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极端气候和新自由主义双重压力下蒙古国游牧生活的危机，以及西方高校支持巴勒斯坦抗议中取得成功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经验。
5月10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蒙古国经济半年报》，其中指出蒙古国2024年的预期经济增长为4.8%，因为扩大的采矿业和强劲的私人消费以及财政扩张抵消了恶劣气候条件导致的农业部门萎缩。而在该国最大铜矿奥尤陶勒盖（Oyu Tolgoi）增产的拉动下，蒙古国的中期增长前景依然良好，预计2025-2026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4%。不过，该报告也做出了相应的风险警告，全球增速放缓、地缘紧张局势升级以及财政扩张和家庭收入增加带来的通胀压力等都是潜在的不利因素。引起关注的还有极端气候现象“白灾（dzud，蒙古语，形容牲畜大量死亡的严冬）”。世界银行负责研究蒙古国的经济学家李泰贤（Taehyun Lee）表示，“连续两年的严冬和去年的洪水证明，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这就要求机构、政策和投资要关注如何使这个国家更能抵御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当地时间2024年2月22日，蒙古国，寒冷的天气里，一只狗在死去的绵羊和山羊旁边嚎叫。今年冬天，蒙古国已有200多万头牲畜死亡，联合国表示，这种天气现象使该国90%的地区处于危险之中。
根据Fred Harter去年11月在《卫报》的报道，联合国称，自1940年以来，蒙古国的气温上升了2.2摄氏度，远高于全球平均增幅，而年降雨量却急剧下降。当雨来临时，雨会下得又大又快，冲走表土。冰雹、沙尘暴等极端天气事件也日趋频繁。这篇报道描述了一个牧民甘佐里格·策伦奇梅德（Ganzorig Tserenchimed）的冬天。冰冷的风呼啸着吹过大草原，地面结了厚厚的霜冻，阻碍了动物觅食地下稀少的草料。气温骤降至零下35摄氏度以下。他的许多牲畜因为饥饿而虚弱，被冻死了。其他牲畜则在围栏里拼命挤在一起取暖。为了挽救剩下的牲畜，甘佐里格跋涉数百英里寻找牧场，花了数周时间在车里睡觉。这段经历几乎摧毁了他的决心：“这种游牧生活是我们的遗产，我为能继续它感到自豪。但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变得非常困难。我快50岁了，有时我想：‘在这些艰难的时刻还要放牧有什么意义？’我可以把牲畜卖了，在城里找份工作。”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在今年1月的报道中指出，在这样极端的天气条件下，一些牧民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牲畜，会把牧群转移到离家数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寻找牧草和植被。由于大雪和道路阻塞，许多牧民会被困在冬季基地。在此期间，他们常常把孩子寄养在年长的亲戚家或留在寄宿学校长达几周至数月，这使儿童面临更高的情绪和身体压力风险，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健康。在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天气条件下，入不敷出的小规模牧民家庭及其子女往往首当其冲。在许多降雪量大的省份，需要清理道路才能将饲料、食物和燃料运到被切断的社区，并帮助病人或孕妇前往诊所和医院。在这个极端严寒、大量降雪的白灾之年，截至4月底，牲畜死亡数已经达到了710万头，占整个畜群的10%以上，并可能继续增加。就在世界银行发布这份报告的前一天，《雅各宾》发布了一篇题为“蒙古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成为了生态灾难”的文章，学者Manlai Chonos在文中指出，许多报道都在提到今年的白灾时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一场气候灾难，虽然气候变化对蒙古的影响是非常确凿的，但故事的另一面更为重要：即蒙古在20世纪90年代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时引入的市场力量。文章写到，白灾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过去几个世纪，生态平衡都在发挥着作用，但只是在过去20年间，因为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它才成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上一场严重的白灾发生在2009-2010年那个冬天，当时有1000万头牲畜丧生，占牧群的23%）。白灾是一个多方面的持续性的生态问题，降雨量少的夏季会带来过度降雪的冬季，无法在夏季储存脂肪的牲畜不得不忍受因为大雪而无法放牧的冬季。此外，由于蒙古的传统放牧方式依靠的是流动而非草料，牧民更难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好充分准备——早在去年夏天，学者、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官员已经向他们传达了相关信息。作者进一步分析道，从长期来看，蒙古国草原的牧场管理从封建时代到社会主义时期一直保持着一种特殊的集体组织形式。这种模式包括了高流动性、集体组织以及采用新技术来支持传统牧业经济等因素——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大量活动都是高度机械化的。这一切都有助于传统畜牧业形式的延续，直到1991-1993年间的畜牧业私有化和国营农场解体。这一过程被其支持者描述为在社会主义造成的停滞后回归正常状态，但Chonos指出，这事实上是与传统畜牧业形式的彻底决裂，也是导致当前问题的关键时刻。他分析道，牲畜的绝对数量从私有化前的2500万头激增到2023年的7000万头通常被誉为1990年代转型的成就之一，但事实上，这一增长并不是在新的市场体制下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结果，而是由于蒙古国失去了加工业、牲畜头数积累过多而形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峰期，蒙古国一年有近45%的畜群被加工成各种农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出口。在文化方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游牧民族被视为一种类似于“高贵的野蛮人”的浪漫形象，各种形式的文化复兴主义也在此背景下兴起。实际上，这些牧民中有许多人曾是集体和国营农场的职工，当牲畜和其他国有资源被私有化后，他们不得不前往农村谋生。蒙古国牧民数量在1998年达到41.4万，是1989年13.5万的三倍。埃里克·赖纳特（Erik Reinert，挪威经济学家）将这一过程描述为“经济的原始化”，整个农业经济在家庭基础上被原子化，许多这样的原子化家庭变成了主要生产单位。这意味着放弃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时期通过机械化的运输和基础设施、合作和管理知识实现了高度流动性。许多其他的人口统计和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包括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挑战。多年来，学校辍学问题首次变得猖獗，实际上制造了一代真正的游牧者。这一巨大但被忽视的转变以多种方式影响着今天蒙古人的生活，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在首都乌兰巴托，每一次白灾都会产生难民涌入蒙古包区（ger districts，是作为非正式社区而产生的，是由带着蒙古包离开乡村来到主城外的空地上定居的人们组成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空旷的土地很快就挤满了蒙古包和居住在其中的家庭），这里的人数是有供暖和排污系统的公寓的居民人数的三倍。在蒙古国的农村，牧地的退化和牧民经济状况的不可持续已经成为常态。尽管牲畜数量增加，但1992年私有化后迅速形成的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模式至今仍然没有改变。据估计，1998年，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不到150头牲畜，这是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限度。到2023年，86%的放牧家庭拥有不到200头牲畜。这些家庭最容易受到白灾等冲击的影响，并有可能成为乌兰巴托的经济难民。此外，市场对牧民生活方式的渗透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各种消费品的依赖，这可能解释了多年来积累的巨额债务。据报道，大约四分之三的牧民有银行贷款。随着每年发生白灾的机会增加，蒙古国的牧民成为了所有最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群体。这个现实与他们在“游牧之地”的象征威望和代表形成了奇怪的矛盾。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写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题为“公地的悲剧”。根据博弈论，哈丁以牧民利用公地的情形呈现了自私、非理性的利益相关者的夸张形象。这个比喻试图说明，公地将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人口过剩和过度放牧最终导致悲剧性的末日循环。人们对哈丁描绘的情景进行了许多反驳，最著名的来自埃琳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提醒我们各种类型的“社区管理”方案，这些都被哈丁忽略了。然而，“公地的悲剧”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为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和私有化提供了理由。在蒙古国，关于牧地退化的讨论经常会引用这个比喻的当地版本：有时被译为“公共财产的悲剧”。自蒙古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教科书式的休克疗法过渡到市场经济以来，它一直作为新自由主义的辩护存在。这个过程创造了现今该国主导的意识形态谴责所有形式的国有制和公有制，并将市场合理化作为交付最佳结果的必要工具。当前蒙古国牧民面临的现实某种程度上类似于18世纪和19世纪英格兰封建的模式，这也是哈丁最初得到灵感的地方。自从家畜私有化以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直认为这个过程还不完全，因为土地也应该被私有化。土地改革一直是蒙古国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牧地至今仍然在名义上是公有的。当前形势下，“公地的悲剧”被用来谴责据称是非理性的牧民。他们被指责通过利用有限资源来追求个人最大化，导致牧地退化和白灾的“悲剧”。然而随着蒙古国日益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对其矿产资源的开发加剧，许多以前的牧地已经“封闭”，或者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随着市场力量的侵蚀，戴维·斯尼思（David Sneath，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蒙古和内亚研究所主任）所说的“所有权制度”正在形成。虽然牧地尚未正式私有化，但在实践中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官方授予了所有权证书，牧民们渐渐意识到，他们应该在新的侵占和封闭威胁到生计之前，要求这片土地是他们的。1999年，斯尼思和卡罗琳·亨弗莱（Caroline Humphrey，人类学者）问道：“我们是否正在见证游牧生活的终结？他们研究了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的三种不同的农村经济经验。当时很明显，蒙古国的牧地生态系统使其比其他两个地区更具优势，考虑到其独特的组织特征和制度历史。然而，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这可能已不再是事实。自私有化以来，蒙古国的牲畜种类和数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山羊被用于产生羊绒，而牧地则保持名义上的公有。保守传统主义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合作和集体解决方案，然而，如果要在市场条件下生存，要逆转市场力量的侵蚀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当今牧场封闭的过程还在继续，蒙古国发展的重点放在矿业和最近的旅游业上。随着栖息地的减少，牧民在市场条件下压力越来越大。蒙古国的游牧生活是否终于走到了尽头？过去几周内，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支持巴勒斯坦学生抗议在全美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不断蔓延。当地时间4月29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宣布校方与抗议学生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哥大将不会从以色列撤资，并对拒绝合作的抗议学生提出停学威胁。4月30日，纽约警察进入哥大校园执行清场行动，并逮捕了占据汉密尔顿楼的所有学生。5月6日，哥伦比亚大学宣布取消原定于5月15日举行的全校性毕业典礼，改为举办规模较小的校内活动。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4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校园内，一名学生在示威活动中被捕。
根据“半岛电视台”近日的报道，在一些校园，紧张局势仍在加剧。许多大学已召集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进入校园，仅在美国就有2000多名学生被捕。抗议和校园镇压也蔓延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多个欧洲国家。与此同时，也有大学和抗议学生达成了一些妥协。例如，美国西北大学4月29日与抗议学生达成协议，拆除大部分帐篷，但允许他们以扎营之外的方式继续抗议至6月1日；校方承诺为学生提供与董事会投资委员会接触的方式，重新设立投资责任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可以考虑大学成员的撤资提案；西北大学还同意为五名巴勒斯坦本科生提供大学教育费用。布朗大学4月30日同意，学校最高管理机构公司将在10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就撤资以色列附属公司进行投票，作为回报，学生清理了自4月24日以来一直存在的营地……在达成协议的案例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学生取得的胜利，该校学生上周在校内组织了支持巴勒斯坦的团结营地抗议，成功让校方同意从以色列公司撤资。该圣三一学院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大卫·兰迪（David Landy）近日在《雅各宾》撰文分析了抗议取得成功的原因。首先，学生们功不可没，尽管他们经常被外界认为记忆短暂，举止轻浮，总在不同议题之间不停跳跃，但实际上，最晚从2015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开展“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培养技能，传承机构记忆，消化挫折和高校制裁，并赢得了学生会撤资、学生会支持BDS、学校从武器公司撤资等一系列胜利。目前的圣三一学院学生会是一个具备开展直接行动的技能和行动方案的充满斗志的组织，他们既为自己而战——抗议房租和学费，也为他人挺身而出。这确保了他们能够针对校方在以色列种族灭绝中的同谋行为开展持续有效的行动和教育。其次，圣三一学院教职工与学生团结一致的形式意味着学生不会被孤立。一方面，学生们和校园安保维持了和睦。另一方面，“学术界支持巴勒斯坦组织（Academics for Palestine）”的圣三一分支对学生的占领运动提供了全力支持。在这次抗议之前，他们通过公开信、学术讲座和个人接触等方式动员了教职工，写信给大学行政机构，会见了教务长琳达·多伊尔（Linda Doyle），并组织了独立于学生团体但始终与其合作的示威活动。这些工作有助于确保即使是不同意学生造成的混乱的教职工，也能理解他们抗议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此外，大学社区也发挥了作用。在学院当局威胁要对制造混乱的学生处以21.4万欧元的巨额罚款时，学院校友组织起来要求取消罚款，杰出学者们开会敦促校方做出妥协。兰迪最后指出，圣三一学院的行政机构本身也是达成协议的重要因素。圣三一学院绝不可能在屋顶上部署狙击手，校领导们也非常关心抗议者的安全。与其他一些学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校领导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反巴勒斯坦，他们对加沙发生的屠杀感到震惊，因而能够倾听抗议者们的声音。于是，当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打乱时，他们愿意通过将推行种族隔离的以色列排除在外来恢复秩序，而不是对学院中大多数人的良知置之不理。《卫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则以“都柏林抗议学生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并且知道这一点”为题，指出学生抗议的传统给了圣三一学院学生抗议的信心。文章指出，对于重大外交政策做出正确判断的往往是抗议学生，而不是诋毁他们的人。从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抗议者，到2003年因抗议即将爆发的伊拉克战争而被停课的学生，历史都证明了他们的远见，在加沙发生的严重而明显的罪恶也不会例外。该文还提到，或许是因为有着长达数个世纪的被英国暴力征服的历史，相比大多数西方国家，爱尔兰社会更容易产生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同情。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十分之七的爱尔兰选民认为以色列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隔离，而该国新任中右翼总理西蒙·哈里斯（Simon Harris）则从爱尔兰历史上的饥荒出发，代表爱尔兰人民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了一条信息：“我们厌恶你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民众中反对学生抗议的人占了多数，但也不像越南战争时那样对抗议学生抱有根深蒂固的强烈敌意。45岁以下的美国人中同情学生的人占了多数，认为以色列正在实施种族灭绝的人也多于不这么认为的人。这些现象都表明当下的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越南长达数年的军事泥潭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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