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9分犯罪悬疑剧，揭露了东京打工人身不由己的残酷人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以前文化界有两个脍炙人口的金句。一句是“生活在别处”（昆德拉语），另一句叫“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语）。后面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致贱人”之类的说法，无非是原句更通俗易懂的版本。然而似乎并没有人指出，这两个金句是相互矛盾的，把“别处”想得太好，或者把“他人”想得太坏，恐怕都是想得太简单了。
之所以会想起这茬，是因为看了HBO的高分热剧《东京罪恶》。此剧刚刚播完第二季，口碑颇佳（在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的新鲜度高达92%，向来苛刻的豆瓣也有8.2，IMDb平台在开播以来，评分持续走高，第十集直接飙升到9.3分），后续很可能还会有第三、第四季。全剧基于同名非虚构作品改编，全称《东京罪恶：一个美国记者在日本的警方报道实录》。作者杰克·阿德尔斯坦是日本大报《读卖新闻》的首位“外国人”记者，且专门负责犯罪报道。
杰克一干就是十二年，每周工作80小时，揭露了东京花花世界背后盘根错节的阴暗链条，尤其是与黑帮相关的各种可怕罪行——这些事情主流社会的日本民众其实也都是不太了解的。有时候非得有一个外来者捅破窗户纸、快刀斩乱麻。杰克的报道终于引来黑道登门威胁，而这正是他写下此书的缘由。用文字打败刀枪，用炽热的双眼照亮浑浊的世道，这种故事从古到今，永远都激动人心。
电视剧中除了主角杰克（安塞尔·艾尔高特 饰）保留真实姓名以外，其他大多都用了化名，比如《读卖新闻》变成了《明调新闻》，臭名昭著的黑帮“山口组”成了“户泽组”，黑帮老大、相关警察、记者同僚的名字当然也都改过。虽然剧组的官方口径，这是为了保证艺术创作的灵活，但观众能够感受到，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真相过于敏感。全剧的调子可以说相当写实，“东京”并没有沦为西方视角下的东方奇观，而“罪恶”的部分也没有轻易陷入黑帮片的窠臼，而是始终保持了生活的沉重与切肤之痛。
为什么观众容易与杰克这个双重意义上的局外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东方人）共情，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就是：现代大都市的生活总是相似的——尤其是不幸的部分。在全剧开头，我们跟随杰克游走于东京的大街小巷，但更令我们熟悉的是他手里始终拿着日文教材，哪怕在面馆里也要摊开来争分夺秒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完全是一副做题家、考编狂人的风范。
东京居，大不易。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慢慢浮上观众心头，到底是什么让一个老家在美国密苏里州的白人青年，不远万里来考日本的记者？
正是这个疑惑，让我想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日本对于杰克是一个“别处”。他来到日本，最主要恐怕并非迷恋日本文化，而是要尽可能地远离家乡，远离父亲和熟悉的生活，就像王家卫电得影《春光乍泄》里面，黎耀辉与何宝荣之所以非要去阿根廷，只因那是离香港最远的地方。
当然，真实的东京总是超出杰克的想象。他很快就碰到了“他人即地狱”的一面。他高大的身影在日本狭小的办公室里，总是显得如此笨拙、莽撞、格格不入。而除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以外，更有无数隐形规则的束缚。比如按报社的要求，一篇报道有非常严格的格式要求，丝毫不得僭越，而在这份格式一般只交代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信息，但偏偏没有读者最感兴趣、记者也最应该感兴趣的部分，那就是“为什么”。
明调新闻官方的说法是“有空间剩余的话可以最后再写写为什么”、“但是通常不会有这种剩余”。报社的讳莫如深，恰好反映了日本复杂的社会结构：在日本，黑社会是合法的，因此与警察之间的关系就异常暧昧，不乏像宫本（伊藤英明 饰）那样油滑的黑警，明目张胆地给黑社会控制的夜总会拉客。而即使像片桐（渡边谦 饰）这样硬派的正义警察，对于黑帮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求表面的平静和平衡，别光天化日地打打杀杀就行，夜晚如何暗流汹涌就顾不上了。
而跑社会犯罪这条线的记者，消息完全来自于警察的放料，自然得巴结好关系。杰克的第一篇报道写一个暴尸街头的案子，此人身上插着刀，显然是遭到杀害，但杰克的主管却大骂了他一顿，原因是他在报道里使用了“受害者”一词，没有按警方的通告写。后面宫本就很直白地告诉杰克，“东京是没有凶杀案的”——除非有人亲眼看到凶杀的过程，否则永远只有死因不明的尸体。而如果记者用了“受害者”这样的字眼，警察又不能尽快破案的话，面子上就会很难看了。
东京在近年很多“城市安全指数”里名列前茅，甚至很多时候就排第一，不知道有没有前面提到的这层关系。《东京罪恶》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末，想必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一个人在大城市里走投无路，并不一定和黑帮有关，而且黑帮也有无数种合法的手段来逼死无辜的人。第一季的主线就是讲户泽组开办合法的高利贷公司，然后通过不断羞辱借款人，令其精神崩溃自杀，从而收取高额保险金。
剧中一位自杀的中年人遗孀对前来调查的杰克说，先夫自杀，不是单纯因为还不上钱，而是因为不想再羞耻地活着。在一个规矩越多的地方，自然就会越多触犯规矩的风险，也自然会产生更多的羞耻。《东京罪恶》向观众展示了，在这种超级摩登的大都市里，羞耻的罪恶远远大于罪恶的羞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冷酷无情、卷到极致的丛林法则。不仅普通人疲于奔命，甚至连黑帮分子都适应不了——如果他们不能比自己的同类更狠、更不知羞耻的话。
此剧虽以杰克的故事为主线，但杰克只是主角之一，记者的调查也只是故事线之一。另外两大主角是夜总会的外国陪酒小姐莎曼莎（瑞秋·凯勒 饰）和黑帮小子佐藤（笠松将 饰）。莎曼莎和杰克一样，也是为了逃避过去而背井离乡。很显然在东京夜总会当陪酒女，并不能说是什么好日子，但是她的人生，就像她喜欢骑的摩托车一样，只能往前开：她只能在陪酒女到女老板（“妈妈桑”）这条路上奔驰下去，而不可能再倒退回过去，当一个虔诚的传教士。
莎曼莎的同僚（后面一部分变成了她的手下）是一帮与她命运大同小异的外国女青年，她们为何横跨万里落脚东京，原因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她们都绝对不会回去，可以说到了宁死不回的地步。有时候真的很难说清，东京究竟是给了她们第二次机会，还是用它的繁华艳丽、纸醉金迷，断了她们回家的路。
陪酒这行，虽然出卖色相，到底还是很能赚些钱的，这些钱就像流水，来得快去得更快，到头来什么也抓不住，比如莎曼莎最要好的闺蜜就把全副身家都浪费在牛郎店里。东京是一场大梦，一场宿醉，本来总要醒的，可是这梦太美，这醉太深，终于有一天醒不过来了——这正是莎曼莎很多姐妹的结局：客死异乡，无人问津。
而黑道小子佐藤的情况，恰好和杰克与莎曼莎相反，他从小被赶出家庭、流落街头，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加入黑道“千源会”。他渴望家庭，却有家难回，黑帮成了家庭的替代品，黑老大石田仁志（菅田俊 饰）成了他的替代父亲。与其说佐藤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天真善良的年轻人如何一步步变得杀伐果断，倒不如说他为黑帮故事注入了一个人性化的视角，让观众不再把他们简单地看成怪物和毒瘤。不，他们不是外来的害虫，而是这种城市生活本身结出的果实。
正如石田老大对警察说的：没有黑道，日本会崩溃。这一点在佐藤身上再明显不过。如果没有千源会，那他的结局无非是两个，要么暴尸街头，要么变成一个孤狼式的犯罪分子。有一个组织把他管起来，不论对他自己，还是对社会整体而言，其实都是好事。在城市丰饶的海平面以下，其实有无数像佐藤那样阳光难以触及的浮游生物，但他们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黑帮其实是给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一条最后的出路，虽然他们总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灰色地带，好像总是与暴力脱不开干系，但其实那也是一份“工作”，同样朝九晚五，很少有什么快意恩仇。
杰克、莎曼莎和佐藤，三个人由于复杂的情感和案件纠葛给绑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奇特的三人组。观众看着看着，会突然发现他们看似迥异的生活，其实多么相似——他们都受制于同一套“东京规矩”。警察、记者和黑道，都一天到晚穿着西装（当然陪酒小姐穿的是另外的制服），都有自己严格的规则和潜规则。黑道搞得像个公司，而报社却又像一个帮会。说到底，对于这座大城市来说，所有人都是打工人，所有人都身不由己。
我个人对杰克更有共鸣，因为我也当过短暂的社会记者。我跑的当然不是什么大案子，却也让我目睹了不少人间的悲欢离合——应该说主要是悲。由于我供职的也是一家报纸，很多新闻其实并没有后续。比如我跑的第一个案子是一个农民工去黑诊所注射不明液体后进了急救室，最后我并不知道他有没有活下来，黑诊所的人又下场如何。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要报道这件事，也许只是需要填一个很小的天窗而已。
新闻就是这样的，它很容易就被人遗忘了。奥登说“文学是永远新鲜的新闻”，其实就是在说新闻多么容易过期。片中杰克和几个小伙伴，登了一点豆腐干大小的小文章，都要下馆子好好庆祝一番，好像世界真的会倾听，好像自己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那种喜悦非记者不能体会。但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种报道的影响力很微小。想要用报纸新闻来扳倒黑帮，简直就是不自量力。不过杰克的顶头上司丸山女士（菊地凛子 饰）一直教导他要从写好小文章做起，从写清楚每个受害人的名字写起——正义没法一蹴而就，只能水滴石穿。
《东京罪恶》开篇第一集专门请了大导演迈克尔·曼来拍，我这回还专门倒回去重新看了一下。最令我感慨的倒并不是导演技法如何高超，而是在知道结局的情况下，重看每个角色的相遇。一切都显得多么偶然，谁也不知道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会成为此生挚爱，一个流盼中的陌生人，会在接下来的日子生死与共。这是时间的魔法，也是城市的魔法。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永远充满了喧哗与骚动、机遇与诱惑，无限的可能性像霓虹一样闪烁。说到底，你不能怪城市罪恶，而是得小心选择。
排版：布雷克 / 审核：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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