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历史的明信片与传记法

作者：谢建华（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副院长）

内容提要：《拿破仑》透露了雷德利·斯科特在历史题材创作上所持有的感性立场：传奇性的传记方法，明信片化的事件组织，以及充满风景序列的战争再现。众多让人兴奋的视觉时刻，使观众经由感官抵达历史现场，但也使影片最终成为一种越来越抽象、粗糙的历史制作形式。作为一种最流行、最通俗的公共历史形式，今天的历史片创作面临的是更加严峻的两难选择：要么继续提升视觉吸引力，用技术的强力进步不断发现、开辟新的观看经验；要么减少虚构的成分，重新发掘传记内容中蕴含的历史洞察力。无论如何，唯有将生活史和思想史、政治史融合，传记和历史才能摆脱叙事的偶然形式，成就超越地方经验的文化品位。

关键词：《拿破仑》 传记法 明信片 历史类型电影

传记法

在历史的长河中，事件和人物究竟哪一个更重要？或者更具有观赏性？如果创作者遵循马克思主义或年鉴学派设定的历史解释框架，将叙事的基石建立在整体史的目标上，就不得不降低人物的权重，视故事为一个更广泛和更久远的历史进程。但这种整体范式一方面会拖垮电影的叙事节奏，使影片成为冗长、枯燥的“教科书”；另一方面，非个人特质会削弱历史的人格魅力，使电影变成一页接着一页的“记事本”。

相比之下，人物似乎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传记是历史的底色，人格是传记的本质，塑造人物一定比再现事件更重要，这是传记比通史卖得好的根本原因。就类型创作而言，解释同样不应成为历史片的信条。各种版本的欧洲史著作和不同年代的断代史电影一再表明：“没有历史，只有传记”[1]。人们对阅读他人的历史有永无休止的渴望，因为那是没有理论的生活。这意味着：尽管拿破仑崛起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政局动荡：权力争夺、军事征伐和政治清洗相互交织，形势瞬息万变、结局难以逆料，但电影《拿破仑》终将是一个人的“神话”。至少从外表上看，斯科特已想清楚如何避免记“流水账”的毛病，一开始就致力于将历史书写转换成人物传奇。在长达150多分钟的剧情里，我们可能无法建立法国和欧洲史的宏观概念，但一定会对拿破仑的人格特质和历史心境有深刻印象。有了这个最直观的情感体验，我们才会进一步思考：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拿破仑，而拿破仑又是如何影响欧洲史以及世界格局的。

一旦人物成为焦点，共情就变得非常重要。法国大革命时代距今已200多年，创作者首先要为观众呈现一个可理解的过去，进而为人物营造一种可信赖的精神语境。合理的历史想象力有助于提升角色的能动性，增强行动的即时性，以便增加其在当代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影片采取了两种常规做法：一方面，将主角塑造成一位富有道德感、同情心和心理缺陷的英雄，赋予其更强烈的人格吸引力。在开篇的土伦围城战役中，导演刻意突出了拿破仑的性格缺点：霰弹炮发射时，作为炮兵指挥官的他竟然捂住耳朵；开始发起攻击时，他惊慌失措以至于无法呼吸。这些细节都旨在强化这位法国皇帝的感性色彩，以更通俗的方式拉近他与我们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主角的矛盾和悖论，诱导观众对人物进行精神分析。拿破仑相貌平庸但气势威严，既抱负远大、深谋远虑又暴躁易怒、反复无常，战场上勇武果敢、政治上独裁专断，情感生活却优柔寡断、危弱无助，极其依赖第一任妻子约瑟芬。从渴望权力的政治动物到杀伐果断的军事天才，从刚愎自用的暴君到孤独脆弱的男人，拿破仑令人困惑的生活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只有矛盾、悖论、恐惧和无奈”，它们都是无法克服的。因此，“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与局限性要比人类自身更为重要”。[2]传记过程对主题价值的共情，隐藏了创作者重置世界深度的教化目的。

明信片

对历史敏感的观众会普遍认为，雷德利·斯科特为我们上了一堂漏洞百出的历史课。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对照法国史教材，检视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等提供的不同拿破仑传记版本，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没有被导演认真对待。一些质疑看上去有理有据：拿破仑并没有目睹路易十六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上断头台，也没有在亲征埃及时向金字塔开炮；将奥斯特里茨“三皇会战”的失败归因于俄罗斯的严寒天气也是不对的，虽然影片提到了沙俄百姓的伏击行动与战局结果的关联，但无视伤寒斑疹病造成的影响显然有失公允。至于1804年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加冕典礼，影片除了数不胜数的群演面孔，就是巧克力、香肠、香槟和面包组成的社交宴会，一项庄重的政治议程为何成了娱乐时代的爆米花？为何影片没有提及拿破仑实施的一系列行政和经济改革，对颁布《法兰西民法典》这个影响深远的事件也闭口不谈？在认识拿破仑的深度和广度上，这些显然比几场战事更加有价值。更让人生疑的是，好莱坞是否受到了英国史观的影响，最终使拿破仑变成了一个让人生厌的科西嘉恶棍？如果斯科特重塑人物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的话，选择满口美语的华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是不是一个重大失误？

这些烦恼或困惑对艺术工作者而言都不是问题。没有人指望用电影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何况历史的本质只是叙述事实而非再现客观真理，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也很难保证彻底杜绝虚构。真实不会成为斯科特创作《拿破仑》的目标，因为真正的历史真相是被遮蔽的，描述层面的合理无法保证解释层面是真实的。

更重要的是，电影固有的媒介属性和娱乐色彩使其无法遵循历史的方法论，一切都需要以观赏性为最大原则：超出传记的戏剧性强度，鲜明的个性和匪夷所思的行动，必不可少的虚构人物、假设时间和杜撰事件，一系列充满想象力的私生活与情感史，影片最引人关注的正是这些历史的花边。导演详细展现了拿破仑与约瑟芬的情感纠葛：求爱、结婚、猜忌、分居、离婚，从恋人到夫妻、知己，所有细节的呈现以淡化整体历史为代价，暗示了偶然和例外在人物精神史中的核心作用。当拿破仑试图在征服欧洲的同时挽救他的婚姻，当约瑟芬对拿破仑说：“你想变得伟大。但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爱情替代了政治，拿破仑应得的伟大史诗就被置换为一部令人困惑的浪漫故事。

爱情的确是一种万能胶水，能将所有零散的时间和不成体系的事件聚合起来，形成有非常感染力的超级主题。但在历史题材类型中，尤其是史诗风格的创作中，泛化的爱情同时存在将复杂历史过度感性化的风险。如果历史看上去是情爱的结果，不仅既定结局无法得到验证，也不能重建历史经验的深刻性。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以此搁置了认识的对象，观看历史片变成了用史实来玩一场令人激动的情感游戏。另一方面，感情戏的铺排会挤占历史叙事的空间，这既会造成事件组织缺乏纪律，显得冗长而无聊；又会导致历史再现浅尝辄止，大部分时间最终都变成难以置信的风景序列。因此，与其说《拿破仑》像一部花絮电影，还不如说它是历史明信片，导演既不愿提供详实的历史记录，也无法对特定情境下的人物进行富有洞察力的思想考察或历史听证，影片最终成为一种越来越抽象和粗糙的历史制作形式。斯科特仍未找到破解历史类型电影创作悖论的方法：如果看似准确的细节提供得越多，叙述效果就越偏离历史或事实。这是否意味着：最精彩的生活史，反而是一种糟糕的历史书写方式？

战争风景

几乎没有人怀疑，《拿破仑》提供了众多让人兴奋的视觉时刻。那些最具活力的战斗场面，纵横捭阖的战场调度，血肉模糊的惊悚瞬间，以及伴随拿破仑军事行动不断扩展的地理版图和世界风景，都展现了斯科特在处理战争题材上所具有的惊人驾驭能力。从土伦、博罗季诺、奥斯特里茨到滑铁卢，一场接一场史诗般的大战组织，在出色特效技术的加持下，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视听品质和审美效果。创作者清楚地意识到：无战不成史，历史经常在战争中更新换代；如果不能用视觉修辞建立高强度的感知经验，就无法提供对历史富有成效的见解。

围绕摄影机运动建立起的视觉修辞和具象美学在战争电影中至关重要，最直接的技术方案往往会创造出关于战争最深刻的理解。影片一开始在短暂再现巴黎令人震惊的斩首场面后，就迅速转入土伦围城战前线，开启极具体验性的摄影风格，以便唤醒我们关于古代战争的应激反应。

斯科特特别偏爱爆炸场面，在第一场冲锋戏中，拿破仑的坐骑被炮弹击中，摄影师立即将镜头对准了战马前胸血肉模糊的大洞。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数以万计的士兵和战马被炸成碎片，霰弹炮远程击中厚厚的冰面，俄奥联军仓皇撤退中掉进冰冷的湖水，白雪、蓝水和血红的尸体交织在一起，血腥残酷程度令人发指。

一直以来，视觉残酷都是战争类型的主旋律，再现战争中的非平衡对决以及由此造成的身体恐惧，不是对观众的恶意攻击，而是一种产生临境感的艺术策略。电影和历史、镜头与人类经验之间的抽象关系，在身体痛感中转化为未经审查和调解的战争经验，观众由此得以抵达历史现场。因此，与其说《拿破仑》再现了战争，不如说它训练了观众关于战争的感官经验，历史经验的再现受益于视听风格的感官直接性。这不是雷德利·斯科特的创造，而是战争类型遵循的基本定律：感官上的低道德标准有利于营造哲学思考的氛围。在数字美学和网络传播的反复训练下，今天的观众更渴望看到失控的态势，乐于获取脆弱痛苦的经验。

拿破仑一生中进行了多场战役，多数以大规模的定点战告终。如果缺乏精心设计的组织形式，这些重复性的战事很可能会变成冗长无聊的战斗序列，无法让人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这也是斯科特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战术谋略分析和战时现况再现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控，观众普遍感觉整个剪辑缺乏纪律，节奏缓慢、拖沓无序，一场接一场的战役夹杂在拿破仑与约瑟芬的情感纠葛间，影片好像一些历史轶事的杂耍拼贴。由于缺乏形上焦点和新式乐趣，斯科特很难将这么多战役建构成流畅的叙事。因为，对滑铁卢战役来说，结局是已知的，如果缺乏当代意识的植入，观众就无法真正阅读这段历史。目睹了三次大战之后，片尾节奏缓慢的滑铁卢之战注定是强弩之末，很多观众抱怨这实在是太无聊了。

结语

电影一直是一种最流行、最通俗的公共历史形式，但也因其对类型定式的依赖和对传记手法的感性化策略而饱受批评。今天的历史片创作面临的是更加严峻的两难选择：要么继续提升视觉吸引力，用技术的强力进步不断发现、开辟新的观看经验；要么减少虚构的成分，重新发掘传记内容中蕴含的历史洞察力。无论如何，唯有将生活史和思想史、政治史融合，传记和历史才能摆脱叙事的偶然形式，成就超越地方经验的文化品位。

原文载于《电影评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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