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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与日常的抵抗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于当地时间7月19日去世，享年87岁。
艺术杂志《艺术评论》梳理了斯科特的主要生平经历和著作，作为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斯科特的大部分工作都涉及研究“无权”或底层群体如何获得能动性，以及关注他们使用的策略。斯科特的作品影响深远，被大量作家、艺术家、学者引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极具现实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抗议运动中被广泛引用。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
斯科特的代表作是1985年出版的《弱者的武器》，斯科特在其最后发表的文章“反传统者的思想历程”中谈到这段研究经历：“当时，我和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一起开一堂关于农民革命和起义的课。班上有600名学生，其中有60个人认为弗里德曼和我不够进步......最后，我决定要去向农民学习......我知道我必须得生活在一个农村里，如果我要以研究农民作为我的职业，至少就得清楚了解一种社会情境（setting）下的农民，所以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而这次田野研究的结果就是那本《弱者的武器》，这是我第一次在政治学以外的领域冒险。很多人告诉我，去一个只有70户人家的小村子做调研将毁掉我的职业生涯，那只是一个话题，一群人（a subject），远非一个学科，而且没人会对一个小村子感兴趣的。结果呢，这本书相当不错，我当然很高兴我研究了一群人，而非一个假设、或是一个分析模型......”
《弱者的武器》书封
斯科特反思道：基于我在一个马来西亚农村一年半的生活，我发现抵抗无处不在，但它们的形式几乎都是危险度最低的，人们以此规避来自当局的任何报复。让我举一个在马来西亚的例子，当地的“天课”（zakat）什一税受到了广泛抵制……人们反对政策的改变，但是却看不到公开的抗议。没有游行，也无人请愿。大家便通过掏空政策的实际内容来暗中使坏以反对什一税：比如，农民交给当地官员的大米几乎都是最差的大米；为了增重，人们会在米袋里混入石头。布朗大学教授阿舒托什·瓦什尼（Ashutosh Varshney）以“斯科特——抵抗的学者”为题，缅怀斯科特。瓦什尼写道：《弱者的武器》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杰作，不仅重塑了对农民反抗的研究，更是重塑了对所有底层反抗的研究。它赋予了无权者一种新的能动性。在《弱者的武器》的结尾，斯科特写下了令人激动的文字：如果革命连给予人们这种微小的愉悦和仁慈都做不到的话，那么，无论它取得了何种成就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因而，更加有理由说，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它们。我们更加应该看到的是自我保存的韧性——用嘲笑、粗野、讽刺、不服从的小动作，用偷懒、装糊涂、反抗者的相互性、不相信精英的说教，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从这一切当中看到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较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在谈及斯科特的研究经历时，瓦什尼直言：近两年的村庄生活教会了斯科特什么？农民行为在公共/集体和私人/个体的不同方面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农民不进行公开对抗，因为那会招致“危险的报复”。但反抗是常见的，其形式也出人意料：“拖拖拉拉、掩饰、虚假的服从、偷窃、假装无知、诽谤、纵火、破坏等”。他称这些为“日常形式的反抗”。这种“顽强的韧性……阻止了最坏的情况出现”。十年后，斯科特研究了各国如何强迫其公民统一行为的。《国家的视角》（1998年）认为，国家试图通过分类让人民更具“可辨识性”（legibility），更容易被操控；《逃避统治的艺术》（2009年）研究了东南亚山地区的对于文化同化的抵抗，认为少数群体使用本地知识和“他们的文化……来与试图吞没他们的国家保持距离”。在《国家的视角》中，斯科特批评了极端现代主义与国家的“可辨识”项目，即对无权公民强加自上而下的“进步”版本，并忽视后者在几十年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本地智慧、知识和解决方案。“可辨识”项目的例子包括英国永久姓氏的出现、法国的“地籍测量”（以英亩和公顷为单位测量农业田地，而不是以能养活多少头牛来衡量）、自19世纪以来的人口普查，以及现代城市的网格状结构（纽约和芝加哥的编号街道）与前现代城市的复杂结构（巴黎如同迷宫般的街道）的差异。最明显的是在农业中单一栽培的兴起，该模式破坏了“在什么环境下应该种植什么”的当地知识。在缅怀文章的最后，瓦什尼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斯科特是对的吗？在极权压迫的条件下，《弱者的武器》中的抵抗方式肯定防止了最坏的情况。集体抗议会带来受伤、监禁，甚至死亡的风险。但现代社会的历史也揭露出一个更长远的真理，为这种短期的务实收益带来了不同的看法。农民的福利不能靠种地来持久地提高。农业不可能像非农业部门那样快速增长，这是一个有经验根据的发展规律。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可以被摧毁，只是说农民家庭在农业之外会做得更好。为农民创造非农业机会并促进其过渡和移徙的社会也最有利于他们。讽刺的是，这最终在马来西亚得到了实现。瓦什尼指出，通过国家提供的教育，并利用国家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年轻的农民前往城镇和城市，这促进了马来西亚消除贫困。尽管如此，斯科特的研究影响依旧广泛深远。斯科特的研究横跨多个学科，包含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多种方法和理论视角。对此，他曾表示：“我与政治学渐行渐远，不过也可以说是政治学和我渐行渐远。其实，我很荣幸被视为专家，或许同样荣幸的还有被人类学和历史学所接纳。此外，他热衷于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正如斯科特所回忆的那样：在意识到自己对分析的内容并不确定之后，我决定进行一些更广泛的阅读，它将开阔我的视野......政治学家并不是唯一能够解决特定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当我理解农民时，我努力去研究历史、诗歌、民间文化以及农民文化的所有其他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这些不局限于社会科学的各种资料来源往往闪烁着我未曾想到的、引人注目的观察发现。”正是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研究方法，让斯科特从民间汲取到有益的洞见和思考的原材料，让他的研究扎根于大地，拥有活生生的人类的触感与温度。巴黎奥运会于7月26日开幕。奥运会开幕式是一场文化奇观。这些华丽的活动揭开了每届奥运会的序幕，旨在讲述主办城市和国家的新鲜故事，并为现场大型活动设定了新的创意标准。7月24日，The Conversation网站刊登了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Hull）20世纪历史讲师Catherine Baker的文章，回顾了奥运开幕式多彩历史。
当地时间2024年7月26日，法国巴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Catherine Baker是冷战后历史、国际关系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研究在流行文化中表现民族身份和冲突的国际政治。她的著作包括《边陲之声：自1991年以来克罗地亚的流行音乐、战争和民族主义》（2010年）和《种族与南斯拉夫地区：后社会主义、后冲突、后殖民？》(2018年）。她还研究国际活动的文化政治，包括欧洲电视歌唱大赛和奥运会，以及性少数身份的政治与历史。文章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奥运开幕式结合了《奥林匹克宪章》中的仪式元素，如运动员游行和升奥林匹克旗帜，以及由各国组织者设计的文艺表演。它们展示了国际奥林匹克理想，同时也传达了东道国的身份和文化。然而，奥林匹克开幕式达到这一规模需要几十年的时间。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首届现代奥运会上，运动员只是进入体育场聆听演讲和一首专门创作的赞美诗，但仍有5万多名观众到场观看。1908年伦敦奥运会是第一次专门建造体育场馆的奥运会，也是第一次有运动员身着国家队队服参加比赛的奥运会。英国和爱尔兰代表队有近700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肯定了英国作为业余体育精神家园的说法，这种说法贯穿了当时英帝国“文明使命”的殖民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幕式继续沿用传统形式。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各国代表队列队行进，政要发表演讲，信鸽放飞天空，这是第一次对开幕式进行大规模拍摄。对于奥林匹克历史的理想主义神话来说，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奥运会研究者Jules Boykoff称 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体育洗白”的第一个重要例子，即国家通过国际体育运动转移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现在，火炬传递和点燃奥运圣火是每次开幕式的高潮。然而，在1936年，它却让纳粹宣称他们的雅利安种族理想与古希腊文明之间具有连续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组织者将接力传统重新塑造为国际和平与古代“奥林匹克休战”的象征，在古代“奥林匹克休战”中，交战的希腊城邦同意在最初的奥运会期间不伤害敌方运动员。1964年，东京举办了第一届奥运会，电视直播再次改变了开幕式。现在，全球观众都能收看开幕式直播，开幕式作为讲述国家故事和开展公共外交的机会变得更加重要。例如，选择19岁的坂井义则（Yoshinori Sakai）——在美国原子弹袭击广岛的当天出生——作为东京的火炬手，就具有深刻的国家意义，象征着一个和平的新日本。可以说，今天开幕式的盛大规模要归功于冷战时期的竞争以及围绕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意识形态斗争——当时每个超级大国都带头抵制对手的奥运会。两个超级大国还通过开幕式宣扬它们认为优越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莫斯科的开幕式包含了当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节目，包括体操、群众舞蹈和民间舞蹈。洛杉矶则利用流行音乐传统和好莱坞的浮华来宣传消费文化和美国梦。冷战结束后，开幕式继续为改变世界对东道国的看法提供机会。例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努力表现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尊重原住民文化，尽管批评者认为这种表现形式是刻板印象的。悉尼的火炬手、土著短跑运动员Cathy Freeman在获得女子400米冠军后成为了民族英雄。许多澳大利亚人将此视为与澳大利亚殖民历史和解的时刻。开幕式还经常叙述东道主与其他东道主的身份对比。2008年，北京史诗般的开幕式以统一的“宏大叙事”将描述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世界领先的大国的历史。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创意团队则把英国描绘成一个由不同的个人生活故事组成的、“马赛克”式的国家。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Danny Boyle和编剧Frank Cottrell Boyce是从电影制片人Humphrey Jennings那里获得了灵感——Jennings曾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大众观察 ”社会历史项目（从数百名志愿日记作者那里收集日常生活记录），并拍摄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日常生活的著名影片。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成为许多人怀念“快乐归属”的民族记忆的焦点。然而，即使在2012年，开幕式也引起了争议，一位保守党议员Aidan Burley将其形容为“左派多元文化垃圾”。最近几届开幕式也有自己的政治故事。2014年索契的开幕式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前几周激起了人们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自豪感。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开幕式强调了巴西的环保主义，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上，韩国和朝鲜代表队携手迈向和平。新冠疫情限制了2021年和2022年东京和北京的开幕式发挥。尽管东京选择海地裔日裔美国网球明星大坂直美作为火炬手让日本种族多样性得到了罕见的可见度。
奥运开幕式往往暴露了各国在描述自身、历史叙事的沉默以及安全政治要求等方面的代表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开幕式可以产生全球共享的进步时刻，但其起源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开幕式反映了奥林匹克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潜在紧张关系。开幕式也是奥运会将体育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最显著方式。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是2018年以来第一个不必受大流行病限制的开幕式。其史无前例的形式，沿着塞纳河六公里长的河段举行，给主办城市带来了同样史无前例的安全挑战。虽然开幕式肯定会为2024年的法国讲述一个千载难逢的故事，但巴黎人将不得不判断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