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月中旬和馆中几个领导同志一同调去集训的，因身体关系，上星期被调回来参加学习。回来后，看过三半天大字报，才明白馆中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正确领导下，已搞得热火朝天。像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诸同志好意来帮助我思想改造，就为特辟专栏，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我应当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首先想到的是，一切批评总在治病救人。我若真是牛鬼蛇神，自然是应当加以扫除的。

但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10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置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事实上我本来在群众中就并无什么威风，也不善于争取任何威风，只想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平平实实做一个文物工作者。

前10年，我的工作主要是在陈列室和库房里，就是最好的证明。痛苦的是若照毛主席所说，凡事应当“实事求是”，来作一点解释，我的神经和心脏实在不许可。因为目前低压总在110到120，高压在190到200左右。我说这个数字，年青同志目下是不会明白的，因为缺少实际经验，到将来衰老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事，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没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么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至于其他同志对我的种种揭发批评，我在此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感谢。说得对的，都要一一加以虚心考虑，坚决改正。有不对的，也值得我深深警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善于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在一处共事，虽说相处已10多年，表面相熟，事实上并不相熟。主观上我已够小心谨慎，非常怕做错事，总还难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以至于比诸同志所说严重得多的错误，我深信是能一一改正过来的。

至于对馆中的事情，领导上面的矛盾问题，我历来是不大明白的（略）。同时也让像我们这种从旧社会来的臭知识分子，假专家，假里手，把灵魂深处一切脏、丑、臭东西，全部挖出来，得到更彻底的改造。在这个大革命时代，个人实在十分渺小，实在不足道！求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个人一点点知识，也才会有使用机会，且不至于像30年前从事文学创作时那么害人，误己！

沈从文和范曾，都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大佬。前者，以文学创作、文物研究名世；后一位，则昂然以书画巨匠、学问宗师、当世大儒自居不疑。表面上所事行业、所攻领域都不同，实际上曾是师徒关系。

他们两人之间，整整相差36岁，属两代人，乃前后辈。年轻时的范曾，初出茅庐，不名一文，内无奥援，外无帮助，为此曾异常恭谨地拜沈为师，而沈从文亦极看重这位青年才俊，引举誉荐不遗余力。也正是在沈公的着意栽培下，范先生如愿以偿，得以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并逐步踏入京城上流文化圈。

后来，“丙午丁未年之劫”降临，范先生“真是快人”，不仅陡然变脸，立即与沈从文割恩断义，甚至投井下石，主动密告诬害，师徒二人遂彻底决裂。沈从文晚年，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谈到，这是他后半生最感愤然的一件事了。此后，任何公开场合，他再也不愿提及范曾的名字了。

沈、范师徒的反目，是当代文化界很著名的一起公案。唠叨旧事，既是出于公心表达爱憎，更意在重温，在那个惊魂动魄的时代，所有人其实都在失去尊严的悲音。

从现有材料看，沈、范二人能相识，并且结下师生情缘，主要是青年范曾主动、刻意及努力的结果。

1949年后，侥幸躲过生死线的沈从文，被安排进入彼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代文坛大家，就此改弦易辙，转换主业从事文物探究，尤其是注目于周公交付给他的职司使命，即“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

到了1960年代前后，逃离烽火口，识趣默存的沈从文，境遇实已逐渐改观。据“沈学专家”凌宇《沈从文传》一书记录，早在1958年，彼时掌舵文化界的周扬，甚至拟请沈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只是为沈所婉拒；他还有单独受到某巨公接见与鼓励的无上殊遇。

这些年，社会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说他自解放后就不再从事文学写作云云，几成定论。这其实多半也是以讹传讹的误解。最好的反证，自然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40卷本《沈从文全集》——在这套书中，明显可以看到，他1949年之后的文学作品，依然占据很大篇幅，不过再无名作罢了。

总之，这一切都可证实，当时的沈从文，已有再度受到重视的态势，起码是有点话语权的。

沈从文的这番变化，天生百样玲珑的范先生，也许早就看在眼里了。据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披露：1962年，25岁的范曾，行将从中央美院毕业。为能谋得个好去处，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表达横无际涯的崇仰之意。

在这批意在投贽的书信中，范先生甚至曾动情倾述说，有一回“梦见沈先生生病，连夜从天津赶来”，感人肺肝之态，着实令人毛发皆耸。这份谦恭至极的表白，的确让沈从文甚为感动，热心为之联络疏通，帮助他如愿调入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成为自己的助手，给中国古代服饰做插图。

以上所述，范先生在日后的《范曾自述》一书中，大体也是这么讲述的。这就是二人早期关系的定位：沈从文对范曾有照拂提携之恩，俩人一度是亲密的师生关系。

沈从文诚笃君子，陋于知人心，他不知道的是，这种手法，范先生早先就屡试不爽。同样著名的一段学界掌故：几乎是同时，即将毕业的范曾，以《文姬归汉图》为结业作品。

画成，他四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址，腋下夹画每日守在其门外。有一日，终于逮到郭下班回家，他立即趋前请求题词。郭一看是年轻人，画也确实不错，挥笔就是一首四十八句五言古风诗。

拿到郭沫若题画诗的范曾，一夜成名。这事也在中央美院轰动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但这种求名心切，不惜走终南捷径的格调，却也让范曾当时的指导老师蒋兆和、系主任叶浅予极为不满，认为他心术不正，意在借郭的名头逼压校方，是“靠名人光芒愚弄观众，虚抬自己的投机行为”。开始，叶浅予坚决不让此画参展，经人说情，才以“郭先生题字必须盖掉”为条件，得列1962年央美的毕业展览，并最终被该校美术馆收藏。

可惜，好景不长。这一对才华盖世的师徒，“蜜月期”不过只维持了4年左右。时间来到了1966年，中国大地翻云覆雨，什么都将是未知数。沈从文与范曾，往日弦歌堂内的师弟子，关系也陡然生变，直到势同水火的破裂。决裂的原因，一般公论，是因为范先生向壁虚造的中伤，与必至死地的构陷。

归纳起来，则无非有二：1、范先生陆续贴出10多张大字报主动揭发、陷害沈从文。这起是非的关键证据，除了“知情者说”之外，主要还来自于当事人沈从文彼时及此后所留下的文字：1966年7月的《一张大字报稿》、1969年11月的《致张兆和信》、1975年2月的《致一画家信》、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都在《沈从文全集》第18～26卷中能找到。

在这批书信中，沈从文感伤说道，“揭发我最多的竟是范曾”，“说是丁玲、黄苗子、萧乾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小型裴多菲俱乐部”，总的罪状就有“几百条”，分布在“12大张纸上”，其中只要“十大罪状已足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了几百条”，可是“无中生有”、“无一条成立”。

2、范曾幸灾乐祸投阱下石，处处不忘公开羞辱前恩师沈从文。沈从文曾在《致张兆和信》《致汪曾祺信》等私人书信中有过言评，认为范曾这人，“为人阴险”，喜欢“损人利己”，学识欠缺严重，“业务上常识不够认真学”，“善忘”，而且特别自负，“太只知有己，骄傲到了惊人地步”。最后，是一句断言，说范到历史博物馆10年，“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

他对范先生的好攀附名人亦表鄙夷，说他“大画家”的名头，跟“名人”身份，都是到处设法而来，说他只是“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他这种观点，实际上李苦禅大师辞世前评价如出一辙的：“我没有范曾这个学生，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

对范先生，尽管在亲友书信中，沈从文偶有义愤流露，可在公开场合，他实际一贯保持沉默。唯一的一次例外，大概是劫难过后，有回接受学生黄能馥采访时曾感慨万千。

那日，沈从文与这位爱徒闲聊往事，不知怎地，谈到了范曾。他说，有回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见后，善意提出一点服饰上的谬误，不料范突然勃然大怒，“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的那套，我这是上头批准的，你靠边吧”，沈黯然而退。

这种来自昔日高足的羞辱，显然让以宽厚著称的沈从文，终身不忘。他旧事重提，是为了借机叮嘱眼前这位同样敦厚的白发老学生，日后招手弟子时，也需要慧眼识人，避免自己的惨痛教训再度上演。据黄能馥回忆，闲谈最后，沈从文还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些，都是流传了几十年的陈年旧事了，是非曲直也早有公断。再后来，名满天下的范曾大师，终于写出《我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面对非议。对于外界那些指控，他倒大体都大方承认了，只是辩白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是“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所导致的”。

范曾先生到底是绝顶聪明之人呀！所有的成就，他都巧妙地归功给了自己；而所有的荒谬，他都乐善好施地推给了一个叫“时代”的玩意。

文章转自：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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