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企业家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我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的

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不同是，我们的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更多是面向政府的，而不是面向市场的。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进入自由我们没有。审批制就是中国的企业制度。办任何一个企业，甚至只是生产一种新品种的月饼，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据权威部门统计，仅中央部门的审批就有2000多条，生产一个锅炉就要得到40个“准许”。企业还没有出生，企业家就已经把大量的资金投资到政府部门。最近中关村科技园就给北京办企业的程序做了一个总结，根据他们拿出的材料，要在北京办一个企业，走完所有的程序，在纸上写下来有5米长。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政府是企业最大的供应商。过去，政府控制着所有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原材料有了市场，但政府对信贷资金仍然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民营企业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要获得银行贷款是不可能的。企业上市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己向民间筹集资金属于“非法集资”。

政府也是我们企业最大的客户。很多情况下政府是企业产品的最大的买主。好比说，我们好多的工程，都是政府作为业主进行招标，那你一定要满足他的需要。政府还会进行好多的采购活动，比如说，大量的住宅是卖给政府机关的。即使政府不进行直接的采购，通过地方保护和轻视性市场进入规则，政府仍然可以限制一个企业产品的市场范围。好比你是一个广东的企业，你想在湖南、河北销售自己的产品，如果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你很可能根本进不去。政府甚至可以规定老百姓只能买这个企业的产品，不能买那个企业的产品。在山西，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煤是不可能装上火车运出去的。

政府的政策在左右着我们企业的未来。处理风险是企业家的天职，但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政策风险，而非市场风险。中国企业的失败，源于政策变化的远远多于源于市场变化的。所以对企业家来讲，预测政策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更为基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企业领导人特别喜欢参加宏观经济研讨会的原因，而就我所知，外国的企业家根本不需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出现在这些无聊的会议。不难理解，在中国，最受企业青睐的学者不是研究微观问题的管理学者，而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宏观”经济学家，而为了获得企业的青睐，经济学家的报告必须以透露政府的新政策开头。

无奈选择：办企业，首先要搞掂政府官员

在面临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的情况下，企业家要办企业，首先要搞掂政府官员，首先要在政府内部建立起我们的关系网。无网不通，无网不灵，无网不行。有一句话是“经商要学胡雪岩”，就是要学胡雪岩怎样搞掂政府官员。这方面，在座的企业界的朋友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可以向我提供更多的案例。

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在办企业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人企业，也要想办法搞成一个集体的企业，或者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也就是所谓的“戴红帽子”，染红。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国家，好多行业只允许国有企业搞，不允许民营企业搞。如果你不给自己戴一个红帽子，你就进不了这些行业，得不到政府的批文，你就没办法开业。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私人的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如果是国有企业的财产给人偷了，被会计贪污了，政府有公检法去抓这个人；但如果私人企业的资产被盗窃了，政府经常不愿意去抓人，审判这些偷盗资产的人。但如果我戴了红帽子，我的财产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搞掂政府官员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企业家直接进入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部门，比如说当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当全国劳模。有了这样的位置，就有了渠道，就可以见到政府领导人，可以提出一些政策上的要求或特殊的庇护，当然也可以享受一些优惠的待遇。如果企业的领导人就是人大代表，那么他得到贷款的程度就要比政协委员容易一些；政协委员又要比不是政协委员的容易一些。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到很多民营企业家给我的名片，翻开看一下，几乎很少能找到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印着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头衔的。

搞掂政府官员的最后一招是，如果合法的程序都不行的话，就只有贿赂政府官员了，通过金钱，通过其它渠道来贿赂政府。这当然是风险最大的一招，但企业家很无奈。如果有光明正大的办法，谁会走此路呢？

这样，我们的企业家要把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大量的资源花费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我曾经问过一些企业领导人，你们有多少时间花在与政府打交道上，他们说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在应付政府。民营企业花在与政府关系上的时间比国有企业还要多！这是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

官员的偏好影响企业家的选择

但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与我们企业家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政府有政府的功能，政府官员有政府官员的规则。本来企业家只有商业的功能，只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能够创造利润就行了。但是，为了搞掂政府，企业家必须为政府官员分忧解难，最后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主导了企业家的偏好。

我前面讲的“速度困惑”和“规模困惑”，都与这一点有关。为什么企业必须高速地、快速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要喜欢速度。对每一个地方政府首长来讲，增长速度是他的政绩，是他升职的希望。但是增长速度怎么来？就要企业界的人给他努力。好比长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长虹要重视速度？这跟四川省重视速度有关。如果长虹一个新的老总，只关心企业的效益，企业的利润，但长虹的速度上不上，四川的速度就可能会影响一两个的百分点。这个时候，四川省政府就可能更喜欢一个追求速度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追求效益的领导人。

中国的企业也必须搞大，因为只有搞大，你才安全，你才能得到领导的支持，你才能搞到钱。政府最重视的是安定团结，一个企业搞大了，要垮的时候，就会出现安定团结的问题。所以这时候政府一定会出来想办法帮助你。如果你的企业很小，垮了也造不成什么社会影响，也没有人上街闹事，政府就一定不会重视你。

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必须不断地投资新项目、新工程？因为政府需要政绩，只有新的项目才能代表他的政绩。前任的市长、前任的书记让你搞了个项目，上面的领导已经参观过了，新的市长、书记又要带着新的领导参观的话，总不能再看那个旧的项目，他一定要看个新的项目。所以政府一定是喜欢你搞些新的项目。

中国的企业也必须进行多元化经营。近几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界，对于企业应该是专业化还是多元化经营有好多的讨论，我本人也就此发表过一些观点。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集中一个行业搞好，搞到最好，是最重要的。但中国的企业都立足于多元化。这有好多的原因，我想与政府主导企业的外部市场这一点是分不开的。第一，政府官员是要消费的，你如果给他送钱，这个风险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搞一个桑拿浴、卡拉OK，请他去玩玩、潇洒潇洒，风险就可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搞这个行业的企业家，在搞掂政府的关系上，比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家要难得多。第二，政府官员也有好多的亲朋好友，需要安排工作。如果你只搞一个行业，他的亲朋好友都安排到这个行业，你的企业就搞不好，就很难有竞争力。这个时候对你来讲，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搞另外一些企业。你也不指望这些企业能赚钱，只是让那些亲朋好友在那里有个工作、可以领工资而已。

在这里，我给大家引用一段原湖北幸福集团总经理周作亮先生的话。我们知道，幸福集团两年前已经垮了，他也再不是这个企业的总经理了。这件事情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差点酿成了湖北的一场金融危机，所以上面惊动了中央，下面惊动了省市。周作亮的话，我想说出了在座的好多企业家、好多企业领导人的心理状态。他说：

“我是国家树立起来的企业家，有责任带这个头。全省学幸福，幸福怎么办？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块头做大。我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市政协副主席，感到潜江的紧迫性很大。我们潜江在汉沙公路旁边，如果领导到这里，你不发展行吗？我们下了很大决心，我要求市里向省里请示，幸福铝业开业后，要全省的工业来这里现场参观。我们在全国十佳乡镇企业中排名第5，如果我们再不上工程项目而别人上去了，别人就会甩掉我们，同全国的先进比，我们必须上。别人上去了，我们对得起领导吗？反过来，上级领导也不会再树我们这个典型了。省领导哪会来开现场办公会？哪个部门支持我们？交通部门哪会给我们500万解决这个道路问题？我们现在加快发展，所以领导都来支持我们，周边省市没有发展，就没有领导支持。现在全省都叫起来给我们借钱，有人说幸福是怎么得来的。我们没有亲，没有邻，市委谁跟我们是亲戚朋友？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们搞项目搞上去了，领导对我们很支持。领导需要好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好领导，这是辩证的，不是单一的。”

周作亮的话代表了中国目前情况下一个企业家典型的心态。

最好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那么，企业家在取得政府支持和过多关怀的情况下，得到什么呢？我想，会得到一些资源，得到资金，得到政府的一些优惠，但最终仍然是政府的一个“托”，也就是政府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可以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有句话就是“炒股炒成股东，炒房炒成房东”。我们的企业家“傍”政府是“傍”成什么呢？“傍”成了政府的一个“托”。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政府支持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在利用我们。当然我们也是在利用政府，但我们始终是玩不过他的，因为政府有天然的垄断性，政府在跟我们的“关系战”中是不平等的，也是靠不住的。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完全不一样，政府官员的目标是怎样不断的往上走，企业的目标是把整个企业做大，能够持续的发展。只有在我们的目标跟政府的目标一致的时候，政府才会真正的支持我们。当我们企业发展的目标与政府官员提升的目标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得到政府的支持。

并且，政府官员也是在不断地更换，新的官员不一定会买旧的官员的账。你跟现任的市长关系很好，但下一任的市长不一定会承认你跟现在的市长签订的合约，以及现在的市长对你作的承诺。重要的是政府是没有办法信守承诺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周作亮，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一个本来只有5亿资产的企业投资了15亿资产的三个大项目。政府给他支持，让他办了个信用社，用信用社收来的存款来支持他企业的投资。这个信用社的力量有限，又承包给了武汉另外一个信用社，这个信用社在市场上用非常高的利息来为他融资。他的资金成本高达30％、50％，甚至100％。所以他的项目还没有建好的时候，15亿的投资，利息已经有6.9亿。这个时候政府会不会站出来为他还这6.9亿呢？也非常困难，因为现在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倒霉的是谁呢？不是政府，而是周作亮。史玉柱的情况也类似，上级领导的三次关怀，使他无比激动，十几层的巨人大厦改成70层，但最后破产的是史玉柱，而不是政府官员。我想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处理跟政府的关系时，我们的企业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政府来讲，就是要大幅度的削减政府官员的权力，让政府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机构真正废除对资源的控制，真正使创业变成一个个人的自由，资源能够在市场中自由地流动。还要不断地规范政府的行为，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谈到。

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来说，我们要很好地把握住自己，不依赖政府不行，但过分依赖政府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这时候怎么跟政府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一门要求很高的艺术，要我们的企业家很好地去掌握。从长计议，最重要的是要练内功，政府可以给你一定的资本支持，但重要的是你的产品一定要有市场，一定要最终得到消费者的接受。政府强制消费者买你产品的权力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在与政府的关系上。我要特别警告那些已经在相当高位置上的企业家，最终赢得消费者的是你的产品，是你产品的信誉，你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效率。当一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一时的好处，可以提高你的知名度，你企业的知名度。但这种知名度如果没有企业的产品、企业的信誉支持，它是要垮下来的。这是我要讲的处理与政府关系上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