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你是用“科学家模式”对我说话吗？

“每当我和女儿谈话出现分歧时，她都会提醒我，‘爸爸，你是处在科学家模式还是检察官模式？’，这时我会停一停，想想这个谈话中，我的‘自我’是否已经占了上风。平时，我也在用女儿的问题不断提醒自己，我的目标，不是证明自己，而是提升自己。”

维塔利·凯茨尼尔森（Vitaliy Katsenelson）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新一代的本杰明·格雷厄姆”，他现在是投资公司IMA的CEO和首席信息官，IMA是一家拥有45年历史的金融机构。

维塔利在IMA公司从研究员、基金经理、首席投资官做到了CEO，他最擅长通过写作来进行投资哲学和人生理念的思考，《黑天鹅》作者纳西姆·塔勒布对他的评价是：“维塔利深知如何讲好一个故事，看他的文字就像和他展开了一场对话——深刻、有见地、发人深省、令人受教。”

维塔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观点，他认为投资是一种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傲慢行为”，“作为投资人，我经常要与他人争辩。我们应该意识到，投资是一种傲慢的行为。你基本上是在说：我是对的，而我的交易对手是错的。基本面投资可能将这种傲慢带到一个更大的极端，因为你经常买不受欢迎的股票。实际上，投资需要的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傲慢。同时，还需要一种看似矛盾的能力——在发现自己错误的时候感到高兴。”

维塔利还认为，表达，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思考的过程。他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分成四种模式：传教士模式、政客模式、检察官模式和科学家模式，并深刻分析了这四种模式对思维的影响。

图1. 投资公司IMA的CEO维塔利·凯茨尼尔森

一

交流的四种模式：

当你开始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也开始相信它们了……

下一次你要说话之前，可以试试先念一句咒语“阿布拉卡达布拉”（Abracadabra）。这个咒语来自希伯来语，它的一种解读是“我说话时，即在创造”。

当你开始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也开始相信它们了。

维塔利问，“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有人问了你一些事，这些你之前还没有机会深入考虑过，此时你头脑中冒出了一个想法，于是你下意识地选了它作为你的看法，然后开始跟这个人辩论，在还没有认真思考的情况下，站在反方立场开始反驳，而且通过捍卫这个观点，逐渐变得对它深信不疑。这个时候，一个没经过严格检验的偶然想法，就这样溜进了你的大脑，固化成了你的观点，甚至固化在你的自我身份中。这不可怕吗？”

“我们说话时，既是在影响别人的想法，也在塑造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们与他人说话的方式，也会影响我们自己思考的程度和内容。”

为了避免这种“溜进来”的想法，维塔利分享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识别沟通的4种模式：传教士模式、检察官模式、政客模式和科学家模式。

先来看看前3种模式。

1、传教士模式（Preacher Mode）

你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竭力让他人接受你的布道。

2、政客模式（Politician Mode）

你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可能表达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观点。

3、检察官模式（Prosecutor Mode）

你尝试建立论点说服对方，使其改变想法。

维塔利举例说：“作为公司CEO，我很多时间会处于传教士模式中，去向团队传递公司的价值观。而在家庭中，如果我要劝孩子们做作业或做家务，我会进入检察官模式。总体上，我个人不喜欢政客模式，但它也很有用。我也必须得承认，如果我和妻子初次约会时，我没有采用政客模式，估计现在我还和我爸妈住在一起呢。”

上面的每一个模式在匹配的场景中，对我们都十分重要。比如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他的“现实扭曲力场”就是传教士模式很好的例子；同样，检察官模式在法律体系中也是必须的，像律师需要说服法官和陪审团成员；而大部分人在面试和约会时会采用政客模式。

但维塔利提醒说：“需要注意的是，在这3种模式中，学习的成分非常少，因为你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想法，在整个沟通中，你的想法并没有改变，你只是在尝试让他人接受这个想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四种模式——科学家模式（Scientist Mode）。

在这个模式下，沟通者认为，所有的想法都是有待验证的假说，它们只是思考延伸的起点，而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二

把好奇放在信念之上：

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还能感到快乐，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培养的技能

《重新思考》的作者亚当·格兰特说：“要放下自我，就要把好奇放在信念之上，把谦逊放在骄傲之上。我们不需要坚信或者捍卫每一个进入脑海的想法，我们也不需要把想法自动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

维塔利认为，作为投资者，尤其是在做公司研究的时候，科学家模式会带来更大的竞争优势。

他说自己很喜欢哲学家塞涅卡的一句名言：“时间发现真相”。“事实上，投资其实是试图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就发现真相。这意味着，在被证明之前，我们讨论的所有观点都是一个假设、一个可塑的想法。我也经常要提醒自己，我是在辩论真相，不是在捍卫自我”。

如何区分自己处于哪种沟通模式？

维塔利认为，前3种模式和科学家模式最大的差别，就是人的“自我”。在辩论中，“自我”时常会占据上风，这时辩论就会从追寻真理的变成加深自己固有信念的过程。就像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的：“人不可能再去学习，那些他认为自己已经了解的东西。”

前3种模式中，尤其是检察官模式中，我们在说服对方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自我”会逐渐地融为一体，捍卫想法就变成了捍卫自己，而否定这个想法就成了否定自己，这就让想法的迭代变得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需要不断重复审查和适度剥离那些被纳入“自我”的想法。

美国沃顿商学院组织心理学教授亚当·格兰特，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碰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的故事。当时格兰特在台上演讲，发现卡尼曼就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他很是惊讶，又倍感荣幸。

图2. 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

演讲结束后，卡尼曼找到他，微笑着说：“你说得太精彩了！我发现我之前真的错了。”格兰特完全没预料到这个反应，他困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出错了你还这么高兴呢？”卡尼曼解释说：“没人喜欢出错，但是能认识到过去的错误，让我觉得至少现在的错误又少了一些，我又学到了新的东西，这让我很开心。”

图3. “行为经济学之父”丹尼尔·卡尼曼

维塔利在引用这个故事时感慨说：“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还能感到快乐，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培养的技能。”

三

深刻了解交易对手：

“只有当我能比我的对手更好地

反驳我自己的立场时，我才有资格持有这一立场。”

查理·芒格有个精辟的总结：“只有当我能比我的对手更好地反驳我自己的立场时，我才有资格持有这一立场。”

维塔利提到：“在交易中，很多人会把对手盘看成死敌，总想要在辩论中赢过对方，这其实是检察官模式。但科学家模式会让你做的更好。”

对立的态度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从而忽视对方的合理性。即使表面上压过了对方，“赢”得了争辩，其实也输了。

维塔利举了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的例子，查诺斯被称为“华尔街秃鹫”，是全球最大的空头基金公司尼克斯联合的总裁，曾因做空美国安然公司（Enron）成名。查诺斯善于发现价值被高估的三类股票（1）看起来生机勃勃但将危机重重的行业，（2）新技术的牺牲者，和（3）风靡一时的时尚产品公司。

图4. “华尔街秃鹫”吉姆·查诺斯

维塔利和这位做空大师在市场上针锋相对过，有好几次，他们俩的基金就是同一只股票的对手盘：他做多，他就做空。维塔利说：“我们也多次就同一只股票争论过，但整个讨论完全是基于事实的，没有不必要的激动情绪。查诺斯很特别的一点在于，他会去深刻地理解交易对手，甚至能做到比交易对手更好地阐述那些反驳他自己的观点。我非常尊重他。”

四

像科学家一样辩论：

如果辩论结束时，任何一方改变

主意的可能性为零，那就是浪费时间

维塔利坦陈：“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执着于让自己事事占理，但我现在好多了。我发现，如果在辩论结束时，任何一方改变主意的可能性为零，那大概就不应该进行这个对话，因为这是浪费时间的。我们应该像科学家一样辩论。”

历史上有一次漫长且伟大的科学辩论，持续了30年了。

辩论双方都是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尼尔斯·玻尔。

尼尔斯·玻尔是量子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而爱因斯坦的经典物理学研究，虽然也为量子物理学的创建贡献了力量，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接受其概率性，也就是那句著名的“上帝不掷骰子！”

爱因斯坦与玻尔的辩论不只是私下交流，他们进行了公开的讨论，他们发表论文，进行演讲，举办讲座。但玻尔和爱因斯坦都在竭力地接近真理，他们的争论围绕着想法，他们的论点背后是无数的实验、公式和模型。

虽然他们最终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是各自的想法都发生了迭代。爱因斯坦的想法改变了好几次，而且也同意了玻尔的很多论点。玻尔也因此在几个问题上再次去进行了更深入的检验。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一直维持着友谊，他们彼此的钦佩并未因争辩而耗竭。

图5. 爱因斯坦与玻尔的闲谈

这种科学家模式也出现在古老的犹太律法中。该律法规定，在死刑案件中，如果23名法官中达成一致宣判死刑，法院是不接受的。只有至少有一名法官持反对意见，死刑判决才会被执行。这是为了保证在诉讼过程中，至少存在一个质疑的声音，它会迫使法官们认真思考对立的观点。换言之，法院希望，最终的决定是通过科学家模式的辩论达成的。

维塔利说：“当我发现自己处于辩论状态时，我会问自己，这是什么场景？对方处于什么模式？你要选什么模式？在投资领域或其他涉及学习的场景，科学家模式与检察官模式之间的辩论不太好，但更糟的是科学家模式与政客模式的辩论。因为如果你的对手处于检察官模式，至少你还有向对方学习的机会。但如果对方是政客模式，他可能会为了迎合而附和，那他能让你感觉良好，只是不会更加靠近真相。”

维塔利还谈到了一个生活的细节：“我自认为正在科学家模式上精进。但我检察官模式的续航时间其实比我想象的要长。比如当我和女儿谈话出现分歧时，她会提醒我，‘爸爸，你是处在科学家模式吗？’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对’。但我会停一停，想想这个谈话中，我的‘自我’是否已经占了上风，因为太想说服对方，而让检察官取代了科学家。平时，我也在用女儿的问题不断提醒自己，我的目标，不是证明自己，而是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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