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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增长VS高债务：谁是全球经济最大挑战？

25天前

科技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力量。

来源 | 财经五月花

作者 | 唐郡康恺

出品 | 投资人说（touzirenshuo）

“未来全球经济最大的挑战就是更高的债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称。

在5月27日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数位中外经济学家共论全球宏观经济。

在王一鸣看来，全球经济基本格局已经从金融危机后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转向疫情后的“更低增长、较高通胀、较高利率、更高债务”。

“由于通胀的黏性，利率依然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债务的成本会大幅提升，”王一鸣认为，“在未来可见时期债务成本会持续上升，而要降低利率又受通胀约束，所以债务风险会大幅度上升。”

对此，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提出了不同看法，“所有问题的最好解是增长，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

在黄海洲看来，我们把世界经济笼统地概括为高债务、高通胀、低增长，但世界经济是多样性的，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

“美国过去两年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20个（百分）点，这哪是低增长？”

黄海洲表示：

过去三年，美国对全球GDP规模贡献大幅上涨了2个-3个百分点，是全球唯一大幅上升的国家。

“我认为不需要太过关注美国的债务风险问题，因为美国过去两年实际利率是负的，如果美国名义GDP增长能保持在5%以上，那么其经济增长将足以应对债务问题。”黄海洲表示。

增长从何而来？

黄海洲表示，增长一方面靠科技革命，还有很多国家需要做制度性改革，在国际层面上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上面还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如何治好“日本病”

2024年1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

全球经济将面临30年来最疲弱的五年。

该机构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2.4%，这是连续第三年放缓。

“疫情过后，全球经济增速下了一个台阶。”

王一鸣表示，年均增长率从本世纪前19年的3.8%左右，下降至3%左右。

与此同时，由于疫情后史无前例的扩张性政策，全球正面临更高的债务。

疫情后全球债务像脱缰的野马，全球总的债务水平大幅提升。

全球债务总额接近GDP的250%，主要经济体的债务规模迅速扩张，譬如美国政府债务接近35万亿美元。

王一鸣认为，由于通胀的黏性，未来利率将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将抬高债务成本，导致债务风险大幅上升。

国际清算银行（BIS）亚太区首席代表张涛亦表示：

世界债务水平的高企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面临着高债务问题。

不仅如此，总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和主权债务都处在历史高位，在通胀和利率都较高的环境下，债务可持续性会成为问题。

对于债务和增长问题，黄海洲持不同观点。

在他看来，2020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有两个重要变化值得关注。

一是各国GDP规模与美国GDP规模比值的变化。

黄海洲表示，2023年，所有国家的GDP规模都超过了2019年，即都恢复了正增长。

但如果将所有国家GDP规模除以美国GDP规模，2023年的比值相较2019年出现了下降。

“过去三年，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全球GDP规模贡献里面有大幅上升的国家，上升幅度是2个-3个（百分）点。”

二是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担心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趋势并没有出现。

“2012年劳伦斯·萨默斯在IMF做了一个很有名的演讲，他担心什么呢？

他担心2008年危机后全球将会进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当时他讲了很多国家面临零利率、负利率，2012年欧洲发生了欧债危机，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但是今天回过头看看，劳伦斯·萨默斯担心那件事没有发生，至少在美国没有发生。”

黄海洲进一步表示，美国成功利用了这次危机（疫情冲击），把原来可能要面临的“日本病”，即长期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变成了相对高增长、相对高通胀和相对高利率。

“基本上美国把这个‘日本病’给治好了，我觉得这是过去几年里面很重要的变化。”

据黄海洲介绍，2020年美国实施了超强的刺激（财政刺激）——

美国国债占GDP比例一年当中上升接近GDP的13%，往上拉了将近30个点。

但黄海洲认为，不需要太过关注美国的债务风险问题。

“因为美国过去两年实际利率是负的，如果美国名义GDP增长能保持在5%以上，那么其经济增长将足以应对债务问题。”

“未来的关键是靠增长。”黄海洲总结道，“所有问题最好的解是靠增长，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

科技有望推动经济增长

在“更低增长、较高通胀、较高利率、更高债务”的格局下，全球经济增长路在何方？

科技是多位经济学家共同提到的关键变量。

“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力资本投资下降，这方面的贡献明显下降，资本形成似乎也在下降，疫情后形成的缺口也制约了这种资本的扩张，再加上利率的提高，未来更多的是要看全要素生产率能不能提高。”

王一鸣认为，人工智能的影响值得讨论。

张涛认为，在制定政策时，各国央行都会面对供需两端冲击。

一般而言，很多央行都会更多考虑需求方。

但此次通胀情况与之前不同，当前供给端受到冲击更大，这与疫情后的贸易冲突、地缘政治等因素相关。

BIS的一篇工作论文中称，2021年中期以来，欧美国家通胀飙升是由需求侧扩张和供应侧紧缩共同推动的，后者影响更大。

货币政策和金融状况收紧会抑制需求和供给情况。

张涛进一步说道，此外，全球通胀还需应对中长期挑战。

比如社会老龄化、绿色转型等结构性变化。短期来看，绿色转型对通胀有一定冲击。

张涛认为，上述情况对各国央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科技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力量。

金融科技可以提高服务客户效率，扩展金融服务触及面。

这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他看来，当前，全球有一些先进的技术，以扭转生产力增长不足的问题。

在过去十年，这一效应有所显现。

“数字经济、能源转型技术在持续发展，还有生命科学也在不停进步，这都是一些好消息。”他说。

他认为，需要向新技术领域增加投资。同时，投资会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比如，在能源传输方面，需要有智能电网实现更好的能源传输，包括太阳能、风能等，这样的电网还需要人工智能来管理。我们需要对这种无形资产很好地评估。”他说。

伦敦发展促进署（London&Partners）和Dealroom发布《2023年全球科技产业融资报告》的数据显示：

2023年，科技初创企业在全球融资近3200亿美元，与2019年的3355亿美元几近持平。

其中，气候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颇受关注。

在金融科技领域，张涛表示，技术正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落地，整个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或将承压。

作为公众财政的“守门员”或“保护者”，中央银行应尽最大努力跟随科技等趋势变化。

“比如，中央银行不仅要研究央行数字货币，还要研究私营部门货币的数字化。此外，还需要关注金融互联网、开放的金融服务等。这些业务没有既定规则，技术也将带来更多区别于宏观经济的挑战。中央银行必须要保持灵活性和谨慎性。”张涛说道。

不过，斯宾塞提醒道，技术的进步有望促进经济及生产力增长，但这并非一蹴而就，不应在短期视角思考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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