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故事和我有关。我出生在福建客家大山深处的一个乡村里，客家人好客，逢年过节大事小事村里的人都会聚在村里的小广场上一起吃饭，饭桌上聊的事大到村里的公共治理，小到家庭的情感纠纷。我父亲是村里的乡贤，很多吃饭的事都是他在张罗。村子里人不多，但每一次吃饭都得用上很多的桌椅和锅碗瓢盆，这些都是向村民借的。
即是门又是饭桌，广东客家乡村，2015那时候，每家每户的大门都是可自由拆卸的。那个年代村里资源尤为贫乏，村民家里没有多余的饭桌，一扇门放在两个箩筐上就是一张临时的桌子。锅碗瓢盆同样也是村民贡献出来的。为了能快速找回各自的物件，门上和碗碟上都标有记号或刻着人名。小时候，我尤其讨厌村里的人一起吃饭，每次父亲都要我去帮忙把这些物件从不同村民的家里搬到广场上，有的地方还需要翻山越岭。
2010年回老家时，在饭桌上看到了一个标有名字的碗。无论如何，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微信、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年代，那一扇扇刻有名字的门、那一个个标着记号的饭碗、那一件件流动在大山深处的普通物件把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人们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第二个故事和菜市场的摊主有关。2017年，我开始在广州的扉美术馆工作，一墙之隔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农林菜市场。菜市场有四十四位摊主，大部分都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二十年以上。在我和摊主的交流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摊主竟然都相互叫不出名字。因为忙着做生意，加上相互竞争的关系，三十多年来摊主之间从来不交流，见面也不打招呼。2018年，我带着一群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来到农林菜市场，开展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菜市场改造工作坊，其中一组学生做了一个叫“百家粥”的食物营造项目。
学生在美术馆做粥，广州东山口，2018学生向菜市场的四十四位摊主每人要了一个食材，然后回到美术馆把四十四种食材和大米熬在一起做了一锅“百家粥”，并同时制作了一幅菜市场的食物脸谱地图——每一个食材从哪个档口来的？摊主叫什么名字？大概长什么样？家乡在哪里？在菜市场工作了多少年？卖什么东西？最后学生把粥连同地图一起送给了市场的每一位摊主。这张食物地图第一次让摊主知道了彼此的名字。有了这张地图后，一些摊主开始主动向附近的摊主介绍自己和交换联系方式，不久之后他们开始互相邀请到家里串门吃饭。
摊主第一次收到粥和食物地图的情景
这碗粥和这张地图让摊主与摊主之间的彼此看见成为可能，对话开始发生。摊主之间、甚至摊主与顾客之间在随后慢慢建立起来的信任和依赖，使得这样的一个不造物的改造，彻底地融入了不止是菜市场内部、还有整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关系之中。
第三个故事和肿瘤患者有关。2018年，我在广州一社区发起了一场叫“移动的美术馆”的社区工作坊。工作坊的任务是把床这个物件作为一个移动的载体去发起一些艺术事件和社区活动。其中一组学生通过分享食物的方式开展了一个连接本地居民和肿瘤患者家属的社区行动。
学生在某患者出租房学做菜，广州某社区，2018这个社区聚集了全市乃至全省最好的几家肿瘤医院，有大量的肿瘤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短居在这里，一些比较迷信的本地居民一直很排挤和抵触这些群体，不租给他们房子，甚至不让他们使用公共的晾晒区域，认为他们给社区带来了不好的运气，让本地人的风水变差。一位肿瘤患者家属告诉学生，他们不受当地人的欢迎，没人会和他们说话，比较坏心眼的邻居经过时还会朝他们吐口水，在这里生活就像做贼一样，除了跑医院外，平时没事也不会出门，大部分时间就呆在出租房里照顾患者，每天的任务就是做饭，做一些家乡菜来安抚患者的消极情绪。
学生抬着床在街头做菜，和居民分享食物背后的故事在了解到这个群体的遭遇之后，学生决定在工作坊期间做一件事：他们每天去探访一位肿瘤患者，向家属学习他们最经常做的一道家乡菜。在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也从患者和家属身上挖掘到了很多食物背后关于人、家庭、社区和故乡的故事。之后，学生把床改造成一个“厨房”，每天把它抬到社区的不同的地方，把从患者家属那学来的菜重新在床上做一遍。在此过程中，学生开始和前来围观的本地居民分享食物的故事——哪个地方的家乡菜？谁吃的菜？他/她是谁？从哪里来？他/她现在在哪里？做完后学生邀请围观的居民一起在床上品尝这道菜，并在吃的过程中展开一些对“癌症患者及家属在这个社区为什么不受本地人的待见”，以及“什么是社区”的讨论，让本地居民真正看见癌症患者这个群体，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和遭遇。
第四个故事和外国劳工有关。自2021年起，澳门理工大学的学生沈佳璐在澳门新美安社区发起了一系列和吃饭相关的mapping工作坊，我是这个工作坊的观察员。
新美安社区，澳门，2023
新美安是一个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楼社区，常住人口主要由澳门本地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和年轻的外国劳工（主要为菲律宾、尼泊尔、越南、缅甸等外劳）构成。新美安有很多澳门老旧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满地烟头、垃圾无人清理、公共空间被私人占用、女性内衣裤经常被偷、隐藏的性交易服务，而本地居民往往把这些问题的根源一概归咎于入住在他们社区里的外劳租客。疫情这几年，这两个居住群体之间因语言不通，误解越来越深，冲突也愈演愈烈。
新美安社区冲突地图和桌椅的摆放位置（下）（提供：沈佳璐）
在过去的几次工作坊中，沈佳璐和她的同学们在新美安社区开展了几场本地住户和外劳租客一起在中庭空间制做、分享和讨论食物的社会实验。在每次的实验里，学生都会先创造一个关于“位置策略”的桌椅摆放地图，这个地图同时也是新美安社区两个居住群体之间的冲突地图——地图上显示了谁和谁在日常生活中发生过或正在发生一些纠纷？谁应该坐在哪里？和谁坐在一起？面朝哪里？桌子应该怎么摆放？桌上应该放什么？学生坐哪里？谁是协调人？当彼此语言不通的时候，食物的分享、通过音乐和舞蹈的表达、在纸上画画、用手机翻译器交流、位置地不断移动表明了某种联结的形成和断裂，以及如何一起吃饭的艺术。
不同居住群体之间的座位安排（提供：沈佳璐）
在整个的吃饭过程中，除了暗中观察和记录以外，学生也透过自己有意图、有策略地走动、引导对话、以及创造意外来建构餐桌上本地住户与外劳租客之间的互动。三年来，学生在中庭发起了多次吃饭活动，新美安的两个群体之间的紧张气氛慢慢变得缓和，一些本地住户开始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外劳租客介绍工作以及提供法律援助；而作为回报，身强体壮的年轻外劳也主动为本地老人定时修缮房屋、家具和搬运货物（一次微弱的拥抱）。
以上的四个故事都和食物有关，和如何“吃”有关，和普通人的生活与处境有关，和我们的附近有关，和社区行动有关。当然，也和接下来我要聊的大孟社区有点关。
坐在马路牙子上的大孟老人（下图：吴小霜）
今年的一月份，三联人文城市团队联系我，邀请我在大孟社区开展一个关于“社区改造”的工作坊，作为今年三联人文风土季的一个在地实践项目。对于大孟社区，最早从三联的同事那了解到的是一个坐落在河南郑州中牟县大孟镇的回迁社区。2014年，大孟镇有很多村子拆迁，不同村子重新组合成新的商品房居住社区，其中大孟社区就是其中一个。居民很多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在接到这个邀请之后，我情不自禁进行了自我发问：一个需要被“改造”的社区，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对那些住在商品房里的村民来说，什么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建筑师在完成建筑物的建造之前或之后，有没有真正思考过那些村民搬入商品房后该如何延续先前的生活习惯？他们如何适应和融入到建筑师想象和设计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中？没有了土地，他们如何重新黏结在一起？
在大孟社区里，一位老人正在帮助另外一位坐轮骑的老人
带着这些问题，我于今年四月份来到了大孟社区。在我踏入到大孟社区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老人独自坐在马路牙子上，有的在抽烟，有的低头不语，有的玩手机，有的托着下巴一动不动看着远方。在一条街道上，我见到了一位拄着拐杖蹒跚走路的老奶奶，她拽着一位坐在轮椅上老爷爷的手，老爷爷头朝下，吃力地向前弓着身体，通过双脚踩地让轮椅一点一点滚动起来。为了延续先前的种地习惯，社区内的很多公共空间都被村民占为己有，例如一些绿化地被村民重新开垦，种上了各种瓜果蔬菜；一些景观空间被改造成了鸡舍；街心公园变成了露天小卖部；村民舍不得扔掉的用来耕地的农具也都摆在了公共区域等等。回想起母亲也曾经带领过左邻右舍把社区里的玫瑰花园改造成了菜园，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些村民的行为。而设计师为村民打造的园林景观和休闲文化设施因种种考虑不周到的原因，几乎无人问津。
村民在公共绿化地种植和晾晒（上图：三联）
在之后的闲逛中，我遇到了一位坐在马路牙子上抽烟的朱大叔，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便用河南方言问我：“吃了冇（mǎo）？” 翻译过来就是“吃饭了吗？”这是我在大孟社区调研时遇见的每一位河南人见面都会问起的一句话。“这里年轻哩都离开了，俺们这些年纪大哩没事做，之前还有块土地，大家逢年过节干完农活后都能一起吃饭，现在几个村儿哩人都叫赶到一块了，很多人都不认识，住在楼里也木法串门，也不吃了...... 慢慢哩大家就呆在家里不来往了。”
很多商品房的窗户被改造成了鸡窝和鸽子窝
在短短几分钟的对话里，朱大叔用浓浓的河南方言不断地重复在他们村子还没被拆的时候“吃”的重要性。我的一位河南朋友，艺术创作者胡燕子告诉我，“吃了冇”对于河南人来说，不只是日常见面打招呼的方式，更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大饥荒和饥饿记忆有关。在那个年代，“吃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见面问声“吃了冇”，是河南人最质朴的关切。即使那个饥饿的年代早已远去，现在的河南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生产粮食和预制菜的大省，但在那个年代中生长出来的习俗却延续至今，“吃”在河南人的心中依然是日常联系和情感联结最重要的媒介。像大孟这样的回迁社区里，当村民的邻里交往和互助关系因为新的居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严峻挑战的时候，唤醒村民对“吃”以及他们分享食物的记忆能否成为修复这些关系的关键？食物能否超越本身的符合意义，提供重新建立联结的可能？
村民自己盖的文化广场，也是村子里节日时最热闹的地方（拍摄：三联）在文章最开始分享的关于客家人、菜市场摊主，肿瘤患者和外国劳工的故事里，“吃”都只是一个钩子和媒介，吃饭不是目的，是手段。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我向三联提议把“吃”变成这次大孟社区mapping工作坊的主题，把满足个体最基本需求的“吃”视为社区连接的一个手段，也视为社会关系建构的一个媒介。
在离开大孟社区时，我告诉朱大叔，七月份我会带一些学生回来，召集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聊聊能为这个社区做点什么，到时候也欢迎加入我们。朱大叔听后沉默了许久，猛吸了几口烟之后深深地吐了口气：朱大叔的这句哀叹也突然让我思考：看见他们的价值以及让他们看见自己的价值是不是这个工作坊最重要的两个任务？
在德国，社区居民经常通过一起吃饭的方式商议社区大小事务，以及培养社区公共意识（来源: constructlab）在我看来，大孟社区工作坊绝不是一次对空间的更新改造，也不是一次自上而下对人的赋能，更不是一场热热闹闹、吃吃喝喝的送温暖活动。我们要透过有策略、有意图地“吃”来开展详细的地方调查，把村民的经验、才艺和技能挖掘和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曾经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在吃饭中去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捕捉他们的想法、看见他们的能量，并将所有的这些转化为未来社区参与和行动的基础。
这次工作坊是一次唤醒。
以此同时，我们一定也会发现社区的种种不好和问题，这时我们要和村民一起寻找和借助各种社会资源来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在此过程中需要让村民看到，他们完全可以借助外界的力量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及社区的问题。在共同行动中，我们也要努力引导他们如何把自己对相互连接的渴望变成自下而上的行动，让村民意识到他们也能为社区做点什么，他们的价值是什么。
只有这样，村民的自信和尊严才能慢慢建构起来，他们的主体性才会慢慢彰显出来，他们才会持续参与到社区的建设当中。在未来种种不可预测的困难和灾难面前，他们每一个人才可以不会孤立无援，并能从社区和彼此之间获得力量和扶持。
母亲（中间）和她大山里的学生们，1980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我母亲和食物的故事来阐述什么是“社区”，作为这篇招募推文的结尾。我母亲出生于三十年代，和很多大孟社区里的河南老人一样经历了那几年大饥荒最艰难的时候。大学毕业后，母亲选择了去福建客家的山村支教，成为了一名数学老师。七十年代的山村家庭尤为贫困，很多学生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却很好地活了下来，因为母亲在学校里养了很多的鸡和鸭，种了大量的蔬菜。小时候，母亲经常把没饭吃的学生叫到家里来一起吃饭，她还把家里多余的蔬菜和肉分发给学生，让他们带回家，这些食物养活了很多素不相识的家庭。母亲不耕田，作为回馈，学生会从家里带一些大米给我们。在母亲的一生中，每一次能让她渡过难关活下来的东西就是“社区”。母亲常常对我说：“你帮助别人，别人帮助你，大家相互帮衬，相互关怀，相互怜悯，共同生活，这就是社区。” 我一直把这句话放在心里。
期待七月在河南见到大家！
发起人
何志森
人类学家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
段志鹏
服务设计师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访问学者
Pol Fite Matamoros
景观建筑师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
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
2024年7月20日 - 7月30日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大孟社区
招收包括厨师、蔬菜种植爱好者、家具设计、木工、市集策划、美容理发、推拿按摩、海报设计、地图制作、社工、建筑、艺术、人类学、民俗学、音乐、纪录片拍摄、舞蹈、绘画、戏剧表演等不同专业背景学员共计30人。申请者必须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7. 脸皮厚，会聊天；
8. 能讲河南话就太完美了！
将一页个人简历、一段“参加理由”汇成一个PDF文件，于6月16号周日凌晨12点之前发送至以下邮箱：[email protected]（以“姓名+大孟社区工作坊”的格式作为邮件主题）。我们将于6月9号周日开始通过电话或邮件的方式通知入围学员，直到30名工作坊参与者招满为止，所以请不要拖延到最后一天发邮件报名。更多信息请关注Mapping工作坊公众号 “何志森Mapping工作坊”。
时间安排（待定）
分组，头脑风暴
各组讨论作品可能方向
* 以上四次分享均在线上完成
（可能的方向为菜园互助计划、市集和百家饭计划等）
准备视觉海报，活动策划，动员村民
作品呈现 & 举办村宴
费用
工作坊报名及参与免费
食宿交通保险自理
（当地住宿+吃饭：100元/天/人）
主办
三联人文城市 /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中牟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策划&执行
何志森Mapping工作坊
学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