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村的春节，中国人灌醉了一个老外

魏玉波来自法国，是一名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人类学的博士生。在今年2月，他与另一位法国朋友去室友小申的老家河南省十里庄村过了一次年。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体验中国春节，但在乡村过年，无论是农家的照壁、小院后的工厂，还是传统的年俗、热情的村民，都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八天过去，他感受到了春节“再造集体”的力量，也对中国人保留至今的传统仪式和宗族观念多了几分不一样的理解。

他原本好奇，传统的消逝，是否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有些伤感。八天来亲身的见闻，让他开始反思自己提出的问题。

魏玉波的观察，或许也能让“只在此山中”的我们，获得重新审视乡村与传统变化的新视角。

 到访十里庄

春运期间，我们买不到高铁票，只得绕道先去济南，再到潍城，最后开车穿过山东，到达十里庄。

到达的时间是大年二十九的下午，村子被雾霾笼罩，村口的喇叭在循环播放一段录音，告知村民哪里允许燃放烟花爆竹。

而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的，是每家院子门口都竖立着的砖石屏风。

这些印着不同图案的屏风迅速抓住了我的眼球：上方是传统的红色飞檐，下面的墙壁左右两侧贴着对联，中间则画着内容各异的图案。屏风和院落都是在90年代到00年代之间新建的，图案大多以发展、现代化为主题，不同的屏风展示着不同年代的中国：有毛主席、迎客松，也有公路和德国产的汽车。

屏风遮掩着院落，却为我呈现了村庄的文化快照，将我引入了这里的日常生活。

沿着村里的道路前行，很容易就能搞懂这座村子的构造：两条主要的大路呈十字形交叉，在中心的广场上汇合，这里就是村里人休闲娱乐的地方。一些人在这里发呆，一些人在这里打牌；东西路口各有一家超市，住在东边的人只去东边的超市，而住在西边的人则选择另一家，他们几乎从来不会去另外一边购物。

广场上另一样东西是村里的寺庙。这庙不属于某个宗教，里面既供奉道教的神、佛教的神，也供奉当地的土地神。但与我想的不同，村里的种种仪式，无论是葬礼还是婚礼，基本都与宗教无关，而是依照儒家的“礼”来行事。

老申非常了解这些礼仪。他是小申的父亲，也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人。老申快60岁了，身材壮实，有一双大手，嗓音低沉，经常笑，非常热情。

姓申，代表他也是当地最大的家族中的一员：十里庄登记的人口约有1400人，其中1000人都姓申。清朝时，第一代申家人从山西迁徙到这里定居，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本厚厚的家谱。

宗族在这里非常重要，说是保存当地传统的最重要的组织也不为过。老申本人也加入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除了红事白事以外，家族或村落的各种活动，都要经由红白理事会拟定章程。

当然，也并不是没有人相信宗教。老申为我介绍了五爷。每天会有二十几位本村和邻村的佛教信徒聚集在他家，和他一起礼佛。有村民提醒我们，最好不要去他们家，会打扰他们念经。和供奉三种宗教的寺庙一样，他的家里有三个房间，一个做佛堂，一个摆放道教相关的东西，最后一个属于儒家，挂着孔子像和对联。

五爷身上丰富的矛盾性还不止于此。他会帮村里人看风水——如果你想盖房子，或者建坟墓，都可以找他帮你确定位置。他似乎还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为了让我相信，老申给我讲了几个故事，接着又说：“我们不是迷信，但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和我强调，他们都相信科学；然而一分钟后他又说：“你下辈子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你上辈子坟墓的位置。”

说回五爷，他的能力远不止于此。在饭桌上，五爷会问我你知不知道量子纠缠，这是个很前卫的问题；他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旅游；在他家房后，还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资本主义的建筑——工厂。厂子规模不大，招了四十几个村民做工，他们不停做着同一样东西，那是一根根雨伞伞骨，每人每天可以做二三百根。最后，工厂用一个机器把几根伞骨连在一起，就可以发往外地，在某个地方成为雨伞的一部分。

这个村子像五爷这个人一样多面。出发前，小申一直劝我做好心理准备：“那边很穷，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初来乍到时，这里看似单调、贫穷，正如室友所说，我们无法享受在北京已经习惯的暖气、淋浴、室内卫生间；但越待下去，我越能感觉到这里复杂的、无穷的魅力。

 家族的波纹

老申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不止他，全村人都很欢迎我们这两个法国人。我猜测这是因为，我们会说中文，又对这里的文化感兴趣，经常问他们一些从来不会有人问的问题：家谱是什么样的？风水是什么？葬礼上要做什么？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了如指掌，然而平时几乎很少能和外人聊起这些。

通过老申，我几乎能和所有人说上话——大部分人都算是一家的。我想起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老申就像一块石头，将石头扔到水里，会激起一圈圈的涟漪，水波越荡越远，最终蔓延到全村。

第一件让我体会到“差序格局”的仪式就发生在除夕。

这天下午，每家的男人都会去父母和长辈的坟前烧纸上香。我听见老申对他们说：“爸，妈，回家过年了。”

这之后，老申带着三根点燃的香迅速回家。整个过程中，我们几乎都不说话，只有烟花的声音从四周传来。

在我的想象里，这样庄严的场面，不止发生在申家，也正发生于整个华北平原。除夕的午后，河南平原就是我的中国中心。

回家后，他们将香插在供桌上的香炉里。平时，屋外院子里的供桌，供的是玉皇大帝，而在除夕，去世的长辈会跟着这三根香回来。

长辈回家后，就可以开始放鞭炮、吃饺子了。第一锅饺子要分给供桌上的神仙与长辈，第二锅则要分给周围的邻居——他们也都是申家人。但这些邻居并不会跟着我们一起吃年夜饭，他们不属于这个核心家庭。旧年最后的夜晚，老申夫妻是和他们的孩子和兄弟一起过的（当然，还有我们）。

然而第二天，情况大不相同。

让我们从早上开始讲起。日出之前，小申就要走出家门，加入到由近到远地挨家拜年的队伍中去。我认为这又是一件“非常费孝通”的事情，因为拜年的顺序和房子的位置无关，只和他们在家谱上的位置有关：

首先，你要去和自己在家谱上离得最近的人家里磕头拜年。你会发现那家门口已经站着一个年长的人，他或她会阻止你磕头，还要塞给你烟或者糖。

他们家里也会挂着一张和小申家里相似的布，布上写着家里那些已逝的长辈，从清代开始，一直到近年去世的上一辈。因此，你在磕头时，不仅是在给面前的人拜年，也是给所有已逝的长辈拜年，毕竟在昨晚，他们已经回家了。

所有人都在做一样的事。由近至远，由近至远，他们最终慢慢在那条十字形的道路上汇合起来。以至于到后来，我看到一支由四十多个男人组成的拜年大军，他们要一起去邻村拜年。女人也要拜年，但村里的女人大多是外村嫁进来的，她们的家族不在这里，要走访的家庭并不多。那支男性拜年大军最多走了30多家，而女人大多只去了四五家。

大年初一，这样的仪式让整个村庄都热闹起来，也让我很快尝到了热闹给我带来的“苦头”。中午，拜年结束后，不同于昨天小规模的年夜饭，今天我们要和20多个申家人一起吃饭喝酒。

老申家里摆了两桌，一桌坐着喝酒的男人，另一桌坐着不喝酒的女人和孩子。我早知道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免不了要喝白酒，但最后我还是有点吃不消：

首先，按照辈分，小辈要给长辈倒酒，给每个人倒三次酒，前两次由长辈喝，第三次陪长辈一起喝。在这一轮，我作为倒酒的人，喝得不多，觉得自己还没有喝醉；作为客人，我也非常希望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他们的尊敬。

这是个很开心的过程，我喜欢听他们在酒桌上说话，有人吟诗，有人讲故事，有人吹牛。我自己也跟他们开起玩笑来，我们都很懂怎么说不那么礼貌、但没有恶意的玩笑。

然而接下来，他们开始“发明”一些新的规矩：喝完一杯后，如果酒杯里还有一滴酒，你就要再喝一杯；有时候，他们会骗我刚才只喝了两杯，但其实我已经喝了三杯。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想让我喝醉，即使这样，我喝的也没有他们多，可酒局后面的事情我还是记不清楚了。

结束后，我倒在床上睡了两三个小时。

这样的酒席我参加了好几场。最大规模的那场在初六，来了几百个人。

这天是小申奶奶的三周年忌日。按照当地传统，人死后，三周年和十周年要再办一场葬礼。

与下葬那天不同的是，这次葬礼没有棺材。前一天晚上，像除夕那天一样，她的儿子和孙子们将她的灵魂从坟墓带回家里的灵堂，家人在此磕头祭拜；到了初六早上，其他的亲戚也来了。

一早起来，我们就去了奶奶的灵堂，她的儿子和孙子正在这里接待那些带着钱和烧纸前来的亲戚们。这些宾客首先在一旁登记自己的名字、从哪里来、给了什么东西，再磕头、上香。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四个小时，非常隆重。有时，我会听见小申的哭声。

作为主家，他有自己的角色，要登记礼单、陪灵，但其他宾客就自由一些。仪式上，红白理事会的几个成员走过来跟我们开玩笑：

“这是我外甥。”其中一个人指着另一个村民说。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姓一样，且“外甥”比“舅舅”年纪还要大。

“这个人是日本人。”另一个“不可能”的玩笑。

但我的朋友当了真：“你是坐飞机回来的？”众人哄堂大笑。

待到宾客祭拜完毕，他们就要送奶奶回去了。儿子们和孙子们，还有那些吹笙的乐手们，二十多个男人带着她的牌位和祭品回到坟前。

他们烧了一些邻村的老人做的纸马，还烧了一些更现代化的纸扎：有房子，有冰箱，有麻将桌，还有德国汽车。这些东西像五爷的伞骨一样，来自某个工厂里的机器。

待车马化为灰烬后，我们回来吃饭。宴席就摆在大路上，有80多桌，老申安排我们跟着去给每桌倒酒。

安顿80桌人吃完饭，三周年仪式就结束了。

“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中国人对“自己人”和“外人”的划分是弹性的、情境性的。此前，小申也担心我们不能跟着参加白事，但十里庄对“外人”的界定并不严格，没有哪场仪式会排斥两个老外进入，我们在仪式上可以笑，可以提问题，可以拍照。

幽默和庄严，在法国和十里庄是共通的。

   集体，或实或虚

奶奶是在三年前春节过完后去世的。如果不是这样，纵使有红白理事会操持，三周年仪式也可能没法办得这么隆重，因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村里面只剩下老人、孩子、部分要照顾孩子的女人。

村里只有一所小学，初高中的青少年们都去县里和市里读书了。那些可以赚钱的青壮年，过完年，就会回到县里、市里、更远的地方，甚至国外工作。小申在北京，他的哥哥在市里，老申则在山东。

小申和哥哥这一辈已经不种地了。老申还在坚持，到了农忙时节，他会从打工的地方回家，每个季度回来10天左右，他和像他一样的人们会互相帮助，可以种得很快。

春天，他们种小麦，夏天和秋天种水稻，到了冬天，就要过年了。

二月，平坦的土地上，除了刚刚发芽的小麦，我只能看到坟墓、坟墓和坟墓。

村民们告诉我，一亩地一年只能赚3000块左右，按每家10亩地来算，一年也不过3万。因此年轻一代选择在城市劳动，从15岁或20岁左右开始，一直做到65岁。

只有春节能将所有的游子们带回十里庄，甚至那些早已不属于这里的人。老申的哥哥也回来了，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属于东北”的70岁老人：他从18岁起在佳木斯定居，结婚，生子，但每一年的春节，他还是要回到老家。

春节有着再造集体的力量。就像我的一位老师说过的那样：“过年的时候，一切都会发生。”

去年，我做了一项北京鼓楼的打卡行为研究。我住在鼓楼附近，每天都能看到大量来到这里选择固定机位拍照、拍完就离开的人群。在法国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现象，这让我很好奇。

我发现，这些游客通过打卡行为，在社交媒体上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通过相似的拍照行为，这些年轻人感受到了自己对青年流行文化的归属感，尽管他们之间并不会互相交流，只是分别与社交平台连接。

而十里庄的人们，则真切地属于这个实体的共同体。一整年的时间，他们分散在各地；到了春节，土地和祖先又重新将他们相连。在这几天里，他们以集体的方式行事，从早到晚一直在一起。

而在那八天的时间里，我也成了这个集体的一部分，这让我有些想念城市里那些独处的时间。平时，一周七天里，我只会用三天时间社交，可在十里庄，安排全乱了。

头几天，我要处理的一大问题就是，自己作为外国人“太受欢迎了”：总有那么多酒席，有那么多人来跟我说话；大清早，就有人来申家做客，我要么接烟，要么得递烟；终于能休息时，还得在桌前想办法整理笔记，在记忆消失前写下白天学到的一切。

在烟酒、目光、中文和平原大风的“摧残”下，回北京前，我的身体就遭不住了。

在集体中，许多时候并没有太多选择，不管是选择屏风，还是选择生活方式。

开锁子，玩手机

最初到达十里庄时，看到逐渐空心化的村庄和失落的农耕生活，我很担心这里的传统在几代后消失，甚至担心十里庄本身消失。

毕竟，这不是没有先例：附近某个地方曾经有近10个小型村落，为了防洪，统一迁徙到高处，组合成一个5000人的大型村落。新的村子里，每家每户看起来都一模一样，似乎失去了灵魂。

住在这里的人是怎么想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去和老申聊了聊。

出乎我的意料，老申并不感到焦虑。他对我说了两个词，一个是“有办法”，一个是“没有办法”。

“有办法”是因为，他近60年的人生中见到了太多变化，但他和他的村庄毕竟仍在这里。再来一个新的变化——无论是从农民变成工人，还是什么——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相反，红白理事会还在积极运作着。恰逢龙年，十二年一度地，他们今年该修订家谱了；那些离开村子赚了大钱的申家人将会带来投资，在村里建一座祠堂；市里通了高铁，过年回乡更方便了，他们的春节习俗也依然浓厚，这些都让他感到骄傲。

他当然不希望村子拆迁。但如果这一天到来，老申对此也“没办法”，所以不会一直想着这些未来的事。

如果要我来形容，他积极投入眼下的生活，视角踏实而接地气。相比父母，他的生活条件提高了很多，而他的儿子们生活得比他还要好，这就够了。

不过，也有些东西开始松动。

初四，我在“开锁子”仪式上见到了一个16岁的女孩。这个仪式本来要在她12岁那年举行，但因为疫情等原因拖到了今年。

她小时候体弱爱哭，父母便按传统习惯，给她请了神婆。神婆用红线串起一枚铜钱，加上一把象征性的锁，挂在她的脖子上，成为保护她的护身符。此后，每年都要向上面加一枚铜钱。直到今天，她长大了，不再需要锁的保护了，就用开锁的仪式来庆祝她的成人。

按理说，每年村里需要开锁子的小孩会在同一天完成仪式，不过今年只有她。我看到女孩和自己的朋友蹲在一张桌子下面。朋友是她的“陪罪”，意思是陪她从幼时的灾祸牢狱中解放出来。

我问她，感觉怎么样，结束后会不会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人？

“我也不太知道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影响，爸妈让我来，我就来了。”她说。在等待时，她蜷在桌下玩手机。

我没有问过像这个女孩、像小申这样的年轻人们是否喜欢那些仪式。我能确定的是，他们会跟着长辈做所有的事，无论是上香、烧纸还是磕头。

他们毕竟仍属于这个文化共同体，如果去问的话，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得到真实的答案。

对魏玉波来说，乡村生活是个新奇的体验；反过来，两个老外的到来，其实也给十里庄年复一年的相似仪式注入了一丝新鲜感。

小申觉得，自己“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个孩子”，对十里庄的一切已经司空见惯，“如果没有他们的问题，我也不会去思考春节这个过程。”

现在再回头看老家的传统时，小申其实很坦诚：过年的种种仪式，他只是根据小时候的习惯去做，“不是接受，也不是排斥。”

过年期间，法国朋友们不在家时，小申就“宅在屋里”。“如果没有他俩的话，我也就没有存在感了。”他笑称。

没什么人来找小申。他的哥哥离家近，与同乡尚有联络；父亲老申就更不必说，他忙着和其他长辈一起讨论下一年的生活安排，该去哪里工作，什么时候开始种地。而小申则在北京呆了快10年，哪怕是一起长大的发小们，也已纷纷结婚生子，忙于新的家庭生活。

他觉得自己是个特例——毕竟，他已经不在十里庄生活了。但对于那些仍与村子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比如小申的哥哥——来说，他们会有意识地延续这些传统。如果想要在集体里生存，就需要这些传统和其他人保持联系，成为“差序格局”中的一道波纹。

“否则的话，你会觉得没有归属感，”小申说，“所以听说要建祠堂时，大家捐钱都很积极。”

小申还没怎么考虑过类似于“如果自己以后有孩子，要不要让孩子参与家谱排辈”等问题。关于传统的种种责任都被哥哥接下了，因此，他毕业后才有机会留在北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我哥，也许我很早就会在老家找工作了。”

在他的生活中，家谱、宗族已经是偶尔才会出现的事物了。那些从小参与的仪式，哪怕没有全部留下来，对小申来说，也并不要紧。

“如果传统消失了，那证明我们不再需要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