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熟悉自己的敌人，尤其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类

5月前

封面图 | 《让子弹飞》剧照

芒格一生追寻智慧和理性，他引用过一句德国谚语，「我们总是老得太早，聪明得太迟」，他对此解释道，聪明总是迟到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摆脱原来的愚蠢想法，在绝大多数领域，我们都应该摆脱旧思想，这是一个好习惯，它会让你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很大优势。

说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我们每天绝大多数时候都凭着已有的经验和思维模式做事，我们可以批判很多现象，但很少转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思考方式。社会给我们设置了显而易见的评判标准，金钱、容貌、学历，但几乎不会评判我们会不会追求自我升级迭代，而这才应该是一个人努力的方向。

如果你认可芒格的人生目标，希望「每天起床的时候，争取变得比你之前更聪明一点」，那么今天的文章值得你细读。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节选《哲学思维》一书的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哲学号称智慧之学，能帮你更理性、睿智地思考，是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

来源：《哲学思维》

作者：[英] 朱利安·巴吉尼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切记一点：人的动机远比你以为的样子复杂得多，一个人几乎无法准确描述另一个人的动机。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

1. 思考你的思考

17世纪的法国通才布莱士·帕斯卡说过：「心灵自有其理由，理智对此一无所知。」这句论述也许是对的。不过心灵的很多理由实际上是可以被理智认识的，甚至可以由理智来塑造。

一旦发现偏见是毫无根据的，人们就可能消除偏见；一旦人们得知对方的不可爱之处，爱情就可能消减；更深的理解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怜悯。

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能在所思与所感之间画出一条过于简单的分界线，好像只有心灵才能感动我们，而头脑是个没有偏私的、善于分析的观察者。我们应当勠力追求（虽然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理想是让自己的情绪和信念和谐融洽。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思想和情感同样都要面对失败。如果你的思想不能促使你按照观念中应有的样子行事，那就证明你的思考没有达到应有的出色或清晰程度。

举个例子，假如你从未赞同过男尊女卑的看法，可是你在对待女性时表现出这一倾向，那就说明你并没有真正理解性别平等。你的思想出现了一种类似短路的问题，需要得到修理。

这并没那么容易。我们可以改变，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可以做出选择，也可能制造惊喜。人类也许可以算作「生物机器」，但我们并不是被预先编好程序的机器人。尽管如此，也许我们仍然高估了人类可塑性的程度。我们有时会一厢情愿地思考，并强烈地想要否认人类行为和自然界的其余一切同样需要服从因果律。它们可能让我们对大量强有力的证据视而不见，无法认识到下面这个道理：鉴于人类的种种特征，我们过去的行为方式是未来行为方式的最好向导之一。

我们在思考人类群体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

以第二次海湾战争为例。美国及其盟友本该从历史中得知，入侵一个因种族分裂而分崩离析的国家，并在那里从零开始打造一个民主政权，这样的做法从未有过体面的结局。然而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说服自己：此次不同于以往。

或者问问自己：既然非约束性协定从未有效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指望它们在未来突然发挥作用算是一种理智的想法吗？如果一场政府间会议的各方宣称「此次不同于以往」，我们不敢轻信他们所描绘的蓝图，这难道有错吗？

在预测未来时，我们必须找出哪些地方与过去的事例相对不同。凡是在涉及人类时，无论是全体还是个人，我通常会比较悲观地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宣称自己变了，还应为此负起举证的责任。未经证实地相信他人算是一种善意的举动，但不是理性的行为。

让我们来思考一个平淡无奇的例子。乔曾连续三次创业，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而如今正在筹备第四次创业。忧心忡忡的朋友和银行经理们端详着她的创业履历，找不到理由足以相信她的运气会变好。乔说，她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了很多教训，这一次创业必定成功。对乔来说，她可能面临的风险在于自我欺骗和一厢情愿的思考，其他人所冒的风险是过分地根据之前的情况——而不是当前计划的优劣——对乔做出判断。没有一种关于吸取过去经验的总体原则能告诉我们谁是对的。但是，如果能多一点儿怀疑精神，就能多对一些、少错一些。在这个例子里，举证责任在乔。她要说明这一次为什么不同于以往。

人当然会改变，但是我认为，只要诚实无欺地对证据加以审视，你就会发现，人的改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那么频繁。

2. 学点心理学

心理学知识有助于审慎地评判一个人克服思想积习的能力。

很多杰出心理学家的作品广受欢迎，例如丹·艾瑞里、丹尼尔·吉尔伯特、丹尼尔·卡尼曼和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等。得益于优秀心理学作品的普及，人们纷纷意识到，大量的认识偏差系统性地扭曲了我们的思维。这种意识有时甚至是过火的。

斯蒂芬·平克曾经感叹：「社会科学和媒体把人类描绘成不合时宜的原始人，时刻准备着用一系列的偏见、盲区、谬误和错觉来对付藏在草丛里的狮子。」我们还经常听到人们说，理性只是一种幻想，它不过是用来为我们的偏见、本能和成见提供合理的解释罢了。

我们无须如此悲观。心理学家揭示了很多这类偏误，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理性具有揭露错误和错觉的力量。虽然认为人类能够完全战胜自身局限性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更多地了解心灵对我们玩弄的把戏，从而让自己的思考更上一层楼。

以证真偏差为例，它是一种倾向性，在它的作用下，人们往往只注意那些有利于自身观点的证据和论证，对不利的证据和论证多加掩饰。最近也有人称它为「我方偏差」，以此强调我们寻求确证的范围只是为了契合自己的意愿。

举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有些人对一些中草药未经检验的疗效深信不疑，他们会紧紧抓住每一个「某人服用它之后病情好转」的传闻，同时对服药无效以及研究证明它无异于安慰剂的事实置若罔闻。同样被他们置之不理的明显事实还包括：大多数人会自己慢慢康复。对这种康复的最简单解释是自然的「均值回归」，即任意系统都有向着正常的均衡状态回归的趋势。这种回归通常是在症状临近最糟糕的顶点时开始的，这正是大多数人开始服用那种「灵丹妙药」的时候。有人倾向于选择比较站不住脚的说法，即草药发挥了作用，因为这是他们希望听到的解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知道正确的结论应该是什么，那么，无论多么糟糕的论证，只要是对此有利的，看上去都会更言之有理。

你可能认为，如哲学家一般思想缜密的人应该能克服这种显而易见的缺点。实则不然，哲学只会让人们变得更巧言善辩，因为高度发达的推理能力可以帮助人们想到旁逸斜出的论据，为任何自己的看法与现实之间明白无误的抵牾提供解释。

休谟早已指出这一点，比现代心理学家早了几百年。休谟这样写道：「如果不对哲学的热情加以勤谨的管理，它也许只会孕育出一种更占优势的倾向性，把人的心智更加坚决地推向另一端——由于偏见和自然性情对其的偏爱，那一端早已更加得势。」由此而来的结果只能是使之「合理化」而不是证实其「合理性」：头脑「天生的懒惰」会「寻求一种假装的理性，为完全的、不受限制的自我放纵寻找借口」。

为此找到毫无争议的例子颇为不易，因为哲学家极为睿智，以至他们使之「合理化」的论证可能比有些人乏力的理性推理还要精彩。尽管如此，我还是相当肯定，理查德·斯温伯恩对「罪恶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纯属使之「合理化」。

何谓罪恶问题？它说的是，考虑到这个世界存在太多无端的痛苦折磨，所以它似乎不可能是由一位全爱、全知、全能的上帝统辖的。要么上帝不知道这些没来由的痛苦，要么他不在乎这些痛苦，要么他无力阻止它。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势必改变了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原有印象。

解答这个问题的尝试被称为神义论。最流行的神义论提出，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因此，即使是最理想的世界也存在痛苦。斯温伯恩因此把疾病引发的折磨称为「磨砺珍珠的沙砾」，认为它为人们带来「展示其勇气、耐性和同情心」的良机。至于那些在无谓战争中送命的人，例如索姆河战役中遭到大规模屠戮的士兵，他们的死没有换来丝毫战略上的益处。而斯温伯恩强调的是它对发号施令者的益处：「如果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断，有些人就会因此遭殃，仅仅因为这一点，所以他们做出重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于身在索姆河的士兵来说，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因此他们让很多人拥有做出重大决定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斯温伯恩认为，只要人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即使做出糟糕透顶的事，这样一个世界仍然对每个人大有好处。我们的生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有了用处，就算它被滥用得一塌糊涂，我们仍然应该感激涕零，因为「这不仅对他人有益，而且对他人有益就是对自己有益」。

这让我不禁毛骨悚然。在他向我提出这番高论时，我感到一阵道德性的反胃——如此可怕的痛苦在他眼里完全是美好的、让人乐观的、予人希望的。我不明白他是怎样心安理得地说服自己的。

人类和动物所忍受的可怕痛苦如此真切，让人触目惊心，例如酷刑、性虐待和严重的疾病等，而其中大部分与错误决策及其后果毫无关系。在我看来，这是对推理的力量最糟糕透顶的表现。为了保全先入为主的成见，它让我们深信不疑地把残忍的暴行说得堂皇而合理。我反倒对一些宗教信徒倾慕有加，他们无法自圆其说，把这世上一切的罪恶解释得合乎情理。尽管这与自己对广施仁爱的上帝的信仰相矛盾，但他们情愿与之共存，并且甘受其扰。

与证真偏差做斗争谈何容易，不过，自我觉知虽然无法根除它的影响，至少可以对其稍加削弱。我们应该多问问自己这个问题：「这项论证真的像它看上去那样出色或者糟糕吗？还是我一厢情愿地希望它如此出色或者糟糕？」

只要能养成这个好习惯，我相信，我们在想要一项论证成立或者无法成立时就能轻松地发觉这一倾向。如果不想认同一个人，也许他还未开口，我们就早已准备好嘲弄他；如果倾慕一个人，也许他还未发言，我们就已经满怀期待地想要听到或者读到他的表达。对我们观点的挑战让我们充满戒心，而对它的支持让我们怡然自得。这些警示信号应该让我们警觉，检视自己的推理过程，想一想那些不带偏见的人会怎样理解它。

我们还要着重消除另一种「扭曲」，那就是内隐偏差。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会受到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影响。人们对这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存在争议，它通常存在于无意识层面。这种偏差的力量之强，甚至可能对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产生消极影响。

例如，有人把200位女性分成两组，进行一场数学测试。第一组被告知，该测试是一次实验的一部分，目的是研究为什么男性在数学考试中的表现通常优于女性；第二组被告知，那只是一场有关数学成绩的普通实验。结果，受到刻板印象（男性比女性的数学成绩更好）影响的第一组平均成绩约为80分，而第二组的平均成绩高达近90分。也就是说，仅仅是得知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就足以形成自我应验的预言。

纠正内隐偏差非常困难，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这一点和证真偏差非常相似。不过我的体会是，只要认识到这些扭曲变形的普遍存在，我们就可以监督自己，更多地发现它们——即使不是每次都能做到。

比如，我如果正在对一位女性提出意见，就会问自己：如果一位男性表现出同样的不足之处，我会用同样的方式责难他吗？虽说这样的自我检视不够尽善尽美，可是总好过不做检视。

简言之，一项论证坚如磐石也好，错漏百出也罢，关于这一点的知识无论怎样丰富，它本身都无法保证任何人免受认知偏误的影响。我们还需要自我觉知和自我认识，而我们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获得它们。我们不应该依赖那些似乎可以一眼看穿的事情，必须跳到圈外、反观自我。

心理学教给我们诸多关于隐藏的思想源泉的知识，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养分。我们必须熟悉自己的敌人，尤其当它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时候。

3. 抵制「心理学化」的诱惑

话说回来，有时我们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过多倚重心理学——必须抵制心理学化的诱惑。

心理学化表现为，认定人们的论证建立在心理动机的基础上，而且这些动机通常是隐而不显的。它的诱惑力极大，因为人们实际上确实倾向于动机性思维：相信我们想要相信的，留意那些结论与我们的期望相符的论证。同样确实的还有，我们的动机常常是无意识的、受情绪操纵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善于了解他人身上类似的无意识驱动力量。

想要理解心理学化的吸引力和弊端，可以看看西蒙·克里奇利对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19世纪的叔本华和今日的约翰·格雷是其典型代表——的吸引力的阐释：「这种对时代的诊断具有不可思议的诱惑力。它让我们从自身的凄切处境中感到一阵强烈无比的兴奋。没有什么比得知事情糟透了、完全无可挽回了更令人激动。格雷的《稻草狗》是一本令人既兴奋又沮丧的书。我认为，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想要绝望带来的抚慰。」

这一说法多少有些道理，不过克里奇利的解读完全没提到格雷的论证是否牢靠。心理学化总是试图以这种方式避重就轻。虽说「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采用动机性思维」是个不无道理的假设前提，但它并不能证明任何一项具体的推理实例是不成立的。只要这项论证站得住脚，那么它是不是动机性思维的结果并不重要；如果它站不住脚，那么它的错误理应显而易见，是否了解它背后的心理动机同样无关紧要。

理查德·斯温伯恩曾经恰当地纠正我在这一点上的错误认识。他的几种哲学立场如今几乎成了有神论者的专属认识，例如：人拥有非物质性的灵魂；有证据表明，全爱、全知、全能的上帝是存在的；等等。我因此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的论证看上去很像动机性思维的产物，因为如果没有对基督教有神论的笃信不疑，他似乎不可能提出并深信这样的观点。那些显然不可阻挡地把他引向某些结论的论证无法在别人身上产生了同样的作用。

我现在仍然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斯温伯恩指出，这个问题是无从论证的，而他的说法同样没错。他说：「我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指出人们矢口否认近在眼前的东西，唯一的原因是受到这个时代物理主义教条学风的迷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玩这样的逻辑游戏，但它无法为我们带来丝毫进步。我们对论证的考量必须集中在它本身的力量上。」

实际上，斯温伯恩是在指责我犯了「人身攻击谬误」，即攻击一项论证的提出者，而不是论证本身。人身攻击谬误属于「发生学谬误」中的一种类型，「发生学谬误」指的是，把对一项论证的批判建立在其漫漶不清的起源之上，而不是批判该论证本身。

比如，从指导科学发展的意识形态来说，苏联和美国根本不同，但这恐怕无法成为抹杀苏联科学家工作成就的理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古拉·谢苗诺夫就在化学领域做出突破性贡献。攻击论证提出者或者论证起源的做法无法触及论证本身的实质。我可能充满了恶毒的动机，但是，如果我提出了一项圆融的论证，它就是一项圆融的论证。

为人身攻击辩护是不对的，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但人们——包括哲学家在内——并未因此停止这一做法。而且我发现，人们的这一错误几乎都出在心理学化上面：人们自以为发现了一项论证的动机，并且认为这一动机破坏了该论证的可信性。

比如，瑞·蒙克为罗素写过一本批判性传记，结果很多人指控他在撰写这本书时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蒙克否认了这些控诉，他还特别指出一项「非常下作的」评论。它来自蒙克的同辈安东尼·格雷林。格雷林说，蒙克「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种可怕的情况：有人出很多钱请他为一个自己深恶痛绝的人作传——他直到兑现那张支票时才发现传主是谁」。蒙克说：「这纯属胡编乱造。大部分令我震惊的事情是我在调研时发现的。」

阿米娅·斯里尼瓦桑是当代哲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她在一次采访中语出惊人，落入了心理学化的窠臼：

排斥跨性别者的女性常常是顺性别女同性恋者。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这是因为，在同性恋恐惧症气氛浓重、异性恋占主导的文化里，她们会遭到异样的解读。她们已经学会了对付这种挫败感的特有方法，并对任何人以不同的方法看待这个问题深恶痛绝。

当时采访她的雷切尔·库克表示：「对我来说，一个对平等自由深感兴趣的人竟会如此脸谱化整整一类人（女同性恋者）。这简直匪夷所思。」你可能会为斯里尼瓦桑辩护：这并不是她针对排斥跨性别群体的女同性恋者的论断，而是对她们所犯错误的心理学阐释。在这个情境里，心理学化会带来一种臆断的「错误理论」：它解释的对象是「什么把人们带入歧途」，而不是「人们的错误是什么」。即使如此，斯里尼瓦桑的说法也是明显的臆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度概括的和无从验证的。这样的意见还是少一些为妙。

有一种心理学化有时可能产生恰当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在撰写她的经典著作《怀疑派女性主义者》（The Sceptical Feminist）时阐发了一种思维方式。它与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原理非常近似。它的主旨思想是，我们可以探究哪些假设能让人们的行为或者结论合乎理性，以此来理解人们的说法和做法。它会提出一个关于人们真正想法的假设前提，供我们验证。

理查兹为此给出的例子是，人们尽管口口声声说自己信奉平等，但是仍会反对给予女性平等的权利。只有在假定他们仍然认为不同性别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的前提下，这些差别对待才能说得通。然而，就像认知行为疗法不会由治疗师来说出患者自动的或者内隐的想法是什么一样，理查兹的这一方法带来的只是可能的解释，它们还有待探究和验证。

这种心理学化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是作用有限。它告诉我们，对于「因人废言」的绝对禁绝是误入歧途的。不仅如此，人们不断违反「不许因人废言」这一传统，我认为，这也说明了人们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比如，几年前，我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动物伦理问题。我当时想说明的是，虽然有些人杀死并吃掉动物，但是他们和动物之间可能同时存在深刻而充满尊重的关系。我举的一个例子是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位男主人公。等到会议进入讨论环节时，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举手示意。在提出问题之前，他先说了句「顺便一提」——这类词语表明，发言者知道自己的反对意见不会被采纳，他接着说，海明威曾经把玻璃碴拌在肉里喂一只狗，还对人吹嘘，他眼看那只畜生痛苦挣扎了一天多才死去，因此我们不该把海明威视为人与动物相互尊重的模范代言者。随后他才提出了自己「真正的」反对意见。

让我震惊的不只是它是「人身攻击谬误」的一个异乎寻常的例子（因为我在论证中援引的是海明威创作的一位虚构人物，而不是海明威本人），还在于反对者明明知道那是一个算不上合理的反对意见，但还是说了出来。为什么？我无从得知。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无论人们如何堂皇地反对「对人不对事」的论证，大多数人还是感到，在评判一项论证时，提出者的人格确实是一项紧密相关的数据——至少有时候是如此。我还认为，我们这样想是对的。

在这个例子里，它意味着，虽然海明威的书也许看上去说明了人与自然的深刻联系，但是我们理应质疑他作为见证者的可靠性，并且不禁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在某种娴熟文辞的作用下成了愿者上钩的人。这段话里并不存在人身攻击谬误，因为它并不想证明论证是错的，它只是给大家提个醒。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极其微妙，但又极其重要。说到底，论证和证据终究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成立。但是，如果多种迹象表明，论证提出者也许怀有强烈的个人目的，或者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那么我们对这些迹象的忽视就是愚蠢的。同样的道理，他人深藏不露的心理动机过于隐晦，我们不敢说自己对它们洞若观火。可是为什么有些事看上去明显是不对的，做它的人们仍然对其深信不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既是自然而然的，又是健康有益的。只有我们把它与纯粹的对立论点搞混时才会出问题。

我们既要考虑动机，又要评判论证本身，不过这两件事应该分开进行。

说到这一点，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那个既实用又可能让我们分神的问题：「谁在受益？」（Cui bono，此处为拉丁语。）想摸清事实的真相，最好的办法往往是「循着金钱的足迹」——无论是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个方法通常都很有用。如果有人说禁止香烟广告无法削减香烟的销量，而这些人来自烟草公司，我们就要当心了。

有的时候，仅仅是某个事物出现在新闻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引起我们的疑问：谁因此获益？澳大利亚政治战略顾问林顿·克劳斯比因为倡导「死猫战略」而臭名远扬。克劳斯比的主顾比他更擅权谋，比如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如果有人把一只死猫扔到餐桌上，有一件事是绝对肯定的——我说的不是人们会被激怒、被吓一跳或者觉得很恶心。这些都对，但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的澳大利亚朋友说，重点是每个人都会高声叫喊：「天哪，快看呀哥们儿，桌上有只死猫！」也就是说，人们会谈论那只死猫——那正是你希望他们做的。这样一来，人们就顾不上谈论那个让你头疼的问题了。

2015年英国大选期间，时任英国国防大臣、保守党政治家迈克尔·法伦曾经看准时机扔出过一只「死猫」。有人说，当年保守党能赢得大选，法伦功不可没。作为保守党的对手，英国工党本来在之前的民意调查中一路攻城略地，直到法伦突然声称，为了保障与苏格兰民族党之间的联盟协议，工党正在准备削减英国的核武装力量。法伦手上没有证据，但这并不重要。这一控诉迅速占据了各大头条，人们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防问题上，而国防恰恰是工党的软肋——这是人们长期以来的看法。

法伦的「高招」不止于此，他进一步扩散虚假控诉的疑云，把爱德华·米利班德拉进了这趟浑水。米利班德曾经击败了自己的哥哥，当选为工党党魁。法伦说：「为了当上党魁，米利班德不惜在亲哥哥背后捅刀子。事到如今，为了当上首相，他还会从背后捅英国的刀子。」尽管民意调查的形势非常不利，保守党还是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胜利。即便对法伦「扔死猫」的影响略有夸大，它也是这一策略发挥作用的明显例证。

仅仅知道谁在受益并不足以告诉我们一项主张的真实性。追问「谁在受益」是有风险的，这和「人身攻击谬误」非常相似。它无法正面解决论证问题，而且要冒着起源谬误的风险——攻击某事物的起源，而不是攻击其本身。

再想想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究竟是谁从止痛药处方的迅猛增长中获益？当然是制药企业。可是制药企业的产品数不胜数，随便哪种药物走俏都能带来收益。既然所有药物都是制药企业生产的，难道我们应该认为它们都是毫无疗效的吗？在「疫苗犹豫」问题上，「谁在受益」这个问题同样可以迅速形成论证，不过是非常糟糕的论证。

追问「谁在受益」的习惯可以警示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从对米利班德的毁谤中，法伦能获得巨大的既得利益。当然，大选活动中的每项宣言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都是为提出者谋利的。谁也不会发表伤及自己的言论。但这并不代表人们说的一切都是假话。

因此，在政治语境中，「谁在受益」这个问题可能让我们怀疑一切，但是无法帮助我们排除什么。「他们会那么说」并不代表「那是假话」。

有人如果言之凿凿地把「知道谁在受益」直接说成「受益者即犯罪者」，那他就是在运用这项原则时犯懒，有选择性地使用它，因为这项原则的一致运用会造成自相矛盾的结果。

制药企业声称，其疫苗有效率为85%。他们当然会这么说，不是吗？而声称疫苗杀人的怀疑论者也会说同样的话。生物科技企业会说，转基因作物是安全无害的，但是环保主义者会说它们是不安全的。

要留意论证背后的心理驱动因素。这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它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理应留意的原因，或者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软弱无力的论证会对别人产生那么强烈的吸引力。

不过，由于我们对心理动机的假设在本质上常常是推测性的，一般来说，它是应当被避免的。我们有时过于自信，自以为发现了别人的动机，实际上可能连自己的动机都不太清楚。因此，对隐藏动机的忖度最好留在私人谈话的范围内，留给自己慢慢琢磨。

发挥心理学力量的更好方法是小心注意各种偏误和扭曲，避免它们干扰我们的思维。

如何发挥心理学的力量？

检验自己的直觉，不要用直觉检验信念。
在做出假设时，不要把可能的想象和现实情况混为一谈。
不要把情绪和理智割裂开来。要善于发现隐藏在情绪中的判断，运用理智来协助管理它们。
给别人机会证明他们的改变，但要记住，举证责任在对方。假如你认为人会在根本上保持不变，你通常是对的，当然偶尔也有例外。
警惕证真偏差，即寻求和记住那些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对不利于自身观点的一切统统视而不见。
检视自己的特权以及特权的缺失。无论我们是消极刻板印象的延续者还是受害者，内隐偏差都在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切忌心理学化。许多思维的源泉和感受都是隐而不显的，但是，每个言之凿凿地说明它们是什么的人都是值得怀疑的。可以对人们的心理动机保持好奇，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要避免「人身攻击谬误」，即攻击论证的提出者，而不是论证本身。把论证提出者的人格或者动机当作警示信号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不能把它们当作反对他们的扎实论据。
要避免「起源谬误」，即攻击一种思想的起源，而不是思想本身。
追问谁在收益、追踪金钱的足迹，但要切记，「他们会那么说」并不代表「那是假话」。

一起聊聊：

你平时会读哲学类书籍吗？
你觉得这篇文章读起来顺畅吗？
文中提到的关键概念，如「证真偏差」「死猫战略」「人身攻击谬误」，你都了解吗？

欢迎留言，谈谈你平时怎么做思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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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冯仑风马牛

我们必须熟悉自己的敌人，尤其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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