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世纪，受匈人西迁的压力，日耳曼各部落纷纷向西迁徙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对日趋衰落的罗马帝国造成了沉重打击。476年，西罗马末代皇帝小罗慕路斯被废黜，西罗马灭亡，其庞大的尸体被日耳曼各部落所肢解，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蛮族政权。然而，虽然日耳曼人摧毁了罗马帝国，但其所占据的仍然是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地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虽然也建立了日耳曼人政权，但这些地区受罗马帝国统治时间较长，在此后仍然以拉丁文明为主体。
由此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灭亡并没有改变拉丁文明和日耳曼文明南北对立的格局，但攻守之势显然已经发生了改变，从拉丁人独领风骚转变为日耳曼人后来居上成为欧洲文明的引领者。这种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明显，尤其是到了近代，日耳曼文明一骑绝尘，彻底将拉丁文明甩在身后。从目前欧洲的格局就能看出，日耳曼人占主体的国家如英国、德国、丹麦、北欧诸国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经济上高度发达，科技上世界领先。而与之对比，拉丁文明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墨西哥、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则要逊色不少。
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很多人可能会从制度、地理甚至是人种差异等方面去找寻原因，当然也有其道理，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两者在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下面我简单说下我的观点。我之前在很多篇文章中讲过，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脉络就是世俗君主（王权）和罗马教皇（教权）之间的对抗。教权经历了一个从依附王权到同王权抗衡，再到凌驾于王权，最后再次滑落为王权附庸的过程。而从民族角度来看，教权和王权之间的斗争，也可看作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较量。日耳曼蛮族虽然在政治层面摧毁了罗马帝国，但基督教作为罗马的国教却在精神层面征服了日耳曼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曼人、德意志人这些信仰奥丁古神的蛮族纷纷匍匐在十字架之下。
而且相比拉丁人，日耳曼人对上帝的信仰更加虔诚。从本质上讲，日耳曼人是属灵的民族，并不擅长世俗的统治。而拉丁人虽然控制着教会，但却是属世的，所以罗马教会能够不动刀兵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基督教帝国。整个中世纪基本充斥着属世的拉丁教会与属灵的日耳曼王国之间斗争。日耳曼人属灵的特性决定了其在政治上的无能，根本无力整合，即使偶尔整合也无力长久维持一个像罗马那样的大帝国，最终形成欧洲分裂至今的政治格局。而拉丁人属世的特性决定了其把世俗的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带到了神圣领域，破坏了其在精神领域的纯洁性和权威性，最终引发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宗教分裂。宗教改革是日耳曼民族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对拉丁民族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它从精神层面摧毁了拉丁人统治的宗教帝国。
我们很多人都了解文艺复兴对欧洲的影响，但了解宗教改革的人相对较少，其实宗教改革比文艺复兴对欧洲的影响更大更彻底。文艺复兴主要是在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领域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成就，这些领域只属于精英阶层，普罗大众根本接触不到，所以文艺复兴一直局限在知识分子、贵族、教士等上层人士中，对整个欧洲的精神文化影响比较有限。宗教改革则完全不同。从10世纪维京浪潮消退后，整个西欧基本上都皈依在基督教门下，上至王侯公卿下至黎民百姓概莫能外。上层人士可能还会利用宗教来谋取一些政治利益，底层百姓则完完全全把上帝当作唯一的精神寄托。所以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不同，它不但涵盖了精英阶层，还触及普罗大众，是真正地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彻彻底底对整个欧洲做了一次颠覆。
宗教改革的起因，简单来说就是属灵的日耳曼人觉得属世的拉丁人在宗教上不虔诚，尤其是罗马教皇奢靡腐败，在德意志发行赎罪券，引起了德意志人的不满。于是在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大幕。此后经过三十年战争、英国的宗教改革等运动，整个西欧形成了新教和天主教对立的格局。包括英国、德国、北欧诸国在内的欧洲北部国家基本上都脱离罗马天主教，改信了不同的新教。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南部国家仍然信奉天主教。由此可以看出，新教和天主教的划分基本上还是按照日耳曼人和拉丁人势力范围而定的——拉丁人固守天主教，日耳曼人改信新教。所以，从宗教改革以后，拉丁人与日耳曼人的对立局面由中世纪时期的教权同王权的矛盾转变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
也正是因为不同的信仰，让在中世纪相对落后的日耳曼民族快速追上并超过了拉丁民族，成为欧洲文明真正的引领者，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双方对待财富以及资本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上。严格来说，天主教并没有像历史课本上说的那样形成对资本主义的直接阻碍，甚至很多信仰天主教的贵族还极力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主要问题在于天主教在精神层面严重束缚了民众对财富的追求。罗马教会虽然占有大量的财产，但天主教会却教导民众要节欲守贫，不要贪恋财富，甚至将财富比作一种罪恶，一种阻碍信徒升入天国的障碍，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天主教对待财富的态度可见一斑。所以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和地区，底层民众更乐于安贫乐道，仅满足于基本的生存所需，缺乏增加剩余财富的欲望和动力，而这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
而新教除了否定了教会在上帝与个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外，强调因信称义外，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待世俗成就的态度上，这点在加尔文宗的救赎预定论上最能体现出来。加尔文宗认为，人从一出生命运就已被注定，能否升入天国被救赎和弥撒、买赎罪券之类的善功没有关系。那如何才知道自己是否是天选之子呢，加尔文宗认为可以从世俗中的成就中体现出来。因为是上帝选中的人，所以在世俗生活中能够取得比其他人更大的成就，获得更多的财富，拥有更高的社会声望，总之就是在社会上更加成功。在这种教义的感召下，新教徒一改天主教徒的安贫乐道，开始通过不断努力，辛勤劳作去追逐利益，创造财富，冲开了天主教加在资本主义头上的沉重束缚，资本主义得以在这种功利化的土壤中快速增长。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发展。英国在亨利八世时期完成了宗教改革，但是英国的宗教改革不是很彻底，所以诞生了一批更激进的新教分子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的激进主张引起了英国国王的打压，所以从17世纪开始大批受迫害的清教徒开始迁移到了新大陆，形成了英国在北美的早期殖民地。清教徒认为工作是上帝赋予信徒的权利和使命，财富是上帝给予世人的恩典，所以英国早期的殖民者才会不惧北美的恶劣条件，不断开疆扩土，建功立业，通过现世的成功来践行清教的教义，证明自己是上帝选中之人。美国独立后，继承了清教徒这种奋斗精神，从而为资本主义在新大陆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基于此，宗教改革在历史上的影响，从来不仅是造成了罗马教会的分裂，更是引发了一场涉及社会、经济、学术上的颠覆性革命。所以，恩格斯才会把宗教改革称为“第一号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合理的信仰基础，构成了后期新教国家在经济上领先于天主教国家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日耳曼文明在经济上能够追上并领先拉丁文明，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宗教改革运动将日耳曼民族从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束缚中拯救了出来，民众对待财富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能够更自由地发展世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刺激了新教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拉丁民族国家和地区仍然在天主教的束缚下步履蹒跚，艰难前行，逐渐被落后的日耳曼国家赶超并拉开差距。当然，本文我只是从精神和宗教层面讨论了造成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文明差距的原因，而这也并非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因素，其他诸如政治制度、风俗法律、地理环境等也是文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其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注：本文观点参考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赵林的《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等作品。
转自柏拉图和食铁兽 作者 柏拉图和食铁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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