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吗？我不知道，但我只有这一条路了
小镇做题家：流动的代价
我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发展和教育公平，最近一些年特别关注的议题是农村学生的教育和社会流动。我特别珍惜这次分享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每次分享都代表着我可以为我所在的社会群体传达出一些声音。
大家肯定都知道“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现在网络上对它的定义是出生于农村或者小镇，因为善于做题而取得了不错的高考成绩，从而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
如果这么去定义的话，我也算是一个小镇做题家。我是在安徽农村长大，高考那年获得了我们省重点高中的文科第一名，误打误撞地报了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
我在大学里遇到了很多很有意思也很厉害的老师，但是伦敦、巴黎、莎士比亚、歌剧，实在是离我原来的生活太远了。我当时感到很迷茫，很难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
我朋友很少，社交圈很小，经常一个人深夜在校园里散步。有时候朋友拉着我去参加万圣节派对，结果我不到一半就跑了出来，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遭遇，让我开始去思考和我一样的农村籍学生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困扰，这些困扰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也让我逐渐把教育公平研究变成了自己的职业理想。
一项关于“做题家”的
追踪调查
2013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学术工作，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了一项针对约2000名城乡学生的追踪调查。那时候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在精英大学，农村籍学生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障碍是什么？他们难在哪里？
我一直不太愿意把我采访过的农村籍学生称为“做题家”，因为我担心这个称呼会导致对他们的污名化。但是现在这个概念已经铺天盖地，而且突然有了很多新的污名化内容，比方说很多人说他们“视野狭隘”“综合素质不高”“没出过什么远门”“格局小”“只会做题”等等。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记者采访我说，谢老师，现在考公考研考编热，这是不是意味着做题家们又有了一些优势，因为他们擅长考试。我说，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千万不要将“小镇做题家”看作是一种客观的能力叙述。因为小镇做题家的潜台词是欠缺什么，而不是擅长什么。
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地问我的受访者“会不会觉得自己更会考试，更会做题些？毕竟，要从农村出发、层层选拔上来不容易。”
但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不会，因为城市里的同学也是拿着同样的分数进来的，“高考线是一样的，怎么会就在做题上比不上我们？”
后来，因为写书，我把当时百万字的访谈记录打印出来、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发现每位农村籍受访者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在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谈到的最多的字眼之一就是“做题”。
我当时的感受是，他们靠着做题和考试走出旧的生活，但又充满苦恼，在结束了他们戏称为培养“做题机器人”的教育模式之后，谁又来告诉他们该如何去超越长久以来的人生目标——高考成功？
我想，这背后令人伤感的潜台词是，他们只有应试一个赛道，而正是这个单向度的人生赛道给他们在探索精英大学的环境时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困扰。
在精英大学中“找不到感觉”
这些困扰的起点是刚进入精英大学后他们感觉到的一些变化，但又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这些变化。我的受访者小君告诉我，“高中时所有行动方案都是老师给的——到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事。”
到了大学，这些安排全没了。只留下许多“空闲”“选择”和“自由”，他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品尝这份自由？
我的另外一位受访者叫作小毅，在大二和毕业时分别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和回答。他说高中的时候只知道学习，“高中生活就一套，一天下来早七点到晚九点半，经常在学校里待着，就是做题。”老师也经常告诉我们，“成绩是最重要的，现在苦一点，到了大学就不苦了。”
等到进入大学以后，他们才发现，“学习成绩只是一个方面，体现你人生价值的方面并不是一张成绩单……还有更多成绩以外东西”，但是他说自己却不知道怎么把时间花在学习之外的其他地方。
毕业的时候他回忆说，当初进入大学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教室、图书馆，他无数次路过那些宏伟的单体建筑，游泳中心、学生活动中心，但是却没有推进门进去看一看。他说，“当初应当推开门进去看看的，也许这四年会过得不太一样。”
小毅就像剑桥大学的社会学家黛安娜·雷伊所说的，在进入精英大学以后就像“离水的鱼儿”，在新的环境当中“找不到感觉”。对小毅而言，大学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是慢慢涌现的，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缺乏很多认识上的准备。
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初中之前很少有机会去镇上。有一次妈妈带我去镇上，离开之前，她给我买了一根雪糕，那个时候普通的雪糕是一毛钱一根。
我妈想着好不容易来一趟，给我买了一根五毛钱的。我当时想，这么贵肯定很好吃，结果那个雪糕的味道很奇怪，很苦。我以为是坏了，就把它扔掉了。
后来，我哥去外地上学，春节回家给我带回来一盒巧克力，说让我尝尝。我尝了一口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小时候在镇上吃过的那个雪糕，是巧克力味的。
社会学理论说，我们对味道的感知是被我们早期成长经历所形塑的，不知道、不熟悉可能就会拒绝。就好像我在农村长大，我熟悉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在面对新味道时，我就非常保守。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接受我访谈像小毅和小君一样的学生都说自己在进入新环境时“缺乏游戏感”“找不到感觉”。在精英大学中，当你缺少相关的认知图式，遇到新事物时可能会感到新奇，但更可能感受到不安、紧张、局促，甚至拒绝。
“自我低估”
虽然大学的环境十分陌生，但我的受访者们也希望可以探索大学生活。我的受访者小蕾在接受访谈时告诉我，大学期间虽然感到物质生活的贫乏时隐时现，但这并不影响她对新生活的向往。
不过，她却一直觉得被一种“精神匮乏”的情绪笼罩着，在探索大学环境时，容易“知难而退”。
她说，大一大二时，总不敢去尝试探索大学的社会活动，朋友圈不大，也觉得各类学生组织和活动“都和自己无关”。有一次同学拉着她一起去面试学生会的外联部。等到了面试现场，发现有很多人，她没有面试，直接走了。
她说：“当时我听到他们问那些人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读一些文章有什么感受之类的。听到那些人在说很深刻的话，觉得自己没有那种感觉。要是他们问到我那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什么都答不出来，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很多人说这种情况是“自卑”，但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是“自我低估”。因为我想说，这并不是一种心理缺陷，而是一种特殊的、主观的社会建构。如果用“自卑”来描述，就容易让别人觉得这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现象，忽视背后的社会原因，就好像农村的孩子天生是这样。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被精英环境所认可的那些文化知识和技能，于是倾向于负面地评价自己的社会能力。这样的话在精英场域里面，资源的匮乏就变成了消极的自我评价，集体的命运就变成了个体的困扰。
问题是这样的困扰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比方说我的农村籍受访者们在大学环境中往往会“自我设限”，倾向于减少在非学业领域的探索。我们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和城市籍学生比较起来，他们更少担任班级干部、参加学生会或者团委等组织，也更少在学生组织中担任管理岗位。
另外，他们花在校园活动、聚会以及其他社交活动上的时间也更少。我记得我在做访谈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谢老师，我只好安静地做一个学霸了。”
你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以上还只是我的农村籍受访者在大一大二探索新环境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困扰。大三的时候我会问他们一个新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我记得在做访谈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叫小洁，访谈的几年间，她的穿着风格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她告诉我她只关心学习，不会向其他同学学什么穿搭。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讨论到她是否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她所在的城市、变成它的一员。她默默地流泪，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
小洁的情形其实非常典型，代表了不少农村籍学生在探索和建构新的身份认同时面临的一些困境。一方面，他们觉得很难接受新身份，要么自认为“一直是农村人，只是在城市上学”，要么觉得城市和农村“两头都抓不牢”，要么觉得“认同模糊”——既是农村的一员也是城市的一员。
我的受访者小毅在谈起农村和家的时候，说有种和过去的自己要断了的感觉，他说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但是他在情感上依然依恋那块土地。他说：“对土地的感情，不可能完全消除，消除的话，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
他喃喃地告诉我自己不想叛变，但是旧的感觉又即将失去。“假如家里有些变故，例如，父母不在了，你就要失去那种感情纽带了。”对他而言，过去的归属感即将失去，但未来又难以把握。
他想要融入新环境，但他注意到自己很难融进同学们的圈子，到大三跟他们关系处得还不是特别好。他觉得，“他们用的电子产品、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不太一样，我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去。“
圈子的高墙是消费和各色象征符号垒起来的，他也告诉我，“他们买的品牌我很多都不知道，我也不愿意打听。很多同学都叫外卖，我就习惯去食堂。他们坐在一起就开始聊足球，我就是聊不进去，很难融进去。”
小毅很难融进这个城市，很难融进这个大学，但大学依然是他在所在城市的唯一的避风港。这个避风港里面的客船只售单程票，让他逐渐地告别自己渐渐变得陌生的老家，不论是文化意义上，还是地理意义上，都是这样。
可是对小毅而言，大学又没有办法帮他抓牢这座新的城市。我记得在做最后一次访谈的时候，他失落地说道：“如果离开了大学，我就是漂萍了。”
农村籍学生在探索新的身份认同时，要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无论是在前面讲的哪种状态下，他们又都要面临特殊的情感体验和代价。他们要面对的第一种情感代价是从一种身份向另一种身份过渡，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价值判断。
例如，在大三的时候，我曾和我的受访者小欣聊到她自己觉得现在是属于城市的一员还是农村的一员，她告诉我她和城市里的同学变得越来越像了。
但有很多时候小欣又会觉得“自己还是比较粗了一点，就是生活比较粗糙，谈吐也不够，比方说我说话的时候说不出形容词”，她有点自嘲、有点失落地跟我说：“我觉得我很穷！穿得很low！”
而除了不可避免的价值判断，他们要付出的另外一类情感代价，是怎么样去处理旧的社会关系。
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这本书里提到过，要实现阶层跨越，探索新的身份认同，可能意味着要接纳新的社会关系，疏远旧的社会关系，即使这些社会关系是我们珍视的家人和朋友。
原因是什么呢？在我们实现社会流动的时候，我们的家人可能会以我们取得的社会成就为荣，但是他们也许很难去欣赏和理解我们在新的文化世界里面所追求和看重的东西。
不理解、不欣赏可能就意味着距离，而这些都会带来长久的冲突，让我们逐渐感觉自己被过去的一切人和事边缘化。
拼尽所有，
换得普通的剧本
生存心态的调整和身份认同的改变都是社会流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接下来，我想讲一讲农村籍学生的就业情况。很多研究都显示，现在跟城市学生比起来，精英大学的农村毕业生越来越难以获得一份好工作。
歌曲《无名的人》里面有一句歌词，“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对于所有农村籍学生来讲，要拼尽全力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有家人。
也正是因为这份“举家体制”，让他们在面临就业的时候，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庭责任感。他们会觉得如果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可能就辜负了家人的殷切期待。
问题是差异明显而具体，我们的调查显示，在就业的初始薪金上，城市学生比农村籍学生平均高出20%。较农村籍学生而言，城市籍学生更有可能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工作。
农村籍大学生工作的机构类型主要包括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城市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单位是国企和外企。虽然我们的样本有限，但研究结果与其他范围更大的研究结果也是相符的。总的来说，农村籍学生获得社会意义上更好工作的机会更少。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农村籍学生就业中会存在弱势、寻找精英工作的时候尤其存在弱势？原因之一是，农村籍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安全性。
晓晓就跟我讲，她曾经想过出国，但家里经济没法支持。她说大三的时候父亲生病，做了心脏支架。大四的时候她的父亲在做康复，她整个大四期间就在大学所在的城市和老家之间往返。
她时常觉得很累，有一次飞机晚点，自己一个人在机场睡到半夜三四点才被人叫起来。那个时候她觉得要是找到一份工作就好了。后来的确找到一份工作，在找到工作的那一刻，她说自己的想法就是“既然找到就这样吧”。
我们的社会学理论在研究类似处境的青年时常提到，说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和“雄心壮志”，更愿意为“今天而活”，甚至没有将如经济安全等短期利益让渡给长远发展。
但这些理论终究离晓晓的世界太远了，晓晓的生活太过真实而具体，她需要为此伤神费力。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为什么农村籍学生在就业的时候会面临一些弱势，也许可以试着读这本书——《出身：不平等的选拔和精英的自我复制》，作者是劳伦·里韦拉。
她对美国一些顶级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如何吸引、评估和聘用新员工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精英雇主在招募新员工时使用的招聘方法对社会经济地位上有优势的人特别有利，因为他们最看重的是“顶级高校的文凭”“课外活动的参与状况”和“光鲜的互动风格”。
她举例说，这类公司在招聘的时候一般都会召开酒会，这些招聘者就要看一看申请者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去接近他们。另外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他们会看一看他们会不会攀岩，会不会滑雪，会不会拉小提琴，会不会看黑客电影等等。
正是这些看起来跟就业毫无关联的东西，可以确保新员工和老员工在文化和社会上的同质性。也就是说在精英公司招聘的过程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越来越重要，但是我的农村籍受访者却普遍说他们不熟悉这些。
在精英大学中正在兴起一些新的就业能力管理文化，这种文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要求学生充分认识就业的竞争性，重视通过参与各种校园社团、比赛和见习来为文凭“增值”，也就是说，不但要有学历这个硬文凭，还要有经历这个软文凭。
但我的受访者却说自己大学期间一开始没有过多考虑，这导致他们在就业准备的过程中比较单一地看重学业，容易忽视软实力的培养。而不少城市学生很早就试着了解自己想要去的行业，比如大二或者大三就有意识地去找地产公司或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实习。
在大学里兴起的另外一个就业文化是，要尽早地树立明确的就业目标和做系统的规划，也就是说所有人最好都要懂一点“经历经济学”，要围绕自己的就业目标组织好所有的要素，到大四毕业的时候可以获得一份修辞学意义上的简历。
但我的农村籍受访者在毕业后时常责怪自己学生时代太过“后知后觉”，觉得那个时候什么都不太懂，比较依赖学校的结构性安排，按部就班。到了毕业的时候别人找到一份好工作了，自己却只好向下看。
晓晓在回忆起自己的就业准备过程的时候说，那个时候也想家人给点建议，但是家人总说“随便你，你开心就好。“但她说，对当时的自己来说，具体可操作的建议可能要好过对她“自由的尊重”。
这样，就业准备和找工作的时候，就或多或少地多了一点机会主义的味道。
很有趣，因为很多人用“机会主义”来形容为了目标不择手段，但是晓晓却用它来形容自己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手段，更没有规划。
其实对很多的我的农村籍受访者来讲，机会主义从高考志愿填报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我的受访者小午说，高考志愿填报那年，家里人希望他去当老师或者医生，但他觉得如果这样，自己的人生就太过局限了，所以就想着自己填志愿。
但是填志愿的时候，他整个人是懵的，那厚厚的一沓志愿填报书里面，那些名词他一个都不懂，什么土木工程、机械制造、电子商务，最后他选了一个自己压根不太知道的专业。上大学以后人也比较懵，不太喜欢自己的专业，到最后都不知道这个专业跟自己的就业到底有多少联系。
在面对就业时，我的农村籍受访者们大多都是既为认识所困，也为生活所困。我记得很多人在接受访谈的时候都告诉我，他们因为经济压力要去做一些现在看来跟就业没有多少联系的勤工助学工作。
这让我想起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讲过一句话， “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我的另外一位受访者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他说：“老师，我现在逐渐地明白，再也没有比学习更纯粹和简单的事了。学习是靠着自己的摸索还能勉强摸着一些门路的，但社会不是这样。只会学习一件事，肯定找不到好工作。但很多事，你最好要从大学里就开始学起。有些东西是长时间积累的，很难一时弥补。”
「文化增益」与「文化赋能」
讲到这里不难看出，我的这些农村籍受访者们已经厌倦了单靠学业实现的救赎，自我的发展和对更美好人生的追求是一项更为全面和宏大的工程。
他们也想改变，了解新世界隐藏起来的文化规则，发现自己，发展兴趣，获得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获得思考力、行动力，为持续地探索人生打下基础。
但问题是，在他们的旧生活跟新的文化世界之间，缺乏一条连接彼此的道路。就像我的一位受访者曾经告诉我说，“谢老师，从我的家可以走到小学，但从家到大学，却不是走着就能到达的。”
那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我自己前段时间在做一个公费定向班的班主任，我们的孩子很多都是从粤东西北来的，他们将来也都要回到粤东西北去工作，做乡村老师。
在他们刚入学的时候，我在班委的帮助下，启动了好几个项目，其中两个，一个叫「师友计划」，另一个叫「学长学姐话你知」。
在开展「师友计划」时，在学院老师的支持下，我带着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每次五到六个人，一组有一到两位老师。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西餐厅吃饭聊天，请学生们事先准备好几个要问的关于大学学习和生活的问题，还请老师和同学们互加微信。
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这些事情重不重要？我想特别重要。因为很多学生进入大学以后，不知道要不要或者不知道怎么样“向上社交”。有些人甚至觉得跟大学老师就是上课下课的关系，老师不找我，我不找老师，老师找我肯定是我有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课后的时候，随便跟老师聊两句天都有可能增加平时分数。所以我想尽早地让我的学生们了解大学里面的互动规范和文化规则，这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去抓住大学。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自己在做的，我争取每个学期跟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都聊上一次天。我不知道他们嫌不嫌我烦，每次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请他们去想自己现在的专业、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跟他们将来的乡村老师工作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鼓励他们在广州这个城市多溜达溜达，鼓励他们去看看展、听听音乐会。有时候我也会送他们一些票，我总觉得到了将来，等他们到了乡村学校以后，他们就可以成为农村孩子们的眼睛。
我做这些事的时间还很短，我的能力也很有限，我不敢贸然声称我的这些做法有什么样的成果，但是我想只要做了就一定种下了一些种子。我刚刚讲的这两件事情，我把它们叫作文化增益。
说起来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要尽早地给学生入学教育，让他们懂得精英大学的文化内核，克服参与精英大学的文化障碍。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城乡文化资源的供给平衡，为普通农村学生创造接触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等文化资源的机会，在农村学校开设兴趣班，让孩子们有机会培养兴趣和才艺。
但我想，更重要和长远的工作是文化赋能。长期以来，乡村都被赋予了落后、贫弱等负面的文化内涵。
农村和小镇学生之所以困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过去的生活经验在精英的文化环境里得不到认可和重视，他们生活中积累的素材是不能够给他们在新的文化世界里带来竞争力的。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改变和消解乡村文化被赋予的落后贫弱的内涵，要肯定农村籍学生过去的生活经验和成长经历。
我想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理解我所讲的文化增益和文化赋能的区别。
我常想起自己上初中的时候英语考试的烦恼，有大量阅读理解题所描述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读到这些题的时候我总是非常难以理解。
我记得有次考试，讲述的是有个人去机场乘飞机结果晚点的故事。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过坐飞机的经历，所以题目理解起来很困难。有过坐飞机经历的孩子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去猜collect tickets(取票)、security check(安检)、check in baggage (托运行李)这些单词的含义。
生活经历已经为他们准备了相应的文化图式，这些图式可以作为他们接受新知识的脚手架。我想出题的人应该没有想到过，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讲有不同的童年，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脚手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文化增益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给孩子上课的时候，尽量多地向孩子介绍城市文化的生活场景，为他们减少学习新知识时可能遇到的背景知识障碍。
文化赋能意味着什么呢？
文化赋能意味着我们在做课程和教学设计的时候，更多地纳入农村生活的场景，让他们以自己的生活为荣，让他们能够站在和城市孩子一样的认知起跑线上。在课程设计里，你可以让对话发生在田间地头，用孩子们熟悉的文化图景来让他们掌握新知识。
我记得我在给一群乡村支教老师做培训的时候，讲了我自己的研究和想法。有一位听完我讲座的支教老师，回去把英语教材里面的对话给改了，改成了在村镇上的小卖部买东西。
传达我们的声音
所以在我看来，“小镇做题家”是农村和小镇学生所建构的一种独特社会形象，它和客观能力无关，更多地是关于个人的生存心态和人生探索。
我更想强调的是，它更是一种特别的反身性思考。当我们在考虑自己的处境并想着到底该怎么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跟命运协商并进行反击了。
我访谈过的所有的学生，越到大四的时候，越是临近毕业，他们的反身性思考越多。大四的时候，我会问我的受访者们一个问题——你觉得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吗？有一个受访者就反问我，你觉得呢？
他说：“我不知道，但我只有这一条路了。”然后他开始反思自己长久以来的单一人生赛道，并给我分析背后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能够有幸把这些思考串起来，编织成一个关于集体困境和思考出路的故事。
我所有的农村籍受访者在接受访谈时都会提到自己高中学习的经历，学校强调营造单纯的学术环境，强调高强度和机械的学术训练，而且特别地强调竞争。这些在高中时代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身心负担，也为他们进入精英大学之后的文化障碍埋下了种子。
我想，假如我们的教育只剩下标准答案和高分数，只剩下优胜劣汰和成王败寇，那么它就注定只能制造“小镇做题家”“大厂做题家”，而不能使我们的学生看见更加丰富的选择，拥有更加丰满的人生。
我想再说一点，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报道和讨论将农村和小镇的学生视为客观、标准或平均意义上的裹足不前的小镇做题家。我的不少学生看了这些报道，就会拿一些理论来套自己的现状，觉得小镇做题家是难以改变的命运。
但是我想通过我今天的讲述，大家是不是也听到了一些改变的愿望？
我自己一直从事农村弱势群体学生研究，我的很多朋友出于关心都跟我说，谢老师，你要不要变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向？你一直研究弱势群体，终有一天你也会变得弱势的。在这样一个追求宏大叙事的年代，你的声音会被忽视的。
我说没有关系，我也是他们的一员，我更懂他们的感受。如果我都不做些什么的话，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可以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讲我们共同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通过我的讲述，我希望大家听到的不是自艾自怜和抱怨，而是可能的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力量。我的职业生涯也正因为这样才得到了不断的滋养，它也逐渐教会我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树立一个更加坚定和光明的自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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