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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贤妻”抑或“仇恨姐妹”:欧美激进右翼的网红营销

“传统贤妻”抑或“仇恨姐妹”:欧美激进右翼的网红营销

7月前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Estee Williams(左)和 Hannahlee Yoder(中)是两位传统妇女。麦迪逊·达斯特鲁普(Madison Dastrup)(右)曾自称为 tradwife 内容创作者。
文|同心

近日,欧美社交平台上的“#tradwife”风潮受到关注。一批自称“TradWife”的年轻女性在其账号上分享如何优雅地将家庭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以服务好在外工作的丈夫。作为“Tradition”与“HouseWife”的合成词,“TradWife”相比全职主妇,更强调对丈夫作为“一家之主”的“无条件顺从”,因此简中互联网普遍慨然于这些反现代的“传统贤妻”对于女性平权事业的挑战。然而如若以互联网运动的视角检视这股“#tradwife”之风,会发现其“毒性”早已溢出性别战场,融入文化政治场域,促成了躲藏于欧美社会灌木丛后的“阴暗面”重返主流。

谁的“传统”?

根据谷歌趋势,2020年1月17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对经营贤妻培训网站“达令学院”(Darling Academy)的“传统贤妻”艾蕾娜·凯特·佩蒂特(Alena Kate Pettitt)的采访让“TradWife”重返欧美大众视野。“传统贤妻”的核心在这则电视短片的标题中开宗明义:“像1959年一样向我的丈夫屈服”;而渐起于2023年末TikTok“#tradwife”热门趋势下,“Z世代”网红们依然强调她们是在向“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生活”致敬。
换言之,社交平台上的“传统贤妻”不是与怀旧情怀相遇的“妈妈博主”,她们所追求的亦不仅是“每晚吃一顿家常菜”或“打扫整洁的家”等等宽泛而普遍的传统,而是一种源自“1950年代”的审美风格与性别秩序——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尚处于种族隔离、未经历平权运动或遭遇移民问题的郊区中上阶层所特有的白人“传统”。
在《仇恨中的姐妹——白人民族主义前线的美国女性》一书中,作者西沃德·达比(Seyward Darby)也指出,欧美社会中的所谓“传统贤妻”大多以生育更多(白人)孩子为核心目标,信奉女性主义引发西方衰落的道德叙事,同时致力于营造幸福的异性恋家庭形象。
激进右翼的“天然同盟”

基于这一“传统”的核心信念,尽管各大平台的“TradWife”博主们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可能分布于自主流保守主义到“白人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再到“新纳粹”等不同偏右位置,但她们显然让更激进、小众的右翼团体嗅到了机遇的味道。
一方面,致力于养育白人孩子的“传统贤妻”无疑能击退激进右翼们“白人种族灭绝”(white genocide)的梦魇。另一方面,激进右翼组织常常由于根深蒂固的“系统性厌女”而缺少女性成员。为此,YouTube知名右翼频道“the Golden One”的博主马库斯·福林(Marcus Follin)就曾敦促粉丝:“放下公开的厌女症,考虑新的策略,争取更多的女性加入白人民族主义事业”。而温和、时髦的“TradWife”博主不仅可以软化种族团体严酷的公众形象,还能精准吸引大量更易被激进化的偏保守女性,更“关乎赢得长期的政治胜利”。
这就不难解释,早在“传统贤妻”赛道尚且默默无闻时,右翼激进分子已开始拉拢、培养这些“潜力部队”。2015年,恶名昭著的新纳粹论坛“风暴前线”(StromFront)上就有用户转发了艾拉·斯图尔特——当时她自称为“有目的妻子”——YouTube账号的一条视频《欢迎难民??我对女性主义提出指责,这就是为什么》,并提出“很有必要”为她点赞、订阅,“花最多的时间引导”这位处于“半觉醒的白人女性”。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杰西·丹尼斯(Jessie Daniels)基于三十余年的追踪研究指出,白人种族团体历来擅长利用技术媒介机会创新宣传模式,而依凭互联网崛起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无疑是绝佳例证。不同于粗俗浅白的“3k党”(Ku Klux Klan)“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s)等前辈,另类右翼通常采取更隐蔽幽微的方式来达成他们“取代”(alternative也有取代之意)主流保守派的雄心壮志。其核心领袖之一的安德鲁·安格林(Andrew Anglin)在《常人招募指南》(A Normie's Guide to the Alt-Right)中似假还真地鼓励另类右翼“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劫持流行迷因”,就如同“在儿童药物里加上樱桃味”,将仇恨种子包装在网络热梗里,让普通网民在不知情的嬉笑怒骂间服下能看到“族裔真相”的“红药丸”。
对于标榜用“表情包”将特朗普送入白宫(meme'd into house)的另类右翼而言,颇具迷惑性的“TradWife”博主们天然地会使用另类右翼的方式传播另类右翼,即将颇具争议性的边缘意识形态藏在围裙之后,徐徐潜入主流公共话语。
为高汤配方而来,为“姐妹会”而留
粉丝量超20万的“中西部夫人”(Mrs.Midwest)凯特琳·胡贝尔(Caitlin Huber)是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传统贤妻”之一。她的视频图片几乎被宁静的“传统牧歌”所填满:烹饪质朴的食物,打造温馨家饰或是漫步田园风光,然而配文旁白中却有种不易察觉的“不安”。她不断提醒“社会颂扬追求男性气质的女性,并侮辱培养女性气质的女性”,强调“穿着女性化、吃红肉、带狗去远足等行为,都让她与大多数人不同”,暗示她以及与像她一样选择“传统”生活方式的女性粉丝们如何不被欢迎,被主流社会所排斥,以构建一种“受迫害的少数群体”形象。
除此之外,“贤妻”博主们还会进一步渲染受损、受害的紧迫感,不遗余力地植入另类右翼的“末日宣判”。恰如“传统贤妻”与右翼媒体公司“红冰”(Red Ice)经营者拉娜·洛克特夫(Lana Lokteff)所言:“如何让白人女性皈依另类右翼?不断提醒她们白人女性受到黑人男性、棕色男性、移民的威胁。”
最知名的右翼“贤妻”博主劳伦·萨瑟恩(Lauren Southern),总是娴熟地在她的美妆教程中插入“移民虐待瑞典女性”或“西方被非白人移民取代”等“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阴谋论;而早已被另类右翼招募的艾拉·斯图尔特则在推特上呼吁为反制“正受到黑人贫民窟文化攻击”而开展能“赢得犹他州种族战争”的“白人婴儿挑战”;更多粉丝量不多的“小微”“贤妻”博主则选择了更委婉的方式,用大量白人妇女与孩童的温馨配图悄然呼吁“保护我们的孩子”、“保护欧罗巴”或“记住你在为什么而战”。

右翼“贤妻”博主劳伦·萨瑟恩(Lauren Southern)

在“狼来了”的预警之后,“贤妻”博主们顺理成章地承诺将提供一个“友好姐妹会”,一个“中西部夫人”首页所说的“避风港”。然而,在这个封闭的情感空间中向迫切需要安全感的姐妹们“轻推”一套理想的“替代”方案:介绍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保守派演讲者,参与各种类型的另类右翼媒体节目,在Spotify播放列表中混入另类右翼博客,将宣传激进右翼观点的网站链接混入“我推荐的20件事”,抑或附上#FeminismSucks、#ConservativeWomen、#TwoGenders和#DomesticDiscipline等标签来搭建联结另类右翼“主战场”的数字管道。
久而久之,被护发妙招、高汤配方或婚恋经验所吸引的女性们在这个温情脉脉的“姐妹会”中被毫无防备地介绍给了极端主义的思想家,右翼“贤妻”博主们事实上成为了很多白人女性通往激进右翼团体的重要门户。
当“娇妻文化”成为流量生意之后
反女性主义一直如同女性运动的“镜像”,后者的壮大亦滋养出前者庞大的暗影。1963年,由贝蒂·弗里丹撰写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出版标志着第二波女性运动开启,其核心主张即要求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工作权。而在1965年,一部重申传统性别角色的《迷人的女性:理想的女人如何唤醒男人最深的爱和温柔》亦成为畅销书,至今已发行超过200万册。55年后,“#tradwife”网红们召唤《迷人的女性》与“传统”生活的背景是“#metoo”运动等以社交媒体为平台展开的第四波女性主义蔓延全球。
与此同时,认为女性主义攻击其家庭妇女形象的保守派女性绝非“微不足道的群体”。1970年代,菲利斯·施莱夫利(Phyllis Schlafly)带领的太太团就曾用婴儿车与苹果派挫败了女性事业关键法案——《平等权利修正案》,这段传奇历史近期还被改编为美剧《美国夫人》。而在经济增长放缓、单一收入无法负担家庭成本的当下,严酷的社会环境却只能让女性或者“像没有家庭一样工作,”或者“像没工作一样照顾家庭”。《纽约杂志》一篇报道提到,2010年代鼓吹的“女老板(girlboss)女性主义已死”,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厌烦于“搏命文化”(Hustle Cultrue)与职业倦怠,因而更倾向于用玫瑰色的眼镜回顾过去,渴望更慢的“像祖母一样的生活方式”。于是,“传统贤妻”及其后备役在大流行之后显著扩容。

《美国夫人》剧照

而在情绪与人群都准备就绪后,社交平台上成千上万察觉到“流量密码”女性因时而动,积极投身于这场声势日益浩大的复古盛宴。YouTube、Twitter、Instagram上充斥着佩戴珍珠饰品,穿着50年代的“黄蜂腰”碎花连衣裙,拥有精致卷发与猫翼眼线的“传统贤妻”;TikTok上大量Z世代女性还将“贤妻”们的传统生活进一步简化为30秒即可“消化”的说唱、舞蹈或趣味片段,即使她们实际上并未婚育。当然,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为推进右翼议程,而是悖论似地用表演“放弃权力”来获得更多自由,通过经营宣称告别职场的流量生意为自己找到收入来源。在久困于右翼分子骚扰与左翼人士抨击后,许多声名斐然的右翼“贤妻”网红也宣称与另类右翼等激进团体划清界限,专注于网红营销与商业活动。
然而,当“#tradwife”因回应了困乏、沮丧的年轻人而转变为可收割流量的经济活动时,“传统贤妻”似乎再一次贴近了“另类右翼”在2016大选年时的历史轨迹。
彼时,另类右翼用表情包、假新闻等无底线内容煽动大量白人的排外与歧视,还让散布仇恨本身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吸引了一群远在北马其顿的小镇青年经营支持特朗普的假网站以变现。这场“数字淘金热”让另类右翼看起来更加“不像正经政治运动”,然而却真正助推了丑陋的极端话语不再局限于互联网的阴暗角落,原本只能在卫生间嘟囔的喃喃自语正式进入客厅的公共讨论,使得保守主义的指针一再向右。
如此,大量年轻女性对“#tradwife”赛道的跃跃欲试既解释了“堕胎”问题何以会重返欧美选战的核心,更提示着这场互联网运动虽然假家庭和女性之名,却早已蓄积了突破郊区“院墙”的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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