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关于“东升西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

（此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域外》月报2024年四月刊的院长点评，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

在疫情期间，对世界大势“东升西降”的判断曾经获得过较多的共识和支持。但是这两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指数上涨，以及俄乌冲突引爆东西方冲突和对抗之后，有不少人开始质疑这种判断，在美国舆论场中更是出现了所谓“中国见顶论”的说法。

西方究竟有没有衰落？东方的上升是否可持续？这是放在中国的决策者和战略圈面前的时代之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决定了我们未来的选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塑造21世纪前期的世界基本趋势。对于如此宏大且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有所深思。

首先，从认识论上讲，东升西降的问题并非一个纯客观的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主观认知和客观事实交错共生的问题。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重大区别：前者基本是纯客观事实，后者往往是客观与主观共生的问题。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其结构、功能、性状与变化趋势，通常跟我们如何看待它、如何定义它没有关系。比仿说，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即便全人类统一认识、施加意念，也不能把大地变成平的。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很多事物，它的性状、结构和变化趋势，与我们如何认识它，以及基此认识而如何行动，有着重大关系。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社会政治经济运行中非常常见，乔治·索罗斯称之为“反身性”（reflexivity），并以此建构自己的投资逻辑。比如，当大家都预期某一家大企业即将衰败倒闭，则上游供应商不敢再给他赊账反而开始催款，银行也开始抽贷，下游渠道商也不再将其商品放在货架前列，甚至其公司内部的技术骨干和销售核心都开始考虑竞争对手提供的岗位；由此，集体认知和预期会塑造利益相关方的行动和选择，大家的行动和选择又反过来证实和强化了大家的认知，从而加速这家企业的败亡。

西方的衰落，显然更符合后一种类型。美国人口占世界的4%，其人均素质和努力程度并不特别高，其制度也存在很多基因性缺陷，但却占据了世界GDP的25%左右，它对世界事务和国际共识的塑造能力更是远超其经济占比。美国在世界上所占的财富和权势与其人口占比之间的巨大落差，源自于地球村居民们的集体认知、分工和选择：世界各国容忍美国国债僭越黄金而成为全球储备资产和信用之源，全世界的财富最终都储蓄到美元资产中；全世界最聪明的年轻人都到美国的名校留学并尽可能留在美国，因为在世界市场的中心地带工作才最有可能获得最好的福利薪酬，在那里创业才可能获得大额的风险投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敢得罪美国，其中很多国家甚至主动与之结盟、配合，以求其市场准入、安全保护和技术溢出。这一集体行动和网络效应成倍地放大了美国的能力和财富，因此我们在研究和估算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时候，必须考虑这种网络效应带来的扭曲与放大，必须考虑到美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帝国。

对于世界上绝大部分中小国家而言，他们自身的选择对于大局没有多少影响，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太多选择；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大国而言，美西方是否继续降，究竟是缓缓下降还是断崖式下跌，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自身的选择有着紧密的关系。作为全球制造业最集中最有效率的供应链所在地，中国的大规模出口和高储蓄率支持了美元在全球市场上的购买力。在俄乌战争、中东冲突持续蔓延的今天，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后捍卫者。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西方霸权的生死就如同是薛定谔的猫：揭开盖子猫就死了，不揭盖子，盒子里的猫可以长期存活。

其次， 何谓东方，何谓西方，哪些国家属于非西非东或者无问西东的中间地带？这些概念范围的界定也需要深思熟虑。

熟悉笔者的全球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读者都知道，在1979至2008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上升期，整个世界市场呈现出以美国为中心的清晰而多层的中心外围结构。1960年代的左翼学者们将世界市场体系分为两层，沃伦斯坦将其分为三层，而笔者在2010年出版的拙著中根据不同类型国家的分工要素而将其分为四层，最外围国家提供能源原料，次外围国家提供体力劳动，次中心国家提供脑力劳动，最中心的国家则提供信用和规则。1980年之后，中国从其最外围进入该体系，我们最初的出口商品以能源资源等初级产品为主；借助出口导向的“三外路线”和本土替代的“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对外经济政策，我们一步一步挤入到该体系的准中心地位，如今我们出口的商品结构越来越与欧日韩接近。2008年以来，随着中美共生关系的政治基础逐步瓦解，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和地缘政治斗争渐次展开，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正在分裂为两个互有交叉但各有团块的“新平行体系”。以笔者目前的预判，这种不断撕裂、渐进脱钩的过程将持续到2035年左右才能进入相对稳定成型的均衡状态。

在此分析框架之下，所谓的西方是相对明确且固定的：以美国为核心，欧洲日本为其外围的老牌工业国，G7可以被视为西方的代名词。而所谓的东方则还在酝酿和变化之中：俄罗斯成了以武力反抗和挑战美欧地缘政治扩张的急先锋，但是国力和威望已经明显不如当年的苏联；印度试图在两个阵营之间东食西宿、骑墙获益，巴西、南非和部分中东国家加入了金砖，但是也并不打算与西方为敌。那么，谁是东方体系的核心？以综合国力论，中国可能是唯一有能力担此大任的国家，但是中国既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也没有这样做的强烈意愿。换言之，当下的东方，既非阵营，也无成熟的核心国家。笔者主张，为了能够用计量的方法讨论东升西降，不妨用中美对比和东西方两个板块的对比来分别度量狭义和广义的东西方力量对比：西方板块可以用G7来界定，东方则姑且定义为“上合加金砖”正式成员国的朋友圈。

第三，关于综合国力的计算公式，其构成和权重研究需要考虑时代和场景。

在1980年代，东西方都有过围绕综合国力的研究，其中比较流行的是将经济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实力放在一起进行加权计算，得出一个综合实力的数量来。比较有名的比如“克莱因公式”等。在笔者看来，这种计算方式在方法论上存在逻辑缺陷。不同类型的力量之间互相是否可以自由转换？他们之间的权重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场景下是否具有一致性？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不能采用此前的综合国力计算方式。

宋太祖赵匡胤曾有句名言:“契丹数入寇边,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财政资源和军事资源之间可以转换，我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则综合国力远超北方的契丹。但此后三百年间赵家王朝的坎坷命运则告诉我们，财政资源与经济力量向军事和政治力量转化的过程，不仅是非线性的，而且是有限度的。二战后，美国在越南的折戟和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都说明：即便军事和经济资源都占明显优势，一旦政治意志难以维持，超级大国也会输掉战争。

所以，笔者主张用场景想定的方法来界定综合国力的计算公式。不妨将2035年的世界设想为三种场景：维持现状、新冷战、热战。在现状能大体维持的场景下，经济因素在综合国力中的权重最大，政治其次，而军事力量相对次要；在新冷战场景下，经济因素的权重有所下降，而政治和军事因素的重要性上升，三者大体均衡；而在热战的场景下，军事因素的权重最大，政治其次，经济因素的权重则最小。

最后，在综合国力的计算和对比中，还有若干技术性因素需要注意。

比如，在讨论经济规模的时候，不能用各国政府自己公布的GDP数据，也不能用购买力平价（PPP）方法来计算，而要用各国的可贸易部门的产出来计算。这样才能避免统计口径差异和非贸易部门巨大的跨境价格差异带来的误导。

又比如，经济和军事国力的计算中，应该高度重视科技突破带来的力量对比的跳跃式变化。而在科技突破的背后，除了财力和人力投入等供给侧因素之外，还有需求侧因素容易被低估乃至忽略，也就是说，谁能掌握相关领域的世界市场主要份额，谁就能为重大新科技的迭代演进提供应用场景和资本循环。冷战期间苏联在科技创新上难以反超美国，正是由于在需求侧上总是处于巨大劣势而不自知。

再比如，政治力量不仅与一国自身的治理能力有关，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政治思潮的循环消长，即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980年之前，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潮向左摆，苏联在政治上就占据明显优势，不仅新独立的国家喜欢跟着苏联走，连美西方内部也有很多精英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1980年之后，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政治思潮，西风反过来压倒了东风。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证伪了美式新自由主义之后，美西方自己也失去了自信而陷入分裂和迷茫。即便中国无意主动推广其自身发展道路的世界模范意义，仍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和经验产生了盲人摸象般的自发兴趣：不少国家想学中国的经济特区和招商引资，也有的国家想学中国的军队建设，还有的国家学习中国的党校制度和基层党建。世界政治舞台和治理范式上的流行思潮，会在联盟建构、品牌溢价、国际投票、间谍攻防等众多领域，有力地放大或者缩小相关大国的国际影响力。

基于以上方法论考虑，围绕“东升西降”的问题，笔者的团队最近在展开一项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详细而全面的计算还在进行中，限于篇幅，不便在本文中铺陈具体的数据，在此不妨先提供一些初步的观点。

• 东升西降的趋势性判断是成立的，只要中国的政策调整得当，未来这一趋势大概率仍然会持续，甚至会加速。

• 东方的升，主要是因为中国，其次是因为印度，而其它国家的上升并不明显，尤其是与中国相比。

• 西方的降，是系统性、趋势性的降。如果将美国视为西方的核心，将欧日等国视为西方阵营的外围，那么后冷战时期西方的长期下降过程有一个明显的由外向内的过程。换言之，先是外围枯萎，然后才轮到核心。反过来，东方的升，是中国这个核心先崛起，然后带动其它的非西方大国的上升。

• 西方的降，根源在其内部而不是外部，尤其应该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了产业与科技等核心优势的转移，社会内部的撕裂，财政空间的逼仄和政治共识的瓦解。

今天的中国人，有幸生活在如此难得的大变革时代，并能为此而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何其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