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研究泰勒意味着研究白人文化、女权主义、明星和不同种类的音乐流派。而研究披头士乐队意味着研究上世纪60年代、印度宗教、东方主义和迷幻药。我们研究艺术家也是在研究他们所反映的不同文化背景。”

文｜余胧

2023年秋天，哈佛大学英语系的教授斯蒂芬妮·伯特（Stephanie Burt）计划开设一门关于泰勒·斯威夫特的课程。这个消息一经放出便引来了媒体的争相报道。让很多人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这所世界顶尖学府会开设一门关于流行歌手的课？为什么是泰勒·斯威夫特，而不是鲍勃·迪伦或者麦当娜？泰勒的歌真的能被当作文学文本来分析吗？

今年春天，伯特迎来了这堂课的第一批学生，并在波士顿的家中接受了本刊的视频专访。对于上述问题，她的回答是，“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在她看来，歌曲就是文学，教授泰勒·斯威夫特和教授弗吉尼亚·伍尔芙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作为一位出色的创作者，泰勒碰巧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巨星。借助学生们对泰勒的兴趣，伯特希望将他们引入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在这里，那些具象的情感和经验被装进一个个叫作“诗歌”“戏剧”或是“歌曲”的小盒子，在他们之间传递着。

助教马修在做一场小型关于泰勒·斯威夫特的讲座（Stephanie Mitchell 摄/Harvard University）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想到教一门关于泰勒·斯威夫特的课程的？

斯蒂芬妮·伯特：我一直想教一门关于创作歌手的课程。我喜欢研究一些别人不愿意花时间研究的东西。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对泰勒感兴趣。有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想做关于泰勒的研究，还有一些想写关于她的论文。所以我问他们：“如果我教一节关于泰勒的课，你们和朋友会不会来上？”在获得肯定的回答之后，我跟系主任说我想开这门课，她很快就同意了。我本来以为只是开设一节20人左右的研讨课，但没有预料到很多人都想参加。我不想把任何人拒之门外，所以现在这门课有200多名学生。

三联生活周刊：在英语系开设一门关于泰勒·斯威夫特的课程是否不太寻常？

斯蒂芬妮·伯特：这没什么特别的，因为歌曲就是文学。在英语系，我们研究如何用文字和语言生产艺术。歌曲是由歌词和音乐组成的，就像舞台剧是由语言、演员、布景、道具、服装和灯光组成的。在英语系研究歌手就像研究剧作家一样普遍。在这里，我们有关于鲍勃·迪伦和披头士的课，也有关于民歌和童谣的课。

很多人都没能意识到的是，人们对泰勒的关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她的歌曲创作上。如果《与我同在》（You Belong with Me）不是如此朗朗上口，没有唱到那么多人的心坎上，如果《爱情故事》（Love Story）没能捕捉到无数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的情感，如果《回忆太清晰》（All Too Well）没能描绘出如此动人且微妙的恋爱关系，如果她没能写出这么多出色的歌曲，人们就不会在意她家的猫或是她的新发型。

三联生活周刊：在众多歌手中，你为什么选择了泰勒·斯威夫特，而非披头士乐队或鲍勃·迪伦？

斯蒂芬妮·伯特：鲍勃·迪伦很容易成为人们的研究对象，因为他的作品显然是文学性的——他的歌里面有很多怪词。泰勒则是一位把歌词和音乐结合得很好的文学艺术家。我们关注她如何构建旋律，如何创作了一张又一张不同风格的专辑，如何在此过程中与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对话。研究泰勒通常只需要最基本的乐理知识，比如我就只能分辨出六个和弦。但要研究琼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或者史蒂芬·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这样的流行歌曲作者，可能就需要一些复杂的乐理知识了。

更重要的是，每个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不同的。研究泰勒意味着研究白人文化、女权主义、明星和不同种类的音乐流派。而研究披头士乐队意味着研究上世纪60年代、印度宗教、东方主义和迷幻药。我们研究艺术家也是在研究他们所反映的不同文化背景。

2023年10月，泰勒 · 斯威夫特出席她的演唱会大电影首映式（视觉中国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和英语系所开设的一些课程不同，这门课似乎更具通识教育的特点？

斯蒂芬妮·伯特：我是故意这样做的，我不希望这门课有太高的门槛。可以想象，如果整节课都是关于兰斯顿·修斯（Langston Hughes）、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或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内容，学生们可能就待不住了。泰勒显然更贴近他们的生活。与那些晦涩难懂的或者是早已消亡的歌曲不一样，她的歌恰好是当下所流行的。

但这门课和英语系的其他课程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类似的：研究19世纪早期的诗人拜伦（Lord Byron）也是在研究名人，研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或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也是在研究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研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也是在研究音乐和文字的互动。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在课上观看了《美国小姐》（Miss Americana）。你认为泰勒·斯威夫特反映了怎样的美国文化，她如何与“美国性”（Americanness）相关联？

斯蒂芬妮·伯特：“美国性”关乎它如何被创造、被提供、被贩卖。“美国性”包含很多相互矛盾的东西：它既包括白人至上主义，也包括对移民的包容；它包括每个州都是美国平等的一部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贡献于我们所共有的文化，但同时，一些食物、一些地点和一些人显然更具代表性；对所有人来说，美国应该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但它同样充满激烈的竞争——在美国，你必须成功，如果你没有成功，那是你自己的错；美国充斥着资本主义，但它同时鼓励自我表达，鼓励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些相互冲突的理念无时无刻不显现在泰勒的职业生涯之中。

18岁的泰勒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体育场演唱国歌

比如，泰勒起码有一半的歌都直接或间接地和爱情有关。在美国，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你就应该和男人约会，应该找到你的白马王子；另一方面，你应该做你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要让任何男人占据你的生活。这些关于自我和幸福的观念不是美国独有的，但它们与“美国性”紧密相连。在西亚、南欧或者东欧的爱情故事中，结局往往是悲伤的。比如在关于亚瑟王的故事中，主角们绝对不会一起离开，建立一个新的王国，然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在美国，一个幸福的结局比什么都重要。

泰勒周旋于这些相互矛盾的观念之中，探寻着作为一个年轻的、异性恋的、幸运的白人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的“美国性”还体现在她巨大的野心。在美国，人们从小就被告知，只要你下定决心，你就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虽然这显然不是真的。对泰勒来说，她不只想作为一个明星而出名，更重要的是，她想要在歌曲创作上出名。

三联生活周刊：我还是很想知道，这节课的目标是什么？通过这门课，学生将掌握哪些技能？

斯蒂芬妮·伯特：这是一门关于一位出色的歌曲创作者的课程，而且她碰巧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之一。在这堂课上，我们研究这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意味着什么。

这门课有三个目标。第一是对泰勒和她的歌曲创作有更细致入微的、更具反思性的理解。第二是掌握一套文化分析的工具，小到分析一首歌，大到分析更广泛的文化现象。我希望学生们既能分析那些受人欢迎的文化，也能反思那些不太受欢迎的文化。我希望他们既能理解季节变化在《回忆太清晰》（All Too Well）中的作用，也能辨别父权制在我们社会中的影响，并注意到在恋爱关系中我们对男人和女人的期望有何不同。我希望他们能将这些技能带到生活之中，去反思那些寻常之物的意涵和它们背后所隐藏的假设。最后，通过学习泰勒的歌曲，我希望他们能够发现并爱上一些不为大众熟知的作品，比如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小说或是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的诗歌。

新加坡是泰勒 · 斯威夫特演唱会在东南亚的唯一举办地，吸引了大量周边国家粉丝前往观看（视觉中国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泰勒的歌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斯蒂芬妮·伯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所创作的歌曲既能引起共鸣又能激发向往。即使她的创作风格一再变化，她的音乐始终具备这一特点。你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但同时你也想要接近和成为她。在她十几岁开始描写自己作为青少年的心路历程时，她就这样做了。即使她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巨星，你也依旧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往后靠你自己了，孩子》（You’re On Your Own, Kid）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这首歌讲的是，我们没法依靠别人替我们发声，也许我们能从一些群体中获取支持，但我们不能总是依赖他们。我们总感到精疲力竭，试图成为别人所期望的样子，但我们并非总能做到。

我们还能看到，她所讲述的故事既是自传性的、具体的、被具象化为一个人物的经历的（这个人物通常是她自己，但不总是），但同时，这些故事所引发的共鸣也往往超越了人物本身。这些歌曲的旋律也很棒，她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声音，也知道怎样才能不重复过去的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文学科不断地遭到质疑。你如何理解文科教育的重要性？一门有关泰勒·斯威夫特的课程如何体现了文科教育的意义？

斯蒂芬妮·伯特：英语系通常做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保存、传达（最好还能增进）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我们试图理解文化，理解那些或清晰或含蓄的表达，理解人们在这些表达中所寄托的希望、恐惧和经验。音乐和诗歌就像一个个小盒子，它们使得情感的传递和分享成为可能。在文学课上，我们想要知道这些小盒子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它们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为什么一些盒子能持久地保存我们的情感和体验，而另外一些做不到。在某种程度上，这如同研究怎样让一艘船从一个地方行驶到另一个地方，如何使船上的货物在长途跋涉中保持新鲜，如何让这艘船容纳更多的人，如何减少它行驶过程中的碳排放。虽然文学研究不能帮我们减少碳排放，但它至少能增进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并减少我们对彼此的误解。