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原文首发于《读书》杂志1998年第10期，后收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本文摘录于三联书店2013年5月版《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他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大陆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比较厉害（《读书》杂志首发本文时此处为“最多”——编者注） 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 （《读书》杂志首发本文时有此段文字，出书时被删除——编者注） 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1962年范曾来到历博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者注） 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不时（《读书》杂志首发本文时此处为“天天”——编者注） 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赶来。” （《读书》杂志首发本文时此处为“连夜从天津赶来”——编者注）

“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说“错了”。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

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我们留下老人在家中吃了晚饭。记得沈先生说了这么一句：“好心带他，不认人。”

（1998年5月6日口述）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曾的名字。

笔者在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处，看到沈从文后来在两封信中涉及此事：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到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为聪敏的蠢事，哪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因为要求不同是事实，得承认才合理。

过去搞创作失败在此，近三十年另起炉灶搞文物，到头来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特别是“四人帮”问题一公开，更证明在某一时、某种情况下，新社会做人的灵活性需要，远比工作踏实认真性重要得多。今年已七十进五了，做人倒似乎越来越天真，还不如许多二十来岁的人懂“政治世故”。

（摘自沈从文1977年4月7日致汪曾祺的信）

这个新社会人都像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感。我却总是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个焦头烂额……

……帮人忙却帮出个现代中山狼，在“四人帮”全盛时代，十分得意戳着额角告我已过了时，再无什么发言权。我见惯这类小事，还是与人为善好好告他，时间还早得很，待学才懂的还多。

（摘自沈从文1979年9月中旬致《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的信）

沈虎雏告诉笔者：“1980年以后，父亲在闲谈中几次提到范曾指着他额头说‘过时了’。这件事发生在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在场的还有两三人，范围很小，因而不为外人所知。由于时间久远，在场者的复述在细节上有出入，如有人回忆是另一幅历史人物像。范曾想说他从未画过屈原像，以此来解脱这件事。但是从父亲的信件和他的闲谈，我感到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存在的，而且给他印象很深。” （2000年3月14日口述）

我和沈从文先生是两代人。与先生接触自1962年始，彼时我24岁，中央美术学院刚毕业，当时沈从文先生整60岁。今天当我为1998年10月号《读书》杂志上陈徒手的一文《午门下的沈从文》感到莫名惊诧的时候，我已是61岁颓然一翁，年龄超过了当时的沈从文。回首往事，往往勾起心灵的伤痕。历史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杜撰而改变真面，社会没有剥夺我的辨伪权，我愿向世人所陈述的，也许不像陈徒手文章那么引人入胜——有些人对离谱事件的兴趣，是远在真实的信史之上的——信史往往与枯索比邻。

我应该提醒陈徒手的是他大概对历史的基本面貌缺乏了解。“午门下的沈从文”，也就是1959年前的沈从文。1959年北京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落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搬到天安门广场左侧的辉煌的大楼，沈从文也不再在午门前、端门后徘徊。我初见沈从文的时候便是在博物馆明洁而宽大、堆满图书的研究室里。显然那时的沈从文先生心境比较愉悦，他已从自己心灵的阴影中解脱，充满着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他异常勤奋，脸上永远挂着诚恳的微笑。而此前，中国正经历着建国后的种种艰难，对沈从文或有所忽略疏忘，这是不足奇的。这和迫害或着意的排斥不是一回事。沈从文最初在午门前的博物馆做些抄写文字的工作，一日，他昔年的老友，当时已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来到午门看出土文物展，沈从文见到，一声“西谛”（郑振铎笔名），双泪齐下，显然处境蹇促，需要老友的援手。此后不久沈从文当了研究员，再后又连任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想这和郑振铎的擢用硕彦或顾念旧谊都有关。

知识界对沈从文的态度，因人而异。郭沫若的批评、郑振铎的照顾、丁玲的疏远，都有着种种历史的、人生的渊源，简单化地称此是彼非，殊为不妥，而社会整体评价的总和则大体比较接近人物或事件的本相。

1962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我画完毕业创作《文姬归汉》后，我想第一个应该看到此画的是郭沫若。因为我创作此画的最初冲动，乃是由于看了人艺上演的郭沫若的《蔡文姬》。我完全没有想到郭老看到此画后竟激动得夜不成寐，半夜起来题了一首二十四韵四十八句的五言古风：“汉家失统驭，四海繁兵马。千里不闻鸡，兽多人转寡。我蒙贤王救，寄身穹庐下……”此诗悲满潭壑、思尽波涛，为郭老杰构。

但郭老题《文姬归汉》没有给我带来好运，系主任勃然大怒、党委书记于全校大会点名批评，帽子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追名逐利。照我的脾气是拂袖而去，干脆回老家南通坐等毕业分配的消息，我相信厄运在等待着我。这时我想起了恩师刘凌沧先生曾对我说沈从文先生很喜欢《文姬归汉》这幅画，而且沈先生正主编《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亟需精于线描的人为助手。我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拜托班上的同学李西源将信送到沈先生家中，表示愿意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先生收到信后立刻为我办理手续，偶遇阻遏，先生则表示即使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我每月发工资。沈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使我没齿难忘。我平生只给沈先生写过这一封信，并不似陈徒手文中所说“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我是得知已决定分配我到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消息后，才拖着身心交瘁的病体回北京的。我第一次感受到社会流言足以置人死地的恶毒，同时也感受到知识分子群中的确存在着薪承火继的温暖和蔼然长者如郭老、沈从文先生的扶掖和呵护。

至于陈文中说道：“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家门：‘昨夜梦见先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陈徒手大概不清楚，我毕业之后一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并不在天津，又何曾“从天津赶来”？我调南开大学任东方艺术系主任，那是二十年后的事了。而且，沈从文和我的个性是都不太喜欢虚与委蛇的，即使我有表示感激之意，似乎也不会想到梦占、言谶这类东西可利用。沈先生是很唯物的人，而我则决不会如此鄙俗而愚昧。

沈先生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并不似当今受人景仰，大家对他的不重视来源于对他的不了解，而真正尊敬他的只是少数人，其中包括我、史树青、陈鹏程、李之檀等等。我对沈从文的最大安慰不是讲些假话，而是与其他同仁竭尽全力将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文字化为图录。我自1962年至1964年“四清”之前有三年时间足不出户，为沈先生这部巨著作插图，其中传世绘画部分最精细的画幅，几乎全由我完成。那时我正年轻，生命之火正在燃烧，我自感无愧无惑的是在这躁动的年华却深居简出、焚膏继晷，为此书的编绘殚精竭虑，没有辜负沈先生对我的重托。及至“文化大革命”时这些精美的画稿被造反派贴于大字报上划上红叉的时候，我相信我和沈从文先生心灵上都曾同时流淌着殷红的血。

沈先生对服饰图录绘制的顺利十分兴奋，对我所画尤所激赏，倒是沈先生不时有信给李之檀和我，用他秀美的蝇头小楷书写，向我们一一指出编绘中应注意的问题，向我们阐释服饰史中的一些疑难。这些信件记录了沈先生孜孜（不倦）、严谨治学的精神，也记录了对我们真诚热切的期望。

在“文革”中，我本身所写大字报甚少。在沈从文被专案组揪出不久之后，同一专案组也将我揪出。他们不仅三次抄我家，将我的几十本日记和大批画作、书籍夺走，同时勒令我写大字报揭发沈从文。当他们看到我的大字报言不及义时（大字报仅有一张纸），就将我拉到总务科（当时“历博”的小型斗争会场）叫我交代揭发“反共老手”沈从文的历史和现行“反革命罪行”。我说“不知道”，造反派狠狠向我胸前面颊拳脚交加。次日“历博”大院中贴出“范曾疯狂攻击‘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该万死”“范曾疯狂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等口号，礼堂已挂上“斗争现行反革命分子范曾大会”的大幅会标，而且沈从文和范曾专案组已与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联系，要他们出兵来参加第二天举行的斗争大会。

当时美院红卫兵以血腥武斗著称于北京，我看势头不对，当天出逃，隐迹于颐和园万寿山半山昔年柳亚子居住过的益寿堂，前后达三月之久，算是躲过了劫难。

我在《范曾自述》中曾谈到这次给沈从文写大字报一事，深自懊悔，那是由于我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即使这种被造反派视为“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也不应写，表现出自保的怯懦和对造反派淫威的畏惧。我勇于在自传中检点自己过往形骸，那是我良知不泯的坦诚。也正是在我的坦诚之后，那些别具匠心的人在大字报上做起了文章。

我庄严地宣布：某个集子中公布（陈文中引用）我给沈从文写了为数几百条罪状的大字报那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所有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当事人、目击者所可证明的。而沈从文的那张大字报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我相信沈从文先生的人格，他不会将当时同为釜底游魂的我作为鼎脔奉献给造反派的。

与沈从文先生素称莫逆的史树青先生，他的记忆力的惊人是伯仲之间见默存（钱钟书）的。历史博物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他巨细无遗地储存于脑中，在学术上他是一本活字典，在运动后他也可以说是活实录。譬如他记得第一张给沈从文先生的“罪行”上纲到“反共老手”的是一小青年某君所写；又譬如他还记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画过几张谑而不虐的漫画，冲淡斗争气氛，使史树青实际上得到精神上某种舒解；他甚至记得我写出了歌颂沈从文的诗，为他评功摆好，说他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有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他以为这张大字报根本不曾见过，他说，这是所有历史博物馆的同仁们所可证明的，他表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可以出而为我作证。

据至今我以为是虚拟的沈从文大字报稿（原件呢？），我所写的大字报该是何等浩大的声势。可以设想，罗列沈从文先生几百条罪状的大字报（就算五百条吧，说清楚一条罪状以五十字计，已是春秋左传笔法），那是至少几万言的大块文章，倾历史博物馆走廊、过道、院中的所有墙面亦无法容纳如此宏伟的大字报，而竟然没有一位历史博物馆至今健在的老人们记得（因为当时最年轻的小伙子至今也已近六十岁了），这真是集体记忆丧失，在人类生理史上是很可以作为特例的。

大字报的内容也捏造得离谱，沈从文先生当时的书房兼客室除去几架书、一张写字桌和一台古老的唱机之外，活动空间只两三平方米，如何容纳萧乾、丁玲、黄苗子跳黄色舞？而丁玲与沈从文先生交恶，这是沈先生亲自告诉过我们的，她怎么又会去和沈从文跳黄色舞；萧乾与沈从文相识，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罗织过程的疏漏，越是尽精刻微便越是滑稽有趣。至于骂沈先生“头上长疮、脚底流脓”之类的语言，平生不曾用过一次，自以为鄙俗如此，应该是造反派所专有。

至于黄能馥和陈娟娟夫妇讲述的一则笑林广记的故事，说为了屈原的服饰，我竟抬出“党中央”来压沈从文。他们不太清楚我和沈从文的实际地位，当时虽都是受欺侮、被损伤者，但凭着我们两人的学养是不太容易演出鲁迅小说中的小D和阿Q动手的情景的，这是不折不扣的天方夜谭。顺便说一句，我没有画过“历博”陈列中的屈原，而只画过韩非子和荀子的像。

我费了如此多的时间来为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啰唣，实在是我还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精神，然而我为此浪费的时间正是我丢失的生命，我是很为之惋惜的。

还是让最有发言权的、我昔年历史博物馆的同事黄铭远先生来发言吧，黄铭远先生当时负责大字报的统计、整理的工作，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的资深编辑晁锡弟先生和《中国环境报》一级记者杨兆三先生的采访时说：“当时给沈从文贴的大字报本来就不多，说范曾一下子就写了几百条，更是没有的事。因为连我这个统计大字报的人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那几百条大字报在哪里呢？”这就是检验真伪的最佳证词，杜撰和谣诼在事实面前毕竟是苍白的。

1991年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讲学，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先生在皇家酒店宴请我与另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座中马悦然先生不胜惋惜地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曾已通过授予沈从文先生，不期尚未公布，沈从文噩耗传来，诺贝尔文学奖只授予生者，这岂不是命运吗？然而我还是相信，这奖金对沈从文先生无关宏旨，因为他的经典小说峨然自在，将会千秋留芳。

座中该中国文学史家在谈及沈从文先生于“反右”斗争中曾对艾青先生批判且用词甚烈，马悦然先生正颜道：“我不相信。”过了一会儿，他西方人的思维又转向了东方，自释道：“啊啊！这也可能，那时我还年轻，在北京第一天看到茅盾、艾青，我们一起吃饭，第二天看到茅盾批判艾青的文章。拿着报纸愤然去找艾青，讲茅盾怎么可以如此，艾青笑了，告诉我，这篇文章茅盾已让我改过的。”沈从文之批艾青有无黑箱作业，不得而知了。

我举这个例子决没有为我曾写过一张沈从文的大字报辩解之意，我只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

1999年6月22日于北京

1999年陈明先生、范曾先生先后在报刊上撰文，对我所写的《丁玲的北大荒日子》《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的部分内容表示不同的意见。我尊重和理解他们表达的心情，在我这一边没有公开发表文章辩驳和解释。现在借把《读书》发表的文章重新扩写编辑本书之际，再次采访了有关人士，核实材料，在一些事实方面做了相应修订。对此，由于不慎重造成的部分细节失实，我承担自己这一部分的责任，并向陈明先生、范曾先生表示歉意。

但是，在更正几处细节的同时，我依然保留了主要的事实，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以便求教于行家和读者朋友。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真相会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我们不是在追究、责怪个人的什么责任，而是探讨多少年政治运动凄风苦雨中的悲剧因素。

范曾先生在《忧思难忘说沈老》一文中，对拙作的一些内容提出反驳的意见，文章最后写道：“我只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我个人同意范曾先生最后表白的这一观点，我也愿意在摆事实的基础上，同范曾先生进行有益的交流和争论。

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著名评论家唐达成先生在看到范曾先生的反驳文章后，曾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关切地询问过，他最后告诉我一句话：“一切以事实说话。”

2000年6月2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