘犯罪者’，往往是社会弱者的同义词。”

吉展案加害人小原保

本田认为，报道嫌犯被捕的新闻时，不宜在标题中使用“解决”二字。一桩案子有了着落，于刑警是“解决”，但“记者肩负的任务与侦查员的职责不同”，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解决’”。

吉展案发生的一九六三年，是东京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年。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并且即将承办国际最重要的运动盛会，利用奥运这针“兴奋剂”，日本政府让举国上下相信：“被孤立的日本”要回到世界了。战败的阴霾似已淡去。吉展一家所居住的台东区，是一九四五年东京大轰炸中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台东区内的浅草寺直到一九七〇年左右才完全重建。尚未来得及完全抹去的创痕隐藏在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里。

也是在一九六三年，大导演黑泽明的新片《天国与地狱》上映。这部犯罪片讲述了一桩阴差阳错的绑架案，绑匪误将企业家司机的儿子认作企业家的儿子绑走，索要高额赎金，企业家面临关系到事业存亡的抉择。小原保诱拐儿童索要赎金的灵感便来自这部电影。

《天国与地狱》剧照

当时的日本，正如片名所示，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越发显著，富人如在“天国”，穷人如在“地狱”。村越家虽非身在“天国”，顶多算小康，却遭遇了“地狱”来的小原保。

小原的童年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冬天里小脚趾的一个小小的皲裂，竟演变成终身的残疾，令他受尽白眼。小原祖父那辈开始，家族中就多有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与小原最亲近的姐姐经历流产、精神失常，最终投井而亡。他的整个人生中，没有见过希望。自暴自弃后自甘堕落，堕落之后负债累累，最后走向犯罪，小原顺理成章地向“地狱”的更深处滑去。

这个向四岁的孩子下毒手的凶残之人，却并非极端地冷血无情。他招供时的悔悟之心似乎是真挚的；他在狱中写的短歌似乎是真挚的；他在被行刑前给逮捕自己的刑警留下遗言：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去死。”

吉展的遗属多年后了解到小原保一生的经历，感慨：

“我们一直带着被害者的仇恨看待此案……（原来）犯人也有他可悲的故事。”

日本媒体对吉展案的报道

我想起《从死刑台生还》里的谷口繁义。因为一九五〇年的一起命案，十九岁的谷口蒙冤被捕，在铁窗后度过三十四年，笼罩在死刑不知何时执行的恐惧里。警方怀疑谷口，最大的原因是他素行不良，不久前刚抢劫了一家农业合作社，用切生鱼片的刀捅伤了值班人员。这个不学无术的少年，竟在狱中学会了写文章、画画，最终被打磨成一个宽厚平和的人，在翻案的法庭上平静沉着地应对曾经冤枉自己的前刑警们。

人或许确实有可能彻底改变。小原保是否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无药可救之人？

佐野真一（记者、非虚构作家，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得主）写道，《诱拐》里“能读到经济高速增长所勾画的玫瑰色之梦的背后，那个微观世界里的悲哀”。而这样的微观世界，在任何时代都无法被完全消灭。

本田靖春对小原保的同情大概源自这样一个领悟：社会幽暗部的病症得不到根治，就总会有弱者在压力之下走向万劫不复的犯罪之路。

“复眼”的叙述

本田靖春评传《成为乖僻之人：本田靖春其人与作品》的作者后藤正治（非虚构作家，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桑原武夫学艺奖得主）评价本田的文风“利落而不失优雅、明快之美”，“读之无一处滞碍”，有着“极其巧妙的表现力”。

关于如何写作，本田靖春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曾如此忠告新人记者：

“你们的文字已经高于平均水平了，但形容词太多。首先，尽量只用名词和动词写作吧。如果有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不要写‘感人肺腑’，而只写事实。如此一来，读者也会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本田靖春没有刻意运用华丽的文学技巧，而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写作，但这种天然去雕饰的目的却是增加文字的说服力，用“朴素”和“真实”使读者信服。

本田靖春特集MOOK（摄影：菊地健志）

一九六〇年代，新新闻主义兴起，提倡将文学性的写作手法用于新闻报道，强调记者的主观性与创造性，向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发起挑战。作为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的写作形式一向充满争议。但这些理论之争对于本田靖春来说恐怕是没有意义的，他并没有创作一种新文学形式的野心。在自传《我，会终生做一个乖僻的人》中，本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说到底，非虚构作品是基于写作者的‘主观’而完成的。如果十个非虚构作家着手同一个主题，就会产生十部不同的作品。单从对事实的选择取舍来看，反映的便是‘基于人生观、社会观，乃至世界观、历史观等等的主观看法’。换言之，‘一部非虚构作品是依托于某个事件的写作者存在的证明’。”

也就是说，本田察觉到不可能存在脱离写作者主观想法的非虚构写作，从最初的对素材的选择上，就已经反映出写作者对写作对象的基本判断。所以他坦然地写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在《诱拐》中的体现，便是为后来的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复眼”的叙述。

传统的罪案故事最吸引读者的是如何破案、如何抓住凶手，也就是从刑警的角度出发展开故事。本田靖春却花了大量精力追寻凶手的人生轨迹，着墨于小原保的成长经历以及导致他犯下罪行的社会的阴暗面。他当然也没有忽视受害者家庭的遭遇和刑警脚踏实地的调查，三重的视角让吉展案变得立体。就连当年参与吉展案报道、专门负责警视厅相关新闻的记者都说：

“我自认为没人比我更了解那个案子，没想到书中所述大量事实，我竟一无所知。”

从取材到完稿，本田靖春只有一年三个月的时间，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

对“展现案件全貌”的执着，与他身为社会部记者的敏锐度和责任感、一直以来对社会病理现象的关切密不可分。

一个好记者免不了有几分固执、几两反骨。本田靖春自称是一个“乖僻的人”，他坚守原则的执拗影响了一代日本新闻记者和非虚构作家。下一次，我们聊聊他的倔脾气和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不当逮捕》。

本文转载自《非虚构时间》，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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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