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潮与三十年来台湾国族认同的转变

新自由主义中的人权高于一切，强调族群小团体主义叙事，提倡多元化、去中心化，贬低大一统叙事，以及对中国历史和西方日本殖民史的重构，成功地迅速瓦解了台湾社会传统民族主义下的中国认同。并且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民主化改革中，台湾选举过于频繁，政治被过于动员，间接导致了本土势力愈发极端化，“台独”越来越裹挟民意和政治资源，占据了政治中心地位。

（一）谈起台独，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比如有的人喜欢从外部找原因，认为是日本殖民及美国挑拨的结果；有的人从文化心理找原因，认为是两岸长期隔阂，交流不充分导致的；有的人主张经济决定论，认为是两岸发展水平差距导致的；有的人则奉行制度决定论，台独是两岸制度落差导致的，如果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民主化，那么也会扫清统一的障碍。

不过，笔者觉得以上很多观点只能解释某些肤浅表面的东西，或者说出某一侧面原因，而不能说明全部。笔者首先谈一个悖论，那就是无论在日据时代，还是两蒋统治时代，都是中国大陆积贫积弱，两岸交流很少的时候，台湾人民反倒没有这么强的排斥中国认同、仇视中国大陆的意识，为何最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空前强大了，两岸交流从来没有这么密切，反倒是“台独”愈演愈烈？

所以，“外部因素论”、“经济决定论”、“交流隔阂论”都不能解释“台独”为什么坐大。以笔者多年与台湾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接触，以及对华人圈近四十年思想史的观察来看，“台独”意识形态之崛起，背后与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两岸三地的传播流行很有关。台湾解严后，社会秩序剧变的“表”，与台湾社会国族认同逆转的“里”，都是新自由主义对全球权力和意识形态重构大潮中的一个波浪而已。当然本文只不过是笔者的不成熟考虑，权当抛砖引玉，欢迎诸位专业人士提供批评，不欢迎不讲事实、只讲价值观的喷子谩骂。

（二）传统民族主义以及台湾两蒋时期的中华国族认同塑造缘何成功。20世纪70年代以前，两岸三地流行的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西方前现代的民族主义（笔者在下文姑且统称为“传统民族主义”）。无论是西方前现代民族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都是以语言、人种、信仰等外在表征为国族认同的最重要标志，在这两种民族主义叙事里，台湾与中国大陆都是一体，台湾人在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上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是故在二战后，国民党可以迅速接管并且全方位掌控台湾。

也是基于同样意识形态基础，两蒋割据台湾期间，在全台进行的中国正统观教育，也做的比较顺畅，这期间台湾本土人士对国民党确有不满，更多因为其贪污腐败，外省人垄断太多社会资源，而并不是由于国族认同跟国民党人不一样。比如陈水扁创业成立的第一个律师事务所叫“华夏律师事务所”，民进党创党发起人朱高正，后来又退党成立了“中华社会民主党”，说明民进党人也并非都是 “根里独”。

所以80年代谈两岸统一很简单，其实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的事情，统一后如何给国民党分配权力的问题，人民的“国族认同”在当时并不是主要障碍，无论是邓小平提的“一国两制”，还是台湾当局的“国统纲领”提出“小三通”到“大三通”的路径都基本可以解决两岸问题。不过令两岸统派领导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历史并没有按照智者所涉及的路径前进，当时正在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不仅深刻改变了两岸经济发展路径，也快速了扭转台海的历史发展方向。

（二）在显性表征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化，间接诱发台湾本土势力极端化，“台独”意识形态在台湾社会高度渗透化。

具体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引发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台湾是其一部分，社会要求结束威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国会则推出《台湾民主决议案》（H.R.1777），敦促台湾终结戒严令、解除党禁、实行民主政治。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继而在1990年至1996年之间，台湾社会的最重要的三大选举——“国大”、“立法院”及最高领导人选举走向实质民主化。

台湾的民主化在当时而言，对台湾人民是个福音，终结了威权，把2000万人民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解救出来，但是在一个并不懂得自由和选举真谛，把选举过分神圣化的东方社会，在一个过去长时间充满专制和仇杀怨恨的土壤上，初得民主的时候，并不懂得民主的真谛，而是把民主外在的表现形式过分神圣化，整个社会选举过于频繁化（至少有“正副总统”、“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十大选举）以及动辄诉诸全民公决过分，这种社会的过度政治动员，成为民粹和极端主义生长的温床。

本土派为了获取选举胜利，不断强化本土主义叙事，宣扬台湾人不属于中国人，把国民党包装成为外来政权——只有刻意制造悲情叙事，强化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的对立，民进党才能获得政治动员成功，是故台湾本土主义也愈来愈走向极端化。“台独”从过去的口号式主张，迅速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本土势力也越来越极端化，温和派要么顺应大势化为极端派（陈水扁、吕秀莲等人），要么被迅速边缘化。过去威权时代还有些温情和理性的精英政治，让位于民粹主义政治。

（“台独”与过分的选举动员相伴而生）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逻辑问题，即外省精英的衰微，可以导致过去国民党文宣中的中国正统主义衰微，但未必一定导致“台独”的崛起，因为中国正统观与国族认同是两码事，谁是正统是权力之争问题，台湾也可以进入一种既有中国人认同，又重视本土人权利的阶段，但是这种激进式的、过度的选举，终结了这种可能的发生。

（三）在深层隐性层面，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瓦解了台湾社会过去长期存在的传统民族主义，以及国民党建构的国族认同意识形态体系，新自由主义的很多元素还为“台独”提供了关键的合法性依据，为“台独”的愈演愈烈提供了持久的动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新自由主义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个体优先于国家，当大家认为统一的国家妨碍个人基本权利实现的时候，区域团体有充足合法性谋求自治乃至完全独立，这是对过去民族主义的国家本位观念的一种颠覆。

所以，传统民族主义下，国家是基于共同语言、宗教、人种、祖先认同等文化和血缘表征结成的共同体，而新自由主义时代，身份认同又增加了制度、权利的因素，并且这两个成为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所谓即便是一个民族，如果采取不同制度或政体，也完全分为不同国家。

如果说在台湾解严以前，两岸政治制度差异并不是那么大，都是由学习借鉴列宁主义的政党执政，是一颗藤上的两个瓜，而台湾解严之后，两岸的政治制度差异越来越大，这方面构成了台湾社会国族认同“去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基础。

第二，新自由主义强调族群叙事，小团体叙事，提倡多元化和差异化，反对过去传统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或大一统叙事，甚至宣传国家越大越有害论，统一无益论。乃至到现在，在知识精英中，如果你主张中华民族不可分割、国家统一成为陈腐落后的象征，中央集权帝国思维的象征。

当然这种新的国族认同观的冲击不仅仅体发生在中国台湾，也发生在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法国的布列塔尼、科西嘉，意大利的伦巴第，上述大多数地方的居民其实都是同一民族中的亚族群，但是新自由主义时代新的身份认同观，强调凸显群体细微特征和地域特色，滋生或助长了这些分离主义。

第三，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历史的重构，进一步瓦解了台湾与大陆的情感纽带，更为去中国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大中华地区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市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二是政治的民主自由思想，三是对历史的重构，这方面全球的华人学者主要做的有三块，即对中华民族历史（即古代史）、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史（即近现代史）以及西方日本殖民史的重构（这是近代中外接触的主要部分）。

应该说，新自由主义史观如同过去的任何从西方引进的史观一样，作为研究分析工具，对于解读认识历史是有帮助的，有助于我们破除过去的很多认知误区（比如“五千年文明说”、“中原中心论”等），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更接近真相的视角。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学说，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几百年未有的经济再繁荣，以及社会文明进步。但是新自由主义历史重构可以说是功过参半，具有鲜明的矫枉过正的色彩，如同20世纪中前叶的极左翼史学一样，陷入意识形态挂帅，对过去叙事所赞颂的，偏要极力贬低、完全否定，对过去所否定的，偏要完全肯定，滑落到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对中华民族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建构方面，华人学者都聚焦于挖掘负面因素，有明显的中国历史虚假论，中国制度专制邪恶论，中华文明落后野蛮论，中国人无能无前途论的倾向。中国过去的近4000年文明史，以及中国现代革命建设史，完全道德负面化的东西。

致使台湾人谈起中国文化，以及现实中的中国大陆，充满鄙视和排斥，所以，“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大陆高铁无靠背这些说法”，颇有市场。过去的戒严时期，国民党文宣系统也会发动各种反共宣传，但是其效果远远不如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学术界和媒体，自发地对大陆制度和形象的重构有效。

第四，新自由主义历史重构的另一方面是，对西方和日本的殖民史则充满了溢美。台湾在过去先后遭到西班牙、荷兰（1624-1662年）和日本（1895-1945年）的殖民，中国大陆更是遭受十几个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侵略。不过在华人学界的新自由主义历史叙事中，抛弃了过去流行的民族主义反殖叙事，选择性忽略殖民中的血腥野蛮，片面强外国人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体系的一面，把殖民史说成为充满阳光正义的全球化史，把反殖民行为一概贴上狭隘、保守、封闭的标签。

在这种基于片面的历史构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台湾社会逐渐消解了对日本和西方殖民仇恨，现在台湾人谈起日本和西方，都是充满感激、赞许的语气，如果谁提日本在台湾的种种暴行，那都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是“别有用心”。他们会用双标，把日本殖民期间的屠杀，解释为文明对野蛮的应有的惩罚；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解释为邪恶中国人对台湾人的迫害。

基于这种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黑色幻想，以及对西方和日本的玫瑰色幻想，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大，拼命想脱离中国文明圈而融入西方，他们会把拥抱西方，乃至寻求独立，成为捍卫“台湾文明”的必要通道。尽管台湾在与大陆交往中得到了极大好处，他们也认为这是应得的，而哪怕从西方阵营得到微小利益，也感恩戴德，视为无上光荣，看看蔡英文、赖清德接见美国、日本三流政客的卑微肢体动作就知道了。

（“台独”政客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对中国大陆则横眉冷对）

如今台湾人不仅普遍自视为自己不是中国人，甚至还学着日本右翼把中国大陆人成为“支那人”，其是他们正在重演当年慈禧老太后为代表的那一类最卑鄙中国人，骨子里极其看不起自己人，而讨好外人的故事。

（台湾社会把中国大陆流行语称为”支语“，并且涌现出”支语警察“，捍卫台湾语言的纯洁）

（五）以上分析基本可以解释，为什么台湾与大陆在2008年后的连接尽管如此密切，远远超过“大三通”的设想，台北机场飞往大陆的航班，要比飞往日本和美国的多得多，上海与台北之间的航班密度，也明显高于上海郑州之间，可是统一的基础非但没有达成，反而瓦解了。

是因为族群认同的标准发生了转变，两岸“制度落差”在日益扩大，共同国族认同所依托的意识形态基础和现实基础在迅速消失——“台独”正式顺应了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族群认同转变的潮流，才可以在如此迅速席卷台湾全社会，用了大约十多年时间就瓦解了传统民族主义下中国认同的。

当然“台独”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未来也应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话题，还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深入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寻背后原因，避免肤浅化、脸谱化、辩论大字报化，笔者本文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某方面的视角而已。

笔者也不同意把账都算到新自由主义头上，笔者强调新自由主义与“台独”的关系，只不过指明二者作为历史现象有因果关系，“台独”和台湾社会的剧变因是在新自由主义洪流下发生的，至于中间发生的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只不过一些人打着自由主义旗号卖民粹主义的狗肉，或者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肤浅化、庸俗化的解读，甚至是异化导致的。就像不能把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很多悲剧，归咎于近代发明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想家们，一个思想学说在全球广泛实践中在局部地区被扭曲化，实非创立者们所左右的。

我们只有研究好“台独”，真正了解内部机理，才能更有效遏“台独”、促统一。香港人的国族认同的转变，以及“港独”崛起，背后的原因和历史时间线也大致与“台独”雷同，笔者这方面的直观素材更多，以后有机会再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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