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是很多人生活中的高频词。我们常常用它来指代一种更广阔的群体联结或对多样性的期待。几年前，项飚提出的“附近的消失”成为破圈层的流行概念，是因为它描述出人们隐约感受到的错位——“附近”和“远方”的位置被结构性地打乱了。某种程度上，人类学的确可以被视作一门研究“远方”的学问。人类学学者袁长庚认为，“远方”也是很多人的“眼前”，也充斥着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显示着人的贪婪和暴力。关切他者和远方需要勇气和行动。《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一书描述了一种认定：当远方的人们遭受苦难的时候，“我”有责任挺身而出。“我”将远方的事，视为与“我”有关的事情。“我”愿意为远方做出牺牲，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讲述 | 袁长庚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倒霉人生生活指南》
几年前，歌手许巍发表了一首单曲，名字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歌曲的词作者是曾经校园民谣时代的旗手高晓松。高晓松的原句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当下的语境里，“远方”是一个很矛盾的词。一方面，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使用“远方”来表达感情。这个时候，“远方”是与眼前琐碎、无聊、紧张、单调的生活相对立的乌托邦。以“远方”来抒情，重点在于显示抒情者本人不甘为“眼前”的世界所束缚，仍然认可生命本来应该有的广度和宽度。是不是真的要去远方并不重要，“远方”是“眼前”的人说给“眼前”的人听的。虽然说完“远方”以后，我们还是可能会一起去挤地铁。但是，只要这个“出发”的可能性存在，我们就手握抵消“眼前”种种苟且的终极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跟我较真儿，我眼下没有出发，但是“远方”就在那里，只要一息尚存，我的生活就有另一种指望。另一方面，“远方”是一个需要谨慎使用的词，因为一定会有人嘲笑你“文艺腔”甚至“文艺病”。在反对者的眼中，“远方”和“眼前”势不两立，“眼前”意味着踏实本分，象征着心无旁骛。“眼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一切，也是我们道德和价值论证的唯一基点。相反，“远方”似乎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他们甚至有可能会进一步逼问：“你是觉得远方的月亮更圆吗？”事已至此，就到了不可说也不能说的胡搅蛮缠阶段。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在旅游和社交媒体的加持下，“远方”可以变得轻飘飘的。除了可能需要做好行程攻略，购买车票、机票或者准备签证之外，“远方”并没有脱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远方”提供另一家餐馆，另一种空气质量，另一张有助于睡眠的床和另一种风景。“远方”客客气气、热情好客，“远方”看着我们这些足以构成它的“远方”的远道而来的人，笑呵呵地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远方”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还有海子，他说“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作为一个人类学教师，“远方”发生的事情是我日常工作当中的主要内容。这样的状态会让我对没有重量的远方心存怀疑。严格说来，“远方”也是很多人的“眼前”，也充斥着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也显示着人的贪婪和暴力。在人类学的视野里，走进那个“远方”需要知识和态度上的准备，需要有迎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或者不能承受之轻的预期。在“远方”和“眼前”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暗线，需要我们在差异中把握相同，在相同当中理解差异。如果说人类学有什么终极知识计划，那就是不断描摹那条暗线的粗细深浅，试图赋予“远方”以足够的分量，或者以“远方”重新激活我们对“眼前”的想象。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旷世名著《忧郁的热带》里，开篇就说“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这位大师并不是为“宅”构想新的口号，他只是在提醒我们，“远方”不应该那么轻易地被纳入我们的世界，“远方”有它自己的分量，甚至是一种我们不能彻底消解的、绝对的差异性。不过，轻飘飘的“远方”并不意味着我们更加犬儒或者矫情。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当代”，脱胎于上一个过分相信宏大、伟大、壮大的梦境，正因如此，我们所习得的教训是，和那些似乎一望即知的“大词”保持距离。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时，一度也曾怀疑：这是真的吗？真的曾经有一些中国青年远赴西班牙，为反法西斯事业穿越枪林弹雨吗？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
1931年4月，西班牙和平结束了君主时代，建立共和国，共和党和社会党赢得国会的多数席位，力图实行土地改革政策。1933年，十月事件爆发，在将军佛朗哥的提议下，政府动用军队镇压了阿斯图里亚斯省的矿工起义，数万人被投入监狱。此举激起了民间社会的激烈反弹，一时间左翼思潮风起云涌。1936年2月，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取得了选举胜利，右派密谋发动政变，为首的正是佛朗哥将军。政变力量初期攻占了一些大城市，但很快就受到反抗力量的打击。就在局势僵持的时候，欧洲轴心势力派兵支持佛朗哥军队。希特勒派出五万军队，墨索里尼派出十万军队，此外还有十七万五千名摩洛哥和葡萄牙联军，随军出征的还有1200架飞机和4000辆坦克。面对法西斯的强力干预，西方国家却宣布“保持中立”，甚至仍然允许本国的资源流向轴心国。不久，首都马德里被叛军围攻，形势岌岌可危。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者奔赴西班牙，组成志愿军，帮助西班牙人抵抗佛朗哥叛军。这就是著名的“国际纵队”。在这支“杂牌军”当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巴勃罗·聂鲁达、乔治·奥威尔、厄内斯特·海明威，以及被我们的伟大领袖专文纪念过的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据统计，总共有来自53个国家的近六万名战士先后加入国际纵队。他们是记者、医生、工人、农民，正是这样一群人，顽强地与纳粹力量周旋，他们不但保卫了首都，而且在此后几年当中数次重创佛朗哥叛军。1938年以后，西班牙南北反法西斯力量已经不能联合，9月西班牙总理决定单方面撤军，所有外国志愿军撤离。次年1月，巴塞罗那陷落，3月，佛朗哥军队进驻马德里，4月1日西班牙内战结束。5个月之后，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西班牙内战与国际纵队是二十世纪历史上短暂而壮丽的悲歌，它的意义在此后二战浩劫的衬托之下愈加伟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曲国际主义悲歌当中，并没有与中国有关的旋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天，旅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倪慧如、邹宁远夫妇偶然间观看了一部名为《正义之战》的电影。电影中讲述的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故事深深震撼了他们，此后他们就开始留意与国际纵队有关的材料和记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在国际纵队“林肯旅”出版的五十周年纪念册里，发现了中国人的名字。一切都从这种感动、关切、惊讶开始。在往后的十多年里，他们自费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中国人参加国际纵队的历史记录，采访了大量老兵，在各大档案馆、研究机构查阅资料，最终收集到十三位参战华人士兵的生平材料。这就是《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这本书的由来。从1936年到1986年，这本书关联着两次国际主义壮举，前端是轰轰烈烈的战场，后端是两个普通人漫长的、坚韧的记忆书写。这本并不算厚的书也是一次“事件”，其中关联着无数“意想不到”的情感和伦理要素。在搜索引擎上输入这对夫妻的名字，查找出的照片上是两个安静、清癯的老人。谁能想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暂强音的回响，最终是由这样两个普通的老人完成的？倪慧如、邹宁远夫妇，图源：news.sina.cn在这本书里，作者倪慧如数次感慨，作为非专业研究者，他们承接的这项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白天在生物公司上班，做实验写论文，晚上回家，只有饭后的几个小时可以用来工作。倪先生常常自谦，说自己平淡的文笔担当不起如此壮丽的历史，要是有更能胜任的学者、作家来完成就好了。但是，作为晚辈和读者，我非常感谢两位朴实无华的书写。里厄医生说，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救人而已；雅安和安托尼娜说，没什么英雄主义，只是做了正确的事情而已。二十世纪密云里影影绰绰的伟大品格，都是一样的朴实。他们的书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作文选上读过的那些简单明亮的美丽修辞。“世界”拉开帷幕的时候，理应没有华丽雕琢，没有层叠心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记录了十几个中国人的故事，但却不是一次廉价的国族自豪感的狂欢。在国际纵队的传奇中，不仅有“我们”的奔赴，还有“他们”的到来。西班牙战事失利之后，很多国际战士，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医生，千里跋涉来到中国，加入中国抗战，我们在课本里背诵过的白求恩大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所谓“世界”不是虚空概念。“世界”存在于这样往返交错的轨迹当中，是“远方”和“眼前”的汇聚。倪慧如、邹宁远记录下来的这十几个中国战士当中，有落魄人家的公子，砸锅卖铁在美国读完矿业学位，却在大萧条时代丢了饭碗，不得已从中产阶级的迷梦中醒过来。有一战时的华工，在工厂里出苦力、当厨子，战事一起就脱下工装上了前线。有纽约唐人街长大的活泼青年，听见别人的宣传动员，一张船票就漂洋过海，参战、受伤、再次参战，最终被一颗子弹打穿身体，埋骨他乡。还有张作霖部队里的老兵、疑似在远洋轮船上被胡志明鼓动的避难者、混迹于巴黎城内的按摩技师。这些人当中，即使是担当领导工作的人，也大都没有什么深厚的学养、远大的见识，他们在军中从事的工作，也大都是抬担架这样的粗活。他们普通到让人生疑：难道真的是这样一群人，会远渡重洋，为了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而战斗吗？在他们与我们之间，横亘着历史风流云散之后的认知困境，那就是：我们缺乏必要的“常识”和“语言”，去讲述一个让人信服的故事。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这本书的第211页上配有一幅照片，它最早刊登在西班牙国际纵队出版的一周年纪念画册上，后来还曾经出现在东德的报纸上。照片里，身材短小粗壮的刘景田头戴钢盔，肩上扛着一位伤兵，气喘吁吁地从一辆救护车旁边跑过。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心里猛地震了一下。那时候我正在山东的一个小城里做田野调查，每周总有几天乘坐私人经营的小巴往返于城乡之间。而照片里刘景田那张在上世纪初远方战火中的脸，分明就是我常常在车上遇见的那些出门赶集、打工的老乡们的脸。一脸憨厚，一脸淳朴，如若不是历史因缘际会，他大概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儿育女，平静地在乡间度过一生。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张脸也可以属于一位国际主义战士，也可以在远方的战场上拯救他人的生命。书里还记录了刘景田回到国内，辗转抵达延安之后的生活。在那里，他被分配到党校从事建筑工作，“是个大忙人，天不亮就起身，夜深才睡”。跟他曾经的战友张瑞书一样，他也爱惜物力，从不浪费，三寸长的木头也要捡回来。他总是不愿意接受公家额外发给自己的补贴和白面，他总说小米就是好东西，没有菜也能吃上两大碗。在他的战友张瑞书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在报社工作时，组织体谅他，每天额外配发半磅牛奶。但是当他知道有些同志刚刚生了孩子却没有奶水，就悄悄地把自己的牛奶送过去。做好事不留名，直至被人发现，他还若无其事地辩解说“我不需要牛奶”。事实是，张瑞书多年海外漂泊，经历苦役、战争、牢狱，回国之后落脚延安，又要跟大家一起挺过抗战的艰难，他的身体长期处于营养匮乏的状态，把自己的牛奶让给别人的时候，他嘴里的牙已经全都掉光了。建国以后，张瑞书在某政府单位从事一般行政工作，1968年底病逝。虽然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但领导对他的一生的概括是“文化水平不高，只做些一般的行政工作，并没有突出的贡献”。而他的老乡，那个曾经在战火中留下一瞥侧影的刘景田，则彻底不知去向，隐没于历史尘埃。人类学家项飙几年前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受智能网络和新的消费形态的影响，我们正在经历某种“附近”的消失。这里所谓的消失，指的是活动空间的萎缩，以及由此带来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但是公关部门领导的言论提醒我们，“附近”不只是生活环境周围的空间，也包括与我们相隔虽远却密切相关的“他人”，因为我们的生存处境往往是相似的。可惜的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与行动探索一同消退的，还有向外界释放善意和爱意的能力。不知从何时开始，“世界”的本相成了某种“安全的”的冷漠和拒斥，是打着“专业”或“规则”旗号的自我限缩。“动感情你就输了”，无情就不必敞开自我，闷声不响是降低沟通损耗。不景气的时代，打工人的自我修养应该是捂紧钱袋、不被忽悠、冷眼旁观、伺机而动。与这样的明智相比，书里面那些二十世纪的年轻的战士们，一脸憨厚呆傻。从奥兰城到马德里，我们见证的几场奇迹都是普通人完成的壮举。他们的使命各异、处境不同，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没有为了壮烈或伟大而刻意为之的“跨越”。他们总是从关爱身边的人开始做起，最终将个体的绵薄爱意汇合成汹涌的大河。“远方”和“眼前”、“别人”和“我们”之间看似遥远，但却能够在个体生命的尺度被统一起来。由此看来，所谓的“国际主义”，也无非是某种切实的关怀，是某种可以延展的爱意和善意。在这样的视域中，“远方”和“眼前”既不存在绝对的隔阂，也没有价值优先级的排序。我只管爱这个与我相遇的世界，只管落实具体的战斗和照护，不管敌人是法西斯还是鼠疫病菌，不管对象是犹太人还是忍受饥饿的孩子。我甚至疑心，“主义”的后缀是不是遮蔽了某种更简单和朴实的东西，那种东西就是关爱，就是不忍，就是菩萨说的慈悲，就是孟夫子念叨的恻隐之心。加缪、《动物园长夫人》中的园长夫妇，和国际纵队战士们所经历的年代，乌云密布、人心惶惶，他们甚至日日夜夜与坦克的轰鸣和尸体烧焦的恶臭共处。他们对那个恶时代的回应是不服气，是一股少年心气，凭什么我觉得美好的东西，你说毁了就毁了？《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个书名真好。年轻就是“不服气”，就是没有那么多“本该如此”。年轻与年老之间的差距并不是绝对的时间长度，而是某种立场和态度的不同。老人总是有很多的道理和教训，总是“为你好”，总是劝说你不要意气用事，不要目光短浅，不要做无畏牺牲。你歌舞青春的时候，老人摇头叹息说你不该虚掷大好年华；你一腔热血的时候，老人故作深沉说你徒有蛮横匹夫之勇。老人说你要沉稳，老人说你要懂事，老人说你要学着成熟起来，老人说你要学着深刻起来。老人不是年龄上的长者，而是早早地服膺稳定运转的逻辑，是甘愿用秩序替代生命本该有的参差，是常常在本该承担自我责任的时刻委身于祖宗或历史的“明智”。
《永恒和一日》书里记录过一位战士写的短文，短文描绘的是他到西班牙之后的一个小故事：某天出任务的时候，汽车抛锚，他正在抓紧维修的时候，几个西班牙的孩子围上来。孩子说，你们做的事情是对的，炮弹会炸死西班牙的孩子，也会炸死中国的孩子。战士心里一震，相信了，于是更加心甘情愿地上战场。所谓年轻，就是这么轻易地被孩子说服，就是愣头青，就是眼睛一瞪，“我们不干，谁干？”作者倪慧如说，辗转世界各地收集资料的这些年，他们无数次被问到，“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她这样解释：“对我们来说，发掘这段珍贵的历史，它既不是营利的商品，也不是政治的筹码。在我们心中，只要是能启发人的心灵的事情，就值得去做。我们要在时间的夹缝中一步一步走下去，从勇者们身上发掘闪光的精神，为这个冷酷现实的世界，带来生活的勇气与希望。”我们在这两位作者身上，确凿地看到了里厄医生、雅安夫妇和国际纵队战士们的投影，穿越时空，我们最想问的也是“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也正是在这样的遭遇当中，追问意义变得如此可疑。我们真的比他们更懦弱或势利吗？不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样的闪光，需要一个年轻的世界去支撑和保护。不存在某一代更美好、更具勇气的人，价值和美德总是在漫长的风化过程中逐渐丧失。所以，阅读这本书的目的，并非是让我们追慕或者试图复活一种叫做“国际主义”的立场，而是重建一个年轻的世界。所谓重建年轻的世界，也不是期待某种整体性变革的到来。至少，我们可以重新试着让自己年轻起来。年轻不是逆生长，不是变成别人眼里冻龄的男神女神。年轻的第一步，是从道理和教训的瓦砾堆里钻出来，喘口气，多问几个“凭什么”。我曾经在其他一些场合表达过自己的立场：如果当真要为某种不景气的时代做准备，要挺过自己的倒霉年月，就不应该毫无反思地追求看似被公认的“安全”，不应该以自我限缩作为有效路径。那些主张我们应该退回个体小世界的恐吓当中，隐含着这样一个霸道的逻辑：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固态的“自我”，而这个“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只有被别人的语言诠释或曲解这两种可能。之所以说它霸道，是因为它对这个问题做了双重简化。首先，“自我”已经是完成式，它不再意味着连接，也没有新的可能性；其次，这种“自我”的安稳，仰赖他者的审读和评判，结果只有被接纳或被曲解这两种。但是，我们走向这个世界，不只是走向一个冷眼旁观的“别人”，也不是只有被理解或被误解这两种状态。走向，本身就意味着新的可能性的触发，而这种触发的载体常常是某种具体的事情。我们跟世界、跟他人的关系，不是只有被动地等待放行。如果说“倒霉”意味着我们的人生运转陷入明显的卡顿、停滞，那么突围之路通常不是将自己交给某种既定的道理托管，而是存在于新的连接、新的可能中。“新”出现的时刻，就是我们停下来反问一句“凭什么”的时刻。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年，现代舞表演团体“云门舞集”的灵魂人物林怀民先生到学校演讲。如今我已经记不起林先生究竟讲了些什么，只记得两个细节。第一是那天演讲的题目，叫《水泥地上种花》；第二是林先生说，前一晚他刚去看了一部描写辛亥革命的电影，电影里有一节，是黄花岗起义之前，年轻的战士们在海边嬉戏，他说，“全是年轻的身体，真漂亮啊！”如果我没记错，这两个细节大概能还原当天林先生发言的逻辑：有时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年轻才能完成，而年轻总是漂亮的，不是肉体意义上的美，而是昂扬，是不服，是愣头愣脑地问“凭什么”。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采访了很多国际纵队的老兵，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一个细节：当年，为了进入西班牙，他们连夜行动，偷偷翻越比利牛斯山，半路上休息时，人群里渐渐响起《国际歌》。很多人说，那个共同歌唱的时刻带来的感觉，让人永生难忘。我读到这个细节时，想起很多年前，曾经在网上看到一段大学里文艺演出的片段。舞台上乱糟糟地站着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教师。节目很简单，大家一人一句，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唱《国际歌》。2021年，胡子倏然离世。在朋友们的回忆当中，我知道他多年来一直在学校里开设世界诗歌的课程，致力于向汉语世界引介小语种诗人。与此同时，他身体力行，在日渐冰冷的学院体制内维持某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师生关系。他带着女儿辨认昆虫和花朵，带着学生们买菜聚餐，他接纳那些被激烈游戏抛出轨道的个体，他具体地爱着生命里的一切，这里的一切包括但不限于：新鲜的蔬菜、校园里的猫、海边的贝壳。事实再次证明，远方的世界和近处的生活之间，可以被融洽地接合。最后，送给大家几句诗，这几句诗是胡子写给自己的女儿的。“二十年后，你青春大好/一身的英气裹紧了窈窕/在这诡异的人世间/‘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倒霉人生生活指南：在不景气时代重构常识》第17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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