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国内从业者告诉36碳，企业靠做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有的工厂一年节省了大约400万元废弃物处置费用；某上市公司的ESG评级提升后，在资本市场上带动数亿资金流入；还有的项目组在公司ESG评比中拿到一等奖，获得了1万元奖金。从企业视角来看，不赚钱，一度是ESG的原罪，让它被扣上“成本”、 “负担”甚至“洗绿”的坏名声——企业过去大多是为了应对监管，不得不被动地做ESG，抱着“交作业”的心态，做得不情不愿。“现在公司里的业务部门都会主动去做ESG。”有近20年ESG从业经验的陈德亮说。他近几年任职于国内某新能源头部企业，明显感受到业务方对ESG的态度转变：无论是做营销、财务还是质量管理的各部门，都意识到本职工作和ESG的相关性。业务方不仅会自发推动ESG项目，还会把这些信息提交给公司，希望被写进企业的ESG报告。“我们收集数据的时候，对方配合度高了很多，很积极。”陈德亮说，“我们不需要再去向他们提太多要求。相反，他们对ESG的思考还能给我很多惊喜，他们自己就在想怎么做这件事。”这背后是有真金白银的经济效益在推动。上述新能源企业的一家工厂，一年大约会产生一两千吨废液。过去单是把这些废液运输到外部处置公司，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个ESG项目帮业务部门降低了这笔运输成本。车间里安装了一套环保设备，就地把废液蒸发浓缩，产生的中水可以回收再利用，真正需要外运的废液体量被降到原来的1/10-1/20。经测算，这个ESG项目一年不仅可以帮工厂减碳260多吨，还能省下约400万元的费用——一场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国内市场太卷了，企业到处寻找降本的机会，发现ESG能做到。”陈德亮观察，尤其是在E（环境）维度，节能减排类项目带来的降本效果更直接，业务方自然更愿意做这件事。现实中的好处还不止降本。ESG项目效果好的话，业务负责人还能拿到奖金，帮助升职加薪。政策面也给出了明确利好ESG的风向标。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24年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和相关市场化机制，推动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这些都是ESG涉及的典型命题。监管侧也在发力。2024年2月，在证监会统一部署下，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时发布ESG信披指引。这意味着ESG将真正迎来强制披露时代。
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截图
来自国际贸易政策和欧美客户的信号，也推高了ESG的地位。36碳在访谈中了解到，一些海外客户来到国内厂商做尽职调查，会专门去了解和观察工厂的环境保护、用工条件等ESG相关议题。业务方接待客户时，能感受到客户对ESG的重视。落实到可量化的维度，客户看重企业的ESG评级。这也倒逼企业有针对性地去研究所在行业、客户关注的评级标准——哪里薄弱补哪里，给自己涨分，冲刺“XX行业最高评级”的头衔。曾在多家跨国企业负责ESG管理30多年的ESG专家周国银介绍，过去30年来，欧美跨国企业一直在全球供应链推行ESG管理，将ESG标准作为采购业务和供应商认证的重要内容。“如果你不愿或不能做到ESG达标，很可能会丢掉客户。”周国银说。欧美法律和贸易政策，会通过客户的采购协议和采购订单传导到国内出口企业。“这种与订单绑定的ESG标准的影响，甚至强于国内ESG监管。”典型例子就是欧盟碳关税、新电池法案的影响下，企业需要评估、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才能符合海外法规、保住市场优势。“企业出海需要重视ESG，否则它会成为一道障碍。”陈德亮说，“如果一家企业的海外业务占到三成，就需要认真考虑这件事了。”告别“面子工程”，ESG摇身一变，从一个花钱的成本项，变得可以帮公司降本增效、拓展客户。面对监管、市场的重重合力，企业也坐不住了——摆在他们面前的ESG议题也不再是做或不做，而是如何做好。很多企业都走过这条路：质疑ESG，理解ESG，做好ESG。
36碳在访谈中了解到，企业初期重视ESG，更多是出于监管压力。管理层普遍认同ESG很重要，但真正投入给ESG的资源有限，尤其是两三年前，企业大多是聘用第三方出一份报告，拿个及格分即可，ESG项目在公司内部推进艰难。“我们两年前就成立了ESG委员会，但它不算一个正式部门，只是一个松散机构，也没有明确的人事任命、绩效考核这些常态化机制。它的职责主要是编写报告，是个空壳子。”某新能源企业ESG从业者说，“CEO是主席，但从来不参与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就是挂个名。”“多数情况下，企业对外部压力往往是被动响应，起初会有抵触反应，被监管压力推着走，推一步挪一点，不推就不动。”周国银说。对企业而言，主营业务、经营绩效的优先级都远远排在ESG之上。时下这种境况正在发生改变。今年短短前三个月，有关ESG的政策不断出台，监管侧密集释放信号：企业将要面临一场“ESG大考”。时间线已经明确。根据今年2月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的ESG信披指引，报告期内持续被纳入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应当最晚在2026年4月30日前，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上述规定涉及450余家A股上市公司，合计占A股市值的51%（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对这些企业而言，ESG报告将真正成为“第二份财报”，是它们在资本市场上的“硬性标配”。更重要的是，监管侧给出了明确的Deadline（截止日期）。这提升了ESG在企业中的优先级。新规发布后，很多企业做出了迅速反应。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今年以来，有36家A股公司新设ESG委员会，或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变更为ESG委员会，并大多由董事长担任委员会的召集人、主席或主任委员，而去年同期仅有10家设立ESG委员会。除了监管侧推进，近一个月来，各地方也在密集发布ESG促进政策：上海的《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北京的《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及苏州工业园区发布的ESG行动计划和激励政策——这些文件都把ESG提上了地方产业发展的日程表，相应地，ESG也成为企业发展中迫在眉睫的一环。2024年1月1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的两项准则：IFRS S1（一般披露）和IFRS S2（气候披露）正式生效。这是首套全球ESG报告标准，有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香港及其他境外上市企业在编制可持续报告时，可能会主动或被强制要求应用ISSB准则，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需要充分重视。“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ESG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每年会定期向董事会汇报新的规则指引、行业动态、评级情况等等。”李森2019年进入ESG行业，现任职于国内某港股上市公司。“ISSB新规出来之后，我们也在关注和研究。”面对步步逼近的ESG，企业们已经有了紧迫感。
在向董事会汇报ESG的例会上，李森不仅要介绍政策、风险和趋势性的内容，还有一点不能缺失：对ESG具体项目的评析和建议，以便管理层做出决策：要不要投入、投入多少。这是公司管理层的要求。每一个决策背后，都是一场短期投入与中长期收益的博弈。“管理层做决策非常谨慎，一定是算过经济账的，在商业上立得住。”李森说。如果是不见收益的纯投入，很难被接受。只有论证做ESG的确对公司有益，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能带来价值，管理层才会支持。首先来自资本市场。这背后的一个大趋势是，很多金融政策鼓励绿色低碳发展，投资市场盛行ESG投资，主张将资金投向环境友好的低碳项目。这让公司通过ESG项目尝到了甜头。李森所在上市公司通过成熟的可再生项目，低成本拿到了融资。“我们之前发行过一些绿色债券，利率非常低。公司也在这方面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未来绿色融资工具更成熟之后，我们已经占住资源，肯定有优势。”ESG对主营业务也有帮助，李森称之为“绿色竞争力”。他向36碳还原了一次“算账”的过程：公司考虑在生产环节和包装上做技术研发投入，降低产品的碳足迹。短期来看这会增加额外的成本，算下来每个包装会比原来贵1分钱。在现阶段，公司市场部不愿意接受1分钱的涨价，担心消费者不会为溢价买单。但在李森分析来看，政策端正在推动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也有地方部门在和企业沟通，要给市面上的产品做碳足迹报告。他判断，未来的趋势是产品的碳足迹标识就像配料表一样，在包装上一目了然，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尤其随着绿色消费意识越来越高，这种影响就更明显。“通过前期投入、提早布局，如果未来公司的产品能比竞争对手的碳排放低百分之三四十，这就会成为我们的优势。其他企业到时候再去做这件事，就比我们慢一步，成本会比我们高很多。”李森说。“这就是在衡量前期投入与中长期回报之间的关系。所谓竞争力，无非就是先做的人占便宜，后做的人成本高。”陈德亮所在公司目前尚未上市，ESG给公司的回报直接体现在业务上。“我们不断教育业务部门的老板们，做ESG既可以帮公司拿下海外客户的订单，也能在行业里树立正面形象和领先地位。这反过来会让产品和解决方案更好卖，是一种竞争力。”公司会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和差异化地设置ESG报告议题。某ESG资深从业者告诉36碳，企业ESG报告中有大量和“碳”相关的内容，因为碳业务是公司发力的重点。“多写一些碳，有利于让客户和潜在客户把碳和公司联系到一起，形成一种心智，也强化了自己的招牌。”“在国际上，很多行业都有自己的ESG标准，这些就是企业要披露的重点。”周国银说。企业往往从政府、客户、投资者、竞争者和社会公众等五个角度，评估外部ESG要求的影响大小，从而决定是否和如何采纳ESG标准。另外，与公司业务关联强的，客户或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重点关注的，也都是企业要重点披露的议题。企业正在深挖ESG的商业价值。只有经济账真的算得过来，企业才心甘情愿为ESG买单。
尽管ESG在近一年按下快进键，但从业者的普遍感受是：企业做ESG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某ESG从业者告诉36碳，所在公司虽然两三年前就成立了ESG委员会，最近也招聘了专业背景不错的ESG从业人员进来，但组织架构上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依旧是个松散机构，主席由CEO挂名，CSO（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也不参与委员会的日常运作：“大家就是开开会沟通信息，以委员会的名义去做一些项目。”更重要的是，总部视角下的ESG与公司业务存在脱节。“总部喜欢搞一些虚的东西，比如生物多样性这类的项目，与公司业务、工厂运营完全没关系。”上述ESG从业者对36碳表示。在他看来，总部之所以热衷这类项目，是投海外客户所好，迎合对方的标准。公关部门也喜欢这类项目，可以扩大品牌影响力。但对公司来说，这更像是一场公益活动，员工们参与一下，做个志愿者，图个热闹。而总部主导的ESG报告，也有大量的以前CSR（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子——企业有选择性地披露信息，报喜不报忧，难免有洗绿的嫌疑。“真正的ESG实质性议题，一定是落在业务方，在工厂，而不是在总部大楼里。”李森用“矛盾”这两个字来形容最近一年做ESG的感受。ESG在企业里已经不是新鲜事物，但进入深水区之后，他感到推进ESG的难度越来越大，压力也越来越大。ESG能带来商业价值，带来好处，为什么依旧难推进？李森向36碳解释了这种“拧巴”：“我们想用新技术去降低一款包装的碳足迹，这会带来成本增加。哪怕只是每个包装贵1分钱，市场部现在也不愿意接受，我们也不能保证消费端需要多长时间能接受这种绿色溢价。但另一方面，绿色环保又确实是未来的趋势，会影响企业的声誉和竞争力，我们必须推动内部往前走。”一边是不知道多久才会到的未来，另一边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眼前的要务是保住价格优势活下来——这是一道摆在ESG面前、左右为难的现实问题。李森摸索到了一些方法：先不全线铺开新技术，从单一产品的小规模生产和售卖开始。把产品放在线上售卖，配合环保主题的品牌营销宣传，主打年轻消费者群体，最终收到了不错的效果。随着今年一系列新规出台，ESG的火越烧越旺。在陈德亮看来，ESG过热未必是一件好事。一旦过热就会有泡沫，反而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忽略掉真正值得关注的ESG价值所在——它本质上是一个赋能业务的工具。“就像一些明星，既需要有名气，才能有更多的收入和影响力。同时也害怕粉丝太狂热，可能会影响他的作品创作和日常生活，需要把握一个度。ESG同样如此。”ESG一片欣欣向荣的同时，离不开冷静思考。沪深北三大交易所今年初发布ESG信披指引后，周国银判断，上市公司做ESG信披会面临一场阵痛。指引要求上市公司按照双重重要性，即对企业价值产生较大影响（财务重要性），和企业表现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影响重要性）来披露重要议题的信息。在周国银看来，从披露ESG绩效信息转换成与ESG相关的财务信息，这中间跨度和难度都很大。难点在于，企业如何判断某个ESG议题和财务之间的关联性。要讲清楚某个议题与财务，包括现金流、投融资之类的关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很多企业都讲不清楚。“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模型，形成共识，披露出的信息才有参考价值。”周国银说。在他看来，ESG信息披露标准太复杂，披露成本太高，也是ESG信披的痛点。“企业披露其内部ESG管理过程，可以参考IPC-1401ESG管理体系标准，类似于优秀的质量管理要参考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据李森观察，企业做ESG的共性痛点还有数据管理。很多企业的数据管理非常薄弱，有些企业的数据散落在各个部门，没有专人统筹；还有些企业的数据收集手段非常原始，缺乏信息化平台。至于面向供应商数据的范围3披露，大部分公司都还在摸索中。“我相信未来趋势会慢慢变好，只不过现在每一步都不会那么容易。”李森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森为化名。实习生薛昱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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