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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互联网失去梦想?

三十年,互联网失去梦想?

6月前

变化才是永恒的。

    
来源 | 首席人物观
作者 | 小葵 杨知潮 二毛
出品 | 资人说(touzirenshuo)


01

连  接 


上世纪90年代,深圳街头出现了这样一群人:

他们穿西装、打领带、手拿大哥大、腰挎BB机,嘴里念着ABC,这是早期成功人士的形象描述。

这群中国商人,和当时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的学子们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去美国。

俞敏洪创办培训学校的初衷,也是为了攒学费出国。

然而,1994年之前,中国人要想了解美国,主要通过三种途径:

报纸、从海外回来的亲友,以及头一年引起全民观剧热潮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转折发生在1994年春天。

这年4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找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负责互联网对外合作的斯蒂芬·沃尔夫,口头敲定了一项协议。

4月20日,中科院网络中心用一根64K的国际专线接入互联网,自此,中国开始“联网”。

同年,凯文·凯利出版了后来有互联网圣经之称的《失控》,从生物学的角度探讨经济、科技和技术的。

张小龙便是他的粉丝之一。

几十年后,在中国互联网创业潮风起云涌之时,几乎人人必谈《失控》。

作者KK也成为各类互联网活动的嘉宾,经常与马化腾这样的大佬对话。

某种程度上,他的出席可以成为评判一场活动规格的参照体——

就像飞天茅台之于一场商务宴请的意义那样。

但回到1994年的中关村,互联网还是新鲜事物,人们还无暇思考过于久远与深刻的事情。

1995年,第一块互联网广告牌竖起在中关村南端的路口: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

广告牌属于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瀛海威公司,老板是32岁的女商人张树新。

她抓住了互联网的风口,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布道者的角色。

比如免费向社会人士提供上网培训等。

不过,就像九十年代上演的无数商业故事一样,理想与现实展开着无尽的缠绕与搏斗,无数人走失在交叉路口。

最终,张树新只是成为了互联网进程中的先驱。

互联网的浪潮来势汹涌。

到1997年10月时,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已经达到62万。

此时,第一代互联网明星已经诞生。

李学凌曾经断言:

如果1997年站在海淀黄庄路口大喊“我是Foxmail张小龙”,一定会有一大群人围上来,让你签名。

张小龙,一位在广州工作的沉默湖南人,从1996年开始搞副业,白天在无趣的事业单位熬时间,晚上一行一行地敲代码,做出了用户体验极佳的Foxmail。

在90年代,这种孤胆英雄式的故事,无疑会为这款产品与开发者再添上一份魅力。

很多人发邮件与他探讨,包括马化腾、周鸿祎、李彦宏、丁磊。

这些人原本也是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关注者,其中几位都曾经是惠多网的地方站长或者活跃成员,任何一项新冒出来的技术,都会吸引到这帮人。

雷军更是在1998年秋天一度提出要收购Foxmail。

但在张小龙给出15万报价后,金山研发部同事提出这种产品“我们一两个月也能做出来”,收购就此作罢。

不过雷军的投资天赋倒是已经初显。

对于那个时期的张小龙而言,理想主义浓度最高的一刻,可能出现在他辞职的那天。

此后,他开始专心维护Foxmail。

但没过多久,这就被证实不是一项幸福的工作。

因为看不到未来,张小龙曾经想过把这款产品送给朋友。

“也许再过半年,找不到合适的发展机会,干脆去美国算了”。

这是互联网泡沫席卷美国的一年。

此前几年,美国家庭电脑拥有率飞速增长,互联网的新故事有了基础。

1995年8月9日,成立不到16个月的网景浏览器在美国上市,开盘即暴涨。

《华尔街日报》评论称:美国通用动力公司花了43年才使市值达到27亿美元,而网景只花了1分钟。

24岁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的名字,传遍在硅谷与华尔街,甚至被誉为“下一个比尔盖茨”。

1994年,贝佐斯创立亚马逊,最开始选择的SKU是图书。

3年后,亚马逊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此时,“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热词,一个夸张的说法是:

只要在公司名字后面加上.com,公司股价马上就会涨几倍。


但狂欢之后,危机很快降临。

2000年2月,纳斯达克市盈率达到200倍,泡沫溢出在即。

这年,美元在3月开始大幅加息,此后2年,纳斯达克指数从最高5028点一路跌倒1114点,蒸发三分之二。

无数互联网公司宣布破产,亚马逊和Ebay这样的巨头市值也被拦腰砍下。

中国也未能幸免。

网线连通了梦想,也公平地让所有创业者都尝到了泡沫破灭之后的痛。

当时的凶险,从诸多大佬的感慨与回忆中可见一斑。

陈天桥说,2001年之前盛大几乎每天都可能死掉。

马化腾曾经想过300万价格出售腾讯,但失败了。

张小龙为Foxmail开出的15万报价,大概多少也是有些无奈在里头的。

如今来看,那场危机成为天然的筛选器。

废墟中活下来的很多公司,在日后具备了更加强劲的韧性。

对于那些穿越了暴风雪的创始人而言,狂热退去之后,梦想才开始真的发光。

马云在泡沫中没有太为钱而发愁。

2000年1月,阿里巴巴获得了软银的2000万美金融资,加上蔡崇信深厚的金融背景,马云在杭州城里感受到更多的是和煦、是意气风发。

当年9月,他还办起了西湖论剑,日子选在教师节当天,嘉宾包括搜狐的张朝阳、新浪的王志东、网易的丁磊、8848的王峻涛。

其中好几位,都与他是站长时期的旧识。

当然,对于马云来说,那天最重要的嘉宾还是金庸。

在桂花香味满街飘散的杭州初秋,这位金庸迷弟感受到了心想事成的欣喜。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这是梦想最具体的阐释。

02

抢时间的生意


1999年年底,马化腾有一个重要的KPI:卖掉公司。

彼时的腾讯账上只剩下1万元现金,就连ICQ的侵权官司都没钱去打。

然而,接连六七名投资者都拒绝了马化腾的300万报价。

一位朋友甚至说:

没钱可以不还,但我不要你的股票。

这不难理解。

彼时腾讯的商业模式看起来并不诱人。

尽管注册用户超过100万,但变现模式不明朗,加上昂贵的服务器费用,让OICQ看起来就是一个垃圾业务。

不用考虑变现,纯流量也能成为硬通货,是互联网发展到后面的剧情。

当时互联网真正的主角是门户网站。

搜狐公司那句“上搜狐,知天下”的口号,并非妄语。

门户网站几乎是所有网民打开电脑后进入的第一个页面。

谁掌握了入口,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熬过危机的腾讯在2003年入局门户生意,便也不足为奇了。

此后,内容与社交成为它最为重要的两把斧子,基于此聚拢的流量,构成了它在很长时间内的护城河。

相比后来被算法主导的内容,门户时代的信息筛选,决定权落在编辑手中,因而也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风格。

2006年,挖来一批资深传统媒体人的腾讯网,决心要改变此前“低龄、低学历、低收入”的形象,成为真正意义的主流媒体,也进一步挖掘广告价值。

某种程度上,互联网暂时接住了传统媒体人的理想。

不过,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社交永远是比内容更具想象力的版块。

两者的共性在于能增加用户粘性,提高用户停留时长,但很显然,社交的能量更足。

从QQ到微信,腾讯帝国的建立与迭代已经足够证明这一点。

一度,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业务里,都或轻或重地闪动着社交的影子。

游戏更是如此。

无论是腾讯早期低门槛的休闲游戏,后来的DNF、《穿越火线》《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以及拥有复杂运行系统的《魔兽世界》,这些顶级爆款,全部离不开社交属性。


互联网连接所有人的梦想,在游戏的虚拟世界里,最大程度地被实现。

新浪微博曾经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

2006年,旧金山的三位年轻人推出一种新型社交产品,取名Twitter,灵感来自博客,但更轻,只需要140个字。

王兴很快发现,并在2007年5月就效仿做出了饭否。

但真正的王者新浪微博,在2009年8月才上线——

此时饭否正在被关停。

门户的故事由此改写。

当时,新浪CEO曹国伟给自己认识的每一位名人打电话,邀请他们开通微博账号。

意见领袖的活跃,带来了流量的潮涌。

到2011年年底时,中国网民中近一半成为微博用户。

参与感与在场感,成为微博为用户造出的梦境。

日后,短视频平台取代了这个角色。

新旧角色的交替,在互联网世界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甚至,它在中国出现的频次远远高于美国。

最典型的是电商生意。

在马云声称阿里拿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的时候,拼多多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进攻。

随后,在众人看来已经稳固的电商格局,骤然变动,阿里走入了为傲慢买单的漫长的季节。

“初心”在电商公司近几年的集体反思中成为高频词。

显然,经营者们渴望找到那套丢失在过去的密码,继而找到那扇未来的正确的大门。

互联网创业者关于初心的故事,确实很打动人——

更重要的是打动资本。

2005年,网易媒体人李学凌下场创业。

虽然以前经常写文章批评雷军,但他在报道中展现出的深度和洞察力给雷军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还是金山公司CEO的雷军,向他投出了自己投资人生涯的第二笔钱,100万美元。

欢聚时代就此成立。

3年后,公司推出YY语音,解决了游戏玩家连麦的问题。

2012年,欢聚时代在纳斯达克上市,雷军收获了投资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按照首日收盘价计算,雷军持股价值超过1.2亿美元——

相当于7年时间获得120倍回报。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陌陌身上。

创始人唐岩在网络中能写出酣畅淋漓的激昂文字,与人展开唇枪舌剑,但现实中,却不好意思在酒吧搭讪姑娘。

基于LBS的陌生人社交软件陌陌,解决的便是这类需求。

2014年12月,唐岩也敲响了纳斯达克的钟声。

痛点即需求。

一手搭建起微信帝国的张小龙,本身不善社交,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社交的深刻理解。

比如:社交的本质是找到同类。

当然,作为大神级别的产品经理,他可以更多按照自己的标准挑选人手、打磨产品。

早期微信面试时,他曾仅仅因为对方不喜欢摇滚音乐而放弃这个人选。

在他看来,产品经理不能过于理性。

或许足够孤独和敏感的人才能做好社交产品。

但多年之后回头来看,你很难说,这些如今占据了人类生活多数时间的社交产品,究竞是缓解还是加重了孤独。

网友很多,朋友很少,成为一种新的困境。

当人们把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互联网上,竞争的主题也随之改变。

它不再是按赛道划分,而是变成了围绕“碎片时间”的争夺。

自然,也更加残酷。

03

狂  欢


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总是沉闷阴郁的。

2009年,40岁的雷军有钱,但没事做,这让他觉得很痛苦。

曾经的梦想“创办一个伟大的企业”在夜里反复折磨着他,他感觉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远了——

如果你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没有到达的每一刻,都是现实对你的折磨。

同岁的张小龙此时在腾讯负责QQ邮箱业务。

因为商业变现始终模糊不清,他的团队在腾讯游离在边缘地带。

也是这一年,26岁的张一鸣告别了王兴,转去做房产网站九九房。

大学毕业4年,这是张一鸣的第4段工作经历,他还在寻找人生的支点。

老领导王兴也在等待饭否重新开放的过程中慢慢失望,他已经连续创业两次了,均遭遇失败,要说没有迷茫显然不可能。

程一笑还在给惠普打工。

河北霸州,程维在这里负责支付宝的区域运营和B2C业务,还没有太多露脸的机会。

传统互联网大厂中,马化腾也在焦虑。

这一年,QQ用户在PC端的增长速度已经严重放缓,手机端的增长还没有爆发,寻找下一个战略增长点,迫在眉睫;

王坚正在北京上地哆哆嗦嗦的打下第一行代码。

办公室没有暖气空调,咖啡需要自带,他的创业条件艰苦,更难堪的是阿里内网对王坚的揶揄:

每年都以为王坚会走,但他就是赖着不走。


这是移动互联网风暴爆发前的寂静,“老男孩”们充斥着失意和彷徨。

此时的他们,似乎每一个人都憋着一口气,亟待爆发。

布道者乔布斯恰逢其时。

28岁的周源在2008年去到了Macworld大会现场,并抢到第四排的好位置,可以清晰看到乔布斯的手势。

这一年,苹果在国内的首家门店开业,三里屯小广场第一批排队的人里,周源遇到了同行黄继新。

两年后的冬天,他们与另一位合伙人张亮,在距离苹果门店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创办了一家公司:知乎。

那是2010年,iPhone4 面世。

此时,上线两年的App Store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生态,真正属于移动互联网创业的时代,就此开启。

这年冬天,一家名为斯凯的公司顶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第一股”帽子的递交了赴美IPO招股书。

招股书里有一项这样的数据:

截至2010年9月30日,该平台上有4.789亿个手机用户,累计下载量36亿次,人们称其为“‘山寨’App Store之王”。

要知道,2010年之前的中国,iPhone的数量可能不到500万台,安卓手机的出货量也应该刚过千万台。

显然,这个平台上的近5亿台手机,大多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智能手机。

但这已经足够证明移动端的巨大潜力。

雷军更早地捕捉到了趋势。

他提前两年开始研究手机,约人讨论时,经常一见面就掏出书包里的几十台手机。

他一度与魅族黄章交往甚密,因为当时在他看来:

“世界上只有两家互联网手机公司:一是苹果,一是魅族”。

小米公司在2010年4月的成立,算是对这句判断的一种“背叛”。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智能手机开启最热闹的黄金十年。

罗永浩会扛着“我是米粉”的牌子去参加小米发布会。

各种新品牌涌现,取名相当随意:

大可乐手机、小辣椒手机、青檬手机——

相比之下,锤子已经算是很正经的名字了。

当然,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消失在了大浪淘沙的过程中。

在这场移动互联网的狂欢中,资本成为暗涌。

多数时候,它在水面之下,却是能影响甚至改变竞争格局的重要存在。

2010-2011年的中概股上市热潮,让大批互联网创业公司拿到融资。

不考虑盈利,用最充足的弹药,去抢占最高的市场份额,是这片战场上默认的玩法。

这也让资本变得更加重要。

2010年,新成立的美团拿到红杉2000万美金的投资。

晨兴资本和启明创投下注小米,IDG资本重仓91无线,红杉资本和经纬创投投资海豚,金沙江创投加持点心。

PC 时代错过马化腾和马云两颗遗珠足以让资本吸取教训,这一次,他们打算全拿回来。

弹药充足,移动互联网的战火也格外热烈。

战火没完没了地在各个赛道燃烧着。

从团购、O2O到打车,补贴大战的力度与频次之高,很容易让人觉得资本的钱可能是大风刮来的。

阿尔法基金创始合伙人许四清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

中国风险投资投出去了155亿美金,较2013年增长了60%,如果加上人民币VC基金,中国VC的投资规模已经不少于美国;

如果再加上市公司的风投项目,中国去年VC规模已经超过美国。

鼎辉创投的王功权曾这样调侃:

“在海南,曾经说一颗椰子下来能砸到三个经理,现在一颗椰子下来能砸到三个投资人”。

而对于普通创业者而言,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友好之处在于:门槛足够低。

一张BP就能拿到天使投资,见面几分钟就敲定高达数千万的融资……

造梦时代,一切都变得有可能。

当然,事后回看,创业者的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这些故事都离不开一个大背景:

移动互联网之下,手机网民的迅速增长。

换而言之,水大鱼多,是时代的红利。

移动互联网的风,吹出了一个新名词:BAT。

三家拿到新船票的公司,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成为互联网江湖的三座码头。

扩张,无尽的扩张,高举战旗的BAT一次次掀起市场的狂欢。

2013年,百度以1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91助手。

此后,创业者从to B or to C,逐渐进化到to VC、to BAT,资本热闹依旧,但一些隐忧也就此埋下。

字节跳动走出了自己的节奏。

它没有依附于BAT中的任何一家,而是成为了自己的“码头”。

相比BAT以及PC互联网时代的创始人们,张一鸣理性冷静得如同AI机器人。

张朝阳会配合杂志封面拍摄自己在北京核心地带玩滑板,BAT的老板们会在自家年会上COSPLAY,但张一鸣鲜有如此彰显个性的时刻。

在最初投资了字节跳动的王琼看来,张一鸣“一直是很理智,淡淡的,没什么情绪”——

2012年的大年初期,在一家尚未正式营业的没有暖气的咖啡馆里,在餐巾纸上画出今日头条产品雏形,是王琼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激动。

《财经》杂志援引同事对张一鸣的评价称,这位CEO最激烈的情绪表达方式是“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

那场2016年的交流中,张一鸣谈到价值观、梦想这些话题时说:

我是我,产品是产品。

CEO的职责为什么是把自己的喜好加到产品上?

CEO的责任是为公司创造效益,为员工提供薪水,为社会提供产品服务——

这是企业的目标,而我做的事要最有利于这个目标。

公司的价值可能不是我的价值,公司的价值观也不受我的价值观影响,公司的价值观事我理性的根据公司的愿景来定的。

“我不喜欢不确定性。这与我的程序员出身有关系。” 

最后被问到“你的梦想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把英语学好。

那也是张一鸣为数不多接受的采访。

5年后,他宣布辞任字节跳动CEO。

此时,互联网创始人隐退的风潮正盛。

从马云开始,黄峥、张一鸣、宿华陆续卸任,且后几位“退休”时的年龄都在38-40岁,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正是精力旺盛之时。

而他们“退休”的官宣理由看起来都出奇一致,总结起来一句话:

未来将关注公益和前沿科技。

这或许也是另一种逐梦的方式。

只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太过宏大与模糊的梦想,对现实便失去了探照意义。

04

转  场


雷军在发布会上穿起了西装。

变化是从小米进军汽车开始的。

一个调侃的说法是,造手机时雷军穿得像乔布斯,造汽车时雷军穿得像马斯克。

雷军的转身始于2021年。

他决意将汽车作为人生的最后一场创业。

上一位想从手机圈跳到汽车圈的人是贾跃亭。

但他在2017年7月飞去美国后,“下周回国”的诺言兑现,就变得遥遥无期了。

小米SU7上市的那场发布会,雷军凭一己之力让汽车发布会实现了破圈。

从官宣造车至今的3年时间,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千回百转。


价格战频起,每一位为梦想买单的新能源车车主,从付款的瞬间开始就要做好被背刺的心理准备。

因为从那一刻起,他所拥有的资产就开始贬值了。

玩家不断更迭。

华为坚持不造车,但它的阵营已经足够强大。

苹果和滴滴放弃了。

李一男失败了。

李彦宏退而求其次,把“极度”汽车改成了“极越汽车”。

不是他们不够勇敢,而是这片曾经的蓝海已经被卷成了残酷的制造业游戏。

资本的集体涌入,让赛道过于拥挤,车企曾经有关电动化与智能化的梦想都化为了一句话:

我家车更便宜。

梦想照进现实,首先变成了价格战。

从新能源汽车、电商到云业务,围绕价格的厮杀愈演愈烈。

AI倒是还没有进入这样“成熟”的阶段。

ChatGPT 掀起的大模型热潮,还在让中国的科技公司们忙着追赶。

这不是AI第一次走上C位了。

几年前的阿尔法狗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

AI四小龙成为上一个繁荣周期的代表公司,但它们至今还在盈利的路上艰难前行。

没人知道谁会成为真正的大模型赢家。

眼下,围绕大模型应该开源还是闭源,李彦宏和周鸿祎站在了相反的阵营——

这倒是久违的大佬嘴仗。

在中国互联网过去30年的发展中,这几乎是每一个风口的标配。

当大厂祛魅成为共识,互联网公司们都在害怕错过通往下一个数字时代的船票。

很多公司手中的船票正在过期。

用户数、GMV、互联网广告收入,当这些与钱息息相关的数字都在停滞甚至滑坡,警报已经拉响。

必须去寻找新的故事了。

如今回看,转场的序曲或许从2018年就奏响了。

这年前后,中国移动互联网网民数突破10亿。

增长见顶的危机,直接写到了数字里。

嗅觉最敏锐的那拨人,已经提前感知到了冬天的气息。

超过8家互联网大厂在2018年进行了裁员或者缩减招聘。

此后几年,降本增效成为大众逐渐熟悉的词语。

于是,暂时忘记华丽的叙事与包装,脚踏实地,接受周期的考验,成为更多互联网公司的选择。

2022年年底,一贯温和的马化腾唱了一次黑脸,在内部员工大会上痛斥“触目惊心”的贪腐问题,还引用了一句中国足球的经典名句:

“留给某些业务的时间不多了”。

那一年腾讯关闭超过40个项目:

QQ影音、搜狗地图、腾讯看点、QQ堂、掌上WeGame......

在一片向好的增长年代,大厂不差多养些业务,也憧憬着它们带来的梦想。

但眼下,比起业务资产,它们更像是上个王朝留下的雕塑,除了彰显自己曾经的豪横以外,并无太多价值。

更多“雕塑”也在被清洗:

京喜、淘特、盒马、哲库、PICO、企鹅电竞.....

那些饱和式竞争策略下的产品,如今构成裁员的大头。

变化落到小红书,就是大厂离职博主越来越多。

至于那些被保留下来的业务,它们普遍被要求离钱更近。

电商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归宿。

它离钱实在太近了。

罗永浩在这里还清了6亿债务,俞敏洪在这里带领新东方完成了转型。

当国内增长见顶,电商大军加快了在海外的攻城夺地,大力出奇迹的信仰,在很多海外市场依然生效,并为电商公司们的营收创造实实在在的增长。

至于那些没能力做电商的平台,也在努力挣着为他们导流的钱。

互联网曾经一切有关商业模式的奇妙畅享,似乎都退化为了一句: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很难不让人唏嘘。

在人类社会中,梦想让位于现实,是很多人步入中年后的选择——

区别只在于主动或者被动。

肉眼可见地,上个时代的互联网主角逐步“中年化”。

已经在纽约买下NBA球队的蔡崇信被阿里巴巴请回,这位财务出身的老板重新掌舵后,要带领集团重新聚焦电商、回归淘宝,减少非核心业务的投入。

而遥想十年前,阿里巴巴还在倡导从“电商公司”转为“大数据公司”。

当然,这项选择无法用好或坏来定义。

务实的风气,确实让很多互联网公司成为更加成功的商业公司。

爱奇艺连续盈利、腾讯音乐的付费率越来越高、B站亏损不断收窄、BAT企业服务收入占比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上市互联网公司传出扭亏为盈的捷报。

这也是另一种层面的梦想成真。

“中年互联网”的舆论场中,涌现出更多的抱团取暖与和解——

“中年人”似乎没力气打架了。

4月22日下午,雷军在微博中为友商做起了宣传。

“如果您实在着急购车,国内新能源汽车都不错,比如,智界S7、蔚来ET5、小鹏P7系列等,大家也可以考虑选购!”

互联网三十周年大会上,周鸿祎与曾差点让他失去自由的马化腾相遇。

已经“转行”自媒体的周鸿祎没有放弃这个流量机会,称马化腾为“老朋友”。

马化腾说:现在成为主播了,你现在是网红的红是吧。


仿佛十年之前,他们是亲密无间的老友。

变化,是互联网世界的永恒主题。

《人民日报》曾经在2000年发表时评,感慨让100多万用户免费用上Foxmail的无业游民张小龙,是朋友眼中的悲剧人物。

但最终,他用一款产品改变了整个时代的交流甚至生活方式。

或许每个时代都会出现自己的张小龙,这是中国互联网在过去三十年里展现过的韧性。

梦想会蛰伏,但不会就此消亡。

这也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进化密码。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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